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_张敏.pdf

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张敏（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摘要：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自 年西南歌谣采风始，闻一多所热爱的“民族国家”内涵有所变化。之前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之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历经西南迁移与歌谣采风，闻一多实现了对“人民”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转换，基于“人民至上”立场，其 世纪 年代的诗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发生转变：不再执着于传统诗学与唯美的艺术形式，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不再躲进书斋，做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而是贴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表达对“人民”创造“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政治体认。关键词：闻一多；歌谣采风；民族国家观念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闻一多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主义”。朱自清的评价已成定论：“（闻一多）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爱国主义贯彻于闻一多的一生。他似乎为国而生，为国而活，也为国而死。无论诗人、学者还是战士，任何一重身份都建立在他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和投入上。但仔细辨析，闻一多爱“国”的内涵是有变化的。最初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抗日战争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毋庸置疑，抗日战争对每个作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对闻一多而言，这种影响更加深刻而全面，无论是诗学观念上还是学术研究的思路方法上，闻一多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由书斋里作诗、研究学问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战士，最终以鲜血与生命践行了追求民主、民权的信念。闻一多的嬗变从何时起，又因何而起？探赜索隐，这应与他 年向西南“徒步”迁徙、通过歌谣采风而近距离地接触感受“人民”、反思“民族国家”内涵的切身经历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这一段刻骨铭心的迁移经历和歌谣采风实践使得闻一多的“民族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并基于新的“民族国家”认识对新诗发展、学术乃至知识分子的命运前途重新进行了判断与思考，由此成为与以往不同的“诗人、学者和战士”，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歌谣采风前：爱祖国的“文化”在 世纪 年代，闻一多明确表达了“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的思想。其诗作 红烛 发现 忆菊 祈祷 我是中国人 一句话 爱国的心 七子之歌 长城之下哀歌 等，充满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意象：红豆、菊花、海棠、兰花、苍松、白杨、玉莲、芝草、凤凰、灯笼；长江、黄河、泰山、黄浦江、长城、紫禁城、天安门；黄帝、神农、老子、孔子、庄周、荆轲、聂政、东方朔；楼阁、宫阙、琼宫、龙宫、钟楼、广寒宫、琉璃塔这些意象彰显着诗人创作“中国”新诗的自觉和努力，同时，也不断勾勒、强化着“现代民族国家”之想象。面对新诗发展中出现的“欧化的狂癖”，闻一多第 卷第期 年月河南工学院学报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批面上资助项目（）；河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作者简介：张敏（），女，河南新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始终有着清醒的反省和抵御。他尖锐地指出郭沫若的 女神 中到处都是西洋的事物、名词：菲尼克斯、底音乐，耶稣，黑奴对此，他质问道：“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 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他号 召 作 诗 的 人 要“时 时 刻 刻 想 着 我 是 个 中 国人”。闻一多如此热爱“中国的文化”或曰“文化的中国”，来自传统文化的培养和哺育。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境殷实，家藏经史子集达万卷之多，并收有多种字画拓片，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教育条件。闻一多从幼年就开始接受中华古代文化的熏陶，岁入私塾，读 三字经 幼学琼林 尔雅 和四书五经，一直浸润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同时，来自西方文化的参照，特别是中国受西方民族歧视的现状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安东尼吉登斯曾言，“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性关系之中”。闻一多曾留学美国，异质的文化形态反而使他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认同和服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这时所爱的文化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精英文化，具有“雅致雍容”“温柔敦厚”“中庸均齐”等审美特征。转折事件：西南歌谣采风西南歌谣采风的经历促成了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年月，清华教授闻一多并未与朱自清等同事一起，乘坐汽车或火车等交通工具向抗战大后方昆明迁徙，而是几经权衡，加入主要由三百多名年轻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徒步”向西南昆明进发。从长沙到昆明近 华里，“经过三个省会，二十七个县城，大小村落数以千计”。“三千里路云和月”，旅行团徒步走了近三个月之久！一路上，闻一多担任民间歌谣采风的组长，对沿途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习俗、服装、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如歌谣、民间故事、传说、史诗等亲作调查。闻一多当年的学生马学良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他在西南采风时的情景：“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 楚辞 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前，闻一多总在上层文化中建构、想象着“现代民族国家”，并未接触到中国的现实，也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底层百姓。尽管也写了 飞毛腿 大师鼓等反映民众疾苦的诗篇，但只是囿于普泛的人道主义同情与远距离的观察描述。年始的西南之行，高级知识分子闻一多不仅向当地百姓采风问俗，还与他们促膝长谈，同吃同住，甚至还会睡在牛圈旁，天寒地冻时钻入草堆取暖！这时他不再是坐在书斋里、钻进故纸堆、游弋于祖国灿烂文化中的“白脸斯文人”，而是真正成为底层民众中的一份子，亲历战时混乱，同受百姓疾苦。到昆明后，为躲避敌机，他又两度移居在农民家中，对农民的生活、情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亲眼见到农民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有着高昂的抗战斗志和勇气，感受到他们身上蕴涵的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力量。在 西南采风录序 中，闻一多描述了他重新认识的“乡下人”：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要驼。（安南）女子所得意的是：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受，但鼠窃狗偷的手段，都是他们所不齿的！“乡下人”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眼中，是愚昧、麻木的，是需要同情、启蒙的对象，正如鲁迅笔下的华老栓、阿。五四时期的闻一多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抗战时期，闻一多近距离接触了农民，转变了文化人的立场，改变了对底层人民的认识，深切地感受到了“庄稼老粗汉”身上坚毅、勇敢、为保卫家国敢于粉身碎骨的精神和品质。在此时的闻一多看来，正是这千万底 层 民 众 的 品 质，保证 了中 华 民 族 不 是“天阉”，而是民族危亡时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主体和力量。歌谣采风后：爱祖国的“人民”此后，闻一多仍然“爱国”，但主要对象已不是“文化中国”或者“中国文化”，取而代之的是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人民”，由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倾斜。“政治民族主义，即一般所指的民主民族主张敏：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义，是表现于政治层面的一种民族主义倾向。它的主要内涵就是强调民族国家的构成不仅仅在于共同文化，更在于共同政治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观念。”闻一多不再孜孜追求其诗歌中建构起来的拥有四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而是期冀在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能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利益，践行民主、自由、人权的新的“民族国家”，与追求理想中“国族（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世纪 年代，闻一多不断表达“人民至上”的观点，强调民权、民主。相信“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在与“人民”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闻一多愈发意识到以往所持的文化民族主义过分“文明”的那一面，它的滥熟、缺乏活力乃至“阉寺性”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困境。闻一多在 诗与批评 论文艺的民主问题 战后文艺的道路 等演讲中，一再批评质疑陶渊明、谢灵运、刺绣、瓷器等这些原本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 。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此时成为闻一多眼中“美丽而没有用”的东西。饱读诗书的诗人、学者闻一多甚至直接说“书愈读得多，就像耗子一样只是躲，不敢想，没有灵魂，为这个社会所限制住，为知识所误，从来不想到将来”。闻一多还强调“行”大于“知”，以充满激情的政治实践为热爱的“人民”争取民主、民权。在 愈战愈强 可怕的冷静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兽人鬼 艾青和田间 最后一次的演讲 等杂文、演讲中，闻一多一再强调投身人民民主事业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成为追求政治民族主义的践行者和战士。在 年“双十节”昆明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闻一多作为大会的主席，索性抛开书本，高喊民主。当云南大学校长强调学问研究的重要性时，原本以“知识文化”安身立命的闻一多激动地反驳道，“什么学术，什么研究！抛开它们吧，我们要干，干，干！”年初，闻一多不畏严酷的政治形势，公开在“一二一”四烈士的公葬仪式上发言，表达对民主的“新中国”的期盼和热爱：“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半年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李公朴，在李先生的死难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决绝抗争，最终以“民主战士”的形象定格在中国现代史中。年月日，闻一多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八教授颂 ，这是他发表 奇迹“整十五年没有写诗”后，因感时“思想发酵了”而“爆裂”出来的一首讽刺诗，也是他最后一首诗。他在诗中讽刺和责备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八个教授：张奚若、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这首诗直指自恃清高、独来独往、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对“知”大于“行”甚至只“知”不“行”的知识分子最严酷的灵魂拷问，也是鞭策激励“自我”的一面镜子。他批评精英知识分子的清高、冷静、个人英雄主义，体现出一个投身政治实践、追求“政治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变革激情。“人民至上”的诗学审美基于“人民至上”的立场，闻一多后期形成了新的诗学观，不再执着于“格律化”的形式美探索、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与现实价值，推崇质朴健康、原始野性、充满生命热与力的诗歌之美，提出诗歌只有与人民、与社会共振才能有广阔的前途。年代，闻一多作为新月派著名理论家和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尽管这些观念受到了西方唯美巴那斯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是其“文化民族主义”在诗学观上的体现。红烛 集里不少新诗的前面均有古诗句做引子，“蜡烛成灰泪使干 李商隐”（红烛）、“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李白篇）、“千林风雨莺求友 黄庭坚”（雨夜篇）、“柳暗花明又一村”（青春篇）、“天涯涕泪一身遥”（孤雁篇）等，显示诗人秉承着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唐诗宋词传统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抒情模式。与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宜，闻一多将“和谐”与“均齐”作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年，他在 律诗底研究 中指出，“中国艺术中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底美可以说就是均齐底美 即中国式的美”，并进一步提出“建筑美”“绘画美”与“音乐美”这“三美”主张。同时，在 世纪 年代“激烈反孔”的思潮下，闻一多不顾时忌，公然为孔子打抱不平，并且把孔夫子与西方的耶稣、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这些显然都体现了他“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与思路。西南迁徙与歌谣采风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闻一多的诗学审美与评价诗歌的价值标准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审美上，闻一多不再推崇“理智节制情河南工学院学报 年第期感”“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而是出于“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摆脱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欣赏那些质朴、干脆、激扬，甚至原始、疯狂、野性的充满生命之强力的诗歌。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刘兆吉在整理 西南采风录 时，曾犹豫是否要将一些民众口头听起来不乏粗鲁、野蛮的歌谣收录。闻一多得知后立即批评了他，要求他把脑子里“孔夫子”的那一套完全抛开，断言此时中国需要的不是孔夫子，而是歌谣中体现的野蛮与兽性！在为 西南采风录 作序时，闻一多特意举出了几首这样的歌谣来：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一多对此评价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由此可见，闻一多开始张扬中国的非正统、非中心的民间文化，希望借边缘民族的雄强之气、刚烈之魂来激起民族不屈的斗争精神；他呼唤诗歌的时代使命，希望其担负起国家急迫需要的“药石和鞭策”。此时闻一多基本放弃了前期“三美”的诗学主张，进而对传统诗学和之前的诗歌审美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不再如前倾慕和秉承文化民族主义，反而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传统诗学的病症。同时，对新诗追求形式、脱离现实的倾向也进行了批评，并且还为新诗发展开出了药方，认为拯救新诗从“靡靡之音”中解脱的，是“鼓”的声律和情绪，是深深扎根于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大地”之歌：“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着民族历史形成的大拐弯中，我 们 得 一 鼓 作 气 来 渡 过 危 机，在 这 大 地上。”基于这样的诗学审美，他大力推崇田间的“鼓”之诗：简短而坚实，响亮而沉重。“朴质，干脆，真诚，简短，坚实”，这些诗歌特征正是与民族危亡的现实、与广大人民的审美相契合。闻一多号召诗人们要以自己的作品为思想武器，加入抗战的滚滚洪流，为人民与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新的诗歌审美观念使闻一多对诗人、诗作有了新的价值评价标准。他转而认同和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重视诗的“社会价值”，认为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人才是“一流的诗人”。在 诗与批评 中，他明确指出：“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价值的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 ，（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他将古代的诗人分了等级：“我以为诗人有等级的，我们假设说如同别的东西一样分作一等二等三等，那么杜甫应该是一等的，因为他的诗博大。有人说黄山谷、韩昌黎、李义山等都是从杜甫来的，那么杜甫是包罗了这么多 资源 而这些资源大部分是优良的美好的，你只念杜甫，你不会中毒，只念李义山就糟了，你会中毒的，所以李义山只是二等诗人了。陶渊明的诗是美的，我以为他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没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列在杜甫之下。”褒扬杜甫而贬低李义山、陶渊明，可见，不同的民族主义改变了批评家心中的艺术天平，从而确立了新的诗学观念。“人民至上”的学术研究诗人之外，闻一多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学者。世纪 年代后期，闻一多因对现实社会极度失望而走上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为对世事基本不过问、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友人戏赠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他此时的学术方法基本还是遵循着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以正统的注疏解经和汉学考据学方法进行经典释读。经历西南歌谣采风后，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视野大为开拓，他开始关注民间文化、文学，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引入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了积极尝试。年初，闻一多展开了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如 从人首蛇身像到龙与图腾 战争与洪水 汉苗的种族关系 伏羲与葫芦 伏羲考 等，这些论文是闻一多迁徙途中对彝张敏：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深入考察的结果，都成为中国神话学的辉煌大作。年，闻一多受彝族歌舞的启发，燃起对屈原 九歌 再创作的热情。他将屈原的 九歌 从宗教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开辟了 楚辞 研究的新路径，成为楚辞研究的艺术高峰。闻一多还强调屈原为“人民”的诗人 。在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的手稿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其创作目的是“恢复人民艺术的本来面目”，以古代的创作题材来映照现实中国之问题是闻一多的深意所在。在 东君 一章中，闻一多写道：微弱的曙光中，隐约看见地面上，纵横地熟睡着一群农民模样的青年男女。忽然看见东君，纷纷向他奔去。他一一抚慰了他们，便分发他们到各自的岗位上开始工作。在共同的节奏中，劳动人类的热情，汇成一股欢乐的洪流 热和力的交响乐。在闻一多的“现代”阐释中，代表日神的东君俨然成了农民的救世主。青年农民男女、劳动的热情、热和力的交响乐等描述，是基于时代背景下的再创作，体现着闻一多对劳工创造社会的期望以及劳动人民才是国家主体的政治体认。综上所述，“爱国诗人”闻一多的“民族国家”观念因与人民的血肉相连而发生了改变。在五四至 世纪 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中，我们发现闻一多每个时期都有着独特而卓尔不群的文化选择。五四时期，在“反传统”的思潮中，他逆时而动，坚持“文化民族主义”，将传统诗学的质素与西方诗学进行融合进而创作新诗与新文学；世纪 年代，抗战时期出现了儒学复兴与文化复古，他却又秉持“政治民族主义”，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进而呼唤“人民”的文学与学术，弘扬代表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形式。（责任编辑杨文忠）参考文献：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诗集 导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闻一多 闻一多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王铭铭，译 北京：三联书店，：，刘兆吉 西南采风录 北京：商务印书馆，马学良 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 楚风，（）：杨思 信文化 民 族 主 义 和近 代 中 国北 京：人民 出 版 社，闻一多闻 一 多 全 集：第 卷 武 汉：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刘重来，周鸣鸣三千五百里采风记：记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名人传记，（）：吴丹论闻一多的 九歌 再创作南都学坛，（）：（，）：，；，：，：；河南工学院学报 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