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角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发展_张露丹.pdf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该民族文化价值、意义的高度认可，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发展亦与时代更迭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为基础与条件。然而，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则经历了一段曲折路程。两千多年以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地处东亚地区的中国，在多个历史阶段都享受着一定程度上“天朝的荣光”，有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那些环绕在中国周边的附属国及诸侯国都长期仰仗于华夏文化的沁润，这使得中国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华夏至上”的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文化主义。1自鸦片战争之始，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自信遭受到屡次的沉重打击，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由此，一批知识分子率先开始放眼看世界，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实践。从“三民主义”到“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这百年来中华文化的革新之路。一、中国传统音乐以中国传统音乐这门学科的发展为例，它所经历的过程恰好顺应着百年来的文化状态而不断改变。中国传统音乐指的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的方式方法，采用本民族固有的形式进行创造的有着本民族固有特征音乐，它不仅囊括历史上产生、流传的作品，还包括当今当下的作品。该领域内的学者们对其所囊括的研究对象，大致分为属于民间音乐范畴内的民歌、民族器乐、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类，还有属于文人音乐范畴的古琴音乐，宫廷音乐范畴内的宫廷礼乐、祭祀乐，宗教音乐范畴的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与其他宗教仪式音乐等。可以认同，传统音乐并非作为一种脱离当下的、过去状态的“遗产”，它是跨过漫长时空环境、经过时代洗礼，并且依旧活现于民间的音乐。它不单可以作为研究古代礼乐制度的“活化石”，同时也是当代民间音乐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与重要资源。对中国传统音乐领域内的学术思考，不能够脱离时代更迭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自19世纪末以来，古今、雅俗等问题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渐延伸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度探索。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彼时国家发展的现状，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深深感受到“音乐”在中国的近代发展历程中，无法展现曾经的辉煌。尤其对那些流传在市井乡村的戏曲、鼓书、弹词、吹打，随心而唱的山歌、小调等音乐种类以“不足以促进我们民众的向上精神”来作描述。因此，在不同文化脉络的相互碰撞之下，令中国在礼乐范畴中所建构而成的古典乐学，逐渐向以“音乐”作为前后缀的种种专门化学科转型。可以说，它的历史内在驱动力与建设新型民族国家的追求是相互契合的。在“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的指引下，音乐界的学者们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理论方法，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为一种“国乐”的共识，拉开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历程的诉求和主线。（一）为革命服务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学界称之为“民间音乐研文化自信视角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张露丹（星海音乐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摘要：“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该民族文化价值、意义的高度认可，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发展亦与时代更迭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倡导下，中国人赋予了音乐以沉重的历史重任，将其视为启发民智、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手段。在如今“文化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艺创作持续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自信也在不断地恢复和提升。文章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当今的传承与保护为基础，论述其在民族文化自信中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词：文化自信；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化多元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28(2023)14-0073-03DOI:10.20112/ki.ISSN1007-5828.2023.14.025音乐理论74大众文艺究”时期，主要致力于民间音乐的采访、收集和整理，并力图将它与音乐创作以及“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运动相互结合。2例如绥远民歌集陕北民歌集的出版，吕骥民歌的节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钱仁康的论民歌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文论。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研究者们大多是作曲家和作曲理论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的学术研究突出特点便是将“创作”与“实践”紧密结合，较多侧重于发现民间音乐中的规律，提炼音乐本体中的特征，并努力使之与实践相结合，为音乐创作服务是当时的主要研究目的。随着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新歌剧与秧歌剧的诞生与发展，白毛女军民进行曲等一系列歌剧作品进入大众视野。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政策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也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二）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1950年代以前，民间音乐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传承。而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化所依存的原生环境更迭变换，在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普及下，曾以自我传承、保护为主的传统音乐文化也在适应当下环境，以寻求新的思路。在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与不断完善，开始对传统音乐的各类项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工作。例如各个省市分别成立起专门进行收集、整理、记录和推广传统艺术的组织机构，负责深入当地，对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歌舞等进行整理与记录。同时，艺术教育学府及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等。通过高等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为各学科培养后备人才。（三）“传统”概念的改变近些年来，将“传统”归置为“存在于过去”的做法已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不仅是国内学者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国际相关学界及组织也对此进行过多次探讨。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近年来重新修订了关于“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的概念与界定，并将原来国际上通行的“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和“民俗表达”（Expression of Folklore）等术语统一划归到“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中进行表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传统的”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项知识就是古老的。世界上每天都在产生着新的“传统的”知识，“传统知识”是具有多重性的，所谓“传统的”只是针对它所创造和使用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那么，作为社区以及个人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施加的挑战与反应，“传统的知识”也在不断地演化与发展。在使用中，传统知识也是现代知识。3而这，也是如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以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研究内容的宗旨。正如近些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会议主题也随着时代发展的设立了紧贴当下的学术热门话题，例如“传统音乐研究与多元民族文化”（2016年第十九届年会）、“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承、流变与可持续性”（2018年第十九届年会）、“传统音乐与当代社会”（2020年第二十届年会）等。相关子议题也有诸如“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非遗保护与传统音乐教育”“传统音乐影像志及数字化实践与研究”等。可见，传统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向度的固定概念，它随着多领域研究视角的渗入，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着。总体来看，不单是“传统”之概念有所扩大与转变，“传统音乐”学科之名在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泛概念的“国乐”到“民族民间音乐”再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更迭。在二十世纪基于“学习西乐”的重要思潮影响下，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乐”概念是相对于“西乐”而形成的。而20世纪50年代改称的“民族民间音乐”之“民族”的概念，在实际状态上是包括广大“劳动人民”为民族主体的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立的“国家”概念。因此，“民族音乐”强调的是“人民”这一根本。20世纪90年代，从“民族民间音乐”改称“中国传统音乐”之后，除了研究范畴有所扩大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文化中国”的视野和角度，强调中国本土之中国人的音乐。4尤其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的编著者在原本以民歌、民族器乐、说唱曲艺、戏曲作为研究对象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等内容，从更加宏大且有包容性的角度扩充了传统音乐研究体系的范畴。回顾这百年来的传统音乐发展，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人赋予了音乐以沉重的历史重任，将其视为启发民智、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手段。正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期，学者们更加迫切地想将我国本土自身的音乐文化收集整理起来，从而总结、归纳成一套他们所认为的属于自我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并以此来诠释民众们、音乐所有者们的话语体系等。5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成的历史悠久，种类形式丰富多样，各时期、各地域的音乐形式及其内容都会随着社会状态、演出场合与表演人群的不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表演形态及艺术特征。又由于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是流动的，发展过程也是流动的，因此，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灵活性、易变性，也是它的韵味和魅力所在。而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二、不断阐释中的传统音乐传承余英时曾说：“传统是在不断阐释中存在的，经过阐释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对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也一直是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从“集成时代”到“非遗保护”保护与传承的第一步就是对传统音乐艺术品类进行大规模的考察与收集整理，对此不得不提1979年到2009年对于传统音乐整理的“集成时代”。1979年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贯彻下，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出台。同年七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给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本地音乐家、民间文学家一共联合进行“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总共有298部省卷，450分册，约4.5亿字，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音乐理论75大众文艺成等。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大工程，也推动了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集成上所记录下来的许多音乐种类、演奏方式、乐曲乐谱都随着时间推移、传承人的离去以及不断消失的传统音乐生存土壤而逐渐消逝。对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非遗保护”就成了社会各界热门的话题。2006年，在国家及各省市县开展的全国性“非遗”普查活动后，逐批审定了万余项品类，其中，音乐类获批项目在全部“非遗项目”中占三十多项，如昆曲、古琴、维吾尔族木卡姆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各地区也纷纷成立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站进行专门的非遗项目收集、评定、传承等工作，确定代表项目的非遗传承人。“集成”与“非遗”保护，虽然是“媒介”不同，但二者目的一致，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同宗同源”乐器现如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之下，沿线相关国家与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从世界音乐文化共同体角度看，中国乐器与世界亲缘乐器间“同宗同源不同流”的联系与特征也尤为明显。纵观历史，中国与域外音乐的交流早在两汉时期便已开始，沿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带的音乐经由新疆、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形成“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景，对中原音乐文化形成深远影响。与之相关的乐器在从胡文化到雅文化，再到俗文化，直至雅俗共存的转变中，逐渐入主中原，再通过近百年来的乐器改良和音乐创新，专业院团的建立以及传统乐种、曲种、剧种的发展，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器乐样态。事实上，观察历史现象和客观事实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至今仍有大量与我国民族乐器有着“同宗同源”亲缘关系的乐器存在，如下图：表1 同宗同源乐器表这种同宗同源关系既有从中国传出去的例如古琴、古筝等乐器和音乐，也有自境外、域外、国外传入的乐器和音乐。以西亚地区的琉特琴家族乐器乌德琴为例，传入中国汉化后，根据其演奏方式命名为“琵琶”；又如经胡地传入的拉弦乐器，根据乐器形制命名为二胡等等通过近百年来的乐器改良和音乐创新，又形成了如今广泛存在于各地方乐种、曲种、剧种中的乐器，如京剧的京胡、京二胡；秦腔、碗碗腔、豫剧的板胡；粤剧、广东音乐的高胡等。同时，专业音乐院团的建立，构成了吸收西方创作技巧与演奏技法的专业化、系统化、标准化教育模式与民族器乐表演艺术。传统音乐在多元化的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在多维度的阐释中构建更加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概念来说，“文化多元”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文化的渗透性很大，并且多种、多样。美籍华裔哲学家杜维明认为，“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差异、分化与歧视明显增强了，同时，人们也开始对本土意识大量关注。人们关于他们是谁（个体的、群体的、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的意识及敏感性、情感与激情都随之高涨。6因此，文化自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则显得尤为重要。结语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自身的世界文化意义也依旧受到关注和重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等理念也置于社会不同阶段的实践当中。习近平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如今，西方许多国家都掀起了“中国热”，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学习中国的文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也在不断地恢复和提高。从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政策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受到国家的深切关注，中国的文化自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文化自信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支撑。作为国家音乐文化传承、教育中的一分子，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是努力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中尽其所能地挖掘出更多传承在各个民族和族群浩瀚的音乐文化，并将这些内容传递出去。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独特话语体系。参考文献：1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38.2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J.中国音乐,2006(02):9.3萧梅.交流对话合作展望亚欧传统音乐保护培训班研讨综述J.中国音乐学,2003(03):21-33.4刘红.“国乐”“民族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并非作“历史变迁”的现象观察与思考J.音乐研究,2019(01):6.5冯长春.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14-28.6杜维明.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J.中外法学,2010(03):326.作者简介：张露丹（1991-），女，汉族，籍贯：安徽，艺术学博士，星海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音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