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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的诗韵——杜拉斯《情人》中译本比较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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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久以来,中国诗论与西方诗学虽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但对于诗歌韵律的解读存在共通之处。诗的韵律主要以节奏的和谐为基础,不仅仅表现为装饰性的形式因素,如语音、标点、句法等发挥作用,还通过字词的选择、句型的调配、句群的构建、叙事的方式与结构等创作手法作用于整体篇章,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实现对传统案白不时的突破。韵律并非诗歌这一文体的专属,包括小说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能体现。情人(LAmant)之所以至今仍备受推崇,不仅仅是因为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riteDuras)笔下张力十足的爱情,更是因为其文字的韵律既有古朴之美,又有陌生化的耳目一新,它体现在字里行间,跨越语言的界限,充满了无限诗

2、意,带给读者无尽的感动和审美体验。王道乾所译情人在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他长期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译出了情人文字深处的诗韵。关键词:情人;诗学;韵律;文学翻译中图分类号:I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2-0 9 6 2(2 0 2 3)0 4-0 0 8 9-10引言在中国,尽管先秦时期就有与诗歌相关的论说,但是“诗学”一词作为术语出现,最早应该是在晚唐五代时期。中国古典诗学以人内心的情感体验为核心,发展了“诗言志”“诗缘情”等论说。在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首次在诗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傅雷翻译手稿和校样修订稿整理与研究”(19 BWW011

3、)。作者简介:胡晓宇,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文学研究。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文学研究。902023年第4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L a Po t i q u e)一书中提及“诗学”这一概念(乔修峰,2 0 2 2:10 5)。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也曾表明诗歌并非语言的“极限”“特例”,任何一种创作较之于其语法构成总是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乏韩愈、辛弃疾等文人以诗为文,进行文学创作,使散文具有了“诗”的韵律,这种诗性的渗透和彰显,说明了“诗”的创作并不一定要戴上语言与文

4、体规则的锁。基于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感悟和思索形成的“诗”,并不是专属诗歌这一文体的属性。诗歌作为最早出现的文体,却是最强势最高级的一种文学手段,这就意味着“诗”的发展,绝非受限于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而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从纯粹内心世界出发的一种审美表现。朱光潜(2 0 16:9)从诗的起源人手,认真分析比较中西诗论,进行融合创新,提出了“表现说”:“诗的媒介为语言,诗的境界、意象和情趣都必须落实到语言上”。各民族基于自身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但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仍然能够品味出非母语作品的诗意,与原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这说明还存在一种超越语言差异的共性,为异语环境下的诗学审美提供了可能。

5、亚里士多德(19 9 6:47)在谈及诗的起源时说到:“由于摹仿及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所以,在诗的草创时期,那些在上述方面生性特别敏锐的人,通过点滴的积累,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也就是说,人类对诗的感知和创作就如同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出于对自然的尊重和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共性。林黛玉和薛宝钗为七步之才,出口成诗,可初人大观园的刘姥姥,也能说出几句押韵对仗的句子,不过是林薛二人更具天赋才情,对于诗学之美的领悟能力、表达能力更胜一筹。古人之诗皆乐也,诗歌与音乐的渊源自古有之,吟诵和奏乐通常是同时进行的艺术演出形式。古希腊的三种艺术形式:诗歌、舞蹈、音乐,都

6、可追溯至酒神祭典,法国诗人魏尔伦也曾为诗歌的音乐性大声呐喊:“La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音乐乃头等之事)”。诗歌与音乐的和谐意味着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些同频共振的特性。“中国释“韵较早的是南朝梁的玉篇:声音和日韵,后出的广韵也认为:韵,和也”(杜磊,2 0 0 5:9)。音乐译声音为发声的媒介,诗歌以语言为书写的工具,一旦语言文字得到吟诵,便也成了一种声音,具有了与音乐相和的节奏,也使诗具有了最基本的音韵和谐之美。旧时便有“有韵为诗,无韵为文”这一说法,从诗歌与散文的本质差别来看,这里的“韵”不再局限于“音韵”的范畴。朱熹在诗序中答“诗何谓而作也?”时如此说

7、:“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嵯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作也”。散文意在叙事说理,传达“可知”,而诗更偏重传情达意,表现“可感”。不仅是奏乐吟诵,传情达意也是人之欲望、人之本性,也是诗的价值所在。作诗者91文学翻译中的诗韵杜拉斯情人中译本比较研究眼中所见是客观意象、自然景色,心中所思是主观意念、个人情感,在移情作用之下,抒发内心所感,形成一种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而读者也能从原本无情无感的意象、景色之中读出作者的意趣情感,品出诗超然脱俗的艺术境界。诗的这一特质也将诗学中

8、“韵”的概念从基础的音律和谐之韵拓宽到意趣、情感之韵,从而形成整体艺术境界之神韵。情人之韵如果说最初情人一书中最能吸引中国读者目光的是那位中国富商,但细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所谓的“主角”在全书中所占笔墨并不多,只想看一段凄美爱情故事的读者或许会大失所望。杜拉斯本人也曾表示,在让雅克阿诺导演改编的电影版本中没有看见自已想要的东西,文学语言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有时是影视作品所不可替代、无法传达的,情人绝不该被看作仅仅是一个贫困交加的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富商的爱情故事。杜拉斯在古稀之年,创作出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语言张力十足的作品,随着岁月沉淀,情人至今仍备受推崇,不仅仅是因为杜拉斯笔下这段充满

9、欲望与绝望的异国爱情故事,更是因为其文字的韵律既有古朴之美,又有陌生化的耳目一新,它体现在字里行间,跨越语言的界限,带给读者无尽的感动和审美体验。杜拉斯凭借天才般的直觉,大胆突破法语词法,这一现象往往与短句的大量使用和反复的修辞手法相结合,形成了杜氏特有的语言节奏。情人全篇共出现107次jamais”,作为一个副词,一般情况下,“jamais”常与“ne”连用,作为否定结构表“永不”“从不”等意。但杜拉斯保留了其基础意义,却突破了其常用语法,在“jamais后直接加上名词或动词短句,构建了四个结构相同的短句,使文字既具有传统音律和谐之美,又给人以陌生化的新奇之感。当然,情人的创新之处远不止于此

10、,作为一部“反传统”的小说,它“将戏剧对话、电影画面、音乐效果、绘画色彩和诗歌节奏融于小说叙述之中”(许钧、宋学智,2 0 0 7:39 4)。作品以第一人称开篇:一句“我已经老了”,将镜头拉到主人公“备受摧残”的容颜之上,然而杜拉斯的镜头并非是按照时间或空间顺序将整个印度支那的故事都装人作品之中,时而是“我”直抒胸,讲述麻木的家庭、偏执的母亲、疯狂的大哥,表达女性原始欲望;时而是“她”脱离情境,以第三方视角审视戴着玫瑰木色平檐男帽的小姑娘,旁观她与中国情人的初见、相爱和离别,真实与虚构的交叠推动着主线剧情如波浪般层层递进,而每个支线故事的穿插都丰富了作品的意趣和内涵,澎湃的情感藏于枯冷的笔触

11、之下,深邃的思想隐于平素的措辞之中。因此,读者不是在阅读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而是要主观地将“碎片化”的文字拼接92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起来,透过可知的意象与情景,品味文字深处的意趣和情感,感受作品整体的韵味。中国读者要想进人外国文学世界,离不开中文译者的努力。情人出版2 年后,就有6 个情人的中译本问世。其中,王道乾译本广受读者好评,在中国文坛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怎样拥有杜拉一文中,赵玫特别提到了情人的译者王道乾:“他不仅翻译了杜拉的短句子,还翻译了她的灵魂”(许钧、宋学智,2007:413)。翻译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经验主义的困境,但如果将翻译研究局限于语言学的领地,

12、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翻译的科学,难免使文学翻译陷人一种不清不楚的尴尬境地。作为一项“超越语言之上”的活动(袁筱一,19 9 5:6 1),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很难在语言学视域下得到阐释,因此,必须将其纳人“诗学”的研究范围,探究中文语境下情人之韵的再现,方能不负杜拉斯笔下枯冷的诗意。文学翻译之韵长期以来,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傅雷借助绘画、诗文领域中的“形神论”,将中国古典美学运用到文学翻译艺术的探讨当中,将译论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境界”一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宋明理学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王国维(2 0 19:2 0)认为,“境非

13、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只要作者笔下的景物饱含人的真实情感,景物的真实与情感的真挚相结合,自然会形成作者独有的境界。而钱钟书将“化境”奉为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神似说”强调对原作风格的再现,“化境说”注重译作的艺术境界。然而,无论我们是谈“神似”还是谈“境界”,都需要关注译作对原作中诗韵的再现。许钧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就翻译本质问题未达成共识的原因是对翻译活动的层次缺乏全面与客观的分析,因而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层次:思维层次、语义层次、美学层次。学界大都认同人类思维的共性是翻译活动的基础,为翻译思维层次的等值提供了基础条件,而语言作为思维转换、表达的媒介,也是翻译活动的必要因素。各

14、民族基于本族语言的发展,必然会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法、表达方式。与英文不同,中法文不强调重音的变化,因此节奏的凸显不仅仅在于音节的强弱,更依赖于“韵”的构建,然而共性之下仍然存在一定语言的差异,汉语和法语的韵律构建方式并不完全相同,法语以音节为单位构建韵律,中文的韵律则通过平、押韵、对仗等手段实现。正如杜拉斯以“韵”把零落的字、词、句、段连结成篇,传情达意的同时,使作品极具音乐美。与基于母语表达的语言思维不同,93文学翻译中的诗韵杜拉斯情人中译本比较研究基于对自然的理解与模仿的言语节奏并不会因为语言差异而产生较大分歧,这种节奏从具体意象、感性认知出发,需要作者以言语为媒介在文本内部构建,从

15、而在“形式”与“内容”之外,作为另外一种更和谐、更统一的元素统摄全篇。无论是普鲁斯特涓涓流水般的长句,还是杜拉斯朗朗上口的短句;无论是现实主义情节饱满的叙事,还是荒诞派破碎朦胧的叙事,都能体现作品的意趣和作者的情感,不可能将其剥离出内容而作为形式独立存在。中国古代诗人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法国文人也常用“Panaphore(首句重复)、leparallelisme(排比)、la rptition(反复)”等修辞手法抒情达意。法国的骚人墨客咏叹大海的波澜壮阔,中国文人雅士也吟得出“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的诗句。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中法韵律的构建单位并非一一对应,不仅仅是语

16、音、标点、句法等影响因素的简单作用,而且还通过字词的选择、句型的调配、句群的构建、叙事的方式等创作手法作用于整体篇章,来体现原文意韵、情韵、神韵、音韵,因此,我们很难机械地进行等效还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挑选了很有代表性的四个优秀译本,即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8 年王道乾修订版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 9 5年译本、北京出版社19 9 6 年译本和漓江出版社19 9 6 年译本(悠悠此情)作为研究对象,从情人最突出的特点即极具音乐性的语言和断裂破碎的叙事方式出发,从意韵、情韵、神韵、音韵四个层次,分析各个译本如何再现原文之韵,使翻译的诗学价值讨论更具可操作性;如何在语言惯性表达之外,拓宽了

17、汉语魅力的审美空间。(一)意韵十五岁半,情窦初开的白人少女和情人于湄公河畔初遇,然而在十八岁这个本该代表着希望的年纪,一切也匆匆结束,杜拉斯在全书中多次提及“十五岁半”和“十八岁”,在不断重复之中将遗憾、绝望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以文章开篇对于“十八岁”的描写为例:Tres vite dans ma vie il a t trop tard.a dix-huit ans il tait deja trop tard.(Duras,1984:5)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王道乾,2 0 18:5)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

18、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华早就枯萎凋零。(戴明沛,19 8 6:2)岁月去何勿勿,旧貌难寻。十八岁就已不堪回首。(李玉民,19 8 6:1)我生活的晚景很早就降临了。18 岁,我就已步入这晚景之中了(王东亮,1985:2)文学作品的意韵常常通过语言形式、修辞手法等呈现。情人一书中,942023年第4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杜拉斯通过运用出神入化的短句以及反复的修辞手法,跨越时空,回忆那段始于“十五岁半”,终于“十八岁”的爱情。该段叙述虽不断重复“十八岁”的衰老,但整体用词简洁,句式以短句为主,营造出一种哀而不伤的意韵。四个译本风格各异,王道乾译本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与补充,添加了“太晚了,太晚了

19、”“未免”“才”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转折词,使绝望之情更为浓厚,但从某种程度而言却失了杜氏语言的简约;其余译本没有在原文基础上进行发挥,韵律基本符合原作、语言简练,但辞藻却过于华丽。再现文学作品的意境和韵味并非是做加法,越多越美,如若原作文笔冷峻,是否适当地做减法才能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意韵呢?(二)情韵句子的分行往往被看作诗歌的主要语言表现形式之一,杜拉斯在迟暮之年追忆往昔,谈起湄公河的那段时光,总有一种不知从何谈起的惆然,情感上的分裂体现在了句式上的分行,呈现出一种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情韵。Que je vous dise encore,jai quinze ans et demi.Cest le

20、 passage dun bac sur le Mekong.Limage dure pendant toute la traverse du fleuve.(Duras,1984:6)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王道乾,2 0 18:6+7)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这个形象在整个渡江的过程一直存在着。(戴明沛,19 8 6:3)我还要告诉您,我十五岁半。在横渡湄公河的一只渡船上。在渡河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形象一直呈现着。(李玉民,19 8 6:2)让我再告诉你,那时我15岁半。一条渡船在横渡

21、湄公河。那幅画面在渡河时一直没有离去。(王东亮,19 8 5:3)从形式而言,几个译本都通过再现原文的句式,重构了原文独特的句式所体现的诗意,除此之外,该句的叙述方式也体现了情人一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碎片化。读者面前仿佛真的有一位毫老人在回忆一段往事,时而想起和情人的初见,时而想起小哥哥的病逝,一幅幅画面,仿佛从四面而来,构建了十五岁半到十八岁的那一段回忆。因而第一句话“Que je vous dise encore不是在询问他人,也不是要信誓旦旦地讲述一个故事,更像是作者的喃喃自语,自问自答,就像95文学翻译中的诗韵杜拉斯情人中译本比较研究王道乾先生所译的那样:“对你说什么好呢”,巧妙地译

22、出了以“que”引导的虚拟式语句所含有的感叹语气。无论是“让我再告诉你”还是“我还要告诉您”,听起来都仿佛是一位活力满满的辩论选手将要陈述观点,阐明论据,实在难读出原文的沧桑枯冷。“Cest lepassagedun bac surleMekong.”这句话看似是一句提供信息的陈述句,其实除了轮渡之外的信息,我们不得而知。可一句:“一条渡船在横渡湄公河。”使我们的脑海中似乎多了一些别样的动态具象画面,原文该有的神秘感与诗意也就随之有所衰减了。(三)神韵如果说有的作品如瀑瀑流水,于结尾处现一记惊雷,情人则在开篇就足以震撼人心,为全书奠定了一定的基调:Un jour,jtais age deja,

23、dans le hall dun lieu public,un homme est venuvers moi.(Duras,1984:5)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王道乾,2 0 18:5)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戴明沛,19 8 6:2)我年事已高。有一天,在一个公共场所的前厅里,一位男子朝我走来。(李玉民,19 8 6:56)当我华年已逝的时候,一天,在某个公共场所的大厅里,一个男人朝我走来。(王东亮,19 8 5:1)彼时的杜拉斯已年逾7 0,强烈的写作欲望战胜了对那段岁月的恐惧和抵触,从而重新执笔,带

24、上15岁半的自已,自然而然地写就这段岁月。“Jtais agedja”,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我们便可以感知杜拉斯迟暮之年的意态苍?。一句“我已经老了”,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原文的表述,将汹涌的情感藏于简明的文字之下;“我已经上了年纪”,多了些对岁月流逝的颓唐无奈;“我年事已高”“我年华已逝”,从中文来看多了些文采与美感。其实形容年迈的法语表达,并非只有“age”一词,在众多表达方式中,杜拉斯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或许是有一定的考量,或许只是直觉地写就,如果在这里选择比杜拉斯多些感伤,就会比杜拉斯少些洒脱,如果选择比杜拉斯多些文采,就会比杜拉斯少些纯粹。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25、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怒安,2005:1)。一句“江声浩荡”,傅雷译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气韵,正如王道乾一句“我已经老了”传达了情人的“神韵”。傅雷的“神似”与王道乾的“神韵”都是对原作内在韵味的追求,这也说明,高水平的译者有着共通的审美眼光与艺术追求。9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四)音韵杜拉斯一向认为“词汇比句法更重要”,因而在这部作品里,杜拉斯“将词汇作为展示杜氏语言技巧创新的原料(李建琪,2 0 2 1:6 1)”,尝试打破语法规则,解构传统句子成分,于细微之处体现原文之音韵。Jamaisbonjour,bonsoir,bonne anne.Jamais merci

26、.Jamais parler.Jamaisbesoin de parler.(Duras,1984:67)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王道乾,2 0 18:56)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一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戴明沛,19 8 6:45+46)从来不道早安,晚安,不恭贺新禧,也从来不说声谢谢。从来不讲话,从来没有开口的必要。(李玉民,19 8 6:56)从来没有您好、晚安、新年好。从来没有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需要说话。(王东亮,19 8 5:50)从词汇的音响效果来看,杜拉斯通过“bonjour

27、、b o n s o i r”与“bonne annee”,parler与“besoin de parler”两组词,构建了头韵“bon-”与尾韵“er”,通过jamais的不断重复使音韵在重叠中散发着家庭内部的麻木冷漠,亲情的淡薄。除王道乾译本将四个“jamais”均译为“从来不”,其他三个译本在翻译“jamais”时,或多或少都做出了些许改变和调整,比如北京出版社译本译为“从来就没有”“从来也没有”“从来就不”。这于内容的理解没有较大影响,但莫显乎微,从听觉感受而言,原文通过“jamais”一词的不断重复所展现的麻木与机械感终归是有所消减。至于头韵“bon-”与尾韵“er”的处理,几个译本

28、都没有选择对原文的音韵进行再现,译为:“你好,晚安,拜年”“您好、晚安、新年好”等,虽然在中文中我们确实难以等值地还原原文的头韵和尾韵,却可以做到相似的音响效果,比如译为:“早上好、晚上好、新年好”“从来不说谢谢。从来不交谈。从来不感到需要交谈”。重构原语在语音层面的韵律,在听觉层面给予中文读者高度相似的审美体验结语情人一书,既无来处也无归途,合上书本,读者带不走任何一个故事的结局,严格来说,它算不上一部传统的小说,更像是一场读者与作者的私密对话。杜拉斯以平素枯冷的语言、破碎断裂的方式,将那段回忆呈现在读者眼前,澎湃的情感与深邃的思想从词语的韵脚、词义的选择、句型的调配、句群的构造等方面97文

29、学翻译中的诗韵杜拉斯情人中译本比较研究潜藏在原文的字里行间,实为翻译诗学研究的优秀范本。4位优秀的中文译者文采斐然,也为翻译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可供学习和研究的优秀中文翻译资源。通过对优秀译本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要在尊重客体制约性的前提下,发挥译者主体性,还原原文之意韵、情韵、神韵与音韵,进行韵律的重构,以求实现与原文的和谐共生。用傅雷的话说,就是节奏韵味应照顾周到;要“以原作为依归”(怒安,2 0 0 5:3,37)。韩少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本序中说:“我们并不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的”(韩少功、韩刚,2 0 0

30、2:9)。然而,我们认为,译者的理解绝不像是普通读者的理解那样,他承担了一份责任与使命。杜拉斯曾直言没有在电影版情人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这个导演作为作者与观众之间的纽带,没有充分领会作者意图,他的镜头语言没能再现这部作品的艺术境界。同样,译者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如果对作品的解读“先天不足”或者“误入歧途”,那么无论异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达到何种高度,也无法真正走入杜拉斯的文学世界。文学解读和批评可以见仁见智,但“文学翻译应万变不离其忠”(宋学智,2 0 0 2:6 2)。即使译者有着超拔的艺术直觉、审美水平和表达能力,在翻译之时也难免会有错漏或过犹不及之处;但如果译者自

31、身就没有求信的主观意愿,那么异语读者恐怕只能在原作经典的艺术世界之外转转而已。只有译者真正理解并再现了杜拉斯,才能让更多读者得以进人杜拉斯的文学世界,再去理解他们的杜拉斯。参考文献:曹丹红.2 0 10.西方诗学视野中的节奏与翻译J.中国翻译(4):51-55.曹丹红.2 0 15.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曹明伦.2 0 0 4散文体译文的音韵节奏J.中国翻译(4):9 1-9 2.杜磊2 0 0 5.古代文论“韵”范畴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韩少功.2 0 0 2 前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韩少功,韩刚,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李建琪.2 0 2 1.杜拉斯情人中反复修辞

32、的翻译及文学审美的建构J.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59-66+92.玛格丽特杜拉斯19 8 5.情人【M.王东亮,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玛格丽特杜拉斯.19 8 6.情人M.戴明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玛格丽特杜拉斯.19 8 6.情人M.李玉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玛格丽特杜拉斯.2 0 18.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怒安2 0 0 5傅雷谈翻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钱钟书.2 0 0 2.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乔修峰.2 0 2 2.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的“情感叙事学”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5):10 5-113+159.宋学智.2

33、0 0 2.文学翻译应万变不离其“忠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58-6 3.98责任编辑:王俊超2023年第4期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孙黎.2 0 2 0.梅肖尼克翻译思想及其历史人文价值J.中国翻译,41(3):118-12 5.王国维2 0 19.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许钧.19 8 9.论翻译的层次J.现代外语(3):6 3-7 0.许钧,宋学智.2 0 0 7.2 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亚里士多德.19 9 6.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袁筱一,许钧。19 9 5.“翻译诗学”辨J.外语研究(3):6 0

34、-6 6+2 8.袁筱一,许钧19 9 5.“翻译诗学”辨(续)J.外语研究(4):45-50.张保红.2 0 2 1.文学作品中的节奏翻译J.英语研究(2):143-154.朱光潜.2 0 16.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Desson G.2005.Introduction a la Poetique M.Paris:Armand Colin.Henri M.1973.Pour la Poetique I:Epistmologie de Iecriture,Poetique de la Traduction M.Paris:Gallimard.Marguerite D.1984.LAmant

35、 M.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Poetic Rhym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Durass The LoverHU XiaoyuSONG XuezhiAbstract:For a long time,Chinese poetic theory and Western poetics have formed their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but there are commonalities in

36、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icrhythm.The rhyme of poetr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rhythm,which is not only expressed inthe role of decorative formal factors,such as phonetics,punctuation and syntax,but also acts on theoverall chapter through creative techniques,including the choice of wor

37、ds,the deployment of sentencepatterns,the construction of sentence clusters,and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ve,which are used to holdthings together and express emotions through scenes,like the occasional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arena.The rhyme of poetry is not an attribute of poetry alone,but al

38、so can be found in excellentliterary works,including novels.The reason why The Lover is still highly regarded is that its rhyme isboth classical and refreshing,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words and lines,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language and bringing the readers endlessly moving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Wang Daoqianstranslation stands out because of his long engagement in the creation and study of poetry and he hastranslated the deep poetic rhythm of The Lover.Key words:The Lover;poetics;rhyme;literary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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