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外交地位论析_苑恩达.pdf

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摘要：在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历史中，唐蕃双方之间和战不断。同时，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在相关汉族史料中始终将吐蕃视为唐朝的藩属国之一，将其使者到来称为“请和”。事实上，唐朝虽通过松州之战和文成公主入藏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但其却在这一体系下享有特殊的藩属国地位，唐朝早期虽能令吐蕃随军出征，但却无法通过册封制度干预吐蕃国内政治，这一情况与松州之战也不无关系。此外，在唐朝外交文书的规格上也反映出吐蕃独特的外交地位，甚至其外交地位已逐渐与唐朝持平。关键词：唐朝；吐蕃；外交地位；松州之战；册封；外交文书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3）1021806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批准号：17ZDA212）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苑恩达，男，河北保定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吐蕃史和唐蕃关系史研究。陆离，男，河南孟津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吐蕃史与敦煌学研究。唐代吐蕃外交地位论析苑恩达陆离（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97）目前，学术界对于唐代羁縻朝贡体系之下吐蕃的实际外交地位已有论著进行论述。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突破传统汉文史料的限制，利用藏文碑铭和敦煌文书等多方面的史料来对唐蕃关系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揭示唐朝时期吐蕃与唐朝交往时所拥有的实际外交地位。事实上，汉文史料记载中虽然会因受到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而导致记载的失真与失实，但是在某些汉文史料记载中又不可避免的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现实。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文史料以及部分藏族史料的研究利用，对唐代吐蕃外交地位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展示唐代时期吐蕃的实际外交地位以及唐蕃交往的复杂性和多变性。7世纪，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首领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建立吐蕃王朝（雅隆悉补野吐蕃政权）。随后，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贞观八年（634年）的“遣使入贡”为契机，唐朝和吐蕃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联系。之后，贞观十二年（638年）的松州之战以及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文成公主入藏则标志吐蕃被正式纳入到唐朝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然而，吐蕃似乎从一开始便与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其他藩属国有着不同的地位。唐朝虽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外交体系之下，却始终不能像对待其他藩属国一样来对待吐蕃。表现之一便是其不能通过册封制度来干预吐蕃国内政治事务，并且唐朝自始至终都未曾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册封制度之下。事实上，唐蕃双方在册封一事上都没有太大的热情。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与唐蕃之间曾爆发的松州之战不无关系。可以说，松州之战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吐蕃获得了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特殊外交地位。与此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Status of Tubo in the Tang DynastyYUAN En-da LU LiAbstract:During the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of Tang and tubo relations,peace and war between Tang and Tubo were constant.Atthe same time,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Yi Xia,the Tubo was alway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vassal states of the Tangdynasty in the relevant Han historical sources,and the arrival of its emissaries was referred to as a request for peace.In fact,althoughthe Tang dynasty brought the Tubo into its own system of tie-ups and tributes through the Battle of Songzhou and the entry of PrincessWencheng into Tibet,it enjoyed a special vassal status under this system,and although the Tang dynasty was able to have the Tuboaccompany its troops on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years,it was unable to intervene in its domestic politics through the system ofenfeoffment,a situation that was not unrelated to the Battle of Songzhou.Moreover,the unique diplomatic status of the Tubo is reflectedin the specifications of Tang diplomatic documents,even as its diplomatic status gradually became equal to that of the Tang.Keywords:Tang dynasty;Tubo;Diplomatic status;Songzhou battle;Enfeoffment;Diplomatic documents218DOI:10.15899/ki.1005-5681.2023.01.027同时，吐蕃的这种特殊外交地位在唐朝的外交文书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尽管唐朝一直想在官方文书上将吐蕃限制在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但种种迹象表明吐蕃在和唐朝的交往过程中已经逐步取得和唐朝持平的外交地位。一、松州之战与唐蕃关系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贡”，作为回应，唐太宗亦于同年“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1。至此，唐朝与吐蕃之间正式拉开了交往的序幕。但好景不长，贞观十二年（638年）因和亲受拒，松赞干布率军入侵唐朝，唐蕃之间爆发了松州之战。唐蕃此次交锋的最终结果据旧唐书吐蕃传上的记载，唐朝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领兵“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2，使得松赞干布“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4新唐书吐蕃传上5及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6中对相关事件的记载与旧唐书吐蕃传上中的记载大致相同，即唐朝取得松州之战的胜利，吐蕃战败退兵。在这些记载之下，似乎唐胜蕃败的结果确凿无疑。然而，在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同样是关于此次松州之战的记载中却给出另外一种说法，即“俄而吐蕃连年（羊）同破吐谷浑，党项、白兰诸羌，率众入寇松州，遂约和亲，自是宾服。”7在此处的史料记载中，没有提及唐蕃双方交战的过程和结果，只是谈及唐蕃和亲以及吐蕃在和亲之后“自是宾服”。但是在谈及唐蕃双方和亲时，所采用的说法却是“遂约和亲”，而不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所记载的吐蕃请婚，唐朝许之。事实上，从旧唐书8新唐书9资治通鉴10中对和亲的相关记载来看，在此次的和亲交涉中明显是唐朝一方掌握着主动权。但是若从册府元龟 卷九百五十六的记载中看，唐朝和吐蕃在此次和亲中应当是处于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其中所用到的“约”这一字。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便有汉与匈奴“约为昆弟以和亲”11的记载，可见这个“约”字更多的是强调双方地位的大致平等。此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吐蕃引兵撤退之时，唐朝一方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战胜的情况下还答应了吐蕃的再次请婚。对于唐朝的这一行为，固然可以看作是“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12。但是纵观唐太宗在位时与其他周边民族进行和亲的经历，便可发现其每次和亲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如贞观十四年（640年）与吐谷浑和亲，旨在进一步控制吐谷浑以巩固唐朝西部边防；贞观十六年（642年）答应薛延陀的请婚则是因为唐朝当时“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13，从而想通过和亲来实现“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14的目的，但是在得知薛延陀内部的真实情况后，唐太宗果断选择与薛延陀绝婚，甚至不惜背上“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15的指责。结果薛延陀在此打击之下分崩离析，唐朝北部各部落也都顺利地被纳入到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之下。以此类推，唐太宗在战胜的情况下答应与吐蕃和亲当是唐太宗发现与吐蕃之间维持和平对于唐朝更为有利，因此想通过利用和亲来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而能让唐太宗得出这一看法的历史事件就是松州之战。由此可见，松州之战的最终结果绝不是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那样，唐朝取得大捷，松赞干布“大惧”退兵并且“遣使谢罪”。事实上，松州之战对于唐朝一方来说，勉强算是个“小胜”；对于吐蕃一方来说虽然损失了千人，但是却无伤大雅，并且其退兵更有可能源于内部原因而非战场上的“失败”，这一点在新唐书 吐蕃传上中也有所提及，“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16，可见其内部矛盾是比较尖锐的。不过，双方在经过松州之战后对于对方的实力都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之后的文成公主入藏更多的应是唐蕃双方出于共同目的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互相做出的妥协与让步。总之，松州之战的发生使得吐蕃认识到自己与唐朝仍有一定的差距，也使得唐朝认识到自己并不能一劳永逸的消灭吐蕃。不过，唐朝此时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突厥、西域和高句丽），对于西南地区更多的是奉行一种防守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和吐蕃之间建立翁婿关系，而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中，以缓解自己的边境压力，集中精力去应对突厥、西域和高句丽等中原王朝的传统敌人。对于吐蕃一方来讲，与唐朝和亲对其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通过与唐朝和亲可以转移唐朝视线，为自己稳定国内政治和进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可以通过和亲从唐朝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己的实力。缘此，双方就和亲问题达成一致，也因此才会出现吐蕃再次请婚，唐朝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情形。最后，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的实际目的也通过和亲得以实现。从唐朝的角度来看，和亲之后，吐蕃确实被纳入到羁縻朝贡体系之下，这一点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伐辽东还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所上的贺平辽东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表文内容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17。从此份上书中的“臣妾”、“臣礼”、“奴”、“子婿”等字眼便可看出此时的吐蕃已经被纳入到唐朝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并且吐蕃在和唐朝的交往中采取一种极其谦卑的态度。与此历史学研究219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同时，在和亲之后，吐蕃不仅没有再次进犯唐朝西南边疆反而参与协助唐朝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如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所记载的：“又遣吐蕃君长，逾悬度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鹜”18。从吐蕃的角度来看，与唐朝和亲一方面使吐蕃获得“大国之婿”的身份，从而达到“杂姓谁敢不服”19的效果，另一方面吐蕃也从唐朝大规模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其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据藏族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藏之时“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绵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青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入吐蕃）。”20在唐高宗时期，松赞干布更是直接上书“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21，而唐朝对于吐蕃的请求则是全部应允。二、吐蕃与唐朝册封制度唐朝虽然通过和吐蕃建立翁婿关系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使吐蕃成为自己的藩属国。但是与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较，吐蕃的藩属国地位则具有与众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吐蕃更像是唐朝名义上的“藩属国”。唐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基本上都将唐朝的册封视为自己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有唐一代，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回鹘、南诏、高丽、新罗、百济等唐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上都曾先后接受过唐朝的册封。然而吐蕃却终唐一代都未曾接受过唐朝的册封，其既没有向唐朝派遣使者请求册封，唐朝也未曾主动向吐蕃派遣使者进行册封。唯一的一次册封当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高宗嗣位，授弄赞（即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22，之后又因弄赞致书长孙无忌称“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23，“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24，而被晋封为賨王。不过此处的册封与唐朝册封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即唐朝只是赐予松赞干布唐朝官职，却并没有册封其吐蕃本国王位。反观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是被唐朝册封为可汗，如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吐谷浑等；或是被唐朝册封为“国名”+王号，如南诏王、高丽王、于阗王、渤海郡王等，都是唐朝对他们的统治身份进行册封认定，只有吐蕃赞普从始至终都未曾需要唐朝对其统治地位的册封认定。不过，在唐朝的一些史籍记载中却给人传达出另外一种信息，即吐蕃从始至终都在接受唐朝的册封。其中，第一种史籍记载为旧唐书吐蕃传上中的“天宝十四载，赞普乞黎苏笼猎赞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笼猎赞为主，复为赞普。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远兼御史中丞，持节赍国信册命吊祭之。”25第二种史籍记载则为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中的“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綝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26，以及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中的“（论恐热）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27结合这两种史籍记载来看，似乎可以确定吐蕃和回鹘、南诏等国一样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并且以其册封作为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实则不然，这两种史籍记载内容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在第一种史籍记载中提到当时出使吐蕃的使者为崔光远，而崔光远此人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传，其中也提及其出使吐蕃一事，但在两书中一称其为“吐蕃吊祭使”，一称其为“使吐蕃吊祭”，都未曾谈及其出使吐蕃也担负着“册命”任务。同时在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对此件事的记载则为“是岁，赞普乞黎苏笼腊赞死，子挲悉笼腊赞嗣，遣使者脩好，诏京兆少尹崔光远持节赍册吊祠”28，其所担负的使命也只是为“吊祠”，未曾提及“册命”一事。此外，唐蕃交往过程中在遇到吐蕃老赞普去世、新赞普即位的情况时，唐朝对此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派遣使者入蕃会葬吊祭，吐蕃一方也只是派遣使者来告丧并未涉及请求唐朝册命之事，而史书上涉及册命的仅崔光远一例。由此可见，旧唐书 吐蕃传上所记载的“持节赍国信册命吊祭之”中的“册命”两字很有可能是衍生的，其应当是“持节赍国信吊祭之”。在第二种史籍记载中大唐的册封似乎在吐蕃赞普之位的继承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事实是，论恐热之所以会提及大唐册封问题，其目的一是为自己起兵寻找一个借口，二是鼓舞其手下军队的士气。论恐热强调大唐册封的时代背景为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去世后，吐蕃王朝陷入分裂混乱，政局不稳。这一局面无疑给吐蕃王朝内部的有心之人提供了机会，论恐热便是其中的一员。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称其“虽名义兵，实谋篡国”29，其所言大唐册封只不过为方便自己篡权夺位所找的一个借口。此外，在论恐热的整个起兵以及征战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强调大唐册封问题，其在与宰相尚与思罗交战时所依重的是“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30其所利用的依然是吐蕃赞普本身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并没有提及唐朝的册封问题。同时，论恐热是在“势孤”的情220况下才“入朝”，并且其入朝唐廷之后也没有像其所说的那样“请唐册我为赞普”，而是仅“求为河渭节度使。”31因此，第二种史籍记载也不能用以证明吐蕃接受唐朝的册封。综上可知，吐蕃从始至终都未被唐朝纳入到册封体系之下，唐朝的册封与否对于吐蕃王朝内部赞普之位的传承并没有太大影响。此处还需提到的一点便是台湾学者林冠群先生在其著作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唐太宗赐婚吐蕃时，应当也授予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封号，其判断理由为“就常理判断，李唐天子对于娶李唐公主的外邦君主，似皆赐予封号。以彰显其与李唐的婚姻关系，此亦为外邦与李唐缔结和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借此提升国内即李唐天下体系之中的政治地位”32，故“松赞干布既对太宗自称子婿，其自唐太宗方面获得封号，当属合理之研判。”33林冠群先生的这一观点有值得推敲之处，唐太宗是否赐予松赞干布封号一事，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通过相关史书中一些其他方面的记载也可对此进行验证。首先，唐太宗是否曾赐予松赞干布吐蕃本国封号一事，答案应是否定的。这一点在贞观十六年（642年）褚遂良所作的谏戍高昌疏有所体现，在这份上疏中褚遂良指出“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吐浑遗萌，更树君长。”34按文成公主入藏时间为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遣使请婚则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如若唐太宗在赐婚的同时也赐予了松赞干布吐蕃本国的封号，或者说是对松赞干布进行了册封，那么在褚遂良的谏戍高昌疏势必会有所体现，从而更好地证明其“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35的观点。其次，唐太宗是否赐予松赞干布唐朝封号一事，答案应也是否定的。按当时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同时期在位的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其在唐太宗时期已被封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而在唐高宗即位后则仅“以其尚主，拜驸马都尉”36。因此，如若唐太宗时期曾赐予松赞干布封号，则唐高宗即位后应会和加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一样，只因其尚主而授其为驸马都尉，不会同时还加封其为西海郡王。另外，在松州之战后，唐太宗应当也对吐蕃的大概实力有所了解，吐蕃与吐谷浑的实力对比也是一目了然，当时双方交战的结果是“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37。故此，唐太宗如若赐予松赞干布封号，最低要与吐谷浑可汗持平或者优于吐谷浑可汗，也就是说松赞干布的封号或和吐谷浑可汗一致为郡王，或高于吐谷浑可汗。同时，唐朝官制规定：“凡爵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户，从一品；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从一品；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从二品；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从三品；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正四品上；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正五品上；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从五品上。”38据此规定，则唐太宗时期若赐予松赞干布封号当为郡王或为王，但无论是哪个封号，唐高宗时期的加封都有多此一举之嫌疑。由此可知，唐太宗在位时期很有可能并未赐予松赞干布任何封号，双方之间更多的是翁婿关系，并未太过于涉及到具体的君臣关系，这也反映了吐蕃在唐朝外交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三、吐蕃与唐朝外交文书唐朝在与其周边政权进行外交往来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涉及到外交文书，而唐朝在起草外交文书之时也会根据周边政权与唐朝的关系亲疏、地位高低、国力大小而选择不同的形式和格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李肇著有翰林志一书，在该书中记载了唐朝不同外交文书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凡吐蕃赞普书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钿函银鏁。回纥可汗、新罗、渤海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鏁。诸蕃军长、吐蕃宰相、回纥内外宰相、摩尼已下书及别录，并用五色麻纸，紫檀木，钿函银鏁，并不用印。南诏及大将军清平官书，用黄麻纸，出付中书，奉行却，送院封函，与回纥同。”39从中反映出唐朝周边政权在唐朝外交体系下的不同外交地位。其中，唐朝在与吐蕃赞普进行外交往来时的外交文书的形式等级最高，这也意味着吐蕃在唐朝外交体系下有着最高的外交地位。此外，晚唐翰林学士杨钜则撰有翰林学士院旧规一卷，其中记录了唐朝外交文书的形式及具体格式。其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40。与翰林志中关于吐蕃外交文书规格的记载相比较，翰林学士院旧规中吐蕃外交文书规格则明显要低很多。但这并不代表着翰林学士院旧规或翰林志中相关的记载有误，亦不代表着吐蕃外交地位在不断下降。事实上，由于两书成书时间不同，所面对的吐蕃政权也有所不同，也因此造成关于吐蕃外交文书规格上的不同。其中，翰林志所记载的应主要为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及之前唐朝与吐蕃进行外交往来时所采取的外交文书规格，此时唐朝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吐蕃政权，这一事实也势必会在外交地位上有所反应。但该记载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当时回鹘政权被看作是“四方万国，惟回鹘于唐最亲，奉职尤谨”41的代表，然其外交地位却仍低吐蕃一等，仅与新罗、渤海两国持平，这也揭示出唐朝外交体系中吐蕃外交地位的特殊性。按在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的历史中，当属回鹘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最为亲密，无论是上述引文中的“回鹘于唐最亲”，还是所谓的“立国历史学研究221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周边政权头云尾云形式备注新罗渤海敕某国云，王著姓名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使五色金花白背纸，次宝函封使印黠戛斯敕黠戛斯，著姓名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使纸并宝函与新罗一般书。使印回鹘天睦可汗皇帝舅敬问回鹘天睦可汗外甥想宜知悉，时候卿比平安好，将相及部族男女兼存问之下同前使印如册可汗，即首云敕某王子外甥，尾云问部族男女等契丹敕契丹王阿保机想宜知悉，时候卿比平安好。下同黠戛斯也旧使黄麻纸，平使印。自为朝宣令，使五色纸，并使印，及次宝钿函封自僭称神号，奏事多系军机，所赐中书内改例从权院中无样牂牁敕牂牁著姓名想宜知悉，时候卿比好否，遣书不多及五色纸，不使印退浑、党项、吐蕃敕，与牂牁一般使黄麻纸，不使印南诏骠信皇帝舅敬问骠信外甥与回鹘书一般，至不多及，后具四相衔名，书敕一般使白纸，亦使印此一件是故待诏李郜云。僖宗在西川日，曾行此书表1翰林学士院旧规所录唐朝外交文书内容以来，尝效臣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为我与国”42以及“陛下约为兄弟，式崇惠好，我即示以恩信，亲仁善邻之道。彼亦怀於德泽，为不侵叛之臣”43等唐朝皇帝诏书中所涉及的有关回鹘的内容都可以看出唐朝与回鹘关系的亲密。此外，在唐朝的历史中，回鹘政权更是曾“在武德之初，始毕效力於太宗；在天宝时，叶护有功於京洛。乾元至德之际，与子仪叶心，大破西虏”44，为唐朝立下不小的功劳，也正因此才得以迎娶真正的唐朝公主。由此来看，回鹘在唐朝外交体系中的外交地位应该已经达到最高，但是吐蕃在这种情况下却仍然要比其高一等。固然，吐蕃元帅尚塔藏曾谈及“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45这似乎暗示此时吐蕃国力已然大大超过回鹘，而事实上则不然，此时的吐蕃虽然可以说是唐朝周边政权中实力最强大的政权，但是其与回鹘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双方交锋过程中更多的是互有胜负。因此国力大小并不是吐蕃外交地位高于回鹘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应是此时吐蕃外交地位已与唐朝持平，吐蕃已不再是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藩属国，即使这个藩属国只是名义上的。反观翰林学士院旧规其成书时间当在晚唐昭宗时期，其所记载的应主要是唐昭宗时期抑或是唐朝晚期时的外交文书规格。此时唐朝周边政权也已经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吐蕃变化极大。在上文中已有所提及在唐宣宗时期吐蕃王朝国内爆发了内乱，这场内乱直接使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46由此可知，统一的吐蕃王朝在唐宣宗时期已经彻底解体，之后与唐朝进行外交往来的只是吐蕃王朝解体后所分裂形成的各个吐蕃部族。这一点其实在翰林学士院旧规中已明载，其在描述吐蕃时用的不是吐蕃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赞普”而是“首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外交文书规格下降到最低一级。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唐昭宗时期抑或唐宣宗及其后唐朝各君主时期与唐朝进行外交往来的“吐蕃”并不能和吐蕃王朝（雅隆悉补野吐蕃政权）划等号，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同样翰林学士院旧规中关于吐蕃外交文书规格的记载也不能用于衡量吐蕃王朝的外交地位，不过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其记载有误。综上所述，吐蕃虽于贞观八年（634年）便与唐朝建立了联系，但起初吐蕃并没有得到唐朝的重视。直到贞观十二年（638年）唐蕃双方之间爆发松州之战，不过在此次交战中双方都有所克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唐朝的战略重点此时未放在西南地区，无心与吐蕃进行过多的纠缠；另一方面则在于吐蕃也意识到自己与唐朝仍有一定的差距，相比之下与唐朝讲和并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会给吐蕃带来更大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唐蕃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唐朝同意吐蕃的请婚，其具体表现为222文成公主入藏；吐蕃也承认自己为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藩属国之一，这一点在松赞干布所上的贺平辽东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吐蕃与唐朝羁縻朝贡体系之下的其他藩属国不同，吐蕃更多的是以翁婿关系加入唐朝羁縻朝贡体系的，而不是像其他藩属国一样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加入羁縻朝贡体系的。这也就使得吐蕃的“藩属国”地位有些名不副实，也可以说吐蕃仅仅是唐朝名义上的藩属国。其突出表现便是吐蕃赞普并不在唐朝的册封范围之内，其统治者身份的确定是依靠自身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确定的，而不是依靠唐朝的册封来确定，这也就意味着唐朝不能像干预其他藩属国政治一样对吐蕃国内政治进行干预。事实上，这也揭示了唐朝外交体系中吐蕃外交地位的特殊性。除此之外，吐蕃外交地位的特殊性还在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过程中所使用的外交文书规格上有所体现，其外交文书规格位居唐朝周边民族政权之首，这也意味着此时吐蕃在和唐朝的外交往来中地位已与唐朝持平。总之，从始至终吐蕃都在唐朝的外交体系之中享有特殊的外交地位，并且最后由藩属国变成了和唐朝地位持平的大国。注释：林冠群先生在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一书中便利用藏文碑铭和敦煌文书，揭露纠正了汉文史料中的大量曲笔，同时也指出在唐蕃关系发展中，吐蕃逐步取得了与唐朝对等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时期一度超过唐朝。张云、林冠群两位先生主所编的西藏通史吐蕃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也指出唐代和吐蕃交往过程中曾存在过双方从政治上相互平等对待的时期。总的来说，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吐蕃的外交地位是随着吐蕃本身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即其在与唐朝交往过程中的外交地位是逐步提升的，乃至最终与唐朝持平。参考文献：1238172122232425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5221.5221.5221.5221.5222.5222.5222.5222.5222.5236.4103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6139-6140.6140.6139.591628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073-6074.6074.6074.6087.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二，将帅部掩袭Z.南京:凤凰出版社校订本，2006:4771.7（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Z.南京:凤凰出版社校订本，2006:11065.11（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2895.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5954.131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263.263.15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七年闰六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6201-6202.6201.18（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第四Z.南京:凤凰出版社校订本，2006:11405.20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著.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6.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二年十二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7970.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四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8047.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六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7986.3045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6105.6103.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五年五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8047.3233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590.590.3435（清）董诰.全唐文，卷一四九，褚遂良，谏戍高昌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1510.1510.36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5300.38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1188.3940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25-26.41（清）董诰.全唐文，卷五五五，韩愈，送殷员外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5622.42（清）董诰.全唐文，卷八二，唐宣宗，册回鹘可汗文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854.43（清）董诰.全唐文，卷四二五，于邵，奉投降回鹘大首领大将军安达干等状（代）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4337.44（清）董诰.全唐文，卷八，唐宣宗，遣使册回鹘可汗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842.4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唐懿宗咸通七年十月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8115.责任编辑杨红伟责任校对陈昱彤历史学研究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