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节日、饮食、现代生活.docx

宗教与节日、习俗
1、佛教节日
诸佛菩萨圣诞(阴历)
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
正月初六日：定光佛圣诞
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
二月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盘
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
二月廿一日：普贤菩萨圣诞
三月十六日：准提菩萨圣诞
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
四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
四月十五日：佛吉祥日——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盘三期同一庆(即南传佛教国家的卫塞节)
五月十三日：伽蓝菩萨圣诞
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驮尊天菩萨圣诞
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成道——此日放生、念佛，功德殊胜
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
七月廿四日：龙树菩萨圣诞
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
八月廿二日：燃灯佛圣诞
九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
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
冬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
腊月初八日：释迦如来成道日
腊月廿九日：华严菩萨圣诞
无遮会
意思是贤圣道俗上下贵贱无遮，平等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会。七世纪戒日邀请玄奘参加在曲女城举行的无遮大会，印度每五年举行一次，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大会进行75天，分别向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教徒以及乞丐布施。中国无遮大会始于大通元年(529)，梁武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四众)地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会，素床瓦器乘小车，亲升法座为众开涅盘经题，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
藏传佛教节日
传大召
是藏传佛教一种仪式，意为“大祈愿”法会。法会从藏历正月初三至二十四日，拉萨三大寺僧众及卫藏、安多和康区各地信众(多至数万人)齐集大昭寺进行各种宗教活动。正月十五日夜拉萨八角街陈列酥油灯、酥油花，歌舞庆祝，称为灯节。法会上举行辩经，考选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格西。法会最后以送鬼仪式结束。
传小召
在藏历每年二月下旬，为期十天，进行有关宗教活动。法会期间三大寺僧侣在大昭寺参加辩经，选拔二等格西，由于规模小于传大召法会，故名。
浴佛节
浴佛节，为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是我国佛教徒纪念教主释迦牟尼佛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亦名佛诞节。相传在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从摩耶夫人的肋下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于是大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因此各国各民族的佛教徒通常都以浴佛等方式纪念佛的诞辰。
浴佛节前，佛教徒早已将寺院打扫一新，殿堂佛像搽拭一净。一般在四月初七日，许多善男信女即已云集佛寺准备参加于次日清晨举行的纪念法会。只见寺院幢幡宝盖招展，香花灯烛及各色供品林立。香花丛中的几案上安放着一个铜盆，盆中注满了用旃檀、紫檀、郁金、龙脑、沉香、麝香、丁香等配制成的香汤，汤中立着一尊铜质童子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即释迦太子像。沐浴开始前，寺院住持率领全寺僧众礼赞诵经，随后持香跪拜、唱浴佛偈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僧众和居士们一边念一边依次拿小勺舀汤浴佛。浴完佛像后再用一点香汤点浴自己，表示洗心革面，消灾除难。若参加的人太多，则采取由僧人手持杨枝醮浴过佛的净水为信众点浴的方式。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洋溢着一片吉祥喜庆的气氛。
这一天，僧人在早斋或午斋前都要举行供佛祭祖仪式。善男信女都愿意在这一天来寺院烧香还愿，或礼佛诵经，或布施钱物，或打斋供众，或烧吉祥疏、荐亡疏，或听法师讲经，或请僧人做佛事等等；而在寺外，各种经贸和文娱活动亦丰富多彩。由于围绕浴佛节的这类活动往往持续多日，参加的人众多，以至年复一年，在许多寺院形成了传统的庙会。
盂兰盆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是我国佛教中两个最大的节日之一，又称为僧自恣日、佛欢喜日，是佛教徒举行供佛敬僧仪式及超度先亡的节日。
根据戒律的要求，僧尼在每年农历的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必须结夏安居，即在此动植物生长繁衍期间，定居一处，一者可免伤虫蚁，二者可专心诵经或禅修。至七月十五日则须各作自我批评或介绍修行经验，称为“僧自恣”。经过三个月的专修，僧众的功行必然大有提高，令诸佛欢喜，因此此日被称为“佛欢喜日”。
那么这一天怎么又成了盂兰盆节呢?这还得从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说起。该经说：以神通第一著称的目犍连尊者于禅定中见其亡母生饿鬼道中，虽使尽神通亦解除不了其母的饥饿倒悬之苦，于是向佛哭述。佛为说救济之法：七月十五日是众僧结夏安居修行圆满的日子，你应在那一天敬设盛大的盂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自恣僧，仗十方众僧的威神道力救脱你的母亲。目犍连依言而行，他母亲果然脱离了饿鬼之苦。当目犍连问佛将来佛弟子是否也可以通过盂兰盆供救度各人的父母时，佛说：从今以后，凡佛弟子行慈孝者，都可于七月十五僧自恣日、佛欢喜日，备办百味饮食，广设盂兰盆供，供养众僧，以使现世父母增福延寿，过去父母脱离恶道。这里的盂兰盆，为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救倒悬”，意为救度亡灵倒悬之苦；盆是华言，指盛食供僧的器皿。
目前，已有极少数寺院开始恢复和实行结夏安居的旧制，有的寺院在盂兰盆节恢复了宣讲《佛说盂兰盆经》的法会。至于广大信众总愿在这一天打斋供众，并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布施还愿，或放生，或求受三皈五戒、听法师讲经，或请僧人打普佛、放焰口等等。
腊八节
很早以来，我国老百姓即有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过“腊八节”的风俗，这是由中国佛教徒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而形成的一个风俗。相传当年释迦牟尼为寻求人生真谛与生死解脱，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在雪山苦行六年，常常日食一麦一麻。后来他发现一味苦行并非解脱之道，于是放弃苦行下山。这时一位牧女见到他虚弱不堪，便熬乳糜供养他。释迦牟尼的体力由此恢复，随后于菩提树下入定七日，在腊月初八，夜睹明星而悟道成佛。据此传说，汉传佛寺每年的腊月初八都要以各种形式予以纪念。如《百丈清规》卷二中说“腊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成道之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其中熬粥供佛成为常仪。佛教认为食粥有很多好处，因此寺院一般在早晨都有食粥的习惯。至于腊月初八煮腊八粥就更讲究，通常都用莲子、红枣、薏仁、云豆、白果、黍米、白糖花生等八种东西一起煮，称为“八宝粥”。不仅粥煮得好，而且煮得特别多，以满足前来寺院参加纪念法会的善男信女的需要。有的信众专门奔“粥”而来，认为腊八供过佛的粥特别吉祥，不仅自己食用，有时还带回家供家人享用。这样年复一年，寺院做腊八粥的传统便广泛传播到民间。
值得一提的是，南传佛教国家一般认为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成道、涅盘都在5月的月圆日并于这一天举行浴佛等盛大的纪念活动。因此，腊八节吃腊八粥可以说是在中国形成的一个节日风俗。
2、道教与习俗
节庆活动的仙风道迹
岁时节日中的仙风道迹，为节日增添了神奇、欢乐和喜庆。一些道教活动仪式和庆典已经演变成一种深层的心理意识沉淀在民间，如今我们在岁时节日中仍然能够看到的燃放烟花爆竹、悬挂桃符、贴门神春联、踏青戴柳、悬艾挂蒲、张挂印符等风俗习惯，实际上都是道教的禳灾祛邪、驱鬼避瘟等法术的体现。
燃放爆竹是在节庆或喜庆的日子里必不可少的仪式，在现代人的眼里，爆竹能增添喜庆，所以为广大民众所欢迎。但究其原始意义却是从一种驱鬼辟邪术而来。据《荆楚岁时记》称："正月初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由于山臊、恶鬼害怕亮光、爆竹声和红色，所以人们利用响声吓退它们，不过这时的爆是用竹节放于火中烧裂发出巨响。当临炉炼丹的道士无意中发明了能产生巨大声响的火药之后，就把它应用到驱鬼的法术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爆竹，以代替山竹爆裂而达到驱邪保平安的目的。
挂桃符，贴门神、春联是春节习俗之一。腊月三十或正月初一，各家各户清早起来于门前挂桃符，贴上 门神，以及写在红纸上的春联，以求避凶趋吉，室宅安宁，增添节日气氛。
十月十五下元节，是水官大帝诞辰，也是水官解厄之日。是日，宫观建醮解厄，民家则多备丰盛菜肴，享祭祖先、神灵，以祈福禄。 
十一月的冬至又称"冬节"，家人团聚，备办佳肴，祭天祀祖。民间至今仍重此节，如浙江杭州等地有"冬至大如年"之说。为什么此节如此受到人们重视呢?原来冬至是道教元始天尊的的诞辰，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的神灵，是万神之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人们当然不敢马虎。
腊月二十三祭灶节，习俗是将灶神送往天上的祭祀活动。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至人间监督善恶之神，一旦发现令他不满的行为，就暗地里记上一笔帐，等到腊月二十四他就回到天上，向玉皇大帝作一次总汇报，然后降灾殃于有罪之人。因此人们在这一天要在灶间摆上猪头和酒肉，烧香上供，祈愿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 
以上是受道教传说影响的岁时节日，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可以发现：一部分岁时节日本身就是道教的节日，只是因为有了民众的参与，增加了世俗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某一神祇的诞辰祭祀活动，从而演变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了；另一部分传统的岁时节日是因为有了道教传说和祭祀仪式的参与，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每到端午，可以看到村村寨寨，大街小巷不少人家的门前挂有菖蒲和艾条，此俗多见于南方，流传久远。《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上，以禳毒气。"以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农历五月初五，正当初夏，多雨潮湿，细菌极易繁殖，是各种蛇虫猖獗之时，而菖蒲具有提神、通窍、杀菌之功效，艾叶能驱蚊蝇，所以端午各家门前挂菖艾。但在古人的心里，是认为它们具有禳毒驱邪的魔力。"艾旗召百福，蒲剑斩千邪"，这一民间流传的谚语即是最好的证明。 
道教对民间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丧葬习俗方面。古代，人死后家中要请道士或和尚来做道场"超度"亡灵。在湘西、鄂西和贵州、浙江等地，仍有为亡人"开路"、"打绕棺"和"接煞"等习俗。  
道教对民间生活习俗的影响，还表现在俗人自己充当举行道教仪式的主角，自己施行某些法术。也有用道教的符箓方术，在病人的床上或家门上贴上黄纸，上写："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斩妖治邪"、"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等文字。这些习俗的存在足以说明道教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如今人们有病还是要找医生来医治的。  
中国疆域广阔，各地与道教有关的岁时节日和庆典活动的习俗还有很多，难以详述，但从上述的种种节庆民俗活动中的仙风道迹，还是不难看到道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
宗教与饮食：
1、佛教与饮食：
在现代社会，古老的佛教素食主张，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健康观念和生态道德 。佛教认为，素食出健康。饮食的荤素与多少，都与人的健康有直接联系；有些疾病，是由荤食引起的，可以通过素食，得到预防和医治。这一饮食观念，符合现代营养学理论。据世界健康组织研究结果证明，人们每天所必需的四种物质：奶类、蛋白质(蛋白质食品)、谷类及蔬果类，都可以从素食中获得。同时，素食会增强人的脑力。大脑细胞的养分主要是麸酸、维生素(维生素食品)B及氧气等，食物中以谷类(谷类食品)及豆类等含麸酸、维生素B最多。所以，许多高僧因为素食，不仅思维敏捷，而且与常人相比，智慧与判断力都更有优势。
佛教素食追求营养平衡。人们从素食中，可以获得平衡的营养成份，这可从长寿高僧每日食谱与现代健康素食食谱的对比中得到印证。日本北法相宗管长清水寺总住持大西良庆一日三餐：早餐为梅干、腌大头菜、豆腐味噌汤、白粥两碗；午餐吃早餐剩下的，或是面条，晚餐则是豆腐汤，菠菜或其它青菜混合的白饭一碗。大西良庆总住持修行以来，没有吃过肉类食品，  1983年逝世，享年107岁。美国加州大学药学博土郑慧文研究的素食食谱  “221素食法”一一二份五谷(五谷食品)杂粮、二份蔬菜(蔬菜食品)水果(水果食品)及一份豆类一一的比例搭配进餐，经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卫生部、英国卫生部认可推广。这一素食法可以确保素食者摄取充足的养分，尤其是素食者容易忽略的蛋白质，都可以借此而调整。
对于五味，佛教也从提高人的健康水平的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有一部名叫《摩诃止观辅行》的佛经告诉人们：适度的酸味，对肝脏有益，却会损脾脏，所以脾病不可吃酸；适度的辛味，对肺脏有益，却会损肝脏，所以肝病不可吃辛；适度的苦味，对心脏有益，却会损肺脏，所以肺病不可吃苦；适度的成味，对肾脏有益，却会损心脏，所以心病不可吃咸；适度的甘味，对脾脏有益，却会损肾脏，所以肾病不可吃甘。这样说来，佛教的素食并不是不讲吃得有滋有味的。
佛教素食是增进健康的减食法。佛教认为，减食也是增进健康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上面提到的《摩诃止观辅行》还告诉人们说：吃得少，心智才能清明。唐朝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曾列出寺院生活的二十条要则，其中的第四条说：“疾病以减食为汤药”。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说，适当地少吃东西，才能让胃得到休息，减轻身体机能的过度负荷，使生理组织的活力得到恢复。有很多疾病，就是由于饮食太多引起的。饮食过量，会伤及胃肠，还会使过多的养分留存在体内。
佛教素食可以使女人变美。对于那些爱美的女人来说，素食的好处有很多。人类体质偏碱性，肉吃得太多，易使体质变酸性，而吃素则有助于体内的酸碱中和。
最后，佛教素食还可以影响人的道德情操。佛教认为，修行者食肉会产生十八种过失。其中，有的过失就直接与人的道德情操有关。据《佛说勿食众生肉》说，吃肉会使修行者的慈心不生，所以不应该食肉。一名素食者可以在强调素食对健康有好处的同时，更重视素食主张作为一种道德情操给人带来的积极影响。
当人们进入21世纪之后，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有，这就使得人们的饮食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佛教素食主张作为古老的人类智慧，有利于现代人在新的生活立场上加以吸取，以建立科学、文明、合理的饮食方式；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建立完全新型的人写自然的关系：既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又能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构建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科学，更健康，更文明。
2、道教与饮食：
中国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并不是每位中国人都信仰道教，但是，道教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的饮食文化，便是如此。
道教饮食养生文化是已渗入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之中，成为本能的指导原则，其合理性有些已成为现代科学阐释与肯定，证明道教研究饮食养生文化具有充分的科学内涵。
道教饮食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料：以粮食作为养生的主体（“五谷为养”），以肉食、果品、蔬菜来增益、补充（“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将粮食作为主食，占饮食比例的60%—70%，其余肉食、果品、蔬菜则占了30%—40%。
二、调味：伊尹说成汤以至味，已经有了五味调和的学说。到《黄帝内经》时，已特别强调的调配必须符合养生的要求。
三、食疗：包括食补与药膳，如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晋代葛洪《肘后方》中用海藻酒治甲状腺肿，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是用猪肝治夜盲症等等。由于道家饮食文化的传播，民间有很多此类文化遗存，有必要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
四、节食：这一思想是道教饮食文化的重点内容之一。它包含两重意义：一为少吃，每餐吃到八成饱左右即可；二可为节制荤腥油腻的饮食。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以动物性原料为主体的膳食结构，带来了众多食源性的“文明病”，东方相对的要少得多，已足可证明道教饮食养成生学说的正确性、科学性。
在现代社会，道教的饮食养生文化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不单单是因为道教中积累了大量的可供今人借鉴、利用的饮食方法和技术。实际上，道教的核心饮食养生思想及原则，更彰显出了其永久性的价值和魅力。从某种意义而言，更加清晰、深入地了解道教饮食养生思想内核，并把握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实质，是进一步把道教饮食养生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之一。
追根溯源，“饮食自然”可谓道教观念体系中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命题之一。所谓“饮食自然”，并非简单地顺应自然，消极采取纯天然的饮食方式，而是指根据自身之“本然”——基于自身生命运动的本来规律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互动关系，而对其饮食行为及方式作出的合理化设计和选择。
从历史来看，“饮食自然”的思想在道教及其信仰者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展开。古代道人在长期的修道实践过程中，正是在“饮食自然”思想的指导下，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饮食养生知识、经验，而且总结、提炼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饮食养生智慧。
一 和谐性
在古代道人看来，人类的生存活动只有在与周围环境及生命万物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动错自无所私。饮食天厨，衣服精华，欲复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③
二 本分性
此所谓“本分性”，是指人类应该基于自身生命活动的合理需求来规范、调节自己的饮食行为。道教这种“知分”的饮食理念，获得了大量养生经验及知识性的支持。如，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司马承祯的《天隐子》等道经中，皆对道教饮食养生的知识经验有精当的整理。对此，我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少胜于多
2.熟胜于生
3素胜于荤
三 自控性
所谓“自控性”，是指在饮食养生活动中，人们应该把养内与养外结合起来，以保持人体内外、身心之间的和谐。
可见，“饮食自然”作为道教饮食养生的核心原则，实质上是一种追求身心、物我、天人合一的修道方法论和思想智慧。而这种养生方法和思想原则，无疑具有超越时代、境域的价值。
宗教与现代生活
说到宗教，许多人恐怕都会感到隔膜。因为，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尽管我们有时也会逛逛寺庙、教堂，参与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活动（如过圣诞节等等）。但是，对于其中的宗教意味，又有多少人能够领略呢？大多不过是随缘随喜，玩玩而已。
中国人历来缺乏宗教精神。儒家虽然有时也被人称为儒教，但宗教意味并不浓（《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最多只能说是一种道德化的准宗教（“礼教”？）。道家学说主张出世，后来发展成了道教，但是其中的哲学意味仍然大于宗教意味，在宗教上的影响不如外来的佛教。佛教自魏晋之际传入中土，对儒道互补的汉文化传统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但同时也受到了本土文化的改造和同化。如禅宗就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它滤去了一些宗教意味，增加了一些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比较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因而得以流行。而对小民百姓而言，宗教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工具而已。他们往往以实用的态度对待宗教，“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从灶君、土地爷、关大帝到佛祖、菩萨，一概膜拜，根本不在乎是哪一教哪一派。总体上，可以说是三教并立，具有多神教色彩。这与西方人和阿拉伯人很不相同。他们为了教派、教义，不但要展开论争，而且甚至会发动战争（如十字军东征）。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西方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也是很厉害的。
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转向世俗化，宗教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小，加上解放后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宗教不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批判，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备受压制，文革时“破四旧”，宗教首当其冲，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复苏。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整个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趋向实用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包括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宗教的影响却在抬头，表现在：1、许多地方大兴寺庙，宗教活动日益兴旺；2、信徒、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大量增加，人们在旧的政治信仰破灭以后，转而到宗教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3、学术界对宗教问题更为重视，一般都认为宗教在现代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有的青年学者甚至主张要引进西方基督教文化，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以圣爱哲学代替斗争哲学，以宗教精神抵制现代虚无主义思潮，为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这种思想虽然局限在学术圈内，并没有传播到社会大众，但是，与社会上的某种精神倾向却有遥相呼应之效，值得我们注意、深思。
而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宗教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虽然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西方文化价值观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各种文化冲突依然存在，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宗教。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之间，冲突十分尖锐。如拉什迪事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夺圣城耶路撒冷的战斗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分歧也依然存在。如东正教的俄罗斯与天主教的西欧在文化上就有一定冲突，中东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还曾经打得难解难分。此外，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宗教对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的影响：如菲律宾推翻马科斯的统治；波兰团结工会在天主教会的庇护下发展壮大；伊朗等国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由两套机构共同治理国家，一套是政府行政机关，另一套是神职人员，后者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西方虽然有人声称上帝已死，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头面人物来说，“无神论者”依然是个贬义词；一个公然声称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绝对不可能当选为总统、议员。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文化传统根基最浅，现代色彩最鲜明，但是，邪教事件却层出不穷。1978年人民圣殿教主琼斯率领900名信徒在圭亚那森林集体自杀，1993年一批邪教徒占据大卫山庄，与联邦警察展开武装对抗，结局也是悲剧性的。所以，对宗教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什么是宗教？宗教是社会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惯例，它引导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神圣的超现实的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特征，就是相信存在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凡俗/神圣、现世/来世、此岸/彼岸，这是宗教的二元结构。它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对自己的由来和归宿的关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在哪里？我们是谁？”对于这些问题，宗教的解答与科学的分析是不同的。科学的分析消除了神秘，但是不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而宗教的解答则反之，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图景，使人们能够超越有限的现世生活进入无限的永恒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疑问。但是，对于信仰的人来说，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作为一种维持心理平衡的手段。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有七情六欲。欲望的满足是没有限度的，但是，使欲望得到满足的手段却是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痛苦。如果说，人最大的欲望是要得到永生，成为上帝，那么，人的最大的痛苦也就是死亡——因为它确证了人的生存的有限性，从而使得世间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宗教的来世说为人制造了一个“永恒”的幻景，使人可以把生命视为永恒的一个环节，因此而获得意义。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超越性的永恒的目标，人们才不至于把现世的幸福看得太重，才不会太在乎感性欲望的满足。如宗教徒的修行就有道德约束的意义。但是，以来世的得救否定世俗的幸福，也会使人失去生活的许多兴味。推到极端，会使人精神麻木地忍受各种苦难，有时甚至会直接加深现实的苦难——当宗教背离了人道的时候，当它的教义和戒律作为神圣的律条，成了终极标准的时候，当它的力量与世俗的权力结合在一起（政教合一），成了一种全能的极权的时候，宗教就会走向人的反面，不但不能满足人寻找永恒归宿的精神需要，反而会对人的灵与肉都造成极大的损害。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欲望是无法完全满足的，生存的痛苦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得救只是一个幻影。在现代社会里，面临着科学的挑战和虚无主义的冲击，宗教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它既不可能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更不可能为人的生命提供永恒的归宿。但是，许多人还是离不开宗教——作为一种心理安慰，作为一种终极关怀，宗教仍有其价值。“它在人们精神上失掉着落时难有弥缝之力却依然在弥缝”（梁漱溟语），为信仰者提供精神支柱，为社会提供某种凝聚力。在没有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以前（其实，将来恐怕也不可能找到某种代替品），谁也不可能轻易抛开它，否则，就会自食其果——打破了禁忌，也没有了约束，有的只是人欲横流。如因果报应观念对人的道德约束，在现代生活中就已荡然无存。当然，约束人的也不仅仅只有宗教信仰。但是，信仰的约束却是最内在的。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除了外在的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以外，我们还需要一种内在的精神（如对自然、生命和精神的敬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克制各种欲望（包括肉欲、物欲和权力欲）的非理性表现，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健全的人，人类才有可能走上康庄大道——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