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贵州家刻本的价值及利用.pdf

160贵博论丛 第二辑试论清代贵州家刻本的价值及利用安琪（贵州省博物馆）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家刻本的出版及流传情况，探讨其价值，从而在保护和利用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关键词 清代；贵州家刻本；价值；利用中国雕版印刷产生于唐代初期，发展于宋元，明清时达到巅峰。现存的唐代刻本，内容多为老百姓所需的历书、农书、占卜类书籍，大部分为家刻。最早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经考证是王玠为其双亲敬造普施而刻印的，也为家刻本。到了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民间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加，市场上各类书籍应有尽有，官、家、坊三大系统逐渐形成鼎足而立的态势。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刻书地区之广、内容之丰、技术之精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家刻多如牛毛、坊刻难以数计，家刻尤以毛晋为著，使不少古籍仅赖“毛本”流传至今。清代前期，朝廷大规模地组织编书和刻书，后各地成立官书局，对民间刻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考据学的发达，使人们认识到图书版本的重要，产生了集学者、藏书家、刻书家于一身的出版家，因此，刘国钧先生认为：“清代的雕刻书籍以私家刻书最有价值。”与官刻和坊刻不同，家刻本不具备政治导向性，不以牟利为目的，它反映的是刻书人对文化的需求，内容涵盖更广泛，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绘画书法161贵州刻书，始于宋代，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明永乐年间，贵州建省，为纂写大明一统志，官方开始组织刊刻府、州、县等地方志书，使贵州刻印志书和其他书籍有了发展机会。贵州家刻出现较晚，约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第一部家刻著作是谁所刻，内容为何，已难考证，目前，贵州省内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家刻本为清道光十七年（1837）由郑珍撰写并刊刻出版的樗茧谱（图1）。此后，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唐树义、陈法、陈夔龙等为代表的一批贵州文人为宣扬善本、传播文化，大量藏书、刻书使贵州家刻事业真正地发展起来，他们留下的大批图书成为贵州文化的珍贵财富，也为后人深入了解贵州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贵州家刻本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让其得到充分利用，对进一步挖掘贵州文化内涵，增强贵州文化自信，促进贵州文化传播有现实意义。图1 樗茧谱清道光十七年（1837）遵义刻本162贵博论丛 第二辑一、清代贵州家刻本的出版及流传情况清代贵州家刻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自己或前人的著述、诗文刊刻出版的，另一种是考据、辑佚、校勘前人旧本后整理出版的。刻书之人多为当时著名文人，有在朝为官者，亦有投身教育、一生治学者，在经史文学方面各有成就，在考订和校雠方面颇精，刻书多以自家藏书楼为刻本堂名，代表性的有：望山堂刻本（郑珍家刻）、影山草堂刻本（莫友芝家刻）、拙尊园刻本（黎庶昌家刻）、灵峰草堂刻本（陈钜家刻）、待归草堂刻本（唐树义家刻）、花近楼刻本（陈夔龙家刻）、恰恰楼刻本（高廷瑶家刻）等。他们自己出资，请刻工到家中刊刻书籍，凡刻印出版之书，必经过悉心校勘后，再监督开雕。清道光至宣统年间，这些家族约出版图书百余种，相较同时期的官刻和坊刻，种类最多、内容最丰。清代大量家刻本的问世，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清政府延续明“改土归流”的政策，使文化皆归于大流；其二，考据学的盛行，使学者们认识到图书版本的重要性，学者们刻书以纠误本弊病，同时宣扬善本，补充藏书；其三，自明嘉靖在贵州开闱以来，贵州文化教育日渐昌盛，中举者越来越多，这一时期，贵州广开书院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诗礼之家为自己的子弟刻印书籍以供教育使用，使得家刻书业蓬勃发展。家刻之书选材丰富，刻印精良，除给子孙作传习教育所用外，或赠友人，也出售给一些上门求购的读书人，在当时贵州乃至全国的影响极大，有珍本和不少孤本流传，其内容广泛、地域鲜明、版本独特，被世人利用与收藏而得以流传于世。清末民初，大部分家刻本在私人藏书家手中流转，为保存先贤作品，或以覆刻、抄写形式留存，或以残版整理补刻。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家刻本郑珍撰樗茧谱，刻版于咸同年间被农民起义军所毁，民间版本也已散尽，光绪七年（1881），郑珍弟子赵其璜在北京购得一本夹带回乡，此书才重现故里，光绪二十四年（1898），遵义华柽坞重刻樗茧谱，并公开发行，使得这贵州绘画书法163第一部科学著作得以广泛流传。此书还有光绪年间遵义官书局铅印本。清同治五年（1866），由莫友芝次子莫绳孙整理刊印的独山莫氏郘亭丛书（六十六卷）影山草堂刻本，收录莫友芝著作7种，完整保存了莫友芝的重要著作。可惜在莫氏移居扬州后40余年间，因经济拮据，其子孙将家中藏书陆续售卖，其中独山莫氏郘亭丛书版片也随之散佚民间。民国年间，扬州著名书商、藏书家、扬州丛书整理刊印者陈恒和之子陈履恒偶得独山莫氏郘亭丛书影山草堂残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修复整理后补刻，使莫友芝重要著作得以保存，为后世研究其人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图2）新中国成立后，藏书家如朱启钤、凌惕安、陈恒安等名家手中的藏书大部分捐赠或转让给了公藏单位。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师范大学图图2 独山莫氏郘亭丛书民国三十三年（1944）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刻本164贵博论丛 第二辑书馆、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等省内多家主要公藏单位均有收藏，还有部分孤本藏于省外藏书单位，如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其家刻版片现藏于江苏广陵书社。贵州省图书馆收藏的黔人、黔宦著作，大部分就是由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启钤和凌惕安捐赠和转让的。而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收藏中，有贵州著名文史学家柴晓连、陈恒安捐赠的部分图书，有贵阳正谊中学1963年撤销后价让的部分图书，这些图书中有清代贵州家刻本10余种。藏书家收藏图书，多有钤印，不难辨别，如贵州省博物馆藏郑珍著说文逸字 清咸丰八年（1858）遵义望山堂刻本、莫友芝著郘亭遗诗 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 清同治十二年（1873）遵义唐氏梦研斋金陵刻本、黎庶昌著西洋杂志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遵义黎氏刻本，皆钤有凌惕安印和“笋香室”印；李鸿裔著苏邻遗诗 清光绪十四年（1888）遵义黎氏日本刻本，钤有高氏恰恰楼藏书印；郑珍著巢经巢遗文 清光绪十九年（1893）贵阳高氏资州官署刻本，钤乐嘉藻藏书印。二、清代贵州家刻本的价值1.版本价值清代贵州家刻本从字体、版式及装潢来分析与一般清刻本并无差异。版式上，多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有牌记，记载堂名及刻印时间，极易辨别。字体上，一贯采用清代殿本书常用的方体字，拘谨方正，晚期也有仿明代汲古阁扁方体。其中不乏刻印精良、纸新墨浓、装订精美、书体俱佳、保存完整，极具艺术代表性的本子。其中以经学驰名，在史学、文学、绘画书法成就颇高的郑珍，有专著和杂著30多种，郑氏家刻和他人刊刻问世的约10种，其中 巢经巢诗钞是郑珍21岁到46岁的诗作，初印本为清咸丰二年（1852）家刻本，由其子郑知同手写上版刻印，所书小楷字体精妙端严，选用贵州皮纸印刷，墨色浓艳，属晚清刻本的佼佼者。初印本数量不多，到光绪、宣统年间已难觅绘画书法165见，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叶德辉曾寻20余年而不得，无奈感叹：“藏书一道，纵财力雄富，非一聚可以成功。”可见此本流传稀少。后有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黎氏五羊城刻本，是后刻本，在艺术价值上无法与初刻相比。还有的版本流传少，对当时及后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虽然年代不是特别早，却具备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如著名外交家黎庶昌在光绪七年（1881）任出使日本钦差大臣期间，搜罗国内失传古籍，得唐、宋、元、明孤本，善本多种，自己出资，延请东京一流刻板能手田埜邨锦四郎和木邨嘉平精刻，活字版印刷，辑成古逸丛书。搜辑刊刻时，精益求精，审查校勘多次，印刷中有损痕墨点，字迹不清，必弃之。丛书收录的唐卷子本、唐写本、宋元雕本，版本珍稀，如影宋版史略、影宋台州本荀子、影宋本庄子注疏、覆元泰定本广韵等，均为国内轶亡或罕见的善本。故成书一经问世，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不仅掀起清晚期复刻宋元版本之风，在当时乃至现在，仍被藏书家视同宋元本。（图3）图3 古逸丛书清光绪十年（1884）黎氏日本使署刻本166贵博论丛 第二辑2.史料价值清代贵州家刻本中有许多黔人黔宦创作的诗歌散文，记录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对当时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当时贵州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是全方位了解和研究贵州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不可或缺的文字史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由版本目录学奠基人之一莫友芝与黎兆勋、唐树义共同编纂，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唐氏梦砚斋刊刻出版的黔诗纪略（图4），它是一部明代黔诗总集，收录明代黔籍诗人257人2948首诗作。清末贵州战乱不断，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不仅负责该书的收集整理工作，还为所收集的包括方外在内的257位诗人写传，传记不仅记载了诗人籍贯、科第仕宦、主要事迹及重要作品等内容，还将与诗人相关的文献资料图4 黔诗纪略清同治十二年（1873）唐氏梦砚斋金陵刻本绘画书法167都汇集于传记中，它的文献搜集与体例安排，较前人更为周密、具体。其对诗人、诗文集的考证、辨伪，对诗中相关名物的按证考察，对时人研究的引据利用，均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史料线索，功用甚巨。宣统年间，由陈夔龙资助，著名谏官陈田尽莫友芝未完之事，对莫友芝未付梓的稿本黔诗纪略后编进行补选和删减，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刊刻出版。陈氏听诗斋家刻本黔诗纪略后编，收录清代黔籍诗人424人，诗作2282首。书后附刻陈田独立编纂的黔诗纪略补编，增明代55人，诗歌186首，清代45人，诗歌138首。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使贵州明清两代诗歌粲然大备，在丰富的贵州历史文献宝库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展现贵州明清两代黔诗的发展状况，使一方文献得存，里面涵盖的大量史料信息对于研究当时贵州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城市建筑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意义尤为重大。在散文方面，黎庶昌任驻英法德西使馆参赞期间所著的地理类游记散文西洋杂志（图5），可以说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同晚清其他旅外游记不同，它一反之前游记的日记体样式，不以时间排序，而是有意地将相近内容的文章放置于一起，形成使臣规矩、宫廷礼俗、各国政治事件、各国国家制度礼仪、重要军事民用设施考察、各国艺术与娱乐、各国币制、西方天文总说等几个小单元，客观描述了德意奥瑞等西方诸国的情况。作为桐城派散文代表人物，黎庶昌对新式散文体例的探索和在创作文体上的变化与革新，为后世研究桐城散文创作及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详尽材料。更可贵的是，黎庶昌能看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提出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观点，而非盲目西化，一味夸赞。全书用平实朴素的语言理性而中肯地比较了中西文化，解读中西方各自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洋杂志不仅向晚清中国描绘了一个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西方现代世界，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作者对西方世界完整而理性的认识，还体现出比较明晰的现代民主思想，具有跨时代意义。168贵博论丛 第二辑3.学术价值贵州虽地处边缘一隅，但文人辈出，明清时期曾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他们通“三礼”，散文、诗歌、书法、绘画无一不精通，治学严谨，所留下著作内容丰富，家刻中不少经史著作，不仅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保留，而且对当时和后世学术界影响极大。在训诂学著作中，郑珍撰字书说文逸字（图6），增补说文解字因传抄遗漏的165字，不仅当时用作工具书，也被后人用来作为治学的基础书籍。现代新编辞源中的一些古字注释就直接参考其古字注释。莫友芝撰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对188字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辨其源流，重加考证，对之补足和校误，刊刻问世后，在当时说文界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今学界仍认为此书有勘正前人舛误、解决千古疑案之功，今日读此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唐本说文解字中一些难释的文字。图5 西洋杂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遵义黎氏刻本绘画书法169在版本目录学方面，莫友芝目录学著作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是他从同治四年（1865）至八年（1869）数年间客游上海等地时所见宋、金、元、明刻本及旧抄本、稿本的记录，是我国较早的善本书经眼目录，影响了后来的版本目录学家，像王文进的文禄堂访书记及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都与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他的版本鉴定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及编目工作也极具借鉴意义。还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集太平寰宇记五卷半，得补四库全书著录本之缺佚，在目录学上贡献极大。4.地域文化研究价值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论贵州地域文化代表，当属沙滩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由于环境不同、生存方式不同、地理气候不同，导致思想观念和文化性格特征不同，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图6 说文逸字清咸丰八年（1858）望山堂刻170贵博论丛 第二辑的地域文化。沙滩文化素有“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的美誉，它产生于清中期，以黎、郑、莫3个家族为代表，他们重视教育，以诗礼耕读传家，在清乾隆至民国初年的100多年间，3个家族里涌现了几十位诗文作家和学者，刊行诗文集和学术著作近百种，涵盖教育、诗词、散文、朴学、史地学、科技，这些丰富的文化成果值得我们再三整理、深入挖掘研究，如黎安理总结多年教学经验所写的梦余笔谈和黎恂为教授古代诗歌所著的千家诗注，都是当时多次刊行的教科书，对研究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郑珍诗集巢经巢诗钞、散文集巢经巢集，莫友芝诗集郘亭诗钞，黎兆勋词集葑烟亭词，有助于我们研究贵州文学发展。还有黎恂的农谈和郑珍的樗茧谱，是极具指导意义的农书，在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贵州农业科技发展有里程碑意义。三、清代贵州家刻本的利用建议清代贵州家刻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当时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如何保护及利用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充分体现其价值，是古籍保护和研究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代贵州家刻本的征集和收集工作，通过扫描和出版的方式对这些刻本进行再生性保护首先，针对散佚民间的版本，应由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牵头，联合省内各家存藏单位，申请专项经费，成立专项小组，尽量以征集购买方式或有偿借用的方式收集。其次，参考中国古籍总目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古籍目录，对省外古籍公藏单位的收藏情况进行摸底，以扫描或拍摄的方式将我省缺失的版本补足。最后，由专家对版本进行再次甄选，对较为珍稀的善本，进行点校注释出版。2.加强清代贵州家刻本的收藏与保护，以现代技术和修复技艺延长古绘画书法171籍生命收藏单位应增强保护意识，加强人才的培训，除了输送人员到省内外学习传统的修复技艺外，也应该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对古籍加以保护，贵州省博物馆设有文物修复保护中心，有专门的实验室，购置了大量先进设备，最有条件开展古籍的科学保护和修复工作，在这方面应起到牵头作用。3.建立清代贵州家刻本专题数据库，让公众共享文化成果笔者作为一名古籍保管人员，接待最多的就是清代至民国期间贵州地方史和版本学研究人员，其中家刻本查阅率最高。针对这种情况，省内收藏单位应打破界限，共同建立清代贵州家刻本专题数据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录入，另一方面，整合人员和资源，有助于数据库更快建立和完善，更早投入使用，更好服务于公众。4.开办清代贵州家刻本主题展览，使文化资源服务于当代联合存藏单位，开办一场以清代贵州家刻本为主题的互动式展览，以实物为主体，图片、视频、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加入专家讲座和与书籍相关的社会教育活动环节，一方面可以从书籍的角度展示贵州清代雕版印刷水平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借之传授有关书籍的各类专门知识，从而传递“爱护书籍，尊重知识”的理念，发挥好古籍保护单位的社会教育职能。近年来，贵州经济迅速发展，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多彩文化”也备受关注，随着人们对地方文化的重视，清代贵州家刻本的价值被不断挖掘，不仅在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文化发展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提升贵州文化影响力、促进旅游事业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要加强贵州家刻本的传播与研究、开发与利用，使这一珍贵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当代、造福于后代。参考文献1.陈荣阳、戴绿红：整饬的西方：读黎庶昌西洋杂志 J，文学教育，2016（8）。2.何水英：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J，贵州文史丛刊，2017（3）。172贵博论丛 第二辑3.黄万机：遵义沙滩文化 A，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 第23辑 郑、莫、黎专辑 C，遵义：遵义文史资料编辑部（内部资料），1992年。4.马秀娟、李会敏：朱启钤对图书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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