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_刘晓南.pdf

106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汉语语音史几乎是伴随着上古音研究而开始的。随着上古音研究的成长，在经过了宋元明清诸代漫长的酝酿之后，语音史从上古历经中古、近代以达现代的研究框架终于在 20 世纪初成型，随之而来的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的纵向研究全面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的步步深入，语音史各个时代的研究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经常遭遇到来自历史上的共时层面复杂语音现象的挑战。这些新的挑战，一次又一次地提示我们是否应当对不同时代平面上丰富多彩的语音现象作出多视角的考察，把历史语音的空间差异纳入研究框架之中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挑战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能量已经将语音史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沿袭已有的依时间线索单向推进的路径继续前行，还是迅速调整，引入空间维度以促使语音史框架作出历史性转型，已经成为语音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一道绕不过的必答题。有鉴于此，我们将简要地回顾语音史学科的萌生与百来年的发展进程，展望发展的方向，尝试给出我们的答案。一、语音发展观和语音史音韵学研究古汉语语音，就是要在语音发展观的指导下，对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作出详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论述，以建构语音史的框架与体系。通常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但语音史的研究却先有行动，后有思想。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音发展观的形成有一个从偶然涉及古音进而到有意识地揭示古音的漫长探索过程，随着古音材料逾益丰富，对古音的了解愈益深入，有关语音古今变化的思想越来越清晰，语音史才逐渐得以成型。（一）汉唐人偶说古音戴震 声韵考 卷三云：“古音之说，近日始明。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窴尘同，及注它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戴氏所述郑笺，出于 豳风东山 篇，以今所见文献，这的确是最早述及古音的材料。郑玄以后直至宋代，偶而述及古音者，代有其人。如东汉末刘熙作者简介：刘晓南（1957），男，湖南平江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音韵学、汉语语音史和历史方音研究。清 戴震：声韵考 卷三，严式诲辑刻：音韵学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页。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刘晓南（复旦大学 古籍所，上海 200433）摘要：形成于 20 世纪初的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框架，是一种以通语语音发展为主的单线模式的研究框架。经过百余年的研究，随着历史方音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原框架因忽略方音研究造成的对文献中复杂语音现象的描写与解释的困难逾益突出，一种兼顾时空维度的新的研究框架正在形成，以通语语音史为主、历史方音为辅的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正在成为现实。关键词：汉语语音史时代音系通语语音史历史方音研究框架DOI：10.19866/ki.cjxs.2023.02.010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 年第2 期（总第 78 期）2023 No.2（Serial No.78）107刘晓南：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释名 述“车”之语源说“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后来三国人韦昭又驳之曰“古皆音尺奢反，从汉以来始有居音”即是，其后大概又有李季节、颜之推、王劭、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等，不一而足。诸说之中颇有可称道者。以颜之推为例。参与 切韵 纲纪讨论的杰出语言学家颜之推，他主张语言文字当使用“正音”，为了正音，必须“参校方俗，考核古今”，这是他的原则。从 颜氏家训 可以看到，他所说“古今”的“古”，绝不是古文家为了骈俪而加的衬字，而是确有其事的。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颜氏家训音辞 篇中的一段文字：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李季节即李概，算是颜氏同时代人，著 音韵决疑，该书今已佚。颜氏所引当出自该书。这段材料说的是一件发生于先秦时代齐国的事。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记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伐莒之令尚未下达，国中即已传言伐莒。传言自何而来？找到一个叫东郭邮（即东郭牙）的最初传言人。下面是齐桓公与东郭邮的对话：桓公问焉。曰：“子言伐莒者乎？”东郭邮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东郭邮对曰：“臣闻之，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东郭邮曰：“夫欣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夫渊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漻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东郭牙事件”还见载于 吕氏春秋 韩诗外传 等书。东郭牙根据齐桓公发音时的口型“口开而不阖”，判断他说的是“莒”字。颜氏转引来说“莒”与“矩”古不同音。从 切韵 音看，“莒”属于鱼韵上声，“矩”属于虞韵上声，当时北人语音中，“多以举莒为矩”，说明这两个韵的字多数人读混了，也可能有少数人没混。究竟这两韵当分还是当合？颜氏以为当分。他之所以审音从少数，理由就是这少数符合古音。他盛赞李季节确定“莒矩不同呼”为“知音”。后来陆法言 切韵 中，鱼、虞两韵也是分的。这应当是“萧颜多所决定”的一例。可见颜氏等人考核古今，确有其事。汉唐间虽有人提及古音，但并不等于古音学就此开始。李荣说：“汉朝人就知道古今音异，可是系统的研究上古音，是从宋朝人开始的。”因为汉唐的古音考核都是仅就某一特定之字，偶然一提，不成体系，更看不出是否萌生了古今语音演变的思想。（二）宋人的古音研究实践对古音认识的朦胧含混现象到宋代大为改观。宋儒考察古代文献中的特殊语音现象，揭示的古音现象越来越多，对古音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古音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于是逐渐成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古音学的基础理论和术语体系初步建立。宋人已经意识到，古音是一个与今音相对的学术概念，各有不同的内涵。这是因为宋人看到了诗骚用韵大面积与礼部韵不同，推想这是时代不同造成的，需要将他们视为古音的押韵，项安世所谓“诗韵皆用古音，不可胜举”是也。由此宋儒建立了古音、今音这一组对立统一的语音史概念，从而奠定刘熙语见 释名 之 释车第二十四；韦昭驳议见 经典释文 之 毛诗音义 上，召南何彼秾矣“车服”条下引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通志堂本，第 57 页。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96 页。管子 第三册第十六卷，四部丛刊本，第十一页。李荣：音韵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0 页。宋 项安世：项氏家说 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50 页。108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了古音学的学理基础。他们认为一个字有今音，也可以有其古音，而这些见于诗骚特殊用韵中的古音，往往被韵书、音义书所遗漏，所以，吴棫要作 毛诗补音 以补释文 毛诗音 之遗，著 韵补 以补 集韵 以及礼韵之遗。二是方音暗合古音的思想，即方音存古和方音证古说。以今所见，朱熹、项安世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且看朱熹的 3 条代表性言论。（1）大抵方言多有自来，亦有暗合古语者。（2）“诗音韵有不可晓处。”因说：“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韵与古合处。”（3）雄，与凌叶，今闽人有谓雄为形者，正古之遗声也。第1 条将方言的来源与“古语”挂钩，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历时的阐述。第 2 条的“所在方言”指当时各地方言，明确指出各个不同方言的音韵中都有一些与古音相合的地方，这相当于是从共时层面的考察。第 3 条告诉我们闽音中那些不合礼部韵系但与诗骚协韵相符的读音是“古之遗声”，也就是说，方音中与古音相合的部分，是古音的遗留，因而可以证古音。一言以蔽之：当代活的方言语音中保留了古音，古音亦可利用当代活方言来诠释。在吴棫、朱熹的诗骚叶音中可以看到许多当时方言语音的影迹，即缘于此。三是初具古音研究的方法体系。从吴棫、朱熹、程迥以及其他宋人的古音研究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他们的研究方法渐臻成熟，且已成体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诸种。（1）古诗用韵例推之法。（2）声符相推之法。（3）古音注相推之法。（4）古音通转之法。（5）方音证古之法。总之，与汉唐的偶然一提不同，宋人对古音的研究是有思想指导、有理论依据的对古音现象的批量考察。他们强调古音、今音使用之时代差异，显示古音与今音各有不同的音类归属。他们考察古诗文中的古音，目的是要揭示古音与今音之差异，以帮助学者读懂和理解古代文献。故有宋一代，参加到古音研究中的学者较之前代大大增加，已然形成了一个研究群体，写过专著或有专题论著的，有吴棫、程迥、朱熹、项安世、郑庠等人。至于关注古音，或泛发议论、或偶考古音者更是多见，如方崧卿、王质、蒋全甫、黄子厚、傅景仁，甚至大、小徐整理 说文 都可以看见他们时而提及某字之古音等等。有宋一代，古音学专著如春蕾初绽，颇为精彩。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有吴棫 韵补、朱熹 诗集传楚辞集注，至于见诸记载且对后代造成影响的还有吴棫 毛诗补音、程迥 古音通式、郑庠 古音辨 等等。（三）古今音变思想与语音史1.宋人的古今音变思想萌芽在语言学史上，叶音是宋儒研究古音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人物是吴棫、朱熹。自明末以来，对宋儒“叶音”开展了广泛的批评，可以说充分地批判了其消极的一面，但对其积极的一面关注不够。我们认为，“叶音”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萌生了宋儒的“古今音变”思想。以今所见，最早显现“古今音变”思想的是吴棫。吴棫早期的古音学著作 毛诗补音 里其实就有了比较清晰的古今音变思想。因 毛诗补音 已佚，故而后世学者仅据其 韵补 来论其古音学。看到他的取证古今杂糅，字无定音，故而不为采信。如麻韵所收的一组从“叚”得声的字，韵补 上平参见刘晓南：朱熹的古音学，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2 期。朱熹：杂著偶读漫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一，朱子全书 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0 页。宋 朱熹：朱子语类（第 6 册）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2081 页。宋 朱熹：楚辞辩证，李庆甲点校：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0 页。参见刘晓南：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和语音价值，古汉语研究 2003 年第 4 期。109声九鱼洪孤切小韵收“霞瑕鰕騢豭”、下平声七歌寒歌切小韵收“霞瑕蝦遐”，一会儿入鱼部，一会儿入歌部，给人大道多歧之感，颇有疑惑。但在 毛诗补音 中，“瑕”等字的论说就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精采：补音 不瑕，洪孤切。史记龟策传：“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太元众首：“军或累车，文人摧孥，内蹈之瑕。”礼记 引 诗“瑕不谓矣”，郑云：“瑕之为言胡也。”秦晋以前凡从叚者，在平则读如胡，魏晋之间读如何，齐梁之后读为胡加切。楚辞远游：“潄正阳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粗气除。”司马相如 大人赋：“回车朅来兮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 洛神赋：“升朝霞”与“出渌波”叶。左思 蜀都赋“霞”与“峩峩”叶。此以霞为何也。又 魏都赋“遐”与“罗”叶。陆机 应嘉赋“遐”与“波”叶。此以遐为何也。韩愈 元和圣德诗“瑕”与“拊”叶，又以遐为古。白居易效陶诗“暇”与“坐”叶。这段话中的点睛之笔就是：“秦晋以前凡从叚者，在平则读如胡，魏晋之间读如何，齐梁之后读为胡加切。”看到这段话，才明白 韵补 为什么要将这批字一会收入歌部，一会收入鱼部。原来他是要说，这些字在秦晋时归于鱼部，并引述先秦两汉的例据证之，到魏晋之间转归歌部，同时引魏晋时的例据证之，时代之音与例证若合符契。试将吴氏此意，以音标图示如下：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宋读如胡读如何胡加切霞瑕uoa上图显示了这批字之入歌还是入鱼，不是一般的一字多音，而是一字之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这是不折不扣的古今音变。在这里，“音随时代而变”的意思是清晰的，说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音，并非古音漫无定准。洞彻此义，你不得不佩服其高明。难怪王质要在 诗总闻 中大加赞叹：“善哉，吴氏之说！曰载籍所传，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声无虑数变。”吴氏 补音 中这段精彩的论说，在 韵补 中却受制于编辑体例而被分解、被简化，“秦晋以前”这句点晴之笔不见了，尽管将从叚声的字分收于鱼、歌两部、并与不同时代的例证相配合，仍隐然微露字音随时而不同的意思，但“音变”思想却隐晦不显。实际上吴氏将很多字都兼入多个韵部，读者一般找不出其间的古今变化脉络，的确凸显了大道多岐的弊端。看来，吴棫并没意识到他的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音变思想仍不甚明确。王质说吴氏发现了“一字之声变”，从引文看，吴棫并不仅仅指“一字”，他从谐声的角度立说，应当指的是一个谐声系列的一组字。与“一字”相比，范围较大，可以看作一个音类，但还是没有达到音系的层面。跟宋代其他学者一样，他还没有古音系的思想。从文献记载看，宋代也出现了有关古韵部著作，即郑庠 古音辨，但郑氏古韵六部，其实只是据时音六种韵尾合并礼部韵的大杂烩，并非真正的古韵部。后人从吴棫、朱熹叶音中归纳出古音韵部，也只能算是对宋人古音分部的一种推测。这都显示出宋人古音学的不足之处很多，但最大缺陷是没有真正归纳过古韵部，因而也没留下古今音系不同的学说。从学术史看，宋代古音学仍是以字音为主的研究。宋 杨简：慈湖诗传，豳风狼跋“德音不瑕”下引文，四明丛书本。宋 王质：诗总闻 卷八，狼跋“闻音”，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47 页。关于宋人古音学的相关研究，参见刘晓南：朱熹叶音本意考，古汉语研究 2004 年第 3 期；重新认识宋人叶音，语文研究 2006 年第 4 期；朱熹的古音学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2 期以及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棫 诗补音 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参见刘晓南：朱熹古音学的古韵部雏型，古汉语研究 2021 年第 4 期。刘晓南：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110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2.明儒的古今音变观古音系的建立当出于明儒陈第之后。在陈第、焦竑之后，音韵学研究古音，有了音系的观念，语音史的理论框架因而得以确立。陈第和焦竑等人研究古音，是从批评宋儒的叶音开始的。陈第年少时受他父亲的影响，对叶音产生怀疑。他回忆道：“余少受诗家庭，先人木山公尝曰：叶音之说，吾终不信。以近世律绝之诗，叶者且寡，乃举三百篇，尽谓之叶，岂理也哉？然所从来远，未易遽明尔。竖子他日有悟，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于时默识教言，若介于胸臆。”少年父命的影响是大的，果然在成年后，陈第对“叶音”发动了讨伐。他说：“自唐以来，皆以今音读古之辞赋。一有不谐，则一曰叶，百有不谐，则百曰叶。借叶之一字而尽该千百字之变，岂不至易而至简，然而古音亡矣。”与陈第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焦竑，不但持相同的观点，而且话说得更严厉：“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这就是所谓“叶音乱改字音说”的来源。后来学者研究上古音，无一不秉承焦、陈之成说，一以“乱改字音”界定宋人叶音。大意是，宋人以时音读 诗经楚辞等古韵文，遇到其韵不谐时，浑然不知这是古今音变，而为了谐韵，随意地将韵脚临时改读一个能谐韵的音来谐韵，称为叶音。以这个观点衡量，宋人对诗骚所作的叶音当然要被视为乱改字音。平心而论，焦陈对叶音的批评虽然对语音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但难说严谨，至少存在两个漏洞。一是并未穷尽全部叶音材料，仅凭举例即予以全盘否定。二是没有考察过吴、朱叶音的来源，忽视了宋人叶音的语音根据。据新近的研究，宋人叶音并不是不要根据的乱改字音。朱熹叶音其实是特别注重根据的，如：诗集传行露 第三章：墉讼叶祥容反从“讼”是个多音字，有平、去二读，广韵 钟韵“祥容切”、用韵“似用切”。宋代常用去声一读，而诗经 该段韵文从声律上看，当取平声一读入韵方可和谐，朱子在“讼”字的平去二读之中选定非常用音平声一读入韵，故注为叶音。然而为了注释从简，朱熹在 诗集传 楚辞集注 中一般都不给出自己叶音的根据，后人难以理解，甚至以为臆说。陈第与焦竑等人批评叶音的正面意义，并不是反对前人提出的古音说，究其实只是反对叶音表现出来的纷歧繁芜，以及由此引出的主观臆断。强烈的怀疑，使他们全盘否认了“叶音”的音注，进而确认了不但古代字有本音，而且字音随时而变的观点。陈第的名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将“古今音变”升华为一种势所必然的历史规律。学术思想的升华，引领并促成了他超迈前辈的学术成就。3.语音史框架形成陈第既然认识了古代字自有本音，就从 诗经等先秦韵文考古音，作 毛诗古音考 和 屈宋古音义，对先秦韵文中许多韵脚字的古音作了考定。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古音是确定的，力纠“叶音”一字多叶的偏差，其中已经隐含了古音系统不同于今音的意涵。清初音韵学家顾炎武考证先秦古音，离析 唐韵，得出古韵十部系统。顾炎武有浓厚的复古思想，他要摒弃今音，以返淳古，这是不对的。但他由此而进入到古韵系统，开始了古音系统的研究，这是他对古音学的重大贡献。后来的学者循此以进，随着古音系研究的逾益深入，语音史的观念和框架逐渐形成。清朝乾隆间编 四库全书 时，收集了一大批包含古音著作在内的音韵之书，依类编排，分别列为古音之书、今音之书和等韵之书三类。其中古音、明 陈第：屈宋古音义 跋，康瑞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53 页。明 焦竑：古诗无叶音，焦氏笔乘 卷三，明清笔记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 页。参见刘晓南：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和语音价值，古汉语研究 2003 年第 4 期。111今音之分，实际就是语音史的最初划分。自此之后，语音随时代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语音史的探索也逐渐深入。段玉裁 六书音均表音韵随时代迁移说 云：“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这些杰出的研究者不但关注周秦汉魏，还注意到了唐宋以下之音，如江永 古韵标准 说：“（三百篇之外）又可考屈宋辞赋，汉魏六朝、唐宋诸家有韵之文。审其流变，断其是非。”这些思想启迪来者，终于在 20 世纪初叶结出硕果。1918 年钱玄同的 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 年，后收入 钱玄同音学论著选辑 曹述敬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首次提出语音史框架，分为六期：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从此，音韵学明确地把语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同时代的语音得到全面的研究。魏建功 古音系研究（初版于 1935 年，1996年中华书局重印）一书，开宗明义（引言与总纲）曰“凡是在今日国音以前的音韵的研究皆属于 古音系中”，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音史的意味”；又说，“凡是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内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东西”，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言史的意味”。这说明在 20 世纪初中国新一代语言学家继承前人的语音发展观，已经树立了汉语语音史的自觉意识。二、单线研究模式及其困难（一）单线模式的语音史从宋儒开始古音研究以来，经过数百年发展，在语音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语音史框架的建立，汉语语音史的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研究全面展开。1954 年董同龢 中国语音史 问世，1957 年王力 汉语史稿 出版，该书第二章即语音史。据何九盈统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初，陆续出版了 9 种汉语语音史著作。这些著作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多数按语音史分期来谈音系的发展，也有按声、韵、调分专题讨论各自的演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分期论述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与钱玄同分六期不同，后出著作大多将汉语语音史区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王力先生晚年所著 汉语语音史 将语音史划分为九个阶段。无论是六期、四期还是九段，这些语音史都采用了将从古至今不同历史阶段的音系相互衔接、串成一线的论述模式，可以名之曰单线模式。单线模式继承了音韵学古音研究传统。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从吴棫到段玉裁逐渐形成的正是语音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连续不断演变的思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音系列研究，强化了这个思维模式。高本汉以 切韵 研究的辉煌成就建立了中古音在语音史上的核心地位，他明确提出从 切韵 上推古音，下溯今音的研究思路。有了中古音的立足点，有利于语音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确立。按照单线发展的思路，除王力先生晚年写的汉语语音史 之外，其他语音史都将从 诗经 用韵和 说文 谐声系统考求的音系确立为上古音系，以 切韵 音系代表中古音系，以 中原音韵 音系为近代音的代表，三点确立，然后将三点之间的空隙填充补足，语音史的全景画卷就大功告成了。（二）单线模式的困难单线发展的语音史研究模式着力于每个时代建立一个音系，可以名之曰：时代音系。正因为一个时代只有一个音系，因此，时代音系也就被寄予了解决本时代的所有语音问题的殷切期望，但在实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16 页。清 江永：古韵标准 例言，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 页。详见何九盈：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刘晓南：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112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施中却遇到了许多困难，有时甚至左支右绌，可以概括为四点。1.诗文押韵存在大量的跨部通押通过归纳韵文押韵所得的每个时代的韵部系统，都无法全部解释本时代诗人的用韵现象。以诗经 用韵为例，江有诰构建了古韵 21部系统，后出转精，超越先贤，然美中不足的是，仍有很多出韵通押。他自己曾有一个统计，诗经 韵段 1112 个，跨部通押有 70 来个，约占总数的 6.2%。但细数其诗经韵读，实际上他的通押韵段多达 119 个，占总数的 10.7%。如此之多的跨韵部通押，对其古韵部系统的合理性、严谨性等等无疑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古音学史上无论哪一家，无论其立韵是如何精严，都无可奈何地留下不少的跨韵部通押。推展开来，无论是从 诗经 等先秦文献中所得的上古韵部，还是从汉魏以下各个时代韵文获得的韵部系统，跨韵部通押都如影随形，无法消除。足以显示出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作者之间，押韵的差异有多大。这些都不是一个音系所能解释的。2.音近通假大量存在通假现象，是古代文献中的常例，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部历史文献不存在通假。但只要稍微有一点古文阅读常识，我们都会惊讶在时代音系的背景下，古音通假居然是以“音近通假”为多，而少见“音同通假”。我们常说，古通假类似于现代人写错别字。可是，现代人写别字都是同音别写，如“阴谋诡计”误写成“阴谋鬼计”之类，一般不会写成“阴谋贵计”或“阴谋归计”等等，说明两字读音不同而别写是很困难的，即算是读音差异很小的字之间写错也很少见。也就是说，音近字“通假”其实是极不自然的。然而，当我们采用“时代音系”来考察文献中的通假现象时，却正好与之相反，音近通假占绝大多数，成为自然现象，同音通假反而是少数，变得不自然了。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人放着音同的不别写，专挑读音不完全相同的字来别写？恐怕更有可能的是，写别字的人所操语音并非标准的时代音系，他的同音别写，在时代音系看来，就不同音而是音近了。3.古音注材料不合时代音系先秦时代的谐声，汉代的读若譬况以及魏晋以下的音释，这些音注材料往往无比厖杂，跟当时的代表音系有许多地方并不吻合。以 说文 谐声为例。段玉裁的著名论断“凡同声必同部”，其实并不能涵盖全体谐声字。他自己也说过“谐声偏旁分别部居，间有不合者”，六书音均表 中列举了许多“不合”的字例。看中古以来的各种古音注，归纳其切语上、下字形成声、韵系统，各音注的音系几乎各不相同。仅陆德明 经典释文 一书，就可以看出其所引述诸家之间有多大歧异。若将陆德明与同时代的陆法言相比，同样有同有异，并非同一系统。如果认定陆法言 切韵 是中古时代的代表音系，那陆德明的又算什么？4.诸韵书音系往往不同韵书是记录某一时代音系的专书。如果韵书所记都是时代的代表音系，那么同时代韵书所记之音一定相同，至少其音系主体相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韵书，即 切韵 以前的韵书大多不传，我们今已难知其详，但颜之推早有评述曰“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亦可见其差异甚大，互不认同。切韵 一出，风行天下，音韵定于一尊，但数百年来的持续修订，也说明内中有所差异。元明以降，蒙古字韵 与 中原音韵 几乎同时，但二书音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32 页。邵荣芬认为 经典释文 音系是以金陵音为代表的南方标准音系。见邵荣芬：经典释文 音系，高雄：台湾学海出版社 1995 年版。南北朝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73 页。113系大为不同。因此，苏联汉学家龙果夫提出古官话有两套标准音系的观点，得到罗常培、杨耐思等先生响应。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两套标准音能够成立，那么，至少在近代这一历史时期语音的发展就不是单一模式的了。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随着明清韵书研究的深入，学者清楚看到，明清时期音韵学家编写的许多韵书、韵图，尽管大多标榜为中原雅音、正音等，但各自的音系并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异很大。这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明清官话音的内部差异以及近代方音的分歧。综上种种，语音史上每个时代的语音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想要一个时代的语音仅凭一个音系概之既不符事实，也不便用来解释整个时代复杂的语音现象。三、转型：时空结合的语音史（一）时间与空间、通语与方言历史语音的高度复杂性向语音史研究的单线模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其凸显出来单线模式的重大弊端，就在于强调时间推移的同时，忽略了空间变化的差异。所谓空间变化，至少有两个内涵。1.通语基础方言的变换。汉语从先秦到现代，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约五千年，一直存在一个全民通用的共同语，可以称之为通语。通语必有其基础方言。上古时代邈远，孔子所说的“雅言”，我们已经无法确指其基础方音。前汉的京城长安、后汉的京师洛阳语音，都有可能成为当时通语的基础音系。中古时代的基础方音，据颜之推“参校方俗，考核古今，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的表述，应当是洛阳音系，金陵音可以看作南迁的洛阳音。切韵 若为中古标准音系，当以洛阳、金陵两地为基础语音。唐代以长安为首都，以长安音为通语基础音的可能性很大，玄应、慧琳等一切经音义 都把 切韵 看作吴音，注音用秦音（即长安音）即是。到了宋代，首都移至汴京。宋诗词用韵反映出来的通语十八部韵系就是以汴洛中州音为基础的音系。元代首都在北京，明代初年首都在南京，虽然官话成为此时通行全国的通语，但元代官话的中原之音具体方位仍有争议，而明代官话的基础音系现在存在着两种观点：一为北京音，一为南京音。两说各有根据，没有定论。这样看来，五千年来通语只有一个，但其基础音系却非常复杂，仅凭前文粗线条梳理，就可以看到通语基础音系发生了多次变换。这意味着，通语语音史的发展进程恐怕也不是基于一个基础方音形成的一条直线。2.古方言语音的歧异这种歧异最早表现在 诗经 用韵研究中的跨韵部通押的例外之上。处理这些例外，前修常作两种处理，一是目为合韵，看作临时从权的音近通押现象，如段玉裁；一是看作古方音差异，如顾炎武、江永等。后者由于缺乏充足的证据来加以证实，故而长期不被采信，而前者又难以圆满解释为什么临时合韵的数目如此之大，如江有诰韵谱的占总数百分之十以上。近年来，随着语音史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拓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发现，不但 诗经、先秦群经用韵有例外，汉赋乐府、魏晋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传奇等等用韵莫不如此。唐宋以下传世文献相对丰富，从中可以考得诗词用韵的例外属于方言的可信证据。证据确凿，完全可以肯定，大多数的用韵例外，正是当时使用方言特异语音造成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可能是用韵偶疏。近代如此，中古上古亦可类推。这样看来，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名言应当要做新的诠解：“原则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见的参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杨耐思：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分期，音韵论丛，济南：齐鲁书社 2004 年版。南北朝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73 页。刘晓南：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114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差别往往也代表历史演变上的阶段。所以横里头的差别往往就代表竖里头的差别。”“方言的分布，是以地域区分于某时代中的。”要之，纵向的史的研究亦必须进行横向的方言考索，横里头方言亦各有纵向的史，实是纵横交错，缺一不可。语音史单线发展模式只注重历史分期而忽略了空间分区，故而难以说明丰富的历史语音现象。对高本汉式古音研究的尖锐批评之一就是：“高本汉的语言发展模式中，祇有方言资料与中古汉语的纵向比较，几乎完全忽略了横向的比较。”可见，进行语音史的研究，必须要有历史方音的考察与探求，否则，语音史难以完备。（二）两个研究层面时至于今，通过文献研究汉语的历史语音，必须面对复杂的方音。毫无疑问，语音史的“一线制”框架有必要作出相应改造，要在时间维度之外，确认并引入空间维度，以改变长期以来仅关注时间推移之变异而忽略时代共时层面语音差异的传统研究态势，形成由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或通语、方言两个研究层面组合而成的新型语音史。在这个新的架构中，反映特殊语音现象的历史方音将与时代音系和谐共存，各司其职，时代音系只需要说明时代的代表语音，解释民族共同语语音的应用及表现，再也不必期望它去完成那个不可能完成的诠释纷繁复杂的方音现象的任务了。因此，新型语音史构架必须确立两个研究层面：上位层是研究通语音系，下位层是研究历史方音。在这个二位层级结构中，由空间维度引入的历史方音研究，不但不会与传统的“时代音系”发生冲突，反之，恰恰由于有历史方音的介入，时代音系的性质与价值才得以清晰的确认。1.上位层的性质所谓上位层研究是要聚焦于语音史的代表音层面，其目的是获取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所有语音现象的共性成分，并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作成一个时代的代表音系。这个音系是某一时代全民通用的共同语音，即通语语音。通语音系一般有强势的首都方言作为基础方音，有广泛通行的韵书详细记录，符合大多数文献语音的共同特征。如果基础方言尚不明朗，那么，通语音系就应当由时代文献语音中的全部共性因素构成。所谓“共性因素”泛指不同地域的不同作者，都按照同一种音类规则使用文字，比如同样的押韵，同样的同音字组等等。造成文献语音具有共性因素的原因，是记写文献的汉字具有超方言性和“文言”用语有要求规避俚俗口语的传统。在传统文献的话语环境下，通语语音有足够的空间来展示自身。通语的共性可以通过文献有意无意的记载，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通过海量文献归纳的语音系统一般都属于通语音系的原因。要之，通语音系是时代广泛使用的，普遍认可的，有极大的共同性的成系统的语音。通语音系不但具有全民通用的共性，同时也提供了区域方音沟通的桥梁以及描写和说明方音差异的参照系。在新型语音史构架中，通语音系作为全民共同语的语音，必然是研究的主体。上位层研究必然聚焦于时代通用的各种共性的语音现象，而不必囊括作为不同区域变异的特殊语音现象于一身，更不必寻求构建一个包打天下的超能音系。同一时代的地域性方音特征的研究将留待语音史的下位层来实施。2.下位层的性质新语音史下位层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历史方音，这个研究必须要囊括所有的文献中特异语音现象，加以古今方俗的比较、考证，以论证其方音特征与属性。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04 页。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54 页。美 罗杰瑞、美 柯尉南：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朱庆之译，汉语史研究集刊 第一辑下，成都：巴蜀书社1998 年版，第 690 页。115汉语的方言自古而然，任一历史时代都广泛存在与通语相对的方言。方言的语音即“方音”虽然自成体系，但对于通语音系而言，绝不是异质的系统。方音与通语之异只是同质前提下的大同小异，有同有异。因其大同，故属于汉语大家庭，因其小异，故能有别于通语。任一时代的历史方音都以其有别于通语共性的特异语音为标志，在文献语言中表现为语音现象的个性成分、特异成分。它们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但在历史文献中却大多以特殊方式出现。因此，处于语音史下位层的历史方音研究有“细碎性”“散点性”和“依附性”三大特点。所谓细碎性是指语音文献中的历史方音现象不显著、零碎而不成系统。这是因为受汉字文献超方言性以及文言排斥俚俗用语的传统的制约，大多数方音在文献中被“磨损”，被“转化”，成为一些隐而难显的遗迹，成为文献中特异的、枝节的现象。虽然细碎，但决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它们，因为它们细碎而独特，但并不少见，广布于文献之中，如点点繁星遍布昊天，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它们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量，足以对语音史的研究发生重大影响。散点性略等于“散点多线”，是指不同时代方音分布的“点”或“区”及其历史发展线索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历史方言不能像现代方言那样，设立完备的方言区、方言点和次方言点的系统。从文献中考求古代方音，只能根据文献已有的语料设立“区”或“点”，文献缺如则“区、点”不立，越是古老的方音在文献中散点性程度越高，“点”的设立越加困难。还有，文献方音体现出来的方言区划，与现代方言不一定完全对应，其间常有断层或错位，比如宋代的四川方音与秦晋系方音相近，而现代四川话归属西南官话，就是由历史演变导致的时代断层或错位。但是，常见的断层却是因文献不足造成的。在一个个具体区域方言的历史考察中常因为缺乏足够多的历史文献而无法贯通为一条古今相连的线，虽然有的点也可能连缀成线，但线的长短不一，更多的是有点无线。“散点性”无疑极大地影响或阻滞了历史方音的系统揭示，但这不应当成为否认它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残存于文献中的遗迹来发掘曾经存在过的古代方言，以解释古代文献中的疑难问题和最大限度地说明现代方言的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来看，历史方音的学术地位与通语语音史同样重要。依附性是指汉语的大家庭中所有方言都对通语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尤以文献语言为然。表现有三：一是凭借通语与不同方音沟通。作为区域变体的方言，只通行于有限区域，如果要与其他区域交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依靠通语作为中介来实现沟通。二是凭借通语作为正音的标准。通语不但是不同方言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而且给不同方言区的人们提供了现实语音的正音规范。人们常常通过与通语比较来论定土语之俚俗或讹误。这种比较在语音史研究的意义就是，它提供了确认方音特征的参照系。三是凭借通语来确认方音现象。在语音史研究的下位层，我们必须凭通语音系来确认方言的特征，采取跨通语音类的“某与某读混”或“某与某通用”之类方式来表述方音特征，舍此别无他途。这种通混，只是以通语为背景，指明某方音在某些字的归类上或音值上与通语有参差，正如孔广森所说：“所谓通者，非可全部混淆，间有数字借协而已。”正是这些特殊的“借协”，才鲜明地表现了异于通语的方言特征，才有可能凭借它们论定其方音属性。该术语始见于何九盈：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参见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清 孔广森：诗声类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 页。刘晓南：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116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四、新型语音史：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语音史研究设立通语、方言两个层面，这是从研究的方便立说的，绝不是要将语音史割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当然，研究中可以有所侧重，完全可以就某一具体对象或材料，侧重于通语的或方言的层面研究，无论是哪个层面，必然都是语音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仅就某一时代的语音文献而言，完备的语音史研究是既要进行通语语音的研究，又要进行方音的研究。两个层面的研究不可分离，侧重点不同，效能各异：前者是主体的，全面的，后者是辅助的，补充的；前者是共性的，是所有文献展示的共同语音现象，后者是个性的，只是某一区域文献中特殊现象；前者是系统的，以建立音系为目标，有完整的韵部系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