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理、共情与破理：论“桐城三祖”女性观的递进趋势_张博.pdf

清康熙、乾隆年间，安徽桐城人方苞树立“义法”大旗开创桐城派，而后其同乡刘大櫆、姚鼐均对桐城派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人被合称为“桐城三祖”。就其女性观而言，宣扬儒家义理、崇尚程朱理学的桐城派自然带有深刻的传统烙印。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的作品集中出现了许多与女性有关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桐城派文人虽然依旧带有“女附男权”的传统思维，但他们同时也注意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目前学术界关于“桐城三祖”女性观的研究，可分以刘月菊、李晶晶、周中明等为代表的个体研究和以任伟、郑熙杰、张秀玉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整体研究两个方面，但有关“桐城三祖”女性观发展趋势的研究，学界目前还相对薄弱，故本文除了对“桐城三祖”女性观的递进趋势试作简单分析，还拟从方、刘、姚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等方面入手，探寻三人女性观差异的原因，以有教于众方家。1“桐城三祖”女性观递进趋势的体现方苞、刘大櫆、姚鼐自小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思想，所以三人的女性观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女性“贞”“烈”“节”行为的赞扬。同时，由于受到各自人生经历和性格等潜移默化的影响，三人在女性观上呈现出守理、共情与破理的递进趋势。1.1 方苞女性观：被“理”束缚方苞倡导“义法”之说，他认为“义 即 易 之所谓 言有物也，法 即 易 之所谓 言有序 也”129，即义为内容要求，法为框架格式，强调的是秩序和规范。杨向奎曾说：“望溪在维护朱子之权威中，他竭尽全力，力竭而声嘶”2。方苞对程朱理学的“忠实”维护，体现了其封建卫道者的形象，因而他的女性观基本徘徊在封建传统道德观的窠臼之中。在方苞涉及女性的作品中，除了一部分为长辈所作的墓志铭和墓表类，其余多为“节”“贞”“烈”三类女子所写，直接呈现方苞对遵守儒家伦理道德女性的赞赏。首先是从“节妇”到“贞妇”的赞扬。“节妇”在清代 礼部则例 中界定为“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五年”3，即丈夫去世后守节二十年以上（女性早亡，需十五年以上）者；“贞妇”是妇女从一而终，丈夫去世后不改嫁。“节妇”和“贞妇”皆有指丈夫去世后不改嫁的妇女，但在思想束缚上，“贞妇”较之“节妇”更甚。方苞笔下 庐江宋氏二贞妇传 中的李氏在丈夫死后“始纳食饮，屏居小楼，凡十有四年”1112。李氏足不出户十四年，只为让舅姑相信自己能为丈夫守住贞洁，能侍奉舅姑度过余生。高节妇传 中高节妇说：“吾不识兄意何居，吾非难死也，无如二子何 易耳，自今日即无累兄，但望毋羞我贫”1114。兄长害怕她丧夫后受苦，希望其改嫁，但高节妇毅然拒绝。虽然高节妇坚决拒绝，但终究是“给予”了亲属来劝说其改嫁的机会。而李氏不同，她直接用十四年的封闭生活向舅姑彰显决心，这种坚决的举动足以看出封建贞节观对女性思想的全面占据。不论“节妇”还是“贞妇”，方苞表现的都是女性“顺于舅姑，宜于家人，慈于子姓”163的贤良形象，这与儒家经典 礼记 内则 所写“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Jo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23年4月 第37卷 第2期Apr.2023 Vol.37 No.2DOI：10.13420/ki.jczu.2023.02.019收稿日期：2021-11-05作者简介：张博（1997），女，河南邓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杨玲（1975），女，江西萍乡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守理、共情与破理：论“桐城三祖”女性观的递进趋势张博，杨玲（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摘要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三祖”，三人深受封建传统观念以及程朱理学的束缚，故其女性观带有相对保守的痕迹。但由于他们人生经历以及自身性格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桐城三祖”的女性观又有“和而不同”的特点：方苞一生喜嗜经学且性格刚直，故其女性观严守理学窠臼；刘大櫆生活在底层，他关注女性富有感情和人性的一面，对女性行为做出“情”的升华；姚鼐出身名门，性格洒脱，其不拘泥于程朱理学的认识框架，关注到了母教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身上的美好品格，产生男女相等的萌芽意识。整体而言，“桐城三祖”的女性观呈现出守理、共情与破理的递进趋势。关键词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女性观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02（2023）02-0082-04鸣，成盥漱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4的妇女行为规范，以及程朱理学强调的完美女德相一致，同是要求女性在贞节之外，达到孝顺、贤良、温柔、勤劳等多方面为一体的“完美形象”。其次是对“烈妇”行为的描写。“烈妇”形象是方苞描写较多的一类形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爱”献身；另一种是为自证清白。罗烈妇李氏墓表 记载李氏在战火中为不拖累丈夫而奔向火场赴死时的事迹，她说：“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则虑有所牵，吾自择死所矣”1187。又有 书直隶新安张烈妇荆氏行实后 中的长白官尔佳氏，她在丈夫死后“饮药与夫同命”164。古代男权社会下，连女子都认为自己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格而存在，只是男权的附属物，要为男子守贞节甚至与之同死，这便是方苞所阐述“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162的社会风气。可见，古代女性的贞节观对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所以在方苞笔下自然少不了因他人闲语而自杀护卫贞洁的女性形象，如 高烈妇传中，烈妇魏氏遭宋妇污蔑，魏氏被迫“引刀自刭”来捍卫自己的名声1114。将女子贞洁看作大于生命，这是方苞女性观的内在核心表达。方苞笔下“节”“贞”“烈”三类形象中，“节妇”和“贞妇”皆为孝顺、贤良等“美好”形象，“烈妇”则是直接以生命“维护”男权，但三类形象均为男权附属，几乎没有独立人格。方苞在作品中常有对女性坚守贞节观的赞赏，基本上是严守儒家礼教，不敢踏出一步的。1.2 刘大櫆女性观：为“情”发声刘大櫆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神气”概念，这种概念“其实是指作家创作时临文前的一种精神状态充满于作者主观本身的内在生气、意蕴和思想”5。由此可见，“神气”的含义较为广泛，映照在其女性观上应是性情乃至人性的展现。刘大櫆在作品中虽然还是为“贞”“节”“烈”三类女性作传，但与方苞站在“理”性的角度不同，刘大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其意识到了女性的重要性，认为在家庭中即使男子缺席，女子也能担当重任，因而表达出“情”高于“理”的观点。首先是意识到女子的重要性。刘大櫆笔下的女子是独立、坚强的形象。郑节母传 中郑牧的母亲陈氏在丈夫去世后毅然担起了家庭重担，“家人议月给陈氏金钱为生计，而陈氏顾独求得新昌没时所书示家人二十五言者”6191。陈氏没有拿夫家的抚养费，只是要来丈夫遗书勉励自己的儿子，最终孩子不负母亲教诲而功成名就。刘大櫆在文中关注的女性是全面的：有来自富庶家的郑节母、方节母，她们均在后代功成名就之时，大修乡祠；有家庭贫穷的李节妇、金节母，她们品格坚韧，从不放弃对后代的教育，能“以一人持之，而孙支遂得累世贵显”6197。甚至刘大櫆的笔下还涉及到了乞丐，乞人张氏传 中的张美之，以乞讨为生，亲族中只剩下舅舅，为照顾舅舅拒绝再嫁。刘大櫆在张氏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光辉，所以刘大櫆在文章结尾时说：“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贵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6208。其次是“情”高于“理”的立场。刘大櫆的文章虽然也有展现封建女性道德观的部分，但却能够以“情”的角度，体现“情”高于“理”的思想特点。这种“情”有两种指向：一是作品中女子的性情；二是刘大櫆对这些女子遭遇所产生的感慨与同情。刘大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对封建女性观进行升华：认为女性能守贞节完全源于自身的本能体现，而非被封建传统女性观的单方面束缚。基于上述认识，刘大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价值观进行了一定反思，如 吴贞女传 中，吴贞女在马上要嫁给汪氏子时，男方病逝，而后吴贞女欲以死殉葬，被父母及时救下。吴贞女醒悟到父母尚在，不能不孝，于是剪发立志。吴贞女的个体真情流露使得刘大櫆在文后直接评价“然今之时与古之时异，且人各有其性情”6207。吴贞女身上彰显了人性的特点，其“性情”是对方苞所捍卫的“贞、节、烈”封建女性观的一种突破提升，是女性理性感情的“主动”流露而非封建礼教冲击下的“被动”塑造。刘大櫆笔下的女性是较真实的形象存在，相夫教子、种茶卖茶、编织帽子等生产生活活动随处可见。虽然彼时女性仍在封建道德观的约束之中，但在刘大櫆认为“家道之乖，人伦之废，恒必由于妇人”6213。所以刘氏文章中除了感慨她们的贞节事迹，更有对她们人性光辉的赞扬和同情。1.3 姚鼐女性观：“理”的突破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其自身的创作自然也和方苞与刘大櫆一样坚守理学，但是姚鼐在学“理”的过程中并不盲从，而是有条件地吸收，并在前人刘大櫆“情”的基础上进行生发和创新。姚鼐意识到母教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笔下涉及母亲形象的作品数量明显上升，占据姚鼐女性文章的三分之二，同时，姚鼐还关注到了女性身上蕴含的传统美德，促成其男女平等观念的初步萌发。首先是宣扬母教，彰显女性品格。虽然姚鼐的文章中不乏女性守贞节的描写，如 伍母陈孺人六十寿序 马母左孺人八十寿序 等作品，但是这些张博，杨玲：守理、共情与破理：论“桐城三祖”女性观的递进趋势第2期83池州学院学报第37卷文章更侧重对母教以及女性善良品格的赞扬。母教是桐城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对明清时期桐城的人才培养、家族文化传承、地域风习养成等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7。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为了科举或者谋生，离家后往往将教育子女的重任交予女性。姚兴泉 桐城好 写道：“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作官还作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8，将桐城县母教的重要性生动展现出来。姚鼐有不少作品凸显母教，其笔下所涉及的后代均是在母亲严厉的教导之下仕途成功，如 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的大姊二十守寡，但“上事姑，下抚弱女”9122以及教育夫弟，最后弟成大器。除了母教之外，姚鼐还看到了女性身上善良品格，如 章母黄太恭人墓志铭有序 中黄太恭人在后代做官之后，仍能“修治先庙墓，馈遗族党，济人乏匮”9199，并且在灾荒时期“尽分藏廪于族戚故旧”，“购山芋、玉米数千石，杂钱米济赈，所费万金”9199。其次是突破“理学”束缚，提倡男女平等。如果刘大櫆的女性观是“戴着镣铐跳舞”，即在封建女性观之中对女性个人性情一面升华，那么姚鼐的女性观则是在尝试打开“镣铐”，也即迈向女性独立人格。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变化和思想文化转型，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滋生出与传统不同的女性观，如 红楼梦 中“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的言论，而姚鼐也在他文章的细微之处表现了这种思想。比如在 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 中，姚鼐就直接写道：“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为荣者也”9122。孙母许太恭人墓志铭并序 中，孙氏在父亲失去儿子和女婿后，以死来拒绝父亲“夺女志”的要求，并说出“女在，何不若儿耶？”9377的反抗话语。姚鼐的女性观从“女子有君子之德”到“女子胜于男子”，虽然其言论不足以改变当时的社会思想现状，但已然是同时代为女子发声的强音。虽然姚鼐作品因其时代局限而未脱封建窠臼之处，但是已经具有了男女平等，甚至女性超越男性的意识萌芽。姚鼐的女性描写在彰显女性齐家兴教、遵礼守节等方面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理学的束缚。在姚鼐文章中，女性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存在，姚鼐的女性观发出了不同于时代主题的觉醒声音。2“桐城三祖”女性观递进原因探析由于清前中期文字狱风行，对思想的钳制很严重，所以方、刘、姚三人女性观的实质皆有需要维护封建秩序之意。清中期开始，经济衰落、政治腐败、农民起义等统治危机问题接踵而至。在这种现实影响下，文风多趋向经世之学，思考现实之物，这自然会波及到如何看待女性的问题，桐城派也是如此。大致来说，方、刘、姚三人在女性观上有“和而不同”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他们人生经历和自身性格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人生经历。在“明清时期，桐城县内私塾遍布城乡”10，可见桐城儒学教育之盛。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家道中落的名门之后，他们三人的启蒙也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私塾教育，但三人成年后的发展轨迹却各不相同。成年后的方苞一生可分为两大阶段：以“南山案”为界，前一段是方苞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的时期，后一段则是其宣扬程朱理学的卫道阶段。杜岕曾评价方苞道：“不意十五年后，所造至此”11，即在感叹方苞古文长进之快。后方苞在与钱澄之交往的时候，“即教以屏俗学，专治经书古文”1166。可见在方苞前半生中经史之要义已经深刻脑海。入京后，方苞受李光地等人的影响，嗜读程朱理学，并成为其拥护者。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因“南山案”入狱，后被康熙皇帝释放，第二天方苞便以白衣之身被诏入南书房。“清廷对方苞始擒后纵，又加之以特殊恩宠，使得方苞既如惊弓之鸟，又受宠若惊，诚 惊怖感动不知涕泗之何从也，不得不 欲效涓埃之报 了”12。雍正、乾隆时期，方苞继续受到朝廷重任，所以方苞后期成为封建传统卫道者，也就不足为奇，那合乎礼教的贞、节、烈妇自然也成为了其笔下大力赞扬的对象。刘大櫆一生多次应仕未果，赶考、入幕、教书、交游是其人生活动的组成部分，其中教书和交游是主要生活方式，故游历在生活底层的刘大櫆能以文人的敏锐清晰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刘大櫆幼时，深受其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刘大櫆三兄弟在私塾读书归来，早晚不定，但每次“家中的童仆已经睡觉，唯独章氏仍偎炉而坐，等候孩子们归来”13，所以他说：“夫自古贤人修士之生，盖必有母教云”6209。刘大櫆已经意识到：不论贫富贵贱，女性都对后代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刘大櫆作品中所展示的从事家庭教育的母亲既有出身富贵人家，也有来自贫寒家庭。麻溪姚氏是桐城县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家，其“所具有的平等意识、民主情怀也表现得甚为突出，几乎成为一种家族传统”14。如家族中十一世姚孙棐欣赏女性才情，姚文然为女儿请异性私塾先生，等。姚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长，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他曾言：“惟贤者为尊，其于男女一也”9122，可见姚鼐作品中凸显的男女平等意识。84其次是自身性格。内在品格决定文章意蕴，方、刘、姚三人在作品细微之处呈现的差异，也有受到其内在性格的影响。方苞性格刚直，在因“南山案”入狱的两年里，“当一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不安之时，方苞却在狱中读 礼经，神情自若”1234。在入狱期间，方苞完成了 礼记析疑 丧礼或问 等作品，同时他秉持着“朝闻道，夕死可也”15的人生信念，等到了康熙皇帝的赦免。方苞对学问的热情超乎寻常，对程朱理学的信念也非常坚定，“礼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一种思维定势的表达，已经深深融入他的内心之中，化育为一种本能自觉的品德修养”16，所以他在任何方面都是会合乎礼教，不出封建传统道德观的窠臼，女性观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刘大櫆一生多次考取功名而不就，却没有过于沮丧颓废之举，而是顺应自然、积极生活，这足以看出刘大櫆豁达、自然的性格，这种性格照射在其女性观上便是突显女子“性情”，他认为女性所做的种种行为是合乎她们的自然性情，并不完全是封建传统对其的主动束缚。姚鼐女性观的先进性也有受其性格洒脱、明达的影响，姚鼐曾书“我爱嵇中散，读书想介狷”9431，并且在中年时期不盲从于官场而毅然辞官，这种洒脱的性格就决定了其思想意识不可能一直徘徊在封建传统范畴内，而是寻求突破的可能性。姚在对传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学习过程中，就已经提出“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988的观点，也即是如果后世之人发现程朱理学有不合儒家圣贤思想之处，那舍弃程朱理学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故姚鼐能关注到女性在封建传统道德观之外的美好品格也是可想而知的。综上可知，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女性观虽有社会影响的印记，但其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是他们人生经历和自身性格的不同所致。人生经历受外部社会的影响，自身性格多是内在情感的阐发，所以这种外因和内因相互结合的影响映照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便展现出递进趋势。3结语“桐城三祖”的女性观在细微之处呈现出守理、共情与破理的递进趋势。方苞的一生从未走出封建儒学的伦理范畴，在女性观上严守“理”的窠臼；刘大櫆追求自然，所以他的女性观多以“情”显之，“情”高于“理”；姚鼐性格明达，其在女性观中呈现出前瞻性的眼光，主张提升女性地位，甚至将女性作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进行表现。三人在女性观上的不同，离不开他们人生经历和自身性格的影响。方苞性格刚直、理学知识深厚，中年之后受到康、雍、乾三代统治者的欣赏，所以其成为封建传统的忠实卫道者，他的女性观从未踏出封建道德的范畴；刘大櫆一生豁达、自然，所以映射在其笔下的贞、节、烈女的行为是因“情”的个体主动而非封建枷锁约束下的被动；姚氏家族有男女平等的传统，活跃着大批女性文人，所以姚鼐认为女子应与男子相同，皆是独立的人格存在，甚至女子身上有不同于男子的特殊品格。方、刘、姚三人递进性的女性观是清中后期社会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后世侧面了解清代女性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注释：方苞的 方望溪全集 有54篇，主要分布在“书后题跋”“寿序”“传”“墓志铭”“墓表”“家传志表哀辞”六个部分；刘大櫆的 刘大櫆集 有23篇，其中“传”就19篇；姚鼐的 惜抱轩诗文集 有27篇，主要在“寿序”“传”“墓志铭”部分中。参见方苞：方望溪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姚鼐 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参考文献:1方苞.方望溪全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6.2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J.孔子研究，1988（3）:68-73.3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三M.刻本.广州:吴氏筠清馆，1832（清道光十二年）:10.4陈澔注编.礼记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3.5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桐城派研究论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1986:236-237.6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汪孔丰.明清桐城母教传统述论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14.8徐庶，叶濒.桐城民俗风情M.合肥:黄山书社，2002:168.9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51.11王思豪.方苞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2王凯符，漆绪邦.桐城派简论J.文学遗产，1982（3）:133-144.13朱洪.刘大櫆传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7.14温世亮.清代桐城麻溪姚氏闺阁诗歌繁兴的文化因素J.地方文化研究，2013（6）:44-51.15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55.16宋豪飞.文品出于人品:论方苞的品德修养J.池州学院学报，2020:83-88.责任编辑：胡惠芳张博，杨玲：守理、共情与破理：论“桐城三祖”女性观的递进趋势第2期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