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pdf

晋阳学刊2 0 2 3 年第4 期历史学研究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李志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摘要：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汉代之后，爱情被置于以礼制情的儒家情感模式之下，但唐人并未受这一主导情感模式的束缚，所以其时出现了爱情众生相：帝王的浪漫之爱，山东士族高门的隐蔽情感，妒妇、悍妇的追求感情专一和士人们突破礼教的浪漫专情。儒家情感框架与唐人爱情实态产生落差的原因，一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胡化情感模式在其时占有重要位置；二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三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唐人的丰富爱情表达，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增添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关键词：情感史；唐朝；爱情；儒家爱情模式；胡化情感模式中图分类号：K242.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2 9 8 7(2 0 2 3)0 4-0 0 5 8-0 9理性主义史学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受此影响，非理性因素逐渐被摒于历史书写之外。2 0 世纪下半叶，在多学科交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成为了史家观察和阐释历史的维度,情感史首次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理性转到了感性层面，当代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近三四十年，情感史成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它认为情感是一种认知行为，具有可塑性与能动性的双重特点；一个社会有一个或多个占支配地位的情感模式，还有若干次一级、再次一级的情感模式，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共同体中，遵循着不同的情感模式。在情感史理论观照下，中国情感史的脉络也渐趋明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思想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儒家对待情感相对保守，但它也承认“七情”的存在，礼记就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4 2 T强然如此，儒家更强调以礼制情，“发乎情，止乎礼义 2 7 2 上。鉴以情感史理论并基于儒家礼教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情感史，大略可析为五个阶段：西汉中期之前的前礼教阶段,汉唐的礼教淡薄阶段,宋明的礼教深人阶段，明末至清的突破礼教阶段和五四运动的反礼教阶段。中国情感史发展的诸阶段并非是切割状的，它们的前后多呈交错状态；并且，在各阶段，都有多个次一级、再次一级的情感模式，这些“次”“小”情感模式，有时并不仅是对主导情感模式的强调或弱化,而是与之对立或冲突的。谨以唐朝为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而且中国文化自身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最高峰，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 3。灿烂唐文化的诸多表征，如城市、宗教、音乐、舞蹈、语言等等，都已为学界所精研，但唐人的丰富情感、多样的情感表达，则有待深人研究。爱情是情感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之后，它被置于儒家情感体系之下，而与现代爱情迥异：“浪漫之爱无法获得主流社会的信任，几乎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合法基础；婚姻作为一种公共制度,承载的收稿日期:2 0 2 3-0 2-1 3作者简介：李志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史、日常生活史和情感史。58李志生：是政治目的和社会经济功能。浪漫也无法构成个人身份的基础。4 9 虽然中国古代的爱情处境总体如此，但受多重情感模式的交互影响，唐人的浪漫之爱并不稀见，它不但能成为婚姻建立的前提，而且社会也对此予以接纳。如此，唐代的爱情就更值得深究。下面就以儒家爱情模式为框架，对此做一探讨。一、儒家爱情模式中国古代的“夫妻”,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一夫一妻,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在多配偶的婚姻中,夫与正妻的关系，只是婚姻关系的一个构成,故所谓“夫妻情”，涵盖的是夫妻情、夫妾情，另外还有妻妾情。儒家礼教重秩序,强调“五伦”一一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推尚“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视家族人伦为治国、平天下的先决。在这种礼教人伦下建立的情感体系中，夫妻的亲密情感显然不占主导，它必须服从于君臣之纲、父子之义。对于夫妻情于父母意的服从，礼记内则就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日：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没身不衰。1 4 6 3 上虽然如此，夫妇亦是治国的前提，“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5 J3503,故婚姻至重。而秩序又是婚姻的重中之重,秩序的混乱多由情而起，所以，儒家的以礼制情，就既针对夫妻，也旨在妻妾，它的基本要求是：“夫道严正，嫡道宽慈，妾道柔顺。6 1 5 3 6 夫要严于妻妾秩序,均其情于妻妾；妻则应柔而不妒；妾守尊卑之序，不争宠于正妻。关于男均其情，礼记内则说：“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1 4 6 8 下-1 4 6 9 上从心理学上讲，同房是建立男女亲密关系的重要途径，“由于双方以身相许,鸾凤和鸣，男欢女悦，从而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7 3-。夫妾同房的过密，必然导致对妻的忽视，妻的心理或将出现失衡，因而儒家对其提前予以约禁。就妻妾而言，如有一方想独霸夫情，矛盾也将产生，因此，礼教又特别强调妻无妒、妾事上。妻于妾而言是女君，故“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 1 1 0 9 中，此意在“尊嫡,绝妒嫉之原 1 9 4 8 6。对妻，礼教则严妒，它认为妻必败家，“一妻擅夫，众妇皆乱故妒妻不难破家也 1 0 4 5。夫妻齐体、妻为女君,因而妻对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妾之妒更易实践，也因此，礼教一贯对妻妒予以约束，汉代的大戴礼记中就有了“妒去”之说1 1 3 8,“七去 在汉代也已入令 1 2 1 1 5,“七出 更被写人了唐代律文 1 3 2 6 7综之，儒家的爱情模式虽承认情，但并不提倡夫妻或夫妾的亲密之情，它强调的是均衡之情，也即夫均情于妻妾而各方关系顺遂，妻无妒于妾而胤嗣有继，妻妾情好而家庭和睦二、唐人爱情诸面相唐人的爱情表达方式多样，甚至对立的爱情行为也可共存，比如帝后、帝妃的浪漫之爱，就与山东士族的谨守礼教相伴；妒妇、悍妇也与“柔而不妒”的贤妇共生；“家无睦妾”“守志坚心”的“素风 男、贞节妇，则与妾婢成群的滥情男、夫死再嫁的“无节”妇有着共存空间；胡姬的异域开放情调与士族高门女子的隐忍含蓄，都在唐人的接受之中。唐人的爱情多姿多彩，下面就取几顿，来看一下唐人的爱情表现。（一）帝王的浪漫之爱：高宗和玄宗的个案所谓“浪漫主义”，剑桥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它特指1 8、1 9 世纪时的一种文艺思潮，“文艺复兴把人提升为衡量宇宙的主体。浪漫主义把个人置于所在世界的中心 1 4 1 0 1 9。在儒家的政治与礼教中，帝王的婚姻并不属于个人，它是一项公共制度，兼及了男女、夫妇、父母、天下诸职责，按正统之说就是：“后正位宫闹，同体天王 1 5 3 9 7“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 m1681下-1 6 8 2 上。在这样一套家天下的话语之下，帝王之爱就成了礼制约束的重点。但唐朝帝王的浪漫之爱，突破了儒家爱情模式，并在高宗、玄宗二人身上达到了顶峰。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她的成功，绝不能不提她与高宗的爱情。武则天两度入宫，第一次是作为太宗的才人，“太宗闻武士女有才貌，召人宫，以为才人 6 3。但终太宗之世，武则天都未发达，她的内命妇之封一直止步于才人。才人的职掌是“序燕寝，理丝桌，以献岁功焉 1 7 2 5 0 上,处理皇帝的宴寝，是才人的重要工作。太宗病重，太子李治人侍父皇，奉药递膳，长陪左右，这就与专掌皇帝食宿的武才人，有了不少交集。从事后的发展看，太宗去世前，武才人与未来的高宗皇帝应是日久生情，当时即便未种下爱情种子，也起码两情相悦。59晋阳学刊2 0 2 3 年第4 期一旦父死子继、李治登位为皇帝后，心中萌动的情好，就在遇到适当契机时，进发为了爱情风暴。高宗时，武则天再次入宫，“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潜然 1 6 P3。此时恰值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借着王皇后欲扳倒萧淑妃的东风，高宗成功将武则天召入宫中，并授予二品昭仪。此后,政治手腕与能力超强的武则天，又一步步挤掉了王皇后，并最终于永徽六年（6 5 5）,荣登皇后宝位。再之后，她参预朝政，受尊“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驾崩，她再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 9 0）,她废睿宗，革唐命，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周。而所有这些都是“爱情的感性胜过一切”1 8 6 4 的结果，高宗与武则天的一场轰轰烈烈爱情，不但改写了男性政治史，更改写了女性历史：唐前期出现了一波女性参政高潮，当时的政治中透出了诸多女性意识。武则天是高宗之父太宗的嫔御，故高宗与武则天之恋实属不伦，而在唐前期的帝王中，这绝非孤例，高宗之父太宗、之孙玄宗，也都有过不伦恋，但结果却并不同。太宗皇后是号称贤后的长孙氏，她卒于贞观十年（6 3 6）。其后，太宗甚宠一位杨妃，而这位杨妃原是太宗母弟、齐王元吉之妃，玄武门事变，元吉被杀、杨妃被没。太宗甚至一度欲立这位杨妃为后，“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 1 9 1 3 5 7 9。但太宗的这一想法，被魏征谏止，也因此，太宗的这一不伦恋比较隐讳，也并未对其时的政治产生影响。玄宗以子妇杨玉环为妃，其事人所共知，李杨的爱情故事，更在后世广为流传。但事实是，即使面对“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爱妃，玄宗也只做到了“三千宠爱在一身”2 0 1 2 3 8、“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 2 1 2 1 7 8,而绝未产生过立后之意。当然，玄宗对贵妃的沉恋，还是使得“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也是“渔阳聲鼓动地来”2 0 2 3 8 的重要导火索,大唐王朝也自此由巅峰走向滑落。太宗和玄宗在与爱妃的不伦恋中，都应产生过爱情，但即便如此，当他们面对舆论或世人时，表现出的则是“理性抑或是缺乏勇气”1 8 6 4;虽然他们与高宗面对的主导爱情模式并未变化，但他们个体应对模式的策略与结果,却与高宗迥异,如此带来的政治结果与历史样貌，也就有了巨大差异，高宗与武则60历史学研究天、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最终都改写了历史。(二)谁是第三者？礼教高地上的隐秘情感在唐代，皇室的礼教观念淡薄，而山东士族高门则是礼教的高地，他们的优美门风，甚至连皇帝都企羡。但爱情是感性的，即便是站在礼教高地的人们，有时也会做出情感倾斜之事，于是在夫、妻、妾之间，“第三者”就有可能不是妾而是妻。当然，山东士族高门重礼法、崇门风，所以，倾斜的情感也大多被遮蔽起来，李项和郑琼就是这样的两个事例。李项（8 0 5 一8 4 8）,望出赵郡，父李绛为宪宗朝宰相，是世人羡慕的婚宦两全之人。李项娶同是山东士族高门的卢氏为妻，完成了时人仰羡的山东士族高门内婚。依卢氏从父为她撰写的墓志，卢氏（8 1 4 一832)少早成婚，婚时年仅十三。婚后两年，卢氏身体开始欠佳，之后遭遇公爹遇害及婆母过世，身体状况更趋恶化。病中的卢夫人思念家人，为慰其心并将养其身，李项便将她送回娘家。但大和六年（8 3 2），卢氏还是卒于其父的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官舍，后归葬“衬于先舅姑之封兆 2 9 1 2单看李项与卢氏的婚姻，履历与情感都无特殊之处，它是两姓高门的联姻，夫妻感情不咸不淡，从送病妻返归娘家看，丈夫也能关照到妻子的感受。但是，李项有妾章四娘，而章四娘的墓志也留存下来，对照卢氏与章四娘的墓志，我们便会发现，李项与卢氏的情感关系绝非如此简单。不像卢氏的墓志由从父撰写，章四娘的墓志是夫婿李项亲撰。按照章四娘的墓志，她出身会稽，“容止闲默，谦冲自率，礼法天传，女工神授，弦管草隶，辈流罕比”，在李项的眼中与笔下，爱妾章四娘是才、德、美等妇德兼具。章四娘晚卢氏一年亡故（大和七年，8 3 3），在章四娘的墓志中,李项毫不掩饰他对爱妾的感情：“项主章氏十有二载，至于情义，两心莫辩。衔涕编录，万不纪一。2 3 9 1 4-9 1 5 这几句话“十足是恋人的口吻”2 4 2 5 3。在章四娘墓志的“铭”中，李项还写道：“京邑之北，古原寂寂，空我令人，悲风浙浙。”2 3 9 1 5 这几句再次表明，“章氏是李项情爱之所托 2 4 2 5 3。这样，在李项、卢氏和章四娘的夫妻妾三角关系中，李项与章四娘的夫妾情，才是占据家庭情感主导位置的。章四娘成为李项妾的时间,要早卢氏嫁为李项妻五年，此时，卢、章二人早已建立了深厚感情，卢氏的嫁人，反倒像是闯入的第三者。最终,卢氏妻的李志生：力量不足以打破李章夫妾的亲密情感，并在这一情感纠葛中，她最后身心俱疲，力痒而卒。李项及其妻、妾的情感关系，折射出中国古代男子多配偶婚姻模式下，夫妻、夫妾情感归属的真实景况，也展现了男性士人在应对夫妻妾情时，如何通融于主导情感模式与个体情感取向之间。李项夫妻关系的建立，是基于门第观念，对李而言，即便无爱，也要完成山东士族高门的内婚使命；而对卢氏而言，即便丈夫情不在已，也要维持这一假面婚姻,以支撑家族的体面。再看章氏妾，她与夫婿的关系建立在爱情之上，以强调个体感受的现代爱情观来衡量，李章之爱无疑颇有现代浪漫之爱的感觉，但即便如此，这一爱情也须置于占主导位置的门第观念之下。再看郑琼，她的情感经历则能使我们透过女性视角，窥见恪守礼教的山东士族高门女子的压抑情感。郑琼（8 0 9 一8 4 1），“荥阳人，当魏孝文时，族氏为山东第一”2 5 P214,祖郑俏官至河中少尹,父博古任官盐铁司、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品级不高但职位清显；母出赵郡李氏，外祖李峦官至灵州节度使、户部尚书，外祖母何氏受封息国夫人。郑琼也出自一个婚宦两全的家庭。郑琼夫杨牢，弘农华阴人，虽为关中郡姓，但父祖官位不显。他曾被誉“孝童 1 1 9 4 2 9 1,以二千里之遥背父尸而称名一时;成年后,学问与文才在“时辈之中，所谓拔乎其萃也”2 6 2 3 8。他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半年后与郑琼完婚。这是一桩山东士族高门女子与新晋进士的联姻，它体现的是唐后期择婿重人物的特点。郑琼的婚姻也看似正常，她十九岁结婚,婚姻存续1 4 年，育有四女，无子。但其实，她的婚姻质量不高，情感生活不美满，对此，郑琼墓志记：牢年三十，在洛阳，尝于外有子。既，夫人未之名，一旦为侍婢失语所漏,方甚愧恐，夫人日“久以君无男用，忧几成病，今则且愈当贺，奈何愧为？”因以锦缬二幅赏侍儿能言，不弃隔我子于外，蚤令知母恩。内此婢,遂收养之 2 5 2 1 4。依墓志推算，郑琼的长女出生于大和七年（8 3 3），此时郑琼二十四岁，距成婚已有5 年；而长女小庶子3 岁，也即幸婢的怀妊，是在杨牢与郑琼结婚的次年。由此及其他诸事推断,郑琼与杨牢的感情一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直不和睦，特别是在初婚的几年，夫妻的感情更是寡淡，所以在杨牢宦游时，并不携郑琼同行，而大多数唐代官员是携妻赴任的。在幸婢是丈夫身心所在的现实下，郑琼产生了自闭与悲观，对此，她的墓志记：“每亲戚会集，以一出户犹登山涉江”，“性本悲，每自疑不寿 2 5 2 1 4。夫妻中有第三者介人，不但会影响妻子的情绪,更会损及其健康。因唐代的相关病例有阙,在此暂举明代的三个病例以做旁证，它们都出自明朝著名女医谈允贤的医案女医杂言：病例1：“一妇人年四十三岁,其夫因无子,取一妾带领出外,妇忧念成疾。”2 7 3病例2：“一妇人年五十六岁，得患隔气半年，诸药不劾。某询其故，云因夫贵娶妾，忧念成疾。”2 7 9病例3：“一妇人年三十二岁，生四胎后，十年不生，因无子，甚是忧闷。某询其故，乃因夫不时宿娟。“2 7 9-1 0由此，郑琼虽表面上对丈夫的幸婢予以了极大宽容与不妒，但内心感受或与谈允贤医案中的三位女子无异。郑琼亡于了三十三岁的韶华之年，而这或许就是她长期忧念郁结的结果。当代情感史家认为，评价某一情感模式的标准，是个体在所处的情感体制中，能否最大限度地拥有情感自由并免受情感痛苦。由李项与郑琼二例可知，山东士族高门追求门第婚，讲究循礼蹈矩的婚姻假面，“发乎情，止乎礼”，是他们必须呈现于世人面前的门风;至于门内的情感纠葛,则须每一位参与者默默承受，没有爱情的当事者失掉了健康与幸福，但赢得了世人对其优美家风的礼赞与向往，他们也最终成了家门礼法的祭品，当然，在情感史研究中，情感“文明化 是另一条思路，爱德华缪尔（EdwardMuir）就从“情感文明化”范式出发，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贵族的家族复仇，据此他指出了情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那就是贵族学会了隐藏愤怒，从而成为了举止文雅的廷臣。唐代山东士族高门的婚姻与情感也与此类似，他们在婚姻与爱情中的隐忍，就收获了包括唐皇在内的其他人对其情感文明化的追慕。所以，情感文明化与个体幸福的弱化，就成为了礼教高地上的山东士族高门情感的一体两面。Edward Muir,Mad Blood Stirring:Vendetta&Factions in Friuli during the Renaissa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61晋阳学刊2 0 2 3 年第4 期（三）能见度极高的妇悍妇：从两个“吃醋”故事说起在唐代，以个人为中心的浪漫爱情，除帝王的行动外，其他人也有实践。分性别观之，女子追求浪漫爱情的极致，便是妒妇悍妇的涌现；而婚姻、情感都占主动的男子们,也以各种突破礼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爱情。妒妇、悍妇因有妒悍之举而得名，而妒嫉的定义是：“嫉妒(拉丁文：liver)是忍着痛苦去看到别人的幸福的一种倾向（它)是一种间接的、怀有恶意的想法，也就是说是一种不满，认为别人的幸福会使本身的幸福相形见。”2 8 1 6 4 这种情感两性均可生发，但在中国古代，嫉妒的指向主要是妇女，像说文解字对“妒”的解释就是：“妇妒夫也。从女，户声。”2 9 P63上毛诗正义也言：“妇德无厌，志不可满，凡有情欲,莫不妒忌。”2 2 7 3 中唐代的妇悍妇名扬于世，唐人段成式说：“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3 0 7 9 唐人已有此说法，也就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妒妇悍妇的确是占有了一席之地的；而后人也视妒妇悍妇为唐人情爱中的突出面相，“吃醋”一词便有了唐代来源之说。在唐代史记中，“吃醋”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一但其实都与醋无关，两位女主人公分别是兵部尚书任妻柳氏和梁国公、司空房玄龄妻卢氏。柳氏的故事，载于唐人张的笔记小说集朝野金载，据记，太宗赐任两国色宫女，“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对此妒悍之举，太宗遣人送酒一壶，并正告柳氏：“饮之立死，三品，合置姬。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面对“鸠酒”,柳氏从容对答日：“妾与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今多内，诚不如死。”柳氏的赴死态度坚定。但故事中的任态度暖味，事后，太宗对任说：“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3 1 5 9 一个“亦 字道出了原委，原来在悍妻面前，任是惧内的。或正是任的暖味态度激怒了柳氏，柳氏追求的是爱情排他性，这种想法在男子多配偶的社会，无疑属倒行逆施；而她提出的拒绝美人理由，也全然基于夫妻个体，而非家、国意义上的婚姻，这对于儒家爱情模式而言，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所以，柳氏的妒悍不为儒家社会所接受，也自在情理之中。卢氏的“吃醋”故事,记于另一位唐人刘的笔记小说集隋唐嘉话中，据记：“梁公夫人至妒，太宗62历史学研究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妾之流，今有常制。”之后的过程与柳氏故事相似,太宗派人赐“鸠”,并问卢氏：“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卢氏的态度坚决：“妾宁妒而死。”3 2 6 在情浓意坚上，两位“吃醋”的女主人不分伯仲。虽然都是“吃醋”，但相较于柳氏故事，卢氏故事的张力稍逊，这全因男主人公房玄龄的态度明朗。在卢氏故事中，出场的一方是太宗和长孙后，他们的一赐、一劝,都是本于礼令之制。唐令规定，“一品十人”,妾不计 1 7 4 2 下,如此，卢氏就是在以一身之力，挑战其时的妾制度。所以就太宗而言，卢氏的反制举动，自应受到惩处；而长孙皇后之“劝”，更反衬了卢氏的不羁。故事的另一方是卢氏和房玄龄，对于受赐美人，房玄龄是“屡辞不受”，个中原因，太宗给出的答案是：“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3 2 6 但其实，房玄龄的“专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他与卢氏的一段经历：“玄龄微时,病且死,日：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人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3 1 1 8 0 由此可知,卢氏饮鸠的决绝，虽让太宗戴上了妒悍的有色眼镜，但其性格的刚烈、对丈夫的专情与要求丈夫的专一,是一以贯之的。当然，她的刚烈举动，也换来了夫婿的情感回报，那就是“礼之终身”和对美人的“屡辞不受”。对于妇妒，唐人于义方写下了黑心符一文，他说：“一妻不能御，一家从可知;以之卿诸侯，一国从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从可知。盖夫夫妇妇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3 1 4 8 8 任璨妻柳氏的故事，就应验了唐人的这一家/天下认识。以浪漫主义爱情衡之，柳氏展现的是个体性而非家国性，对现代人来说，其先锋意义明显；但就儒家正统观而言，任不能“御”妇，故他因妻“妒悍无礼，为世所讥”2 1 2 3 2 4,柳氏追求浪漫之爱的初衷，随之在这一正统观中得到消解。而卢氏的故事,因当事夫妻都对个人情感予以接纳，故卢氏的情感追求，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来自家国观念的冲击。与此同时，两个故事都彰显了作为统治者的太宗的开明，上行下效、上政下行，唐人对夫妻情感选择的开放态度，由此也可见其缘由。唐时妇妒的盛行，又导致了惧内之风的出现，而任就是其中较早的一员。面对妒妻悍妇，一些男子表现的是无奈,另一些则是自嘲，而观者亦以玩笑心理待之，比如晚唐重臣李福的遭遇就是如此。史记，李志生：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李福看中了一位女奴，由此就闹出了他装病而“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的笑话。次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日：“一事无成，固当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莫不大笑之 3 4 1 4 2 6-1 4 2 7。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唐代妒妇的几个面相，首先，它充分显示了妒妇追求感情排他性的初衷，常言说，爱之欲深，伤之欲切。其次，李福并不以妒妻和惧内为，但以玩笑的口吻，和盘托于同僚和部下面前。再次，同僚和部下亦不以李福的遭遇为耻，也将其视为笑话。这些都足证唐人对妒妇悍妇和惧内的较高接纳度，而妒妇悍妇的个体情感追求，也随之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接受了。(四)对妻妾的选择：情比金坚的男性礼教挑战者在中国古代，男子可多娶，“古者诸侯一娶九女”3 1 中，“卿大夫一妻二妾”1 9 4 8 0“大夫功成受封，得备八妾”9 4 7 4；但严嫡庶之禁，以妾为妻被严厉禁止，“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3 6 3 2,以妾为妻不但乱家，还必招致政事混乱。面对这样的礼教要求,唐代的一些士人基于对情的追求,或为妾不婚,或为妻不纳妾，当然，也有勇以妾为妻者，他们的行动都挑战了儒家爱情模式。在为妾不婚的唐人中,乔知之是最知名的一位。乔知之出身高贵，他是唐高祖的外孙、庐陵公主之子。关于他的为妾不婚，史记：“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 3 1 3 1而在通鉴中，碧玉的身份是“美妾”1 3 7 6 1 8,如此，碧玉当早为侍婢，后因色美、艺精、富文才，而被乔知之放良并纳为妾。乔知之对碧玉的爱情表达方式是不婚，这使他与碧玉可以专情于对方。乔知之与碧玉也确实是情坚意笃，在碧玉被魏王武承嗣横刀夺爱后，乔知之寄诗于碧玉，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 3 1 3 1。乔知之在情的驱动下，为妾不婚，而韦损则反之，他是为妻不纳妾。韦坝，望出韦氏定著小逍遥公房，卒时任明州刺史。韦损娶礼部尚书温造女温瑷为妻，他的墓志记：“君结发以敬，大宾益友，贯于物听矣。君无仆妾之惑，故八子三女，尽温之出焉。”墓志撰者由此而赞韦：“为古大夫之难也，贤人君子有家之尚也。”3 8 2 1 6-2 7 由此也见，唐后期的士人，并不都认同多妾的礼教传统，一些人以家无妾为门风清素的标识。除韦坝外，山东高门出身的文宗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朝宰相郑覃,也因“家无妾,人皆仰其素风 2 1 4 9 2韦坝出身高门，他的家无妾并不排除有家风的考虑，但主要原因恐怕还在夫妻感情。韦温婚姻存续3 0 年，会昌元年（8 4 1），韦卒于明州（今宁波）。面对丈夫的亡故，温氏“号天地，将欲自尽，为儿女等防抑之”,在唐代墓志中,这是鲜见的欲为亡夫自尽的一例，而这也正是温氏对夫婿专情的回应。在“江山万重，几欲几死，行路之人，闻者悲叹”3 9 2 4 5 的归葬亡夫后，温氏也在丈夫离世后的第五年去世,死后被衬葬夫莹。杜佑以妾为妻之事曾轰动一时。杜佑，望出襄阳，任相于德宗朝，官至司徒、太保，受封岐国公，所著2 0 0 卷通典，“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这样一位集吏干与文才于一身的中唐名臣，“始终言行，无所缺，唯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2 1 3 9 8 3。儒家礼教严禁以妾为妻，唐律更对此予以惩处一“徒一年半 3 2 5 6,在如此的礼律社会中，杜佑的勇气是很让人佩服的。杜佑尽其全力为李氏妾争得名分，除了给她妻之身份外，还为她亲撰墓志，“虽然我们还无法判断杜佑所述李氏家世是否全部出自他的编造，但至少可以看到他为达成以李氏为妻的努力”。杜佑是其时的礼教名家一一无论是他的出身、还是他的通典礼典占到全书的一半，但他却视礼于不顾，“以杜佑之家族背景、道德素养和政事能力，不为礼俗所宥，坚定执着地为爱妾争取名分,实在是很特别的行为”4 0 2 7 6,这也依稀让人看到了超越家国、地位、贫富等限制的现代爱情。无论是乔知之还是韦、杜佑，其情比金坚的爱情，都冲出了儒家礼教框架，虽然他们专情的方式各异，但其行为中的爱情排他性、个体性则是一致的；专情于婢、妾而不各身份等级与礼俗规制，更显现了他们打破社会秩序之果敢。虽然儒家的爱情模式为其时的主导，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昭然存在于唐代社会中，且其差距还相当巨大。三、唐人爱情诸面相共存的语境情感史研究社会的情感模式与人们的应对态度，唐代的爱情主导模式是儒家礼教模式，这与汉代之后的其他时期并无二致，但唐人对此模式的应对却呈多元样态。形成这一现实与理念差异的语境，主要在如下诸点：首先是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这也63晋阳学刊2 0 2 3 年第4 期是唐代在儒家情感模式下，存在其他情感模式的重要政治原因；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包容，唐时，儒释道三家并存且地位各有升降，思想的包容是多种爱情模式共存的思想前提;再次,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观念的转换是长时段的，改朝换代或行政命令，并不能对观念形成立竿见影的影响。而其中的一、三两因，更值得深人探讨，第一因是唐代的共时性情感特点,第三因则是其历时性情感发展脉络。（一)唐代胡化情感模式的存在“唐朝并非汉族王朝”3 1 2 9,这并非单指唐皇室具有胡人血统，更因其统治集团内多有其他民族出身者，当然,最重要的是,唐朝是一个统治地域兼跨农耕、游牧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并不仅以中原皇帝自居，更以“皇帝天可汗”的二元性国家 4 1 1 2 3 视野进行统治，对此，太宗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 7 6 2 4 7 在这样的二元性国家中,胡汉文化交融，人们不仅遵从中原的轨范，也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胡人更不以儒家文化为行动主导。因此，唐人的情感就并非受限于儒家情感模式，它具有了胡汉的双重情感模式特征，当然，儒家情感模式依然占据主导。胡汉交融是北朝以来的突出文化特征，它使汉文化与西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互相融合、交互影响，故所谓“胡”，实包括了中亚胡人与北方草原民族之人。而胡人的情感模式具有哪些特征？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西域各国而言，其两性关系相对宽松。胡人男子远道经商，客居他乡，“家庭的内聚力便被削弱，两性关系也较农业民族松弛，从而给胡人的家风打上“浇讹 的烙印 4 2 1。同时，西域的女子地位也一直较高，对此，史记记载，大宛“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4 3 1 7 4;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言：“黑岭已来，莫非胡俗。.妇言是用，男位居下。”4 5 出土于今撒马尔罕以东穆格山的粟特文婚约，还使我们看到了8 世纪初较中原更平等的栗特夫妻关系实态。女子地位较高的民族性，也体现在了唐代能见度很高的胡姬身上。“胡姬”，指高鼻深目、碧眼白肤，有着亚麻色、栗色或褐色卷发的年轻粟特女子，她们出身卑，但貌历史学研究美、能歌擅舞、自主性较强，这都是波斯“萨吉”的传统。酒馆同样是波斯诗人们的得意去处，司酒者也大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一一萨吉,在酒杯的映辉中，这些萨吉已变成了诗人们的情人，她们“简直被诗人们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她们统治着诗人的心灵，支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作为男人的诗人，则自视可怜，他们在女人面前是卑贱者、软弱者 4 5 3。唐代的胡姬也有着波斯萨吉的某些人格特征,从咏颂胡姬的唐诗看，诗人们都是以理想而非贬抑的手法，对胡姬进行着描述，透过这些唐诗，我们也隐约体会到了波斯古典诗人的感受，这些胡姬虽身处酒肆、出身不高，但面对男性客人，她们更多表现出的是人格平等。婚姻形态对爱情有着至重影响，相较于中原，胡地婚姻有其独特性。独特性之一是异辈婚,这普遍存在于西域和北方草原民族中，像九姓胡中的安史曹诸国就是，“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4 6 1 1 8;突厥也是“父【兄 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 4 7 1 0。独特性之二是一妻多夫,像“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 1 4 8 2 7 8-2 7 9;同属月氏的吐火罗国，也是“兄弟同一妻 1 4 9 3 2 3 6。一妻多夫与中原礼教严重不符，故它对中原的影响甚小。综此，唐朝的胡化情感模式，大致有如下特征：男女对情感的追求相对自由；情感关系中的女子地位较高；不重情感和婚姻中的尊卑、等级，它对追求浪漫爱情一般不构成重要影响。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统治理念下，胡化情感模式有了合理存在前提。也正是不止儒家爱情模式一源的情感文化特色，塑造了唐人的爱情观，太宗、高宗、玄宗的不伦恋，士人、妒妇们对浪漫之爱的追求，就是在这样的情感话语背景下、特别是胡化情感模式的影响下出现的。（二）唐人浪漫之情的历史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教衰落，玄学盛行，士人崇尚自然，标榜自我主义，情感任由解放，情的价值超越礼教，成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夫妻情也随之成为了情的重要释放点。此时的夫妻自由之情，可以是夫妻的至爱之情，也可以是为获专情而做的努力。关于夫妻的至爱之情，世说新语记有两事，一婚约的汉文转写、译注，见张小贵、庞晓林穆格山栗特文婚约译注，唐宋历史评论第3 辑，2 0 1 7 年，第1 0 7-1 2 5 页。64李志生：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是荀奉倩对妻的至情：“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1 5 0 4 8 9 如此的浓情，在中国历史上都罕见。另一事是王安丰妻的“卿卿我我”：“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日：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日：“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50492王安丰眼中的夫妻关系是夫尊妻卑之礼，但其妻的出发点则是爱情,她的卿卿我我，表达的是对丈夫的浓情蜜意和对夫情专有的喜悦。至于为获专情而做努力，则是妒妇悍妇们的所为。南北朝时期，妇妒流行于社会中上层，像北魏兰陵公主就“颇严妒”,驸马刘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答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 4 8 J131。而不妒女子则要遭人指点，像北海王元祥与人通奸，王母高氏就杖责王妃并教导她：“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4 8 1 5 6 3 这也就是北魏宗室拓跋孝友所说的：“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习以为常。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4 8 4 2 3 汉晋之后重门第,男女通婚代表的是家族而非个体,高门女子背靠门第，自有与男子争平等的底气。较之北朝，南朝妒妇的妇制夫也不惶多让。梁人张的妒妇赋，就综括了妒妇们的表现：“忽有逆其妒鳞，犯其忌制，赴汤蹈火，目袂，或弃产而焚家，或投儿而害婿。”5 1 6 1 6 有鉴于“宋世诸主，莫不严妒”的现实，宋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憎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5 2 1 2 9 0,以警妒妇。对比可见，唐太宗的赐酰，或就是步宋明帝之后尘；而两位“吃醋”夫人意在阻挠丈夫纳妾，这在南北朝妒妇中也是常见之举。情感是一种认知行为，即便是新的情感观念建构，也需要人之观念的长时间新陈代谢,所以，情的认知与实践具有延迟性特征。何况南北朝以来的胡汉交融、情的解放语境，至唐时并未根本改变，只不过前朝的遗绪，更多地被胡化情感模式所掩盖，人们关注更多的，也是唐人的胡汉情感共生，像魏晋南北朝的夫妻浪漫之爱，就在唐朝被外化为了胡化的男女平等情感模式；传统的妇妒与悍妒，也找到了胡人家风浇讹的渊数。情感,这看似是人先天固有的东西,其实是承载着文化的，社会规范着它，为它设定着标准，人们也适应着这些标准，并在允许的条件下，对其进行着通融，这一切都使情感具有了历史。情感标准是理性的，而人的表达则是感性的,所以,在唐朝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就通融出了一幅斑斓澜的爱情画卷，它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添上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从这些意义上讲,唐人爱情确实值得深究。责任编辑李卫民参考文献：1礼记正义 M/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毛诗正义 MV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3日 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M.石晓军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 0 2 0.4美 李海燕.心灵革命 M.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工清张廷玉,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4.6明吕坤.闺范 MV/吕坤全集.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 0 0 8.7柏桦.夫妻心理学 M.北京：西苑出版社,1 9 9 9.8仪礼注疏 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 9 8 0.9亚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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