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以四川叙永厅为例.pdf

60张鑫敏：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以四川叙永厅为例张鑫敏（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上海，2 0 13 0 6)摘要 文章利用四川叙永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民数册的各项数字，进行了总撤检验和四柱检验，并对户名进以四川叙永厅为#例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册内数字并非逐年变化，而是呈现阶段性变更，人工编造痕迹明显。另外，厅册与省册所载数字完全无法对应，不仅挑战了民数册逐级呈报汇总的常识，而且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施坚雅关于布政使司独立编造民数的猜测。关键词 叙永厅民数册；总撒检验；四柱检验；人工编造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 0 8-7 3 5 4(2 0 2 3)0 1-0 0 6 0-0 9一、问题的提出民数是清代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详细记录民数的原始册籍为民数册。其名目有黄册（进呈御览）、清册（咨送户部及军机处)之别，按流程可分为各省呈报册、户部核查后的汇总册，从层次看则有省册及府、厅、州、县诸册。学界对民数册的关注大多局限于内阁典籍厅保存之户部清册，并频繁征引分省汇总数。至于构成汇总数的府、厅、州、县细数被纳人视野,则始于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对四川省册的开创性研究，具体工作有二。其一,在整理和比较道光至光绪年间九份四川民数册共计13 5 9 个县级单位“管、收、除、在”四柱数字的基础上，通过检验人口增长率（与19 4 0年、19 8 2 年分县数据比较）、户的规模和性别比（民数册内部比较）等指标，发现民数册存在人工编造痕迹，并有一定的规律，即“新收”和“开除”围绕某个恒定值在0 一3 的范围内变动；其二，以道光二年(18 2 2)民数册数字为始，遵循前述编造规律逆推出嘉庆元年(17 9 6)至道光元年(18 2 1)的历年数字，经比较后判断嘉庆十七年（18 12)数字是人工编造的起点，而嘉庆四川通志未注明时间的户口数据实为嘉庆十七年年初民数。第一项工作首次涉及大样本量历史人口数据的核对和比较，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虽然人口增长率、户的规模、性别比等现代人口学指标通过图表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但对“民数册存在作者简介：张鑫敏（19 8 4 一），男，江西景德镇人，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人口史、经济史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清代丁数、民数的记录、传播和意义”（项目编号：2 0 18 ELS004)阶段性研究成果。王士达：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上、中、下），分载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3、4 期及第2 卷第1期，19 3 0-19 3 1年，第3 2-13 0页、第3 4-10 5 页、第5 1-10 5 页；赵泉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正同治东华录人口考正，分载齐鲁学报19 4 1年第1、2 期，第175-190页、第10 3-13 0 页；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 卷第1期，19 4 9 年，第2 0-8 0页；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8 0 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 9 3 年；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1年。G.William Skinner,“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Late Imperial China,1987(6)，P p.1-7 6.中译本收入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一一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 9 1年，第2 3 2-3 0 1页。人工编造痕迹”的结论并无太多实质性贡献，反而是四柱数字的历时性比较让这种痕迹浮出水面。无独有偶，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从历史文字记载提取数据信息时，标准划分越细、误差要求越高，所获取的信息反而越少、越不可靠。以此反观人口史研究，从人口增长率、户的规模到性别比，指标不可谓不多，但其应用条件十分苛刻，历史人口数据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尚有争论，而施氏的研究显示,采用这些精度看似很高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反而不及数字间的直接比勘来得准确。第二项工作则颇具争议。施氏的基本逻辑如下：道光年间逐年数字系每年增加某个固定值而得到,这说明，在此之前必定存在某一年的数据作为编造的起点，否则将道光年间民数逆推，终会得到数据归零的反常现象。因此，施氏先从道光二年民数逆向推导出嘉庆元年至道光元年历年民数，随后发现嘉庆四川通志中未标明时间的户口数与其推导出的嘉庆十七年数据十分接近，遂判断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实为嘉庆十七年民数。不过，逆向推导民数并试图找到人工编造的起点，在理论上或许成立，但实际操作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在数字降低为零之前的任意一年皆有可能成为所谓起点，而施氏判断起点为嘉庆十七年，恐怕更多是因为嘉庆四川通志中恰好存在着一套未标明时间的户口数与他推导出的十七年数字相符。至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是否为十七年，嘉庆会典提供了一条线索，据是书记载，“今按嘉庆十七年各省册报四川丁口二千一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七十八”。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各府男妇数字之和(2 0 7 9 0 9 4 4)与会典所载(2 14 3 5 6 7 8)无法匹配。对此，施氏认为会典所载实为18 13 年数字，其理由如下：民数统计虽于每年年底完成，但地方督抚却在稍晚奏报时冠以下一年年初的名目。果真如此么？且看两份民数奏折。乾隆十四年（17 4 9)十一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策楞奏称，“兹据布政使高越将乾隆十四年分户口仓谷分别造册详报前来，臣查四川各州县厅卫所现在男妇名口”乾隆二十三年(17 5 8)正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开泰奏称，“兹据布政使徐垣造册具详前来，臣查乾隆二十二年分新增男妇，实在男妇共”可见，不仅正常奏报的民数在时间上不会张冠李戴，即便因故延迟至乾隆二十三年年初的奏报仍清楚地写明进呈的是乾隆二十二年民数。综上，施坚雅对四川民数的开创性研究表明，现代人口学方法并不天然适用于历史人口数据，看似简单的数字比勘(历时性比较)往往更能有效地揭示数字在记录过程中被编辑的痕迹（系统性误差与随机性误差并存）。不过,这种研究也存在一些盲区，比如，四川民数册府、厅、州、县数字在传抄、汇总时存在至少10%以上的错误率，但或是专注于历年数字的人工编造痕迹，或是仅仅当作随机性误差，施氏对此未作深究。沿着相同的思路,刘铮云对施氏未见的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作了整理和分析，认为“与道光以后的民数册相较，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的错误是少多了”,存在传抄、汇总错误的仅有七处，包括三县（绵竹县、荣昌县、犍为县）、二厅（雷波厅、叙永厅）、一直隶州(达州直隶州）、一散州(绵州）。实际上,罗江县、眉州同样存在错误，而且叙永厅的错误与其他地区的错误有明显区别：其厅总之数远小于所辖各县数字之和，而且难以用传抄或汇总时的随机性误差加以解释，同时乾隆册数字与道光、咸丰、光绪诸册也存在很大差异。61地方文化研究202323年第一期(总第6 1期）葛全胜、张丕远：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价，地理学报19 9 0 年第1期。人口史先行研究普遍存在为数字而数字的问题，对历史文献中的数据多不加辨析地直接进行利用，对历史人口数据的准确含义、复杂来源及衍变过程缺乏深入的了解。在施坚雅的推导中，某些县的数字逆推到嘉庆元年之前就已经降低为零了。托津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1户部二，收人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 4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 9 1年，第5 4 6-5 4 7 页。四川总督策楞：奏报乾隆十四年份川省民数谷数事，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折，档号：0 4-0 1-01-0170-009。四川总督开泰：奏报四川省上年分民数谷数事，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档号：0 4-0 1-0 1-0 2 19-0 0 6。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 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柳立言等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 9 8 年，第3 0 0-3 2 7 页。同文还收入氏著：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7 年，第3 8 9-4 19 页。但刘铮云在文中并未提及叙永厅，只举了雷波厅的例子。62张鑫敏：湛各地数字是来自府、厅、州、县的逐级上报么？抑或如施坚雅所言“必须接受这些数据都出自于成都这一可能性”？另外，府、厅、州、县所赞造的民数册是否也存在类似省册的人工编造痕迹？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民数册的整理范围扩大至省以下的行政区划，而叙永厅民数册的发现和整理为这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样的尝试提供了可能。透过叙永厅的例子，结合方志户口数字研究的新进展，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省册所载二、叙永厅民数册的数字叙永厅本属四川叙州府，雍正八年（17 3 0)升为直隶厅，“厅地分永城、宁静、凤凰、忠义、青化、顺德、太平、乐荣、平定，为九里”，辖有永宁县。光绪三十四年(19 0 8)叙永厅改为永宁直隶州，辖古蔺(原永宁县改称)古宋(原泸州九姓长官司改置)二县。宜宾市档案馆收藏的叙永厅民数册从时间看集中在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从地域看均以四川叙永厅为#例为厅属九里，不涉及下辖各县。民数册的具文时间自咸丰元年(18 5 1)至宣统二年（19 10），整理出的数字包括以下年份：咸丰元年、同治二年（18 6 3)至同治十三年（18 7 4）、光绪元年（18 7 5)至光绪七年（18 8 1)以及宣统元年（19 0 9）、宣统二年。需要说明的是，叙永厅在改为永宁州的过程中出现厅属九里辖境的变更，前后难以直接比较，因此后文进行的数字比勘仅采用咸丰元年至光绪七年的数字。初步比勘显示，叙永厅民数册在多个连续年份几乎保持数字不变，其中，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的数字基本相同,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的数字基本相同，而两套数字之间则有小幅变动。叙永厅民数册体例高度一致，按照总撒原则和四柱之法，首先记载“叙永厅九里”各项总数，然后循着“永城里、宁静里、顺德里、忠义里、青化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平定里”的顺序分别记载各里细数，最后被记载的是“厅属九里”户、男妇的实在数字（见表1）。从理论上说，叙永厅民数册内的数字应遵循以下两个规则：首先，总撒相等，即“叙永厅九里”四柱总数应与各里相应项目细数之和相同，同时各里户、男妇实在细数之和应分别与“厅属九里”户、男妇实在总数相符；其次，四柱相等，即“叙永厅九里”总数及各里细数均要满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然而，基于总撒和四柱的检验（见表2、表3)却呈现出多处错误。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逐一分析这些检验中发现的错误，从而进一步了解叙永厅民数册数字登载的更多细节。1.户数咸丰元年与同治二年民数册所载户数完全相同，“叙永厅九里”实在户数为5 8 7 4 4，但旧管(56560)加上新收（4 8 5 2)减去开除（4 6 14)的四柱运算结果却为5 6 7 9 8,另外，永城里等九里实在户数之和(5 6 7 7 4)与“厅属九里”实在户数(5 6 7 4 4)也不相同。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历年民数册内“叙永厅九里”实在户数由5 8 7 4 4 修改为5 6 7 4 4，与“厅属九里”实在户数相同，但与四柱运算的结果(56798)仍然存在5 4 的差额，而永城里等九里实在户数之和（5 6 7 7 4)不变，与5 6 7 4 4 存在3 0 的差额。对照各里细数,5 4 的差额来自宁静里（4）、顺德里（5 0），而3 0 的差额来自凤凰里。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历年民数册所载户数完全相同，“叙永厅九里”实在户数为5 7 5 9 3，与四柱运算的结果（5 6 7 4 4+5 2 6 3 4 6 14=5 7 3 9 3)存在2 0 0 的差额。检视各里细数后可知，这个差额源自旧管户数，具体而言，“叙永厅九里”旧管户数5 6 7 4 4 与永城里等九里的旧管户数之和5 6 9 4 4 存在2 0 0 的差额。从理论上说，在两个连续年份的民数册内，上年实在户数便是次年旧管户数，不管是总数还是细数均应保持前后一致。然而，同治十年实在户数与同治十一年旧管户数的比较显示，二者总数虽然相同（5 6 7 4 4），但各里细数并不一致：同治十年民数册内各里实在户数之和为5 6 7 7 4，新近研究揭示，方志所载户口数字不一定遵循“县志一府志一省志一一统志”这样层层汇总的机制，反而存在各自独立的数字来源。参见张鑫敏，侯杨方：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一一以江南为例，清史研究2 0 10 年第1期；张鑫敏：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新探一一以省志所载人口数字为中心，清史研究2 0 14 年第1期。周伟业修：直隶叙永厅志卷3 建制沿革，清嘉庆十七年刻本，第2 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地2 8 0.9 3/13 5。而同治十一年民数册内各里旧管户数之和为5 6 9 4 4,其中，忠义里（5 6 8 3）、青化里（5 7 0 5）、风凰里(6392)、平定里（7 3 5 9)没有变化，而永城里（6 16 9-6 3 8 5=-2 16)、宁静里(5 7 0 1-5 7 0 5=-4)、顺德里(6358-6508=-150)、乐荣里(6 6 8 0-6 5 8 0=10 0)和太平里(6 7 2 7-6 6 2 7=10 0)均存在差异。光绪四年至光绪七年历年民数册内户数除总数沿袭2 0 0 的差额外，各里细数也陆续出现一些小的差额：永城里（1)、青化里(10、9)、太平里(10)、乐荣里(2)，下面逐一分析。首先，永城里户数的旧管、新收、开除三项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从未变化，仅实在一项自光绪四年至光绪七年从6 6 4 1变成6 6 4 2；其次，青化里旧管、新收两项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保持不变，光绪四年至光绪七年册内开除一项从4 2 5 变成4 3 5，光绪六年至光绪七年册内实在一项从5 8 2 2 变成5 8 2 1，导致青化里数字差额存在10 与9 的不同；再次，太平里新收、开除、实在三项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保持不变，仅旧管一项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七年从6 6 2 7 变成6 6 17；最后，乐荣里旧管、开除、实在三项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保持不变，仅新收一项自光绪六年至光绪七年从5 3 5 变成5 3 3。叙永厅项目永城里宁静里顺德里忠义里青化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 平定里九里户56560旧男85195管妇65716男妇150911户4852新男收妇5412男妇12850户4614开男除妇5283男妇12164户58744实男85749在妇65845男妇152335资料来源：叙永直隶厅造报咸丰元年户口田赋验折清册稿，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2。说明：该档号标注在档案原件上，按照惯例，1-1-2 分别为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但宜宾市档案馆编写的馆藏目录仅有全宗号、案卷号及页码，并无目录号。2.男、妇、男妇诸数字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民数册内“男”“妇”“男妇”数字，经四柱运算的检验，存在多处差额（见表3）。先看“男”数，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所有民数册所载旧管（8 5 19 5）、新收（7 4 3 8）、开除（6 8 8 1）、实在总数(8 5 7 4 9)前后一致，但各里数字之和却有不同，以实在数字之和为例，咸丰元年、同治二年、同治三年册内各里实在数字之和为8 5 5 4 9，而同治四年至同治十年册内各里实在数字之和则为85558；再看“妇”数，册内所载实在总数为6 5 8 4 5，而各里实在数字之和则为6 6 6 8 6，至于旧管、新收、开除三项，其总数与各里数字之间均存在大小不等的差额；“男妇”数字的情况与“男”“妇”数字的情况类似，“叙永厅九里”四柱总数前后一致，但各里数字存在很多差额，不仅与“叙永厅九里”总数不能吻合，而且各里数字内部也不满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要求。63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总第6 1期)表1咸丰元年（18 5 1）叙永厅民数6098569888237421713866141606114031569541743882850113294986881502477979616991507262164126381951182941780350865881554652112041336534481644784534518117813025701635874359542662681971406117829566299828623186055028176011418481779599137856831002086251864556719446739216838514795588138348077257113435705946974091687863441145289662041951291574116564948827411623639211486971421200666910513629216805536955700165552592267215946680103436520168636702101235558156815848465871433559819572139167271015055731572373357923673914662586809620142956277859913777359795467601471464张鑫敏：时间户男妇男妇户男妇男妇户男妇男妇户男妇男妇：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1851186301864018650186701870018710以1872-20027四川叙永厅为例表2“户、男、妇、男妇”总撒检验旧管新收0110000101-100021-96021-110021-110020271873-200271874-200271875-200271876-200271878-200271879-190271880-190271881-19026资料来源：叙永直隶厅造报咸丰元年户口田赋验折清册稿，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2；叙永直隶厅造责同治二年分实在民数户口清册，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4 0 7；光绪元年至七年民数札，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6 0 2。开除60606000000-27027027027025025025025024实在0707070770770770770-270-270-270-27017301730173-10163100173-10163102173-10163102173711884107770-270173017300000001000000000000000011-10-91970200-8311010100-10-10-30191-84101-30191-8410000000000000-100-10000011970200-8411-30200-8411-30191-841101-30191-841101010000000000000010101000000001000101010001010001010001三、叙永厅民数册的户名叙永厅民数册“旧管”“新收”“开除”三项内除记载数字外，还登载了户名，比如，“咸丰元年分，旧管黄彩等五万六千五百六十户，新收陈耀先等四千八百五十二户，.开除范元煦等四千六百一十四户，实在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四户”。通过对叙永厅民数册内户名的统计(见表4)可以发现，与前节分析的户数类似，这些户名也存在前后因袭的情况，具体而言，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民数册内户名不变，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民数册内户名不变。不过，除了这个表面现象外，对户名的进一步比勘显示，某些户名的出现时间、区域及顺序明显违背了人口统计的常识。按照人口统计的一般规律，“新收”项出现的某个户名代表着某个自然人(因出生、人籍或定居等原因)被纳入统计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户名应当首先变成“旧管”项，然后逐渐出现在其后某次统计的“开除”项内，代表这个自然人(因死亡或迁徙等原因)被移出统计范围。“陈耀先”“蓝子春”等户名从“新收”变成“旧管”便印证了这一规律。但是，民数册内“唐德宗”“高品”“罗在举”“郑亭香”“李向云”等五个户名在同治十年之前已经被“开除”,却在同治十一年之后赫然出现在“新收”项中，而且每个户名对应的里名也前后不同。户名的长期因袭以及违反常规地反复出现，折射出叙永厅在赞造民数册的过程中户名的具文化。当然也有一种解释，这些户名所代表的自然人在不同里之间进行了迁徙，因此被重复统计。表3“户、男、妇、男妇 四柱检验时间区域叙永厅九里1946永城里0宁静里-41851顺德里凤凰里乐荣里叙永厅九里1946永城里0宁静里-41863顺德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叙永厅九里-54永城里0宁静里-41864顺德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叙永厅九里-54永城里0宁静里-41865顺德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叙永厅九里-54永城里0宁静里-4顺德里-501867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叙永厅九里-54凤凰里30乐荣里太平里平定里1870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平定里资料来源：叙永直隶厅造报咸丰元年户口田赋验折清册稿，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2；叙永直隶厅造资同治二年分实在民数户口清册，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4 0 7；光绪元年至七年民数札，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6 0 2。说明：“户、男、妇、男妇 四柱检验全部为零的区域未在表中显示。65户男-310-5003010-203-310-5003000-20300-310-500300-20301-310-5003000-20301-31003000-20301-30-20301003000-2030100妇男妇时间0738100104-100-8748748200-307380104-100-8748748200-3-20-1007380104-100-8748748200-30007380一04-100-8748748200-30007380104-100-8748748200-3000738-252748200-3000-4-252748200-3000-4区域叙永厅九里-54永城里0宁静里-4顺德里-501871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平定里1872叙永厅九里2001873叙永厅九里2001874叙永厅九里200叙永厅九里2001875永城里顺德里叙永厅九里2001876顺德里叙永厅九里200永城里11878顺德里青化里叙永厅九里200永城里1顺德里01879青化里凤凰里太平里叙永厅九里200永城里1顺德里0忠义里1880青化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平定里叙永厅九里200永城里1顺德里0忠义里1881青化里凤凰里乐荣里太平里户3000000010100109021000210男-310000-20310000002000200002000002000000020000000000200-10000妇男妇7380104-200-8-252748200-3000-4000000-10002000320003000200-10-100300200-10-100-100000030020000-10-100-100000000072100-10000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总第6 1期)03721200-1-10-100000066张鑫敏：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以四川叙永厅为例表4 叙永厅民数册“户名 统计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民数册区域旧管叙永厅黄彩永城里黄彩宁静里周永茂顺德里温应奇忠义里罗颖青化里尹朝舟凤凰里白子华乐荣里黄仕贵太平里胡志林平定里张明祥资料来源：叙永直隶厅造报咸丰元年户口田赋验折清册稿，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2；叙永直隶厅造责同治二年分实在民数户口清册，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4 0 7；光绪元年至七年民数札，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6 0 2。说明：1.叙永厅民数册内“实在 项下无户名记载；2.部分户名存在传抄错误，应为同一户名，比如，尹朝舟（尹彩舟）、蓝子春（蓝子表）、赵永峰(赵云峰）、杨辉章（杨辉）、刘毓阳（刘毓）、彭洪升（彭洪林）唐德宗(李德宗）、魏绍彬（魏绍彩)。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民数册新收开除陈耀先范元煦蓝子春唐德宗赵永峰高品杨辉章罗在举刘毓阳郑亭香彭洪升李向云涂会琼张启魁曾国贤余文彩杨其龙魏绍彬贺有材许步高四、结语旧管陈耀先陈耀先赵永峰杨辉刘毓彭洪升涂会琼曾国贤杨其龙贺有材新收何子云何子云罗世杰贺春芳唐德宗罗在举高品郑香亭李向云陈汝林开除罗世杰罗世杰吴新安冯太顺郑玉和喻家林李子明陈天星曾国桢许世仪通过对叙永厅民数册各项数字的总撒检验和四柱检验可知，册内数字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时间上呈现连续状态的多份民数册在各项数字上并非逐年变化，而是呈现阶段性变化，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为一个阶段，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为另一阶段，同一阶段内的民数册所载数字大体相同；第二，民数册内记载的各项数字有九里总数与各里细数之分，理论上二者应该相等，但叙永厅民数册内总数与细数似乎来自不同系统，同一民数册内总数与细数之和不等，而不同民数册内总数、细数却又各自前后因袭，保持大体一致；第三，民数册内各项数字存在总撒差额与四柱差额，其中，咸丰元年至同治十年的差额呈现不规则变化，同治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的差额仅有一项，而光绪元年至光绪七年的差额多为十的倍数，总体而言，呈现从不规则到规则的变化趋势，也反映出越来越明显的人工编造痕迹。与民数册内数字、户名存在的具文化倾向类似,册籍的呈报也充斥着敷衍了事的现象。在咸丰元年叙永厅呈报民数清册的公文中，虽然“查册造散数与实在数目不符”，但这些数字差额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咸丰元年及此后数年的民数册内，没有任何修正，甚至还出现民数册内数字乱人的荒唐状况。至于四川布政使司，在其发给叙永厅的民数札中（见表5），从同治二年至光绪五年，仅有两次涉及数字错误，余者全部都是严催速造的格式套语，对该厅民数长达十数年的前后因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质疑。而乾隆六十年至光绪三年八份四川省民数册所载叙永厅数字(见表6)与叙永厅民数册内数字完全不符，省册与厅册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前述施坚雅在分析四川省民数册后的推测，即四川布政使司衙门以增加某个常量的方式独立编造了该省历年民数。叙永直隶厅造报咸丰元年户口田赋验折清册稿，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1-1-2。表5 叙永厅民数札事由统计文种发出者札四川布政使司盐茶道札四川布政使司盐茶道札四川布政使司盐茶道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礼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四川布政使司札礼四川布政使司资料来源：宜宾市档案馆藏札，档号见表内。表6四川省民数册所载叙永厅数字旧管时间区域叙永厅并属乾隆六十年叙永厅(1795)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二年叙永厅(1822)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八年叙永厅(1828)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九年叙永厅(1829)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二十五年叙永厅(1845)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二十七年叙永厅(1847)永宁县叙永厅并属道光三十年叙永厅(1850)永宁县叙永厅并属光绪三年叙永厅(1877)永宁县说明：1.民数册内“旧管”“实在”两项除“户”“男”“妇”外有名为“男妇”的合计数，而“新收”“开除”两项仅有“户”“男”“妇”数字；2.因表格篇幅所限，“旧管”“实在”之“男妇 以及“新收”“开除 之“户”“男”“妇 未列人表格。（责任编辑：刘丽）67接收者事由叙永厅同治二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三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二、三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五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五、六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八、九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十一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十二年民数册叙永厅同治十三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元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元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元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三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三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四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四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四年民数册叙永厅光绪五年民数册户男305796015919783381061079622053671251023893973957937273864445276230112550447626266331468498877775011424645600634523215050794105113136173590487728646065574421085751365186074479070478315744811376813920363288817465048057457158878163341845571058307432157511档号错不符1-1-60-18 严催速造1-1-60-62严催速造1-1-100-3通伤查造1-1-160-27错不符1-1-180-49严催速造1-1-287-20通仿查造1-1-343-31通饰查造1-1-375-9严催速造1-1-419-32通饰查造1-1-419-81严催速造1-1-419-22严催速造1-1-419-33通筋查造1-1-466-9严催速造1-1-466-8 通饰查造1-1-514-15严催速造1-1-514-7严催速造1-1-514-8通饰查造1-1567-50实在妇户5464531699351602037319485113269416568640545944057439571280661036617775059209456004445232150105244792695997846437452663270112887310684472186598965648746948131129110306737466159257383487141348131154987608664135587275136316795216060897158854047079475204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总第6 1期）男妇61426557863871435715227122007110407795746587225536345355403831142461052446345259978507944526611594210682764241607475170146080137068130101781787296657445569351374131323577996274526574515783114009713604082638768665745959174164235169181106722979405751371241Editing of Sichuan Population Data in the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n Records of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in Xuyong,Sichuan ProvinceZhang Xinmin(Marxism school,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Shanghai China,201306)Abstract:By use of records on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in Xuyong,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68张鑫敏：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Xianfeng,Tongzhi and Guangxu in the Qing Dynasty,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total-element test and the four-pillar testof the figures including household,male,female,and total popul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gures in records ofpopulation registration did not change year by year,but phase by phase,and the traces of artificial compilation were obvi-ous.In addition,the figures contained in the prefectural registers and the provincial ones could not correspond at all,以which not only challenged the common sense of repor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opulation data level by level,but also四confirmed to a certain extent Skinners speculation that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ndependently compiled川叙永厅为例Sichuan population data.Key words:Records on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in Xuyong;The total-element test;The four-pillar test;Artificialcompi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