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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00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胡靖 韩歆予*摘 要：随着国际化分工的深入，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创新与成熟。而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比较优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甚少有人探究。本文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测算了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中 38 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提升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两条路径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在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旧成立；在考察法治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效应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得以提升，但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行业类型条件下结论存在异质性；最后，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关键词：数字经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制度质量 一、引言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传统生产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桎梏得以突破，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发生了新的变化：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成本与共享难度的降低，使得不同生产阶段在各国各地区进行配置成为可能；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要素质量提升与配置的优化，为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现实路径；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与知识溢出，在帮助市场主体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之外，也促成大量新业态的产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3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占 GDP 比重为 32.5%，可见数字经济通过与不同产业相结合所迸发出的价值链效应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风险。与传统经济形态有所不同，数字经济能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可能造成的风险也多种多样：针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不仅对虚拟空间中的系统安全与数据传输造成威胁，也会波及现实中的人员财产与安全；算法*胡靖，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韩歆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韩歆予，邮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与发展双重约束下技术进步方向的决定机制与调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773083）。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01 本身存在的专业性与不透明性使得难以对其进行监管，海量数据背景下的“大数据杀熟”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数字平台凭借其市场优势地位进行垄断，导致资本无序扩张与社会系统性风险等。诚如国家发改委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一文中所指出的，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仅能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还可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故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各国价值链嵌入的同时，关注制度质量如何发挥良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本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时，引入制度变量作为门槛变量，拓展了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研究路径，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角度；二是已有文献研究数字经济与制度的关系时，往往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并且多关注于数字经济对于制度的影响。本文不仅提供了实证分析，而且选择从制度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如何运转，补充了相关研究。二、文献综述（一）数字经济的定义与衡量 自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撰写的数字经济：信息网络时代中的收益与风险一书中首次提及数字经济以来，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官方组织、机构、个人皆尝试为数字经济进行定义。一些学者强调了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Viorica Turcan et al.，2014；Mikhail Chernyakov et al.，2018），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或外部环境，在进行了互联网、计算机等技术革命之后，实现了在产品终端或生产阶段的数字化互动，同时数字经济也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集合，还是基于社会与物理技术的关联体。一些学者选择从数字经济特性的角度去阐释数字经济（Bo Carlsson，2004；康铁祥，2008），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化，具有通用性、高附加性、高渗透性等特点。高度数字化有利于实现信息的流动，促进新业态的诞生，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要以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数字经济（张鹏，2019；张杰，2020），数字经济属于历史范畴，通过与其他主体相作用展现出全新的特点，故不能将其简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在数字经济衡量方面，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小松崎清介被认为最早通过指数化的方式对于信息化程度进行测量，随后诸如经合组织（OECD）、欧盟统计局（Eurostat），国际电信组织（ITU）等国际组织都曾尝试编制指数对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估计。个人研究方面，有学者尝试自己编制综合指数（Sanna Ojanper et al.，2019；Maria et al.，2020），也有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衡量方法开展了研究并提出了现存指标体系的一些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02 问题（Giuseppe Bruno et al.，2011；Jeffrey James，2012）。国内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运用多指标构建数字经济衡量体系测算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吴翌琳，2019；王军等，2021），也有学者选择从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增加值核算角度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傅智宏等，2022）。两种衡量方式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二）数字经济、制度质量与价值链相关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数字经济蕴含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全球贸易也进入了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时代。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配，通过发挥网络连接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值创造效应影响一国及其特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广度与高度（张艳萍等，2022）。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徐金海和夏杰长，2020）。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实证的角度对数字经济的价值链效应进行验证。王彬等（2023）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省内、国内、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并认为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构建并参与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三重嵌入的联动驱动。张亚斌和马莉莉（2022）研究发现，一国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对于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有明显促进作用，且国内数字服务产业结构水平与出口部门蕴含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关系。金泽虎和李超群（2023）发现数字服务出口可以通过“研发效应”和“结构效应”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其本身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只片面追求数字经济的发展，忽视制度环境的建设，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方面的漏洞存在安全风险，而对于数字经济的监管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业态的快速发展存在滞后性，导致管理方管理制度与职责难以反映与调整（陈岳飞等，2022）。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正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掣肘，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当运用可能会导致破坏性的影响（杨青峰和李晓华，2021）。唯有意识到制度因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能保证数字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日俱增，完善制度环境、提升制度质量以释放制度红利、提升治理能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何波，2020）。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定义与衡量方面，数字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通过与不同产业相结合，引领新的变革，碰撞出新的火花，故有必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定义数字经济。而对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既要考虑到目前数字经济的特点，也要关注到未来可能存在的发展趋势。在有关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研究中，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着手相关研究，但在影响路径方面，还仅限于成本、创新与生产率等常规内容，极少探讨不同制度质量水平下数字经济发挥价值链效应的差别。实际上，随着全球竞争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03 日趋激烈，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我国要素价格优势不在，面临诸多发展的难题。而制度优势作为一种根源性优势，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故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制度质量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全球价值链涉及到增加值、分工地位、上游度等指标，其中价值链前向嵌入度反映了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程度。数字技术发展能够从要素配置、创新驱动等方面推动一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同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帮助一国增强综合竞争力，从而促进贸易强国的建设（盛斌，2015）。在此，本文借鉴梁碧波和鲍芳玲（2022）的模型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发展。设 T 为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0T1）；I 为一国制度质量水平（0R1）；C为其他因素（0C1）；Xj（T，I，C）为一国投入的本国生产要素 j，意味着一国国内生产要素受到数字经济水平、制度质量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则一国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出函数为：1(,)MCjjQT IXT I C=（）（1）设一国所付出的生产要素成本为 CF：1a(,)MFjjCXT I C=（2）其中 a 是常数，同时设一国发展本国数字经济的成本为 CT，则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平均成本为：()/FTFTCCCQ=+（3）为方便继续推导，再次做出以下假设：1）一国投入的本国生产要素是连续的；2）设 M0是生产要素投入的最大规模且为常数，令 M=M0*T 以及 X=Xj（T，I，C）；3）CT是可微函数且 CT是 T 的严格增函数。则公式（1）与（2）可化简为：10CCQM I TX+=（4）0aFCM TX=（5）设该国所面临的国际需求曲线为：1/(1)QAP-=（6）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04 其中 Q 表示需求量，A 为正数表示国际需求规模，（0，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T 的提高，一国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提升。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可融入到产业链与价值链等多个环节。互联网、云计算、AI 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生产过程中有形生产要素向无形化转变，受益于信息技术从而实现传递效率与透明度的大幅提升（韦庄禹，2022）。同时，数字技术也能够作为一种全新的投入要素参与到生产之中，通过替代生产率低的要素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力。此外，数字经济加快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融合速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催生出产品种类与产品模式的创新（李晓钟和毛芳婷，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05 2023）。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关键知识与信息实现快速传播，市场主体与外部知识渠道实现异质性知识交互成为可能，市场主体通过吸收这些外部知识提升内部创新能力，使内部创新拥有更高价值，从而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帮助市场主体获取优势。由此提出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一国价值链的前向嵌入。假设（1a）：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价值链的前向嵌入。假设（1b）：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提升价值链的前向嵌入。在（16）式的基础上，对 I 求偏导数，可得：1)1/()1/(1222)()/()1/(/-=CITaACITQ （17）根据前文假设，易得2/0QT I ，即随着一国制度质量 I 的提升，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T 的提高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制度质量对于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发挥起到关键作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意味着在全球贸易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从而降低贸易中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数字经济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链效应。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如同设立了无形的贸易壁垒，繁琐的手续与低效的政府阻碍了产品的流动，非需要的寻租成本或对于产权的捍卫产生非必要的开销，阻碍数字经济发挥价值链嵌入效应。此外，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度对于数据这一全新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也不可忽视。制度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描绘了发展的蓝图与方向，也为防止数据非法使用与挖掘作出了警示。具有约束性与规范性的制度供给有助于补齐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促进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健康发挥。然而，制度质量对于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而是存在门槛效应。从逻辑上看，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先，制度质量对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影响在门槛阈值前后出现了突变。制度质量在提升过程中通过循环积累产生正面的外溢效应，使得其对于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促进作用并非匀速进行，而是存在跃升的过程。其次，由于制度的发展涉及到极为复杂的博弈过程，制度的改善在短期内难以立刻见效，且由于国情不同、行业特性不同，在某些阶段制度质量对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影响可能呈现不显著，甚至负面效应。最后，制度质量对于数字经济价值链效应的推动作用可能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这是由于制度完善到一定程度后，其本身的边际贡献不再显著。综上，本文相应提出假设（2）：在不同制度质量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条件下，结果存在异质性。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06 四、研究设计（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假设，探讨数字经济、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之间的关系，构建基础计量模型：ijttijijtijtUVcontrolsindexfd+=210lnln （18）其中被解释变量 lnfdijt代表 i 国 j 行业在 t 年的价值链前向嵌入度，主要解释变量lnindexijt代表 i 国 j 行业在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皆以对数形式表示。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包括一国经济实力（lnpgdp）、贸易开放度（lnexp）、人力资本水平（lnhc）与一国市场规模（lnpop），同样以对数形式表示。Vij代表国家-行业固定效应，Ut代表年度固定效应，ijt代表随机干扰项。（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贸易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以货物交换为特征的传统贸易逐渐向“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转变，增加值来源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场景之中（Gene M.G.and Esteban R-H.,2008）。由于中间品在不同经济体间的多次往返导致大量重复计算的产生，使得难以准确衡量各经济体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增加值的贡献，从而导致国家间在贸易关系、贸易竞争力等方面作出误判。而通过对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使得解决上述问题成为可能。本文采用 Zhi Wang et al.（2017a,2017b）中阐述的生产分解模型法进行价值链的前向分解以及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核算。具体分解方式如表 1 所示。表 1 前向生产分解示意图 整体 一级分解 二级分解 简要描述 行业增加值（SVA）V_D V_D 纯国内生产的部分 V_RT V_RT 传统贸易的部分 V_GVC V_GVC_S 简单价值链生产的部分 V_GVC_C1(D)一类复杂价值链：最终由国内消费的部分 V_GVC_C2(F)二类复杂价值链：最终由外国消费的部分 资料来源：UIBE GVC Indicators 本文被解释变量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为 V_GVC 与 SVA 之比，用 fdijt表示，反映某国某行业嵌入价值链的该部分国内增加值占全部国内增加值的比重。数据来源为 UIBE 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07 GVC Indicators 数据库中的 WIOT2016 部分。2.主要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主要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现有指标体系，选择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数字产品与数字治理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设计如表 2 所示。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缩写 数字基建 固定宽带订阅每百人 ITU fbs 互联网覆盖率 ITU iui 学校互联网的使用 WEF sch 数字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 WEF ipp 创新能力 WEF cap 公司层面科技的利用能力 WEF abs 科研机构的质量 WEF qua 数字产品 ICT 货物出口 IMF good ICT 服务出口 IMF service 服务出口中的通信、电脑比例 IMF etc 政府高科技产品的购买 WEF pure 数字治理 ICT 在一国政府规划中的重要性 WEF imp 政府推广 ICT 的成功度 WEF suc ICT 使用与政府效率 WEF eff 与 ICT 相关的法律 WEF law 注：作者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数据整理得到。本文依据数据可获得性构建了上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整理了 WIOD数据库中 38 个主要国家 20082014 年的数据，利用 Spss21 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与 Bartlett 检验，结果显示 KMO 检验值为0.879，Bartlett 球型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为 0，表明可进一步分析。接着对数据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本文采取特征值大于 1 的抽取原则，共抽取了 4 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86.213%，能够较好地反映原有信息。随后将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体方差贡献率的比率作为权重，易得衡量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国家名单与综合指数结果备索。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08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用 pgdp 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2）贸易开放度，用该年货物与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用 exp 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3）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反映一国人力发展水平，用 hc 表示。数据来源于佩恩表（The Penn World Table 10.0）。4）人口数量，反映一国市场大小，用 pop 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4.制度变量制度变量 本文所涉及的制度变量来源于 WGI 数据库，分别为公民话语权度（Voice and Accountability）、社会安全稳定度（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腐败管理（Control of Corruption）与契约质量（Rule of Law）。为方便进行衡量，本文选择数据库中自带的百分位排名来对于制度质量进行衡量，数值越接近 100，代表制度质量水平越高。以上6 个指标全部采用对数形式，同时为了综合考虑一国的法治制度质量，本文选择将该国上述 6 个指标相乘并开 6 次方，得到一国法治制度质量的综合水平，用 ins 表示并取对数。综上，本文运用 20082014 年的数据，涉及 WIOD 数据库中 38 个国家，整体变量含义与数据来源见表 3。表 3 整体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涵义 数据来源 Obs Mean Std.Dev.Min Max lnfd 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对数 UIBE 数据库 13 912-1.82 1.25-17.91 3.24 lnindex 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 前文计算所得 14 896 0.65 0.31 0.21 1.11 lnp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 World Bank 数据库 14 896 10.09 0.95 6.91 11.73 lnexp 贸易开放度的对数 World Bank 数据库 14 896 4.45 0.55 3.19 5.81 lnpop 人力资本的对数 Penn 表 10.0 14 896 16.73 1.89 12.92 21.04 lnhc 一国人口的对数 World Bank 数据库 14 896 1.15 0.20 0.65 4.07 lnins 一国制度质量综合水平的对数 前文计算所得 14 896 4.28 0.32 3.17 4.59 lnvoice 公民话语权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29 0.49 1.55 4.61 lnstab 社会安全稳定度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12 0.51 2.34 4.61 lneff 政府效能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36 0.22 3.68 4.61 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09 续表 变量 变量涵义 数据来源 Obs Mean Std.Dev.Min Max lnregu 管制质量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37 0.23 3.54 4.61 lncontrol 腐败控制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26 0.37 2.40 4.61 lnrol 契约质量的对数 WGI 数据库 14 896 4.31 0.31 2.93 4.6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实证结果 基准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1）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 1%，价值链前向嵌入度上升 0.019%。模型（2）至（5）分别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依旧稳健，系数值略有上升。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 gdp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水平的提升，会对价值链前向嵌入度产生负面效应，与齐俊妍和任奕达（2021）的研究结果相类似。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可能更加渴望通过扩大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等方式推动本国发展。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开放会促进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1)(2)(3)(4)(5)VARIABLES lnfd lnfd lnfd lnfd lnfd lnindex 0.011(1.10)0.048*(5.04)0.030*(3.91)0.029*(3.93)0.030*(4.07)lnpgdp -0.442*(-9.82)-0.302*(-5.10)-0.292*(-4.52)-0.294*(-4.54)lnexp 0.398*(4.96)0.432*(4.27)0.427*(4.23)lnhc -0.033(-1.30)-0.032(-1.26)lnpop 0.013*(1.68)Constant-1.860*(-48.61)2.480*(5.41)-0.652(-0.74)-0.863(-0.85)-1.040(-1.02)Countr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d FE YES YES YES YES YES 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10 续表 (1)(2)(3)(4)(5)Observations 13 912 13 912 13 912 13 912 13 912 R-squared 0.751 0.752 0.752 0.752 0.752 注：估计系数下方（）内的数字为对国家聚类下相应的 t 统计量。其中*、*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水平。为 p 值，为 10%水平上的临界值。下同。（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在表 5 模型（1）中更换了被解释变量，采用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占总增加值之比，用 VAX 表示并取对数；在模型（2）中，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 ADB2022 数据库中 20112018 年的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数据，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取对数进行回归；在模型（3）中，为了避免双向因果的问题，本文采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阶滞后项代替原有解释变量。检验结果皆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为更好地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方法，选取 1985 年各国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作为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到工具变量与本文面板数据的匹配性，借鉴周升起和张皓羽（2022）的方法，将固定电话数与互联网覆盖率一阶滞后项作为最终使用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内在逻辑是：一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早期通信技术发达的国家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较为领先的，而固定电话作为早期主要的通信工具，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通信技术水平，同时 1985 年的每百人固定电话数对于目前价值链前向嵌入的影响微乎其微。结果如模型（4）所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在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综合稳健性检验结果，认为本文基准结果具有可信度，假设（1）成立。表 5 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结果 (1)(2)(3)(4)VARIABLES lnVAX lnfd lnfd lnfd lnindex 0.045*(2.22)0.305*(2.26)lniui 0.380*（3.63）L.lnindex 0.034*(4.43)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11 续表 (1)(2)(3)(4)Lnpgdp-0.190*(-4.47)-0.043（-0.54）-0.265*(-4.04)-0.531*(-3.15)lnexp 0.572*(10.08)0.485*（5.02）0.412*(5.09)0.078(0.34)lnhc-0.063*(-3.72)-1.147*（-2.09）1.170*(3.78)2.001*(2.00)lnpop 0.044(1.54)-0.044（-0.79）0.010(1.45)0.025(1.04)Constant-2.850*(-3.22)-2.934*（-1.71）-2.608*(-2.92)-0.841(-0.43)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298.019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685.868 16.38 FE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 979 9 407 11 923 11 923 R-squared 0.693 0.926 0.758 0.756（三）机制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实证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一国价值链前向嵌入程度，但通过何种渠道实现仍需要检验。为验证本文假设（1a）与（1b），本文借鉴吕越等（2018）的方法，通过引入交互项验证影响机制。1.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借鉴蒲阿丽和李平（2019）的方法，构建资源配置效率指数，公式如下：(ln(/)ln(/)*0.5ijtijtijtijtijtAlloEmpeGoCapGo=+（19）Alloijt表示行业资源配置效率，Empeijt与 Capijt分别表示行业从业人数与资本存量，Goijt表示该行业的增加值。以劳动资源效率与资本资源效率的平均值代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数字经济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分析数字经济是否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一国价值链的前向嵌入。结果见表 6 的（1）与（2）。控制变量加入前后，数字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预期。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一国价值链的前向嵌入。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12 2.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 借鉴齐俊妍和任奕达（2022）的方法，利用专利申请数量与行业增加值的乘积来衡量一国行业技术创新转换能力，并通过数字经济与行业技术创新转换能力的交互项，分析数字经济是否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转换能力进而影响一国价值链的前向嵌入。结果见表 6 的（3）与（4）。inno 表示行业技术创新转换能力。控制变量加入前后，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预期。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行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进而促进了一国价值链的前向嵌入。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1)(2)(3)(4)VARIABLES lnfd lnfd lnfd lnfd lnindex 0.001(0.08)0.026（1.18）-0.045（-1.00）-0.037(-1.08)allo-0.014*（-13.40）-0.014*（13.52）lnindex*allo 0.003*（8.20）0.003*（8.15）inno -0.341*（-2.05）-0.317*(-1.96)lnindex*inno 0.079*(1.85)0.073*(1.75)FE YES YES YES YES Controls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13 583 13 583 13 259 13 259 R-squared 0.693 0.753 0.753 0.754（四）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避免人为主观臆断划分发展阶段，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来检验不同制度质量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本文单门槛模型设定如公式（20）所示。其中，ijt是门槛变量，为门槛变量的值；H 为示性函数，当符合条件时取值为1，当不符合取值条件时取值为 0；其余变量含义不变。当存在两个门槛变量时，本文所采用的双门槛模型如公式（21）所示。其中 1与 2分别为较小门槛值与较大门槛值，从而将整体分为了三个区间进行检验。ijttij3ijtijt2ijtijt10ijtuvcontrolslnlnindexlnlnindexlnfd+=）（）（HH （20）胡靖等：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113 ijttij4ijt2ijt32ijt1ijt21ijtijt10ijtuvontrolslnlnindexlnlnindexlnlnindexlnfd+=CHHH）（）（）（21）在进行门槛效应分析之前，首先要去验证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接着去考虑选择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在进行具体操作时，选用 Bootstrap 法进行格栅搜索，通过观察 F 值与 P 值考虑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选择法治制度质量作为门槛变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除了政府效能只通过单门槛检验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双重门槛的检验，且 95%的置信区间也都比较狭小精确。表 7 门槛效应检验 F 值 P 值 1%5%10%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lnins 单一门槛 55.31 0.002 31.167 23.673 19.763 4.085 4.084,4.229 双重门槛 46.91 0.006 43.755 29.334 24.008 3.857 4.085 3.855,3.992 4.084,4.090 lnvoice 单一门槛 69.54 0.000 31.387 25.149 19.568 4.171 4.166,4.173 双重门槛 46.15 0.008 45.222 28.268 22.058 3.797 4.171 3.787,3.917 4.166,4.173 lnstab 单一门槛 38.86 0.000 20.238 16.798 14.604 3.922 3.903,3.956 双重门槛 30.32 0.000 22.633 18.167 14.770 3.672 3.922 3.518,4.016 3.261,3.956 lneff 单一门槛 86.63 0.000 28.080 21.650 17.433 3.986 3.978,4.005 双重门槛 42.73 0.070 73.237 53.245 24.536 3.986 4.465 3.978,4.005 4.457,4.467 lnregu 单一门槛 43.86 0.002 28.294 20.632 17.376 4.566 3.775,4.567 双重门槛 42.22 0.006 37.478 26.053 21.085 3.775 4.566 3.755,3.779 4.566,4.567 lncontrol 单一门槛 52.08 0.002 34.564 23.569 19.698 4.415 4.414,4.418 双重门槛 50.40 0.146 119.295 77.906 62.189 3.968 4.561 3.968,3.977 4.561,4.562 lnrol 单一门槛 52.08 0.000 31.376 23.300 19.423 4.415 4.414,4.418 双重门槛 36.61 0.000 28.133 21.996 17.876 4.415 4.509 4.398,4.418 4.504,4.512 注：本表结果通过 Bootstrap 进行 500 次抽样得到。下同。门槛效应基准实证结果如表 8 所示。就模型（1）而言，双重门槛模型将 lnins 划分为了低（小于等于 3.856）、中（大于 3.856 并小于等于 4.085）与高（大于 4.085）三个区间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当 lnins 跨过第一个门槛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提高，然而当跨过第二个门槛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114 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变小且变得不显著。模型（2）至（7）分别采用 6 个衡量法治制度质量的变量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除政府规制、腐败控制之外，其余 4 个法治制度变量在跨越相应门槛值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皆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当某些门槛变量跨越第二个门槛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作用变小了，甚至还小于尚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的情况。在此有理由认为，法治制度质量所带来的提升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表 8 门槛效应基准回归 (1)(2)(3)(4)(5)(6)(7)VARIABLES lnins lnvoice lnstab lneff lnregu lncontrol lnrol L 0.007(0.78)0.017*(2.33)0.008(0.92)0.017*(2.25)0.058*(7.55)0.034*(5.22)0.032*(4.88)M 0.085*(9.01)0.058*(7.90)0.066*(7.16)0.037*(5.64)0.025*(3.71)0.017*(2.41)H 0.006(0.56)0.017*(1.96)0.051*(5.78)-0.002(-0.28)0.014*(2.06)0.019*(2.72)0.036*(4.76)Constant-1.992*(-6.55)-1.940*(-6.37)-1.951*(-6.39)-1.874*(-6.12)-2.564*(-6.64)-2.271*(-7.40)-2.411*(-7.84)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 895 13 895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