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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八记》  
同样作为一个新闻人，如同温总理，看后尤为感动，为我们曾经和现在忽视的农村，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村百姓，为那一双双为求学而灵炯的眼眸，也为李强同学的关怀三农和实践精神。以此为鉴，特此转载。
                                                                                                                                    ——李宁
《乡村八记》全文如下：

题 记
钱穆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前言中提到，“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我想，一国之国民，亦须对本国社会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同时，对其社会现实“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给予一种同情之关怀。如此，则如钱穆所言，“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第一记  一户农家的年收支明细账                            一月二十八日  阴
下午二时五十分，我踏上了赴山西省沁源县的汽车，此次回乡目的有二，一为探亲，我已经八年没有回过姥姥家了；二为做乡村调查，这是此行的重点任务。
谈起此次乡村调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上一学期读了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同时还参与了校三农学会的讨论，对于三农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做一次真正的调查，恐怕对于三农问题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面之上，另外，曹锦清先生赴河南农村考察、写出《黄河边的中国》，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乡村又有什么新变化，需要我们再去进行一番调查。
此次考察的目的地是山西省沁源县和沁县两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之所以选取这两地，一方面这里有我的亲属，通过各种关系可以较容易的获取我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都没有多少矿产资源，农村产业结构并不像山西其他地方偏向于煤炭等矿业，其主要产业仍为传统农业，这比较符合此次调查的目的，那就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乡村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年代的境况到底如何？
虽然时近春节，但紧张的春运似乎还未波及长途客运，能容纳三十的人的中巴上只有五名乘客，汽车行驶在208国道上，沿途运煤货车无数，灰头土脸，且路面经重型卡车常年倾轧，坑坑洼洼，一路上下翻飞，好不热闹！
三个半小时之后，我抵达了此次调查的第一站——沁源县交口乡尚义村，我二姨家。
二姨这几天忙于做买卖，很晚才回家，今天为了接我，早早就赶回来。
村前的沁河（沁河发源于此地，沁源县由此得名）依旧，不过终于架起一条通向村里的石桥，我不用再走那条摇摇晃晃、令人惊心动魄的钢索吊桥了；村子沿着河岸的丘陵而建，由于地势的原因，房子排列并不十分整齐。
天很黑，村里的路很窄，且坑坑洼洼，我们小心翼翼的走回了家。
姨夫、二姨生有两男一女（有一胎属超生），加上婆婆共六口人。家里六间房，四间住人，两件存放粮食以及一些器物。屋内陈设很简单：外间靠墙摆着一个平柜，电视机放在上面，由于没有装卫星信号接收器，只能收一个频道（山西台），电视机旁边是电话（二姨做些小买卖，必不可少），还有两个木箱，用于存放衣物，洗衣机摆在一角，沙发、茶几这类待客用的家具并没有，来人一律坐在里间的炕上或是坐板凳，火炕旁边是灶台，这样设计一方面方便做饭，另一方面也可给火炕加温，此地农村大都如此。
由于二姨近日忙于跑买卖，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晚饭就是些平常吃的：南瓜面片汤，玉米面窝头。面片汤做得很多，二姨解释说：“还有看门狗的，现在太忙，顾不上给它弄别的，人吃啥狗吃啥，狗吃的顶一个人哩！”
吃完饭，二姨开始计算这几天买卖的账目，我受此启发，何不将二姨家一年支出做一计算，这可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二姨家共有耕地13亩，其中承包地10亩，另有自垦地（不需缴税）3亩，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和黄豆，共9.5 亩，另有0.5亩种植万寿菊，剩余3亩地种植谷子、黍子、土豆萝卜、白菜、西红柿等，主要用于自食。家有农用机械车一辆，平时跑跑运输，做些买卖，这是家庭非农收入的主要来源。总结结果如下：
    收入方面： 
? 农业收入
一、玉米收入。
1. 一亩玉米的物资投入。
机械耕地18元、机械翻地12元、种子3元1斤，一亩需6斤共18元、化肥硝酸磷（底肥）30元、尿素（追肥）12元，农药8元。土地为旱地，不需浇水。
一亩玉米合计投资98元。6.5 亩的总投入为637 元。
2. 产量、价格与毛收入。
平均亩产1000斤（此地耕地有坡地和平地之分，亩产从700斤至1300斤不等），当年收购价平均每斤0.5 元。
6.5 亩玉米总产量6500斤。总价值3250元
每亩毛收入=500元－98元=402元
6.5亩毛收入=3250元－637元=2613元
二、黄豆收入
1. 一亩黄豆的物资投入。
机械耕地18元、机械翻地12元、种子3元1斤，一亩需10斤共30元，化肥硝酸磷25元，农药15元。无需浇水。
一亩黄豆合计投资100元，3 亩共计300元。
2. 产量、价格与总收入。
平均亩产250 斤（平地300多斤/亩，坡地不到200斤/亩），当年收购价平均每斤1.5 元。
3 亩黄豆总产量750 斤。总价值1125 元。
每亩毛收入=375 元－100 元=275 元。
3 亩的毛收入=1125 元－200 元=825元。
三、万寿菊收入
万寿菊是2004年村里响应乡政府的号召种植的，村民种植，公司收购，用于制造色素。村民与县里的一家生物制品公司签订合同，该公司先垫支种子、肥料、地膜、农药等开销，垫支费用在结算花款时扣回。
种植万寿菊所需的种子、肥料、地膜、农药等投入金额为108 元/亩。
万寿菊平均亩产3350斤，公司收购价为0.3元/斤，二姨家种植0.5 亩，总价值为502.5元。
万寿菊毛收入=502.5元－108元×0.5=448.5元。
四、副业收入
大多数村民家里都养些鸡、牛、猪之类，但规模较小。养鸡可得些鸡蛋，一般用作改善伙食，并不增加收入。养猪也不挣钱，因为规模小，但可积肥，逢年过节还可改善生活。养牛主要用于耕地，此地平地可机耕，但坡地不行，只能靠牛。
二姨家养牛一头，去年生下一只牛崽，卖出得1000元。
综上所述，全家农业年收入为4886.5元。
? 工商业收入
二姨家有农用三轮车一辆，平时利用沁源县和沁县两地的黄豆和玉米市场差价，在两地之间来回贩运，收入要看两地的差价高低，高则多挣，低则少挣。据姨父说，一般年份可挣5000~6000元，今年两地差价出奇地高，在加上跑得勤快，挣了一万元，不过这并不常见。
因此，全家的工商业收入在5000元左右。今年例外，为一万元。
综上所述，全年全家的总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4886.5元+10000元=14886.5 元（一般年份为9886.5元）
其中农业收入占33%，工商业收入占到67%（一般年份为49%比51%）。
据姨父家讲，家里的收入情况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好的，原因我想是很明了的：姨父家的工商业收入已经占到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一般年份为一半多）。在农村，各家各户如果单从土地上想办法，我指的是传统的种植业，那么收入差距是不会拉开很大的，要想较大幅度地提高收入，那么从事工商业，使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方向移动，应该是一条出路。我问姨父，村里大部分人家是否以农业为主，答案是肯定的，这恐怕是他们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当然，从事工商业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方面需要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头脑和素质，更重要的是，附近城市的工商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制约着农民是否能够大规模的通过工商业致富。
如果单从土地上想办法，收入也是可以提高的，那需要挑选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作物。前面提到的万寿菊，其亩产的收入是玉米的八倍多，是黄豆的十一倍多，倘若大规模种植，增收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问过姨父，种得最多的一户，也只种了三亩，一般种植户只种一亩左右，远远形不成规模效益。问及原因，据姨父讲，这种万寿菊，虽然收入很高，但是种植、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太麻烦，三天就得摘一次花，还不能早摘，需等露水退了才行。姨父种了半亩，两个人摘一次花需要四个小时，可见一斑，而那户种了三亩的，在采花时，不得不雇人来……
我问姨父，为何不把各种植户组织起来，采用合作的方式，利用各家花期的不同，联合集中进行采摘，进一步说，全村行动，进行大规模的种植，集中管理，集中采摘销售，既提高了效率，又形成了规模效益，何乐而不为？但姨父说，各户都是各顾各的，没人出来张罗这事，而且收入一旦分配不公，这种组织极易解体。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使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自由了，农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它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但是传统的自主经营的小农经济及其意识在农村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分田单干之后，这种意识更加强烈。中国的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家庭利益、亲友关系构建了他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他们缺乏平等协商的意识，无法通过合作组织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意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我们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个年头，我们耳濡目染，感受着它给我们的国家、社会，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带来的变化，但是这股潮流似乎仅仅停留在乡村的上空，而没有真正波及到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化的核心——传统的小农经营下的农民的处事方式及意识形态。我想，中国的现代化，恐怕要从农民思想的现代化而始。
支出方面：
一、税费支出
2003 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以往所需交纳的村提留，乡统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而统一只缴农业税一种。
按照政策规定，应缴农业税=计税面积×计税常年产量×计税价格×7%；附加总额=正税总额×20%；计税主粮（玉米）的价格为0.8元/公斤。农业税核实后，保持长期稳定。
根据核实的结果，姨父家所需交纳的农业税为89.38元，农业税附加为17.88元，共计107.26元。占家庭农业毛收入的2%，占全年家庭总收入的1%。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负担大幅的减轻，这的确是党中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
二、家庭吃用支出
1. 粮食。主粮为小麦（此地人不种小麦，种植玉米卖出后买白面吃），白面一个月两袋，一袋50元，全年1200元。大米1.8元一斤，一月20斤，全年432元。小米自种，花销极少故不计，一月10斤，若按市场价（1.8元/斤）计，全年216元。
2. 菜（包括肉类）。所食蔬菜主要为自种的土豆、白菜、萝卜、西红柿、西葫芦等，很少买菜，种植成本大约180元。
猪肉7元一斤，一年食40斤左右，共计280元。
3. 油、盐、酱、醋等调味品394元/年。
4. 烟酒无人消费
5. 燃料692元/年
6. 衣物。人均120元，共600元
7. 电费150元/年
8. 电话费600元
9. 礼费。婚丧娶嫁，传统习俗，一年500元左右
10. 节日消费。此地三大重要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需额外花费400元左右。
上述十项支出，共计5428元。粮食一项占30%，若将前五项概括为“食物”一项，则食物占此十项支出的59%，占全家总收入的21%。
三、教育医疗费用支出
大女儿在读高一，住校。学费及日常开销共需4400元/年。
二儿子在读初一，住校。学费较少，但住校日常开销不小，2000元/年。
  三儿子在读小学，原先在村小学就读，但后来花钱转至县城，寄住亲戚家，全年花销1800元（含转校费用）。
  教育投入共计8200元。
  家里无人有大病，平时小毛病也并不求医，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故医疗消费一年50元左右。
  四、农机支出
家有农用三轮一辆，全年所需油料、修理、养路费用共2000元。
全家全年总收入与总支出：
总收入：14886.5元。人均年收入2481元。
总支出：15785.26。
每年积余为14886.5－15785.26=－898.76
姨父补充说，这两年家里还在盖房，也花去几千元，现在根本就攒不下钱，所以房子盖了一般也先不盖了。
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辛劳一年竟然入不敷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支出过于庞大，这其中固然有些特殊因素（如转学费用，三人吃住均不在家花销巨大等），但主要还是在于供养三人同时上学对于一户农家显然压力过大，再加上住校，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中高中教育开销巨大非常明显，4400元对于农民无疑是天文数字，我不知这是目前农村的普遍状况还是个别现象，但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高中教育的花销对于目前的农民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更不必说大学教育。小学、初中属义务教育，况且已普遍实行“一费制”（学生一学期仅需交纳一百多元即可），尚可承受。上文中的情况略有特殊。
对于出身农家的子弟，若想脱离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上大学可谓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教育的成本之高已使一部分农家子弟望而却步，使大部分农家不堪重负，读书到底要花多少钱？在此，我希望和我一样的在校大学生算一算，一年要花掉家里多少钱，我想，当你们算完之后，必定和我一样感到震惊，进而感到内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使其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向现代转轨的最重要的手段，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现代化，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在我们每天喊口号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的教育的目的，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农村的现状。的确，办教育需要钱，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毕竟教育是一项有没有钱都要办的事业，教育不为赢利。
整理完资料，已是午夜时分，于是就寝。山村夜间异常寒冷，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第二记 村里的明白人                                       一月二十九日  晴
早上八点才起床，姨父也刚起，正在生火，暂无热水洗脸，且满屋烟雾，呛得人直流眼泪，于是我决定先出门走走。
山村空气清新，甚是舒心，时有鸡犬之声，一派田园气息。出门向南走几十米，就是一条小溪，向西流入沁河，此时已结冰，儿时我曾在这里度过暑假。沿着小溪向西走不久便是沁河，冬季河水很浅，缓缓南去，汇入黄河。由村里通往河对岸公路的吊桥依然伫立，我站在桥边，桥身摇摇晃晃，直叫人忐忑，几十年来村里人一直依靠这座桥，直到去年才建起了一座石桥。
回村里路上，顺便观察村民的住宅：此地的房子大都为二层土木结构，也就是老式的土坯房，说是二层，楼上实际就类似一个篷子，不能抵挡风雨，主要用于晾晒存放粮食。砖木结构的房子据我观察并不多见。各户都有院子，院墙用石块和泥堆砌。
返回洗漱，吃过早饭（方便面），便开始了一天工作。今天要拜访两个人，一位是已退休的县高中教师，一位是原先的村支书，都是二姨推荐的。
先来到老教师家，想了解一些有关乡村教育的问题。老教师家三间房，外两间是客厅兼起居室，里屋是卧室及厨房，屋内陈设比一般农家要丰富一些：一件皮制沙发，几件木制家具，一台彩电摆在显著位置，还有一台VCD影碟机，这是村里不多见的。
老教师很是热情，招呼我进里屋，在炕头开始了交谈，发现一个问题，老教师今年72岁，1993年就已退休，对于现如今乡村的教育状况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在他教书的时候，也仅仅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对于其他事情也不过多关注，因此这次访谈很是失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是从老人家热情地为我拿出了沁源县的教育志，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还算有所收获，翻开教育志，从私塾、书院到现如今的义务教育的情况一应俱全，此外，还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农民教育等，但大都是记述历史沿革，各县皆然，参考价值并不大。看书之余观察了老教师的书柜，《高官与风水》、《特写高层内秘》、《钓鱼台国事风云》等书籍印入眼帘……
临走之时，家里来了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的师傅，不一会便安好了，可以收六十多个台，与师傅聊了几句得知，安装这样一套设备需花费300元，目前在这一带已基本普及。
随后来到老支书家，老支书姓席，今年59岁，初中文化，在村委工作多年，早先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因能写会算先后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1984年起任村支书，2001年才退下来，对于村里的状况再熟悉不过，按二姨的话说，是村里的明白人。下面是访谈纪要。
一、尚义村概况。全行政村共716人，由四个自然村构成，划分为六个村民小组，共169户。全村有两大姓：韩姓和席姓，相传是明代有两兄弟山西洪洞县迁至此地，建立此村，史称“韩席二兄弟”，两姓传统上是不通婚的，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通婚，目前韩、席两家的亲情关系已十分淡漠。除此之外，还有姜、王、宋、杜等二十余小姓，村里并没有大姓欺压小姓的状况。全村耕地总面积为1388亩，这是公社时期划定的，1993年，村里遭遇洪灾，冲毁耕地200亩，现实有耕地1188亩。
该村以农业种植为主要产业，主要作物为玉米、谷子和黄豆。另外还种植小豆、黍子等小杂粮，以及土豆、红薯、萝卜等蔬菜，以前的主要作物还有小麦，但自93年前后不再种植，一方面是由于小麦产量太低，另一方面是在当时河南河北的白面大量进入山西市场，村民经过计算，发现用玉米换白面吃比直接种植小麦划得来，故从此小麦种植在此地消失。
二、谈及村民的生活状况，老支书说：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每天两顿白面是没问题的，家家有电视，60%的家庭有电话，1/3有摩托车或是农用车。目前村里的状况就是“温饱解决了，基本生活可以保证，但仍然很穷，缺钱花。以农业为主，无矿产资源，与有煤的地方相差太远”。打工的人也比较少，30人左右，主要为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分田到户以后，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按村长的话说就是“户户有地种，户户不够种，人又走不开”。的确，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是土地无法集中的重要原因，而土地无法集中，形不成规模化，农业效益自然不会太高，农民收入上不去。但是，土地集中就意味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工商业及其不发达内陆农村，何以安置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力？因此就目前而言，家庭承包制仍然是最为有效地维持农村稳定的手段，土地承包30年不变，实为明智而又无奈之举，因为我们目前找不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
老支书说：“单靠农业增收，不行，养殖业也不行。”问及养殖业不行的原因，老支书归纳了两条：一是上面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技术，销路等无法解决；二是本身也无资金。老支书把主要原因乃归结到政府扶持不力上，虽有失偏颇，但也表明，农民个人的实力有限，单凭一人之力，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也很难应对市场的变化。我们的政府对农民应给予一定的指导，同时，农民也应该联合起来，突破家庭的壁垒，协商合作，按照现代的市场规则来办事，当然，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三、村里的集体生产公益事务是此次调查重点。老支书说，集体事务主要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和修路修桥这几项。2003年起长治市政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2003 年每劳动力筹劳不得超过10个工（8小时记一工），2004年为8个，2005 年将全部取消。“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取消后，村内进行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筹资筹劳，实行“一事一议，上限控制，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首先是农田建设，村民每年出义务工，集体对耕地进行改良，变“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工）为“三保田”（保水、保肥、保土）。此项举措切实关系到农民的基本利益，且用工量并不大，故进行得比较好。
问题比较大的是水利事业，村子紧靠沁河，但是村里居然没有任何水利灌溉设施，耕地全为旱地，按老支书的话说“河水都白流了，没有利用起来”。这几年，村里没有进行任何水利设施建设。
问及原因，老支书说一是上面没投入，不重视。二是以前的水利设施荒废掉了。老支书介绍说，村里在公社时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主要的工程有二节高灌工程和红窑沟水渠工程。二节高灌是1970年县水利部门勘测之后，由县里出资，生产大队出劳力建设而成，工程主要原理是将沁河水泵入高架蓄水池，再通过管道流到各户耕地当中，但建成之后就一直未投入使用，原因是工程质量太差，蓄水池漏水，后来没人关注，疏于管理就荒废掉了。
红窑沟水渠建设与二节高灌类似，也是县里出资，村里出力，炸山取石，建水渠将沁河水引入灌溉，但由于勘测和建设的失误，水渠修建过低，地高渠低，无法引水，也一直未使用，1988年被洪水冲毁。
村里两次进行水利建设的失败的原因，支书没有说，据我估计，一方面是在当时“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热的背景下工程勘测不细，仓促上马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两项工程间隔不长，村民集体义务劳动过多，积极性不高，导致工程质量差，毕竟单凭一种精神去劳动是不具有持久性的。
而分田单干之后，村集体失去以往的力量，水利这种耗资大、投入高的工程远非单门独户所能完成。上级不重视，再加上以往水利工程的低效给村民留下的印象，自然导致现今村里无水利设施的结果。在分田单干的背景下，如何充分调动村集体的力量，为整个村子服务。是我们政府和村民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三项集体事务是植树造林，从1983年开始，村子响应县里号召，绿化沁河两岸，到95年基本完成，转而绿化山坡，每年夏秋两季种植。
第四项是修路，河对岸是沁源县通往沁县的主干道，使村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县里规定，以乡为界，各村分段负责拓宽、修复路面，1997年、1999年和2001年各修一次。
去年村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通往沁河对岸的石桥终于竣工了，这了却了村里几代人的心愿。此桥的修建，一波三折，从中可以反映出现今农村的一些很现实的状况。从明代建村一直到新中国初期，村民过河全靠趟水，村民平时必备的生活用品等全靠冬天河水结冰后用牛车运送，极为不便。60年代，村里架起了一座钢索吊桥，村民从此可以自由与外界沟通。但是，这座吊桥只能走人，而不能走车，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愈发的不能适应村民需要，修建石桥的愿望愈发强烈，但是限于资金不到位，一直未能成行。到1999年，乡政府争取到一笔乡村公路建设款，把架桥作为了重点工程，拨款15万元，村里又通过募捐，集资等方式筹得资金7万元，但仍与预算相差不少，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开工建设，一边建一边争取资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河对岸的官军村提出，尚义村架桥会导致沁河排洪不畅，危及官军村民的耕地，按老支书的话说，这是摆在台面上理由，架桥丝毫不会影响排洪，真正的原因是官军村的人讲迷信，认为桥正对着该村中心地带，是一把穿心剑，对村子不利，因而横加阻挠，尚义村告到县里，后经乡里协商，双方僵持不下，无法达成一致，而此时资金也遇到困难，第一次修桥宣告失败。到了2003年，修桥问题引起了上级重视，市、县出资，村民捐款筹得45万元，同时修改设计、另选桥址以避免争端，终于在2004年建成通车。
大桥的修建，对于村子的影响深远，尤其是经济方面，与河对岸官军村相比，两村送虽一河之隔，然相去千里。村民有钱没钱，房子就是标志，从村貌来说，官军村砖瓦房已占到多数，而尚义村大都还是建于70年代的土坯房；官军村紧靠公路，家家有农用车，农业外收入可观；而尚义村由于桥的缘故，只有1/3的家庭有农用车，大部分还是靠天吃饭。交通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村里的教育问题。村里办有小学，目前有教师7人，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年级，还有一个幼儿教师。老支书说，现在村里小学大都是这个规模，老师工资不用村里负责，由上级下发。
老支书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此地人极其重视教育。由于村里的贫困状况，教育脱贫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供子女读书，成果还是喜人的，20多年来，村里已经走出了十多位大学生（含大专），还有7、8人考取中专，目前在读高中的有20多位，年轻人普遍读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推广得很好。
但是，代价也是很重的，据老支书说，目前各户的普遍状况与我二姨家一样——入不敷出，据他保守估计，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教育的高消费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五、村领导机构的情况。村里的领导机构由支部和村委构成，支部领导班子：支书一人，副支书一人，支部委员三人。村委领导班子：村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村委委员三人（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会计）。按理说，领导机构划分很明确：支部是党组织，村委是行政机构，各司其职，但在农村，这两个机构往往合二为一，支书就是一把手，统管行政党政，其他人主要从事具体工作，而决定权归于支书。
村干部的任命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支部书记的任命是由全村党员大会民主选出三名候选人，再投票从三人当中选出，支部其他委员也由选举产生。村委会由村民选举产生，首先由支部和村民代表（每十户出一人）提名候选人，然后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
问及这样的选举方式能否选出代表村民利益的干部，答曰“一般差不多”。我问村里一把手是否非韩姓即席姓呢，老支书给予肯定回答，“小姓做不了，这是一般村里的状况”。老支书还强调说，村民投票都带有私利，一般习惯投给自己的本家亲戚或是朋友。至于投票率，一般能达到80%左右。我们国家多年的乡村民主教育，的确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传统的小农思想仍然普遍的存留于农民的头脑当中，民主法制任重而道远。
村委的任务主要有收税、计划生育、调整产业结构、处理纠纷、村镇规划和护林防火等。
由于实行了税费改革，村委收取农业税的工作难度并不大，一般村民都能自觉上缴。
计划生育一般为村里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作量大，难度也大。但在这里确好得出奇，老支书介绍说，村里已经连续多年获得“计划生育模范村”的称号，这一方面是村委的工作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村民已经逐渐认识到计生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20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最可喜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我国的人口数量。
调整产业结构是这几年的新问题，单靠传统作物种植显然不行，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村委着实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状况，大都依靠上级的指示来办。
村民之间较为和睦，平时纠纷并不多，一年一两次而已。
干部工资过去由村民上缴的村提留款支付，支书、村长和会计均为3000元/年。自2003 年开始，国家免除了乡统筹款和村提留款，村干部的工资实行“转移支付”，不再由村提留负担，而由县财政拨款支付，这的确是税费改革的重要举措，相当于给一个村免去了上万元的负担。
由于实行了转移支付，干部工资不再是村委支出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还有宣传办公费、招待费，过去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不过从2002年开始，实行“村帐乡管”，村里的开销由乡里审计支付，这个听起来是很好的，但具体操作得如何？乡里的给的钱够用吗？我不得而知，支书也没有说。
不过总的来说，这几年国家的税费改革政策的确针对性很强，解决了很多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支书家出来，已是下午三点，我哥哥已经从家里赶来，准备带我去此行的第二站——沁县册村乡杨家铺村，我姥姥家。四点，与二姨一家告别，我坐上哥哥的农用三轮车，奔赴杨家铺，沿途的公路令人感慨颇深：在沁源地界，路况良好，行驶平稳，但一进沁县，便是另外一番景象：道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一路上三轮车运行轨迹呈蛇形，这是为挑些较为平坦的路，避开路上的坑。坐在车里，上下翻飞，左右摇摆，不亦乐乎！
一小时后，到达杨家铺，住在哥哥家，村子位于山里，手机并无信号，好在有卫星电视，可以收到不少国外频道，看着阿拉伯的新闻，听着印度的音乐，吃着国产的汤面，很是惬意。
山里没有污染，繁星满天，美丽之极。
第三记 日益衰落的美丽山村                                        一月三十日  晴
杨家铺村三面环山，村子依山而建，是妈妈从小生活的地方。姥姥姥爷早已过世，只有我的舅舅一家住在这里，舅舅1997年因事故去世，现在家里有舅母和我的哥哥一家。
早起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上坟。姥姥姥爷还有舅舅的坟墓建在山上，需要走半个小时。山间多为土路，狭小且陡峭，我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环境：此地属于山区，周围群峰叠嶂，虽是冬天，看不到层峦耸翠，但是皑皑的积雪也颇为写意。山路崎岖，随着地势的不断升高，眼前的景色也不尽相同，时而看到山下村庄的屋顶，鸡犬之声不绝于耳；转过一个山头，又俯瞰穿梭于山间的公路，如丝如缕；深入山中，结冰的小溪又映入眼帘……
优美的景色给人以极大的愉悦之时，也凸现出一个问题：建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山村，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如何发展？层峦叠嶂给人以美景，但是也表明此处几乎没有平地，那么耕地从何而来？沿途看到不少所谓的耕地，大都是在山岭上较为平坦的地方用镢头开垦出来的坡梁地，这种耕地遍布于山中，东一块西一块，且每块地都很小，大的不足两亩，小的仅有几分。其中不少已经荒芜。
现实的耕地状况直接导致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当地的农业尚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当中！
何以如此说呢？原因有二，第一，这种开垦于山岭之上的坡梁地，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跑水、跑土、跑肥，因此又称“三跑田”，在这种土地上种植作物，产量大都很低，一般不及平地的一半；第二，既然是坡梁地，必然在山上，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平时种植养护的难度，山路崎岖，人走都十分困难，何况再背上化肥、农业和水等农业必备物资，因此，当地人在春季播种之后，就很少再对作物进行悉心维护，故而产量进一步降低。据哥哥说，当地玉米亩产产量只有三四百斤，不及二姨家那边的一半，而在过去没有使用良种的时候，仅有一二百斤！这样的农业，能够维持一家温饱就已属不易，何谈增收？
一路走一路思考，不久便来到坟前，进献祭品，烧黄纸等等必不可少。祭奠过长辈，回身远望，眼前豁然开朗。修坟在当地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一般先要请阴阳先生选址，一般以三面环山，一面开阔为佳，然后再择日下葬，场面极其隆重。尔后每三年、五年等都要进行较为盛大的祭奠活动……百善孝为先，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而对逝者的牵挂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吧。
回到村里，和哥哥谈起在村里做些调查的事宜，哥哥说：“快不用！这个村里啥也调查不出来！”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哥哥解释说：“村里目前比较乱，各家只顾各家，根本没人去管理村里的事，现在谁是村支书都不知道。”村里为何混乱，哥哥没有说明，我也不便多问，估计是一些不便为外人知晓的问题。农民对于外部世界，往往抱着讳莫如深的态度，不在这里长期的居住下去，是很难了解他们的处事原则和方式的。
如此一来，这个村的调查怕是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尽早前往调查的下一站——沁县城。哥哥说，下午四点有一班进城的车，现在时间尚早。说话间，电视突然灭掉了，停电了。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说，是村外公路上的卡车事故造成的：为了挑好走点的路，车子在公路上左右盘旋，不小心撞到了电线杆，火线临线碰到一起，短路了。看来这路况问题还不仅仅危及道路上的司机，村民亦不能幸免。
原本打算看电视消磨等车时间，现在又泡汤了，于是出去走走。这些年来，村子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中对村子具有重要影响的是1995年的一次事故：当年12月23日，沁县至沁源县铁路施工队在村后的山上施工爆破，由于操作不当，炸药过量，飞石大量落入村中，2人死亡，13人被砸伤，十余户民房倒塌。由于村子依山而建，地势越高的住户离施工现场越近，故而受损也越为严重。受这次事故的影响，再加上村里人慢慢有了农用车，山上交通不便，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已搬到山下，而山上的住户已不足五家，村子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
走在山上，随处可见断壁残垣，院内杂草遍地，屋顶上茅草丛生，破败荒凉。妈妈从小生活在这里，听妈妈讲，过去这里是非常好的：依山而建的村子，住户一层一层分布于山坡上，错落有致；杏树、梨树随处可见，花香阵阵，果实累累；山上居民多住窑洞，红嘴雀来往其间，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随即又拜访了一处农户，一进门便被看门的狼狗吓了一跳，此地几乎家家养狗，按村里人的说法，为了防贼，村里几乎什么都丢，而且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这显然不是外人所为，村里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家里陈设很简单：一只平柜，上面摆着一台电视，接了卫星电视，几只木箱用于储存衣物。
女主人的丈夫正坐在炕头喝茶，孩子在县城上初中，还没放假，于是从教育聊起，女主人抱怨说现在上学花钱太多，学费，住宿费，平时花销等等一年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孩子现在花钱手很大，按女主人的话说就是“和人家城里人比”，这让女主人十分的头疼。
的确，这突出地反映出了当前的内陆农村的一种状态。分田到户之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农民摆脱了过往的束缚，生活水平提高了。与之相伴，人口的流动、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把他们与城市这种代表现代社会的事物的距离拉近了，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仅仅拉近了精神距离而非物质距离（现实是物质距离更大了），换言之，他们逐渐接受了并渴望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他们尚不具备那种物质条件。至少在这个村里，单凭那亩产不足五百斤的耕地，他们无法达到甚至接近城里人的生活，而由于社会的发展，他们亦无法回到过去田园式的自给生活。处于这种两难境地的人们如何选择？答案有三。一，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至少可以解决温饱，但依旧贫穷。二，放弃以农为主经营方式，转而做其它买卖，境况稍好于种田，毕竟周边县城的工商业并不发达，买卖有限。第三，举家搬迁，离开此地，或迁至农业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到城市里谋求发展。虽故土难离，但为数不少的人甚为坚决，现实的情况迫使他们另谋出路。数据表明，村里的人口较十年前不增反减，户数也由四十多户变为二十多户。大量的田地荒芜，走在村子里，碰到的多是步履蹒跚的老妪和懵懵懂懂的小孩，而鲜有年轻人，这个美丽的山村似乎在向一个哑铃型社会发展，衰败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女主人的家位于山上，离当年修建的铁路并不太远，问及这条铁路的通车状况时，女主人说：“一般一个礼拜能过来一趟火车，有时候半个月都碰不见。”这条铁路是运输煤炭的货运线路，不承担客运，照理说，当前全国资源形势严峻，“煤荒”状况比比皆是，这样的货运线路理应开足马力，全力运营，但是现实却是铁路这样的低廉高效的运输模式得不到充分利用，公路运输却是超负荷运转。近年来，来往于村外公路上的车辆多为重型运煤卡车，以至于道路状况每况愈下，通车都成问题（村里的停电事故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煤灰四处飘荡，污染环境。为何这条铁路无法发挥其的应有作用呢？我想，由于这是一条地方铁路，不归国家直属管理，大约还是在地方管理方面出了问题（利益分配不均，铁路缺乏养护）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已近四点，于是决定出发。站在路边等车，来来往往人还不少，时近春节，他们大都是赴册村乡赶集的各村村民，他们购置的年货有一个突出特点：都有一到两箱方便面，大都是华龙白象这类比较便宜的品牌。哥哥说：“乡下人嘛，觉得方便面就是好东西。”我无言以对，这种在城市当中极为普通甚至较为低端的食品，在这里竟成为年货，城乡经济差距自不待言。
班车很快便到了，经过一小时的颠簸，我到达了沁县县城，在县委工作的姨父把我接回了家中。
当晚，姨父一家在沁县宾馆请我吃饭，翻看菜谱，菜品种类齐全，生猛海鲜无所不包，鲍鱼龙虾亦在其列，且价格不菲，各类菜价大约可与北京中档饭店相当。据姨父说，这是现在沁县城里最高级的饭店。宾馆原为县委的招待所，后来经营不善，已经卖给（或曰“转包”）了一个温州商人，宾馆每年向县委上交大约五十万元，宾馆每年可盈利两百万元。这么小的一个县城，又无多少工商旅游业，一个宾馆何以收入如此之多？姨父解释说，一方面是该温州人善于经营，将原先的招待所改造为宾馆，集餐饮、洗浴、娱乐于一体。另外，出租宾馆外的门面房赚取房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工商业和旅游业并不发达的小县城，这个宾馆的实际功能主要是满足上级视察领导以及县里官员的需要，每年的各项视察检查工作，对于宾馆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平时县里官员在宾馆的开销，就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今天是星期天，姨父讲：“今天是放假，要是平时这个时候来，根本连地方都没有。每年县里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