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故事 王应睐组织我国科学家率先合成结晶牛胰岛素.doc

王应睐的一生

王应睐于1907年11月13日诞生在福建省金门县一个华侨家庭。他2岁丧父，6岁丧母，童年是相当辛酸的，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养成坚强、发奋的秉性。在兄嫂的扶养下，他先在私塾读书，以后进入鼓浪屿著名的英华书院上学。由于他的聪颖与努力，6年半就读完了9年的课程，于1925年提前毕业。接着先后进入福建协和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攻读化学，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
大学毕业后王应睐在金陵大学任助教。可是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31年他得了肺结核，休养了2年。在治病的期间，王应睐从不忘读书。1933年，他进了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研究生院，从事氯仿、甲苯对蛋白酶的作用以及豆浆与牛奶消化率的比较等研究。1934年他再一次病倒，被迫休养。1936年病刚痊愈，就接受金陵大学的聘请担任讲师。这期间他还深入农村分析农民的膳食构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鼓浪屿。以后他考取庚款留英，于1938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在L．J．海里斯博士（Harris）指导下从事维生素研究。这是30年代生物化学领域中最前沿的一个方向。为了更好地了解维生素在新陈代谢中的作用以及维生素本身的新陈代谢，就需要有一个方便、准确、微量与专一的测定方法。王应睐选择了这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他所建立的维生素B1的硫色素荧光测定法，能够简便准确地测定食品以及尿等生物样品中的维生素B1含量，对于缺少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方法在问世时也曾遇到一些权威的怀疑，认为过于简单，担心它不可靠。英国医学委员会维生素小组很注意王应睐创造的方法，决定组织一次对比测试，分别由牛津大学彼德斯教授实验室与王应睐分别应用各自的方法来进行维生B1含量的测定。对比的结果明显地表明了王应睐方法的优越性。在这个阶段，王应睐还建立了其它B族维生素的测定法以及维生素C的电位滴定法。后一个方法可以准确地测定在有颜色的组织抽提液中维生素C的含量。由于王应睐的成绩卓然，他在研究生毕业时，获得了免试的待遇，并于1941年得到生化博士学位。
1941年王应睐受聘于剑桥大学Dunn营养实验室，继续从事维生素研究。他和Moore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合成的纯维生素A过量时有毒性，在英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维生素A过多症”一文，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化研究能力与视野，1943年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D．凯林教授（Keilin）领导下工作，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王应睐提供完整的实验证据，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红蛋白。这一发现有助于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解释生物进化学说，并且促进了对豆血红蛋白在根瘤固氮中的作用的深入研究。王应睐还提纯与结晶了寄生在马胃的马蝇蛆的血红蛋白，并且研究了它的性质，阐明了在不同生活条件下血红蛋白的性质与功能的关系。这项工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王应睐的上述成就得到凯林教授的高度评价，并一直为国外同行所引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王应睐十分兴奋，他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当时交通尚未完全正常，王应睐乘船取道印度回国，被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医学院聘请为生化教授。
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官吏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科学研究不被重视，就是在中央大学也缺乏实验条件。王应睐一面授课，一面研究维生素与代谢，但是困难重重，他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48年他离开中央大学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研究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应睐担任该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王应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1984年春天，王应睐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十分尊重并全力支持新任所长的工作。他是中国《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的名誉主编，经常帮助审阅英文版稿件。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为基地筹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61—1966年，王应睐担任上海生化学会理事会主席；1979—1987年任中国生化学会理事长，1987年后任名誉理理长。他还曾担任过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7年，在王应睐的积极倡导下，召开了由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组织的国际生化会议（IMB）。王应睐作为会议的主席，在确定大会报告人，邀请国外学者参加等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IMB取得完全的成功为中国生物化学界赢得了荣誉，这是与王应睐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他1981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美术院外籍院士，1986年12月获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88年12月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5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隆重举行“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50年”表彰庆贺活动，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各研究所20位驰名科坛，功绩卓越的老科学家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会上王应睐即席发言，他引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格言自勉，表达了他耄耄之年，壮心不已，为发展中国生化事业矢志不渝的一片赤诚。
2001年5月5日逝世于上海，享年93岁。

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发表文章，讲述这位老人的故事。对《自然》来说，载文纪念一位中国人，是不多见的。
该文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灵智教授告诉记者：“他的故事，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
这位老人名叫王应睐，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原所长，他组织进行了胰岛素的合成。这项科研成果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新中国50年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
诺贝尔奖最终没有颁给他和他的同事。
1965年9月，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轰动了世界。次年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塞刘斯来到中国，他当时非常为难，参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人员，仅骨干就有20多位，不符合该奖授奖对象最多为3人的规则。
胰岛素合成工作的参加者、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院士对记者说，当时应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要求，聂荣臻元帅主持从研究队伍中挑出获奖者，聂帅挑来挑去，拿出的名单中仍有4个人的名字。
这4个人的名单中，也没有王应睐的名字，诺贝尔奖不授予组织者。
但是王应睐并不在乎这个，邹承鲁说，王应睐没有在胰岛素合成和他以后领衔的转移核糖核酸合成两项工作的任何一篇论文上署名，“按说他都有资格署名，这和今天一些到处署名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王应睐在合成胰岛素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生化所许根俊院士对记者说：“对一个牵涉许多单位、许多人员的研究工作，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大工程，领导者的信心、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心，知人善任，组织合适的人才来做合适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只有真正学识渊博和极富想象力的人才能做到。”
生化所林其谁研究员说，王应睐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王从海外“挖”来了一批优秀人才。和王应睐合称“剑桥三剑客”的曹天钦和邹承鲁学成后也来到生化所，为这里带来了剑桥的优良作风和研究传统。
好几位老科学家，不止一次地对许根俊讲，王应睐的最大特点是宽容。生化所张友尚研究员说：“五六十年代的生化所十分令人怀念。那时，全所不过几十人，好像一个大家庭。王所长是大家尊敬的长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视同仁。在高研的带领下，年轻人很快地成长起来，生化所变成了年轻人向往的研究中心。”
在这个研究中心，王应睐极力提倡思想自由，而直言不讳的批评，大概也是他鼓励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许根俊说：“王先生对人的爱护是真正的爱护，他关心你、支持你，也批评你。对于任何人他都敢于批评，即使身份已经很高的人。许多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激他的真诚帮助，从来没有人因为受过他批评而记恨他。”
胰岛素合成工作中，为了解决氨基酸昂贵和匮缺的问题，改变生化试剂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王应睐决定成立东风生化试剂厂，合成氨基酸和其他生化试剂，向全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提供了多种生化试剂。有人感叹说：“如今提倡的产学研结合，早在40多年前，王应睐就实践了。”
在这段时间，王应睐一手创办了中国生化的“黄埔军校”：先后组织近10期高级生化训练班。其中，1961年那次约400人参加，1979年和1983年举办的两次规模均在500人左右。这些学员后来成为国内各单位生化领域的骨干，李载平、许根俊、洪国藩、刘新垣等多位院士，也都是训练班的学员。邹承鲁说：“中国的生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先生功居首位。”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更是将王应睐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文革”期间，生化所被当作小剑桥来批判。有人离开了生化所，有人被迫害自尽，生化所出现了人员断层。“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简单的一句话，透出了王应睐对生化所命运和中国生化事业的深深忧虑。
“文革”十年，是世界生物化学飞速进展的十年，中国原来和国际水平靠近的距离又拉远了。1986年，王应睐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就像一只老在打盹的兔子，而别人并不是乌龟。”
王应睐希望免子尽快醒来。
1996年，生化所通知王应睐，他获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这位89岁的老人天真地问：“拿奖有什么用啊？”
获奖还是有用的。领到100万奖金后，王应睐立即拿出一部分，在生化所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研究生。
在获得何梁何利奖后不久，王应睐不慎摔伤，卧床3个月。病好以后，他又和往常一样去办公室工作，从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到5：30，天天如此。
11月的一天，刚过完生日不久，上午王应睐又去了办公室。那天中午，老人被家里人送到医院，后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一种最危险的冠心病。打这以后，老人再没机会去他心爱的研究所了。
病中的王应睐得到了儿子、儿媳的悉心照顾。在1990年以前，王一直由妻子刘润苓照顾。王应睐的长子王家槲说，母亲是持家的好手，家里的事根本不用父亲操心，而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也令母亲感到自豪。
做过教师、办过幼儿园的刘润苓，后来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到1990年，病情变得严重起来，大小便失禁，房间里臭气熏人。王应睐却坚持和妻子同住一个房间，直到1991年底妻子中风住进医院，他也每天到医院看望她，拉住妻子的手，沉默地坐几个小时。1992年，妻子永远离开了王应睐。
许根俊说：“在王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去华东医院看他。当我退出病房时，他两次召我回去，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可是我两次回到他的身边，他却发不出声音。我递去铅笔，他那颤抖的手，却写不出一个字来，这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在王应睐90岁生日的时候，许根俊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认为王先生无愧于这样的境界。“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用这句话来纪念他。”

王应睐研究领域：
生物化学家。主要研究酶化学与营养代谢，对维生素、血红蛋白、琥珀酸脱氢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酶朊与FAD是以共价键结合，并受底物与磷酸盐等物激活，这项工作是该酶研究的重要突破。组织了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重大研究。为发展中国生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应睐作品：主要著作有《英汉生物化学与生物工程词典》等
王应睐曾获奖项：
1929年，获金陵大学“金钥匙”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81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与美术院外籍院士。1986年12月，获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88年12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