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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七”的文化意蕴与《西游记》的“七子”模式
——与杜贵晨先生商榷
[摘要] 数字七作为一个受到世界各民族普遍尊崇的神秘数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学上的母题意蕴。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七还不能说是圣数。在《西游记》中“七子”模式也并非主导模式,而且“七子”模式的组合也并非都是“一”与“六”的对立统一模式,还有“三”与“四”和“二”与“五”两对模式。
[关 键 词] 数字“七”;文化学;《西游记》;“七子”模式
一、问题缘起和主要分歧点
杜贵晨先生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上发表了《<西游记>的“七子”模式》一文,认为《西游记》中的人物组合中有“七子”模式的现象,其数理依据主要来源于《周易》和佛教文化,并认为“七”是“一”与“六”的对立统一。[1]
笔者与杜教授的分歧主要在于:1.“七子”模式中的“七”,其文化根源不限于《周易》的“七日来复”和佛家禅宗,而具有更为宏阔的、世界范围的文化学渊源,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都有对七的崇拜和迷信。2.中国传统中七不具有圣数的地位。3.在《西游记》人物组合的“七子”模式外,还有二子(如阿傩、伽叶)、三子(如道教三清)、四子(如四海龙王、四天师、四值功曹)、五子(如五方揭谛)、六子(如六丁、六甲)、八子(如八大金刚)、九子(如九曜星君)、十子(如阴间十王)等模式,《西游记》人物组合的量化模式是多元的。4.杜教授将《西游记》中的“七子”模式归纳为“一”与“六”的对立和“一”与“六”的统一这两种模式也值得商榷。我认为,在《西游记》的“七子”模式中不仅有“一”和“六”的组合,还有“二”和“五”、“三”和“四”这两组对立统一的人物组合模式。
二、数字“七”的文化意蕴
在人类历史上,数字早于语言文字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初表征,对数字的崇拜也是各民族共通的地方。按照维柯的观点,人类文明是多元自主发展的,不仅有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而且其他民族也有各自的文明发展轨迹。尽管在古代各民族是各自发展,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得很远,但“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2]列维—布留尔也认为在西方文明以外,各民族也都存在前逻辑思维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具有互渗的规律,在数字方面,“每个数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个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3]笔者认为,数字七就是这种人类原始思维相似之处的一种体现,是数字神秘学的重要分子,是原始诗性智慧的共通点之一。
(一)基督教世界中的“七”
众所周知,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记载上帝用七天造人。而且在那场毁灭性的大洪水到来前,上帝告诉挪亚:“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降雨是二月十七日开始;七月十七日,洪水消散,方舟停亚拉腊山上;过四十天,放乌鸦出去;再等七天,放鸽子,衔回橄榄枝;再过七天,放鸽子,鸽子就不回来了。象这样以数字七为母题的一些记载,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如在《创世纪》中,雅各为娶拉班的女儿,在拉班家先后做工七年。在《利未记》中,有七天、七年、禧年(既七七四十九年)的周期轮回说法。受宗教文化影响,西方世界中对“七”的使用频次较高,并延伸到法律领域。如在中世纪欧洲有七种罪行法律不能赦免,即所谓的“七宗罪”、“七恶不赦”。
(二)阿拉伯世界中的“七”
在伊斯兰教义中也有很多关于七的规定,如穆斯林于伊历每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七日汇集于麦加天房广场中央,环天房逆时针绕行七圈;此后,在天房以东的赛法山与麦尔卧山之间往返七次;在米那山谷向三根立柱各投掷石子七粒;宰牲献祭后,还须再次环绕天房绕行七圈,称辞朝。伊斯兰教也和犹太教、基督教一样有七层天的说法,其经典《古兰经》就是七层天的“天经原本”,《古兰经》第一章只有七节,《古兰经》原本也只保留七本。相传,穆罕默德曾在登宵日(伊斯兰历七月二十七日)踩登霄石,一夜之间遨游了“七重天”。关于“七”的规范不仅存在于伊斯兰教义中,还渗透到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中,“阿拉伯人把七视为‘至尊至高’的极数。”“在阿拉伯人的意识中,‘七全七美’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至于阿拉伯日常风俗和民俗中的“七”崇拜现象就更多了。[4]
(三)佛教世界中的“七”
佛教中也有许多关于七的神秘信息,如如来释迦牟尼就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七佛。在如来初成正觉的禅定时,也是七日入定。当时,龙王以其身绕佛七匝来护持如来入定。数字“七”在佛教中还有很多体现,如七如来、七菩提、七觉支、禅七、佛七、七级浮屠等。此外,除了通行说法佛、法、僧三宝外,佛家还有金、银、琥珀、珊瑚、砗磲、琉璃、玛瑙七宝(七宝具体为哪七件还有不同的说法)。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七”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在文字产生之前先出现了数字概念。《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来出现了数字。据考古发现,在半坡遗址、二里头遗址和殷墟甲骨中都出现了数字,而且都有七,并都写做“┼”。虽然还没有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毕达格拉斯的“数密学”倾向,但对数字“七”也较青睐,如中国文化的原典《易经》中有“七日来复”、“七日得”等爻辞。在《周易》中,七为天数,即《系辞传上》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七为少阳,九为老阳,且七为不变爻,九为变爻,《易经》占九、六变爻,而不占七、八不变爻。关于“七日来复”的含义,历来宿儒就有纷争,南怀瑾曾做了一个总结,认为大体有四种解释:“Ⅰ王弼认为阳气始于剥尽之后,至阳气来复,凡经七日,犹今一星期有七天。Ⅱ象数学家,又以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复,阳生,凡经七月,历七个变化,故称七日来复。Ⅲ易纬稽觉图,认为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离兑四方正卦,卦别六爻,爻主一气,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而六日七分之理,说明七日来复。Ⅳ李鼎祚以为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则复阳来,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复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故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其义也”。[5]《易·泰·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七日来复正是无往不复、周而复始的一个小循环。除了《周易》,还有很多元典也涉及数字七,最典型的是《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这也是中国古史观象授时、以天道指导人事的最早记录,并将北斗七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到一起。
此外,据列维—布留尔考证,在马来亚人、北美部族、日本人、印度教徒、亚述巴比伦人那里,也都有关于数字七的神秘观念。[6]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七”成为很多民族共同崇拜的圣数,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圣数七可能与天文历法有关。首先七的出现应与北斗七星密切相关。
从天文学上可知,北斗七星具有观测便利、实用准确的特点。在古人看来,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于是古人根据北斗七星的运动而观阴阳,定方位,明四时,并且衍生了“斗为帝车”的政治星占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言:“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不仅古代中国如此,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处于北半球的古老文明也都对北斗七星有着较多的关注和尊崇。“七”崇拜当与北斗七星有关。除了北斗七星外,“七”崇拜还可能与七曜有关。七曜主要是由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组成,现在日本仍用七曜来表示一个星期。江晓原认为,七曜术在中国出现最早见于东汉的熹平三年。是年,刘洪上《七曜术》。江还指出七曜术是经中亚传入的,其传播者主要为佛教徒。[7]
有学者总结诸说认为:“‘七’表示生命的周期变化,有物极必反、周而复始的意味。这是因为‘七’代表的是‘极限方位’,即东西南北上下中,在方位上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七’蕴含着‘无限大’之意和‘周而循环’之意。”[8]应该说,这种说法代表了通行的观点。
三、就《西游记》“七子”模式与杜贵晨先生商榷
杜文以数字“七”为视角,充分肯定《西游记》人物组合有比较突出的“七子”模式。但如果换个数字视角,答案可能就不一样。正如杜先生在其他文章也认同于“《西游记》‘倚数’结撰最多‘以三为断’” [9]那样,假若以三为视角,则三子模式的例子在《西游记》中更是比比皆是。同理,四子模式、五子模式等各种人物组合形态亦不乏见。
(一)“七子”模式并非主导模式
前面我们提到圣数七崇拜既可能与北斗七星有关,也可能与七曜有关。就连二十八宿也是按方位分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游记》中,二十八宿屡屡出现,其中的奎木狼星还一度下界为妖,与宝象国的百花羞公主婚配(第31回);毗蓝婆曾用昴日星君眼里炼出的金针助悟空消灭蜈蚣精(第73回);在小雷音寺,二十八宿助悟空大战黄眉怪,亢金龙还用头上的角将孙悟空从金铙里救出(第65回);四木禽星还曾帮助悟空剿灭犀牛精(第92回)。九曜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如第5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中,先是孙悟空在天宫闲得无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后因大闹蟠桃会,而惹得“玉帝大恼,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治。”在战前,“罗睺星为头检点,计都星随后峥嵘。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在战斗中,李天王“先差九曜恶星出战。”结果是“这九曜星一齐踊跃。那美猴王不惧分毫,轮起金箍棒,左遮右挡,把那九曜星战得筋疲力软,一个个倒拖器械,败阵而走。”这是《西游记》中提到九曜最集中的一个章回。但遍览《西游记》全书,只有日精、月精和五行星的提法,而没有出现的七曜提法。其实,这个九曜与七曜一样,也由印度佛教传来,实是在七曜之外加了两个假想天体(也即隐曜)——罗睺和计都(此即《西游记》第5回中所说的罗睺星和计都星)。
那么,《西游记》中为何要么提涵盖七曜的九曜,要么将七曜分成日精、月精和五行星分开说,却从不直接提七曜?其解释似乎是《西游记》作者对七曜提法不感冒,间接说明数字七在《西游记》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在这种思维主导下,“七子”模式难说就是“最强势突出的现象”。[10]
(二)数字“七”不是《西游记》中的圣数
《西游记》作为兼容儒、释、道的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书,在其文化渊源上儒、释、道对它都有影响。但我们知道佛家虽重七,对三、四、六、八等数字也很重视,如三界、三乘、三藏、三法印、四谛、四大、六根、六尘、、六度、六道轮回、八识等。从严格意义上讲,儒家也不能说是尚七的,就连有“七日来复”之说的《周易》,其在数字七以外似乎更重视其他的一些数字,如《系辞传》在归纳《易经》数字规律时指出:“二多誉”,“五多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等。古人常说的“九五之尊”也是来源于《易经》的爻位。[①]宋代的蔡沈在《洪范皇极内篇》中所言“数,始于一,参于三,究于九”,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中国传统数的观念的。值得一提的是道家虽有“七报”之说,但亦有七伤、七魄等不好的涉七术语。在道家那里,数字九才更具备圣数的性质,如道家经典《修真十书》中的“养生篇”有八十一章,《还源篇》由八十一首五言绝句构成,《金丹大成集》由八十一首七言绝句构成,《还真集》的“述符火还丹妙诀”也恰为八十一首,另外还有《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真经》等。这许多道家经典在结构上都表现为九九八十一的模式,绝非偶然现象。[②]事实上,受三教影响的《西游记》,其最能体现隐秘学的数字也并非七。据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考证,《西游记》中出现的100以下的数字都执着地归结到三和九上。“《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概念,就是具体地发端于这种道教经典,并在此基础上又糅进了有关9的各种圣数意识而成熟起来的。”[11]
(三)“一”与“六”的组合非“七子”的唯一模式
单纯从数学角度看,1+6=7。但这并不是唯一模式,我们知道,单数相加等于七的算式还有:2+5=7,3+4=7。那么具体到《西游记》中的人物组合上,确实有如杜先生所说的“一”与“六”对立统一的模式。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还能很容易地找到“二”与“五”和“三”与“四”两对“七子”组合模式。
关于“二”与“五”模式,既有第59—61回牛魔王、罗刹女与唐僧五圣的争竞,也有第62、63回万圣龙王和九头驸马与唐僧师徒的缠斗;既有第78、79回比丘国妖鹿国丈和白面狐狸与唐僧师徒的冲突,也有佛祖处,阿傩、伽叶传无字经对唐僧五圣的刁难。最典型的“二”与“五”的人物组合模式是第32—35回,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与唐僧五个的冲突。金角大王让银角大王去巡山时,说的就是“近闻得东土唐朝差个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众,叫做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连马五口。”孙悟空与金角大王斗嘴也说“你这讨死的怪物!你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似我师父、师弟、连马四个生灵(算上悟空正好五个——笔者注),平白的吊在洞里,我心何忍。”可见双方都认同于二对五的格局。
关于“三”与“四”模式,既有第44—46回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妖道与唐僧师徒四人的斗法,也有第74—77回,青狮、白象、大鹏金翅雕三魔与唐僧师徒的争斗。特别是在第91、92回中,辟寒、辟暑、辟尘三个犀牛精偷吃酥油,掳走唐僧,悟空、八戒、沙僧三人与之战而不胜反让妖怪捉了八戒、沙僧。没奈何,孙悟空上天界求援。最后还是天宫差遣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四木禽星下界剿杀了妖精。在这场冲突中,先有三个犀牛精与唐僧师徒四众的冲突,后又有四木禽星追杀三牛精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三”与“四”的对抗模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唐僧取经团队的成员到底是四众还是五人的问题上,《西游记》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小龙王身份特殊,他既是经观音点化、唐僧收的徒弟,又变成了白龙马,充当师父的脚力,而很少暴露自己的身份,乃至除了唐僧、悟空外,八戒和沙僧对白龙马的真实身份也不得其详。但白龙千真万确是取经团队的成员,最终五圣归真也是把白龙计算在内,而且白龙也曾参加除妖战斗,如在第30回曾变做宫娥勇斗黄袍怪。但多数情况下,白龙是不直接参战的,因此,《西游记》中有时称唐僧师徒四众,有时称五人。本文亦根据冲突发生的实际情况而兼采四人、五人说。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杜先生的“七子”模式说的是“一”与“六”的对立统一。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二”与“五”和“三”与“四”两组模式多提的是对立,而很少提到统一。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对立统一的内涵的。如阿傩、伽叶二尊者向唐僧等要人事,既是一种对立,但又都是佛界中人,还是统一的。四木禽星剿灭三个犀牛精也都是兽类之间的残杀(四木禽星在追杀中现出的本相都是兽类)。而且《西游记》中的有一些妖怪都是仙界下来的,虽与唐僧等赌斗,但未始不是一个阵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加入取经队伍前,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何尝不是妖怪。其实神、魔是很难分清的。正如第17回,菩萨帮助悟空收服黑风怪时,曾变做妖怪凌虚仙子,悟空笑言:“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因此,对立中本就蕴涵着统一,统一中又存在着对立。
综上,我们认为,七虽在世界很多民族那里被奉为圣数,但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还不能遽然下此论断。国人习惯意识中并没有把七尊为显数,更遑论圣数,而是比较偏爱三、五、九等数字。无论是在《西游记》中,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文本中,“七子”模式的人物组合也难说就是“最强势突出的现象”。春秋五霸、桃园三结义、五虎上将、八仙过海、初唐四杰、扬州八怪、三侠五义等都以不同形式演绎着三子模式、四子模式、五子模式、八子模式……N子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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