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pdf

康德哲学研究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德 奥特弗里德赫费/文摇 王咏诗/译*摇 摇 摘要:随着里德学派(核心代表:里德、施佩曼、马夸德和吕贝)于40 年代在德国实践哲学研究领域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得以复兴。面对当时流行的“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的对垒,赫费提倡一种“中介性立场冶(不是折中的中间道路),即寻找沟通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康德道德哲学之间的桥梁。对赫费来说,此桥梁就是“判断力冶。赫费令人信服地证明,康德式普遍主义立场为道德的应用敞开了广阔空间,而判断力正是道德法则在其应用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通过对行动过程不同阶段的划分,赫费分析了与经验有关的判断力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哪些环节不发挥作用。借此,面临新的时代伦理冲突,赫费提出一种容纳了判断力的普遍主义伦理学说。关键词:判断力;康德;亚里士多德;普遍主义伦理学*作者简介: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觟ffe),图宾根大学教授,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 政治的正义性 全球化时代的民主 等。译者简介:王咏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外国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德国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基金项目: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时间问题的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研究冶(21BZX089);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413000126)。本文原题为“Universalistische Ethik und Urteilskraft:Einaristotelischer Blick auf Kant冶,收录于 Zeitschrift f俟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Bd郾 44,H郾 4(1990),pp郾 537563。感谢赫费教授惠允翻译本文。原文无摘要,摘要为译者撰写。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15摇 摇一、对“二者择一”的消解如果哲学完全是关于巧妙的戏剧化、通过机智或洞察力的论证来闪光,以及尖锐或矛盾的(简而言之:优美的)措辞,那么人们将很难理解约翰罗尔斯的学术成功。在他的巨著中,作者并不追求修辞上的花哨技巧,但其写作却已经成为一种新政治伦理学的起点,而且这一成就有着充分的理由。与一般当代伦理学(尤其当它诉诸经典时)喜欢简单的非此即彼不同 尽管非此即彼(由于更丰富的哲学传统)在不同的话语中看起来不同 正义论(虽然是一部繁琐的著作)以令人惊叹的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的战线。我们知道:由元伦理学主导的英美辩论很容易向规范话语敞开大门。如果它确实存在,那也是功利主义塑造的;罗尔斯将它与康德对峙。然而,凭借对福利国家的强烈支持,罗尔斯超越了对单纯法治国家的限制,从而帮助他(当然不是故意这样做)克服了“要么康德,要么黑格尔冶 的非此即彼。最后,在论证策略上,罗尔斯求助于决策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从而求助于他在道德实质方面所拒绝的传统:功利主义。在当时的话语中,罗尔斯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转变。我追问的是,对于目前德语世界盛行的对垒“要么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要么康德式伦理学冶,难道就没有一个类似的任务吗?无论我们是在考虑环境保护、新生命医学“技术冶 还是核时代,同时考虑能源和军事政策方面:我们的社会都面临着新问题,我将其解释为 相当暂时的 一个新的现代化推力。“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的对垒是基于各方面不同的诊断。因此,任何想要改变当前话语的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将两种意图结合起来。从体系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批判的观点来看,我们要问当前的现代化推力所带来的实际问题本性是什么。我们现在通过哲学历史的尝试来接近答案,以扬弃流行的“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这一伦理学对立。这两种意图都汇聚在一个假设中:如果人们想要克服简单的“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二者择一,那么当今生活世界特有的困难只能通过哲学才能正确216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地诊断。在我开始这一尝试之前,有必要先提出一些警示:被同质化地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冶 的诸思想(在此指“里德学派冶 译者)实际上包含多个动机,即使我们局限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冶 的反康德动机以及在德语世界中的论辩 1,它仍然涉及至少三个不同的命题。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将它们中的每一个分配给一个主要代表,那我们可将其分别称为“施佩曼命题冶“马夸德命题冶 和“吕贝命题冶。与康德对幸福论的批判相反,施佩曼(R郾 Spaemann,1989)试图重新将伦理学理解为“成功生活的学说冶,即恢复幸福(Gl俟ck)原则。但由于该原 则 本 身 会 导 致 二 律 背 反,施 佩 曼 提 出 第 二 个 原 则“福 祉冶(Wohlwollen),因此 无论如何是创造性的 远远超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我本人还曾提出一种类似尝试,既承认幸福原则,又以第二个康德式原则,即正义的理念来对其进行补充。2 下文中,我将主要处理其他两个命题。为保存下来的“传统冶“惯例冶(譈blichkeiten)进行辩护正是起源于马夸德(O郾 Marquard)。相应的“马夸德命题冶 3 是对黑格尔就康德式“应当冶 所提出批判的转化,它反对的是据称包含在“对话伦理学冶 中的对所有受惯例引导的行动的怀疑。我要提出的“吕贝(H郾 L俟bbe)命题冶,则是以“政治道德主义冶 为副标题的论文所讲的内容 4,这篇论文对 1 2 3 4 关于英美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冶,可参看 Alasdair Chalmers Maclntyre,After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Ind,1981;Whose Justice?Which Ra鄄tionality?London:Duckworth,1988郾以 及 Martha Nussbaum,The Fragility of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参见 Otfried H觟ffe,“Die Ethik der Natur im Streit um die Moderne,冶 Scheidewege,19(1989):5774。参 见 OdoMarquard,ApologiedesZuf覿lligen郾 PhilosophischeStudien,Stuttgart:Reclam,1986,122ff。参见 Hermann L俟bbe,Politischer Moralismus郾 Der Triumph der Gesinnung 譈ber dieUrteilskraft,Berlin:Siedler,1987,37ff。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17摇 摇“思虑(Gesinnung)胜过判断力冶 进行了有力批判,而康德在道德哲学经典中恰恰对此负有责任。我们的法制社会在多方面都受到了康德的启发,不仅仅是在人权(也即跨文化有效的原则)方面。此外,因为这些原则在实定法中长期以来一直有效,所以这些原则本身就带有马夸德所倡导的惯例因素。出于这个原因,“要么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要么康德冶 的简单对立就第一次被消解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是要习俗道德还是要后习俗道德这种漫长徒劳的争论,而是如何让普遍主义原则获得“惯例冶 概念所意味着的那种自明的承认。进一步来说,这些普遍主义原则在实践以及政治上困难 正是因为这些原则早已得到承认 并不在于它们的奠基,许多情况下只是其应用出现了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奠基仍是一项实践的政治上的任务:因为人权构成了现代性道德政治构想的核心要素,所以人权看上去似乎取决于特定的文化,也取决于特定的时代。如果这种依赖性确实存在,那么人们既不应该将人权视为普遍的法律原则,也不应该像联合国人权宣言以来发生的那样:人们不应该期望法律制度被强加于所有文化。反过来说,如果这种强加是合理的,那么人们就必须能够提出一种明确地摆脱了与西方和现代“人之图景冶 的任何一种关联的合法性论证。对于今天紧迫且有意识进行的跨文化法律讨论,人权的奠基问题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话题的目标,人们开始寻求独立于历史和文化的有效论据,对哲学人类学的复兴与重新设计就是例证之一。然而,在西方法权文化中,对普遍原则的奠基不如它们的“应用冶 重要。这意味着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变得重要:道德判断力理论。但今天,它的主要参考点不再是美德,而是普遍的法权原则。这是第二次我们看到,“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的简单非此即彼被扬弃掉了。我们发 掘 亚 里 士 多 德 及 其 传 统 的 哲 学 任 务 恰 恰 是 为 了“转 移冶(俟bertragen)到一个新的康德思想。因此,不同于今天伦理学话语所要求的那样,提倡一种“亚里士多德复兴冶,我建议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转变。我们不能忘记,里德(J郾 Ritter,218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1969)、库恩(H郾 Kuhn,1962)和 亨尼斯(W郾 Hennis,1963),还有伽达默尔(Gadamer,1963)、克卢克森(W郾 Kluxen,1964)以及安斯康姆(G郾 E郾 M郾 Anscombe,1957)、富特(Ph郾 Foot,1978)和肯尼(A郾 Kenny,1963)的研究所开启的“实践哲学复兴冶,其主要论题或灵感来源不是康德,而是亚里士多德和伟大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托马斯阿奎那以及黑格尔。但随着辩论的进行,康德只会获得应有的重视。今天,既然我们知道了各种思想家的长处和短处,那么保证更多成功的不是中间道路(Mittelwege),而是中介性立场(vermittelnde Positionen),例如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康德式问题:德性伦理学如何恰恰因为其是普遍的所以是非习俗性的?然而,在下文中,我将转向第二个补充性任务,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看康德,亦即普遍主义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判断力?这个问题本身就涉及普遍主义伦理学之一般;关于普遍主义伦理学奠基的家族争论 1 可以暂时搁置一旁。因为对话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实质性理论还很欠缺 顺便说一下,对马夸德来说,他的“惯例冶 学说也缺乏实质性理论 所以我的研究指向的是康德本人,既然我们已经很了解他的立场,那一些提醒就足够了。二、判断力的失落根据传统解读,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证据既简单又令人信服:我们没有在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中发现判断力,甚至在其更重要的附属概念中也没有发现判断力。众所周知,该术语在其他地方起着核心作用,因此人们尝试从那里开始,即从“第三批判冶 开始,以弥补主题亏缺并重视判断力。然而,相应 1 参见 H觟ffe,Kategorische Rechtsprinzipien郾 Ein Kontrapunkt der Moderne,Frankfurt a郾 M:Suhrkamp,1990,第三部分。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19摇 摇的研 究 沃 尔 拉 特(E郾 Vollrath)1 的 政 治 判 断 力 和 普 莱 恩 斯(J郾 E郾 Pleines)2 的实践判断力 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在“第三批判冶的主要任务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审美理论和目的论判断力之间的调和中,伦理学(包括政治伦理学)的核心主题,并没有出现。受到阿伦特 3 的启发,沃尔拉特正确地强调,康德所证明的审美判断力中的共通感,在政治判断中也需要。(当然,康德非常清楚,共通感不仅在审美判断中发挥作用,还归属于“规则如何应用到具体情境冶 的每一种方式。)同样,普莱恩斯所重视的得体(Takt)在某些道德行动中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指出政治或实践判断力的主要任务:道德原则是有待应用的。值得说明的是,沃尔拉特那里缺乏现代政治的特征,缺乏以基本权利和人权为蓝本的普遍宪法原则;没有这些普遍主义原则,以亚里士多德的眼光看康德就显得过时了。任何支持康德伦理学的人想要恢复判断力,都必须为判断力在普遍主义道德中找到一席之地;而其实康德并不是在 判断力批判 中,而是在伦理学的基本著作中发展了这一点。在这些著作中,判断力既不扮演主要角色,也不扮演次要角色。那人们是否可以借此重新提出一种流行的指责,指责康德完全无视经验?如果主题亏缺是绝对的,那么人们可能确实会重提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并且像马夸德(1986,127)一样,谈论一种“过度应当冶(Sollenshypertrophie);也可能会像利科(P郾 Ricoeur)4 那样对由先验方法所助长的对人类行为的干 1 2 3 4 参见 Ernst Vollrath,Die Rekonstruktion der politischen Urteilskraft,Stuttgart:Klett-Cotta Verlag,1977,146ff。参见 J郾 E郾 Pleines,Praxis und Vernunft郾 Zum Begriff praktischer Urteilskraft,W俟rzburg-Amsterdam:K觟nigshausen&Neumann Verlag,1983,89ff。参见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Modern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dt郾 Vita activa oder Vomt覿tigen Leben,M俟nchen,1960)以及 Arendt,Lectures on Kant爷s Political Philosophy,hrsg郾 v郾 R郾 Bein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其第 2 和第 10讲。参见 Paul Ricoeur,Du texte a laction郾 Essais dhermeneutique II,Paris:Seuil Press,1986,p郾 249。220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扰(“d佴mant侉lement冶:磨平、拆除)表示遗憾,或者效仿施韦默尔(O郾 Schwemmer)1 声称一种“与真实的行动问题的隔绝冶,以及尤其是“对各自的个体性的消磨冶。最后,人们可能怀有南希(J郾 L郾 Nancy)2 所引用的那种广泛的担忧:“命令式压制主动引发的自由,定言命令式压制解放的自由。冶然而,“判断力冶 的主题亏缺并不存在,康德的纲领中已经出现了关键词“判断力冶,并且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出现的。为了完成话语转换,我们需要执行第三个意图,即对我们实际上已经熟悉的文本给予新的关注:康德在 奠基 的“前言冶 谈到道德法则时说,“这些法则还需要由经验磨砺的判断力冶 3。因此,首先要提醒的是:对康德来说,不言而喻的是,判断能力是必要的。据此,他解释了具体行动中必不可少的是人们认为在他的伦理学中所缺少的东西:实践世界的经验以及对其个别性(Individualit覿t)的考虑。至少“原则上冶,利科在以上引用段落中所希望的东西已经在康德理论中呈现了:对先天和经验之间所需的过渡和调解保持警觉的意识。根据康德此“前言冶 中对判断力的论述,判断力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为了分辨道德法则在什么场合可以应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道德法则具有进入人们的意志的通道和实施的坚定性冶(GMS IV 389)。因此,判断力接受了两项任务,这两项任务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有目的的选择冶(prohairesis)学说中找到其起源。与“考量冶(bouleusis)或“明智冶(phronesis)类似,“有目的的选择冶 学说一方面带来了源初的理论或认知成就:它调解了“个别情况冶(Einzelfall)与“一般冶(Allgemeines),后者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一种道德态度,对康德来说是一种道德准则(Maxime);另一方面,它还承担了一个实践性任务,帮助原则得到现实的 1 2 3 参见 Oswald Schwemmer,Ethische Untersuchungen郾 R俟ckfragen zu einigen Grundbe鄄griffen,Frankfurt a郾 M:Suhrkamp Verlag,1986,p郾 154,p郾 166。参见 Jean-Luc Nancy,Limperatif categorique,Paris:Flammarion Press,1983,p郾 8。Immanuel Kant,GMS IV:389。康德文本作者是以普鲁士科学院版的卷数和页码进行引用。译者注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21摇 摇承认;大致上,它的成就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再是由判断力,而是由在逻辑上先于判断力的道德态度,即伦理德性(arete ethike)承担。因为在康德那里 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撇开一些具体细节 我们重新发现了“有目的的选择冶(prohairesis)所具有的两个要素,因此流行的“要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冶 二者择一方案实际上就提得太仓促了:我们首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基本一致性,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立场。在给出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二个要素,即伦理德性的地方,相应的行动就会合乎规则地发生。因此,马夸德所辩护的观点也就映入眼帘:存在着惯例。然而,亚里士多德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冶 概念有两个构成部分,而马夸德则将“德性冶(arete)放在一边,只对另一部分,即“伦理冶(ethos)或“品质冶(hexis)感到满意。这个操作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因为在纯粹的“惯例冶概念中缺少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道德成分,故马夸德只代表了一半的亚里士多德。将判断力与道德的先行规定(Vorgabe)联系起来的康德在这里被证明是反对去道德化的更忠实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今天,无论谁想要复兴亚里士多德,都必须捍卫他免受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中某些倾向的影响。康德在 奠基“前言冶 里关于判断力的从句中安置了判断力的经验关联及其双重任务,包括认知上的和意志上的。这样看起来,似乎至少如下这种弱化的批评也有道理:判断力的范围被低估了。然而,关于意志自愿方面,康德本人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判断力是必要的,因为人的意志“虽然能有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理念,但却并非如此轻易地就能够使其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地发挥作用冶。1 康德在“前言冶 中虽然简短却如此详细地探讨了判断力,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在 奠基 正文本身还是后来的 道德形而上学 中却都没有再提到它。为什么在伦理纲领中发挥作用的判断力,却在其纲领的执行中不再出现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本文的第二个提醒,在于康德主题的 1 Kant,GMS IV:389郾222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区分化和专门化,而且这不仅仅意味着伦理学上的,更是在一般意义上科学理论的进步。谁在纯粹道德哲学中为饱含经验的判断力寻求一个中心位置,那他就犯了类似于“范畴错误冶(category mistake)的错误,这是对哲学学科的混淆:他在明确的非经验性伦理学中,寻找一个经验性对象;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及其奠基之中看到了作为其对立面和补充物所引入的实践人类学。当然,主题的专门化只是为一个决定性论证所做的准备。正如康德所清楚的那样,具体的道德行动产生于非经验性要素与经验性要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因为真正道德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共同作用中,而是明确且排他性地存在于一个要素方面,即独立于经验的意志规定,因此 这是本文第三个也是决定性的提醒 康德看到自己被迫接受另一个要素的失落,即对经验的剥夺。当然,判断力也受其影响,因为它是要“经验磨砺冶 的。那么,个别性的贬值、“思虑战胜判断力冶 到底有没有发生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幅图景:“凯旋冶 是古罗马授予胜利将军和他军队的节日名称。这个表达方式保留了他在击败危险对手时的权利,保留了对胜利感到满意并且值得庆祝的权利 正因为对手危险,因此才值得凯旋庆祝。(仅作为旁注:在罗马,胜利者必须特别成功;如果将军在战场上没有杀掉至少 5,000 敌人回来,他就必定只能满足于“小小的胜利冶,即鼓掌。如果思虑值得凯旋式的庆祝,则判断力就必须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并且思虑相对判断力的胜利必须得是清楚明了的。)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判断力无疑不扮演危险而最终不幸惜败的对手这一角色。诚然,我们应当克服一种经验,然而却不是那种能够调解普遍规则与具体情境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说康德伦理学并没有贬低个别性的原因。唯一需要克服的是企图去定义规则(更准确地说:行为的主观根据,准则)的经验。经验需要被克服,并不是就经验进入具体行动而言,而是就它规定了奠基性的意志而言。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在道德中,义务(Pflicht)战胜了倾向(Neigung)。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23摇 摇三、一种新的判断力即使在涉及道德意志的情况下,判断力也不会被简单地克服;只有它被经验磨砺过的形式,才被搁置一旁。奠基 中,康德还未看到判断力在他道德标准、可普遍化的思想实验中所发挥的作用,直到“第二批判冶中康德才看到这一点。这就涉及本文的第四个提醒:由经验磨砺出来的判断力正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独立于经验的形式,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判断力冶,简称为“纯粹实践判断力冶 1。因为只有“纯粹实践判断力冶 才能决定真正的道德因素,所以只有它才能算作“道德判断力冶。康德也引入了这个表达 道德判断力 但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只是顺带引入的。康德似乎只是逐渐才弄清楚判断力的重要性:自 奠基 以来,他已经有了基本的洞察力,能够做出真正道德性决定的一定是非经验性的成就。而判断力也对这一成就负有责任这一事实仅在“第二批判冶“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模型论冶 一节中明确说明;当然,奠基 中还包含了一个相关的暗示(其判断的标准、实践判断力等)。康德仅在 判断力批判 出版之后,即在 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中才得出结论(这也许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有非经验性的判断力才具有真正的道德特性。令人担心的是,一种祛除经验的伦理学会使与具体情境适配的行动变得不可能;这里的关键词是:一般优先于个别。人们喜欢用如下观点来反驳这一关键词:在道德中,一般之物并没有发挥作用或者说仅仅起干扰作用;更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乃是:对具体情境的敏锐知觉。这种观点潜在地包含在对康德的各种批评中(施韦默尔那里很明显);麦克诺顿(D郾 McNaughton)最近在没有讨论康德的情况下也明确地提倡这一观 1 Kant,KpV V:67f郾224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点 1。作者称这种立场为“特殊主义冶 我想更准确地称为:道德特殊主义 并将其与“原则伦理学冶 进行对比。该立场忽略了一个对于知觉的描述形式来说是构成性的结构特征,并且对实践的形式有效。这个特征是一种行动理论的根据,即前伦理的根据,它反对对原则的怀疑:知觉某物意味着,将某物理解为某物,并将单个事件作为规则的一个案例来处理。考虑一个 奠基 中的例子,即救助诫命(Hilfsgebot);我们对康德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只对它的道德逻辑感兴趣。为了将相关情境理解为道德挑战,必须将其作为某个情境类型的个案来处理。根本上使救助成为可能的原因乃是:紧急情况(Notlage)。为了让行动理论简明扼要,需要区分两个要素(Momente);在这两个要素中,“作为结构冶 个别被作为一般而理解 都存在,并且这两个要素都需要经验磨砺的判断力。在知觉的理论性或描述性方面,以及判断力的理论性方面,同样都将情境确定为紧急情况;在对知觉的描述中同时也包含了实践性或规范性方面,即感知到了“对紧急情况采取立场冶 的要求。让我们继续行动理论的第二步,即关于备选方案的陈述。这里也需要经验磨砺的判断力。为了使个人的反应易于进行道德评价,必须将反应理解为准则的一个具体单例,亦即“一般冶 的单例。在“救助诫命冶 这个例子中有如下的二者择一:要么敞开心扉接受紧急情况并试图提供救助,要么拒绝接受紧急情况并对救助的需求保持漠不关心。前两个步骤中,经验性的判断力以及关涉情境和规则的判断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从行动理论的角度来看的第三个步骤中,亦即针对“两者中的哪一个准则配得上道德的地位冶 这一问题,判断力则失去了它的权利。但即使在这里,判断力也没有像对手一样被克服;如果它不对回答负责,它就会失业,甚至这只是“暂时的冶。任何决定愿意提供救助的人 根据康德的说法:基于先于经验而有效的理由 必须始终考虑他实际上如何提供 1 参见 David McNaughton,Moral Vision: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Oxford:BlackwellPress,1988),第 13 章。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25摇 摇救助。这需要在“对根据的决定中冶(Grundentscheidung)被排除了的东西,即实践性经验,并且根据紧急情况,还需要高度的专业能力。因为依赖于经验的判断力已经指向某种“一般的冶 东西,所以“一般冶 对“个别冶 的优先地位并不在于判断力被祛除了。毋宁说,有两种不同的“个别冶(Individuell)概念和两种不同的“一般冶(Allgemein)概念。“个别冶 既针对情境,也针对对情境的回应;道德的回应在“个别性冶上并不亚于非道德的回应。另一方面,“一般冶 既针对人们解释情境的规则,也针对个别化回应所依据的规则;在回应中的道德和非道德规则其实也都具有一般性。纯粹实践的判断力并不标榜“一般性冶 优先于“个别性冶,而是标榜道德的“一般性冶 优先于非道德的“一般性冶。而由于道德行动是道德规则的一个例子,所以一个“个别性冶 概念就与另一个“个别性冶 概念形成对垒。所以我们看到,行动的个别化在康德那里并没有受到威胁。康德代表了一种行动理论 诚然只是通过暗示的方式 根据该理论,具体的做与不做就包含了一个三阶段的判断过程;其中,第三阶段专门要求独立于经验。而在前两个阶段,即依赖于经验的阶段,个别与一般被调解了,在第三个阶段,仅是关涉一般性的方式。判断力在这里独立于经验运作的事实意味着,道德的一般性优先于非道德的一般性,而不是为了一般性而牺牲个别性。因此,本文在此提出第五个提醒,它实际上是一个重提:我们在康德那里发现的是主题(即将“判断力冶 作为主题 译者)的延伸,而不是主题的亏缺。道德行动不仅包括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应用或归摄的能力,而且实际上展示了一种创造性的成就,即根据规则对个别情境进行判断的成就。此外,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对规则进行判断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这种能力是新的。明智仅在有限的条件下是道德的,即在服务于道德目标的前提下 这对于明智来说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与之相反,道德品质却直接内在于纯粹的实践判断力中。众所周知,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标准是一般化(Verallgemeinerung)的思想检验。我们知道,关于检验是否真的完全无关经验的问题是争论不休226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的。本文并不想对此给出最终回答。无论如何,人们几乎都有如下印象,康德提出思想检验是为了给现在几代人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提供哲学面包。我只是介绍一个有助于更准确地阐述争论点的一个区分 1。根据一种广泛接受的解释,如果一般化不考虑任何后果,则一般化被认为与经验无关,但如果需要这样的考虑,则被认为依赖于经验。事实上,即使在康德之后,对后果的考虑也是被允许的;然而,对后果的考虑并不涉及对准则的选择,而是涉及所选的准则在具体情境中如何现实化的方式,以及哪些准则与这个情境相关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后果的考虑都归属于 奠基 的例子中“自在行动本身的概念冶 2 所意味着的东西;我则是从行动的内部来谈论后果考量的,并且我将它 根据康德的说法 与并不被允许的从行动外部来谈论后果考量进行对立。行动外部的后果,是指那些与行动本身的概念无关的后果,尽管它们可以共同规定“对根据的决定冶。任何被行动外部后果所引导的人,都依其本身将他或她的行动相对化为其他事物,准确地说是外部根据 此根据因此成为真正的规定根据 的手段。在救助诫命中,行动外部的后果在于对理念性(“感谢冶)或物质性(“金钱冶)奖励的期望。行动内部的后果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 在可能非常复杂的行动链的末尾 实际上消除了紧急情况。对于这种行动内部的后果,人们就不能总是确定如何实现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康德不想要“一些人希望而另一些人害怕的东西冶,即定言命令式的伦理学不能也不愿使人们摆脱对道德生活方式的所有不安定感。四、一种“道德精神”传统的形式被新的判断力剥夺了其权能。让我们问问自己,尽管在道德的重要性上是次要的,但经验磨砺的判断力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它 1 2 参见 H觟ffe,1990,第 7 章。参见 Kant,IV:402,33f。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27摇 摇的权利。对此,我们必须要预先制定基本条件。如果康德伦理学既不贬低个别性也不排斥经验,如果它实际上应该对经验友好并且对判断力敏感,那么一方面,具体的行动就需要一种道德的先行规定,后者提供比人们偶尔对原则伦理学所担忧的“没有导向价值的空洞公式冶 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种先行规定不能面面俱到;普遍主义原则必须搁置它们无能为力的一切:人格与情境的一切个别性、群体以及文化与亚文化的一切特殊性。不得将原则的普遍性与其应用的统一性相混淆。这些原则虽然提供了导向价值,但也必须掌握放任的艺术,并自觉地将这种放任作为赢获承担起来。对此,我们需要一种“伦理的禁欲冶,它专注于原则的本质,普遍性的特征,同时对具体实践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保持开放。基本条件是由道德先行规定的确定性与对具体实践的开放性同时组成的。在康德那里,这种同时性(即,在专注原则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对具体实践的个别性保持开放 译者)是清楚地存在的。这使得康德可以反驳以下两种反对意见,即最近所讨论的“义务伦理学的局限性冶 以及康德理论需要由功利主义或更一般地由后果导向的伦理学(“结果主义者冶)进行补充和纠正的说法。道德的确定性和实践的不确定性的结合就表现在判断力出场的双重构型(Doppelgestalt)中。纯粹的实践判断力与行动本身无关,毋宁说,它关涉的只是一部分,但仍是规定性的根据,即意志。意志总是已经被定义了,这就是说先行规定的展示;意志的定义只延伸到意志,而不延伸到它的手段和方式,在这个事实中就展现了与先行规定互补的开放性。我们现在要问,这种开放性需要有多大的范围:一种伦理学给予它最重要的判断力 鉴于道德规则(更准确地说:道德原则)应当是无关于经验的判断力 多大的对于经验、个别性的偏差和后果的考量,(首要的)极限情境及其对决定的不可否认的紧急需要的空间?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甚至是结构上不同的开放性。实质上,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补充。因此,任何喜欢分类的人都可以谈论判断过程的不同阶段 仍然是在经验磨砺的判断力范围内。我们时代的典型问题也可以228摇 摇哲学评论第 31 辑归类到判断过程的不同阶段之中。在这里只是被暗示的综合性判断力的理论,如引言中所说的,超出了对“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冶 的二者择一的消解,它还尝试着诊断这个时代。从哈贝马斯(1973)我们知道合法性危机问题 1;吕贝则用“导向危机冶 来反击它 2;维兰德(W郾 Wieland)谈到“实践理性的困境冶 3,尽管现在不再属于一个历史性时代;拉莫尔(Ch郾 E郾 Larmore)声称实践理性是异质的 4;图根哈特(E郾 Tugendhat)感叹“哲学面对我们时代的道德挑战时的无助冶 5。在“判断力的任务冶 这一关键词下,我提议的是 针对范围广泛的当代问题 至少部分地替代目前提出的诊断方案。我比吕贝更明确地推荐一种伦理的诊断,与拉莫尔相反,它是伦理上同质的,而相对哈贝马斯和维兰德来说,它在伦理上是更加清醒的,尤其与图根哈特形成鲜明对比,它是一种不那么悲观的诊断。康德并没有撰写实践判断力的理论,即便是成熟的理论结构的组件、定理,也很难在其著作中找到。我们坚持我们的方法,挑选可能的构建块料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初步框架,却并不寻求完整性。例如,康德一再强调判断力“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冶 6,因而单纯对规则或原则的认识,或者根本上说知性,无论它多么辉煌,这都是不够的。我们也没有表明康德本人拥有多么强的判断能力:针对如何从不同方面来评估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困难的问题,他以法权伦理原则为指导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我们也没 1 2 3 4 5 6 参见 J俟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覿tkapitalismus,Frankfurt a郾 M:Suhrkamp Verlag,1973,chap郾 II郾 6。参 见 HermannL俟bbe,PhilosophienachderAufkl覿rung郾 VonderNotwendigkeitpragmatischer Vernunft,D俟sseldorf-Wien:Econ Verlag,1980,S郾 36。参见 Wolfgang Wieland,Aporien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Frankfurt a郾 M:KlostermannVerlag,1989。参见 Charles E郾 Larmore,“The Heterogeneity of Practical Reason,冶 in:K郾 Gloy,E郾 Rudolph(Hrsg郾),Einheit als Grundlage der Philosophie,Darmstadt:Wissenschaft鄄licher Buchgesellschaft,1985,p郾 323。参见 Ernst Tugendhat,“Die Hilflosigkeit der Philosophie angesichts der moralischenHerausforderungen unserer Zeit,冶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18(1990):515。参见 Kant,KrV B:172;Anthropologie VII:199,6。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229摇 摇有深入考察“共通感冶(sensus communis)对于(鉴赏)判断的意义 注意,它是 共 通 性 的(gemeinschaftlich)感 受,而 不 是 共 同(gemein)感 1。最后,我们并没有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准则作为绝对命令的关涉点,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了一种凝固的生活经验,因此保证了一个成功的判断能力。我们满足于以下要素:1郾 任何阅读 奠基“前言冶 中所引段落的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对个别性的开放毕竟还没有到如此的程度。任何需要“经验磨砺的判断力冶 的人只是“为了区分道德法则在哪些情况下有其应用冶,剩下的似乎都是简单的、道德上微不足道的任务,它们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机械式的归摄成就,比如:这里有人厌倦了生活,所以便会追问自杀禁令;那里看到有人情况紧急,所以有了救助诫命;当人被要求提供信息,所以他有义务诚实。以下这点无疑是正确的:结构上优先的应用问题就在于对道德任务的识别。这种识别以已经提到的将理论能力与道德敏感性结合起来的知觉为指导。由于这种结合,识别任务就被分为两部分。当前的两个例子表明了第一个结构性任务绝非微不足道的事实。第一个例子更多地涉及理论方面,另一个例子则更多地涉及道德敏感性,并且双方都证明:事情处于危急之中。考虑到新的生物医学可能性,出现了一个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值得我们法律保护的生命究竟何时开始和结束?保护人的生命的要求,是不能妥协的要求,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先行规定;然而,判断力及其依赖于经验的形式在此也被赋予了精确地确定先行规定的任务。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生态问题或动物保护中看到。在动物培育、工厂化养殖和动物的大规模运输中,即在这些新现象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无视相当传统的诫命,也不会在科学或经济方面的好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