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pdf

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陳小法 王 珂序序 言言2 0 2 0年1 2月2 7日,一幅日本東福寺舊藏、名曰 佛説無量壽經 的明人寫經真迹在東京中央拍賣現場驚現。寫經分爲上下兩卷,紙本册頁,上下卷長寬分别爲1 9 0 81 5 c m、1 9 9 81 5 c m。經文裝幀豪華,封面爲明黄織錦合包而成,中貼鑲邊經簽。據拍賣公司介紹,此經與日本本土寫經差距很大,它單折5行,行1 7字,淡墨勾豎綫,如此寫經風格在日本幾乎不見流傳,而應爲明代杭郡江南一帶所爲常見,實屬明代寫經史上一件承上啓下的珍貴之品。據經文後的款識可知,寫經者乃明初出使日本的僧使無逸克勤,抄寫時間爲洪武五年(1 3 7 2)五月十七日,地點在日本京都東福寺。從所鈐藏章不難推測,該經曾由江户時代著名書法家市河米庵舊藏,後歸明治時代漢學家兼書法家的江馬天江所有。*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韓所藏中國古逸文獻整理與研究”(2 0&Z D 2 7 3)、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日琉漢文行記的整理與研究”(1 8 A Z D 0 3 0)的階段性成果。圖1 無逸克勤寫經 佛説無量壽經 卷上部分 佛説無量壽經 最初産生於天竺,通過中亞、西域等地於東漢時期傳入中原地區,長期在民間社會流傳。該經在東漢至北宋期間共有十二種譯本,據稱目前“五存七佚”,“五存”即支婁迦讖、支謙、康僧鎧、菩提流支、法賢所譯的五種。但實際上存在重復或誤記之現象。克勤抄寫的是出自三國曹魏時期康僧鎧所譯的二卷本,簡稱“康本”,是其中最流行的本子,也是公認的正本。近1 8 0 0年來,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地都采用此本作爲修持法本。克勤寫經的發現,爲重審明初對日外交的方針策略提供了重要物證,亦給學界已有的研究帶來了衝擊乃至顛覆。其中克勤爲何發願寫經、寫經地緣何在京都東福寺、寫經日期“洪武五年五月十七日”又作何解等問題,都直接關涉明初的對日外交、洪武五年對日遣使的真相及其之後一段時間中日關係態勢的研究。拙文不揣淺陋,依據新發現的克勤寫經并結合中外相關文獻,對已有成果進行重新檢討,從而對上述設問嘗試作出合理闡述。43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常蕾 經名探微,世界宗教文化2 0 1 8年第1期。湯德偉 曹魏康僧鎧所譯 的文學藝術特色探析,安康學院學報 第2 9卷第6期。一一 使使日日前前後後的的克克勤勤東福寺 佛説無量壽經 的寫經者克勤,俗姓華,“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亦有“且庵”之稱。生於元至治元年(1 3 2 1)四月十四日,卒於洪武三十年(1 3 9 7)七月十八日,紹興蕭山(今屬杭州)人。據清代華元燮編纂的 蕭山漁浦華氏宗譜“歷代行傳”記載,華克勤被尊爲杭州蕭山區華家里潭頭華氏一世始祖,娶妻鄒氏(1 3 2 21 4 0 1),育有長子寧二(1 3 4 51 4 0 9)、次子寧四(1 3 5 01 4 1 3)、三子寧五(1 3 4 71 4 1 7),夫妻合葬湘湖青山之西第一金星公之冢。(一)任瓦官住持無逸克勤銜命赴日時的叢林身份爲“瓦官教寺住持”,但問題是“中國史籍,包括洪武 京城圖志 均不載明初南京有瓦官寺”。那麽,無逸克勤的瓦官教寺住持一職究竟因何而來?據無逸克勤在 致延曆寺座主書并别幅 中自叙:53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伊藤松 鄰交徵書,國書刊行會,1 9 7 5年,頁1 3 9。民國七年(1 9 1 8)所修的 蕭山華氏宗譜 中,克勤的生年時間爲“元至治元年十月十四日”。華元燮等修 蕭山漁浦華氏宗譜 卷六,光緒十五年(1 8 8 9)纂修,壽和堂木刻活字印本,第1頁;王志邦、來明冠、傅福慶編纂的 岩大房村(社區)志(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 0 1 6年,頁1 0 2)中也引用此説。明代浙江蕭山人來斯行(1 5 6 71 6 3 4)在 槎庵小乘 卷之三十三的“僧返初服”一節的文末,對無逸克勤有如此記載:“天界寺僧克勤,洪武七年奉使日本,稱旨。高皇命返,初服爲山西布政使,見宋景濂 原璞法師塔碑。克勤,本姓華,吾鄉人。”現杭州市蕭山區聞堰鎮凌家塢有一古延慶寺,據傳克勤曾在此寺隱居讀書。新建的寺院位於凌家塢村鐘前王6 3號,大門横揭“古延慶寺”四大字,大門右前方豎一石碑,上刻“延慶寺大明山西布政使奉旨出使日本華克勤公隱居讀書處”2 5字,寺内右側廂房懸挂克勤畫像一幅。畫像據稱來自民國七年(1 9 1 8)編纂的 蕭山華氏宗譜 卷一“像贊”中的 山西布政使克勤公像。華元燮等修 蕭山漁浦華氏宗譜 卷六,出版社與出版時間不明,頁12。何孝榮 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 0 0 1年,頁4 0 0。今我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駈群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既平,邊境亦靖。時則遊神内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於京之蔣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亦加之,自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又敕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瑞光燭天,夜雨五色之物,狀如珠璣,時帝大悦。天界白庵禪師以吾宗耆宿,數召對,經論稱旨,乃復瓦官爲天台教寺,衆則推勤主之。這是在日的無逸克勤於洪武五年(1 3 7 2)九月致日本比叡山延曆寺座主承胤法親王“請願書”中的一節,據此可知“復瓦官爲天台教寺”的時間在“今春”即洪武五年之春,并在衆人的推薦下,克勤膺任住持。而仲猷、克勤奉命出使日本的時間一般認爲在洪武五年五月,這在 致延曆寺座主書并别幅 中亦有明確記載,即“故於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三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换言之,無逸克勤是在即將赴日之前而被委以此一要職。那麽,選中無逸克勤的理由何在?無逸克勤應召入京的時間是洪武四年(1 3 7 1),這在 明太祖實録 洪武九年“六月壬子”條中有明確記載:以華克勤爲考功監丞。克勤,紹興蕭山人,少學浮屠,洪武四年選至京。奉使日本還,奏對稱旨,賜白金百兩,命復姓氏,授以是職。但文中并未提及克勤“選至京”的理由。而 明太祖實録 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條載:日本國王懷良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比辭,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 大統曆 及文綺紗羅。即任命仲猷祖闡、無逸克勤出使日本的時間是在洪武四年十月。那麽,克勤入京是否與出使日本有直接關聯?答案可在 明國書并明使仲猷無逸尺牘 中得到:回使奏云:“若欲過關,非僧不可,若仍以詔去,必又留於鎮西。”遂63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5 73 5 8。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6 0。明太祖實録 卷一百六,“中研院”史語所,1 9 6 2年影印本,頁1 7 7 7。明太祖實録 卷六十八,頁1 2 8 2。有選僧奉使之命,祖闡等方承召詣京師,備員修建水陸。事畢衆皆散去,天界住持乃以在京未散六人應命,而祖闡二人適中鬮選。即不容辭,遂與從行。僧俗主僕六十餘人,渡海舟至五島這是久滯日本京都的祖闡、克勤寫給京都天龍寺方丈清溪通徹的求助尺牘。文中的“回使奏云”即第三次明使趙秩等人回國後上奏説,若要與當時日本南北分裂的北朝幕府取得聯繫,非僧不可,且不能携帶詔書,否則又被南朝的懷良所截留。因此,明廷徵選出使的僧人,祖闡、克勤於是承召上京。但候選有六人,在天界寺住持的提議下進行“鬮選”,結果祖闡、克勤兩人適中。“鬮選”據稱是元代泰定元年(1 3 2 4)以後江南行宣政院確立的一種新的選舉制度,在寺院住持的選拔中經常使用,目的是爲了公允。天台僧克勤在洪武四年(1 3 7 1)上京後到翌年出使日本爲止,先是館於天界寺,并可能正式入籍,這從上述注釋引用的來斯行 槎庵小乘 記載不難得知。天界寺即大龍翔集慶寺,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名。洪武元年(1 3 6 8),於寺内開設善世院,作爲全國最高僧司衙門。其次克勤以天界僧之身份參加了朱元璋在蔣山寺舉行的廣薦法會。對此,致延曆寺座主書并别幅 中載:“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於京之蔣山寺。”因此,克勤上京首先是爲了參加普度會,後纔鬮選成爲了赴日使者。本次法會是有明一代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也爲中國佛教史寫下重要一頁。元末明初的佛教界威望人物如來復、宗泐、慧日、智順、力金、元静、寶金、夷簡等皆徵召在列。後面還有提到,隨克勤等人一起出使的翻譯日73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大日本史料 第6編之三十七,東京大學出版會,1 9 8 4年,頁3 5 0。關於仲猷、克勤被選爲使臣的原因,宋濂在 恭跋御制詩後 却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參見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 9 9 9年,頁9 2 6。鄭群輝、莊萬翔 鬮選住持:一個獨特的僧官選舉現象,宗教學研究2 0 0 3年第3期。何孝榮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江西社會科學2 0 1 2年第1 2期。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5 7。僧椿庭海壽也在法會被邀之列。明初朱元璋尊崇佛教,除洪武五年(1 3 7 2)外,洪武元年、二年、四年等都在蔣山寺舉行過“無遮法會”,詔徵高僧大德匯聚京城并禮遇之。不僅如此,還拔擢多名僧人出仕大官抑或出使外國,明史 卷一百三十九列傳第二七“李仕魯傳”中就有如下記載: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吴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讒毁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争之上文中的吴印原爲鐘山寺僧,蓄髮授室後首任山東布政使。名僧季潭宗泐原本也是其中之一,但因自身固辭不受。而無逸克勤則先被授予考功監令,後出任山西布政使,當然這與克勤出使日本建功有關,此乃後話。這些淄流的返初服,尤其是通過“寄以耳目”而“讒毁大臣”之行徑,曾引起舉朝官員的怨憤。無逸克勤入京之前的行狀不甚清楚,而洪武四年應徵入住天界寺,這應與二位高僧有關:一是天台宗耆宿白庵力金禪師。白庵禪師在洪武改元之際,就奉旨住持大天界寺,在叢林的影響不言而喻。作爲同宗的無逸克勤,得到禪師之奬掖也在情理之中。第二位是克勤的業師原璞士璋,他與天界寺的淵源也較深,不僅爲明初佛教統領機構的善世院(天界寺内)管理提出過獨特方略,而且於洪武元年(1 3 6 8)夏六月二十七日滅度於天界寺。白庵力金與原璞士璋都是當時天台宗的代表人物,譽滿緇素兩界。在大致明瞭克勤入京的經緯後,再來看明初瓦官寺的存廢情况。明人王世貞在 弇州山人續稿 卷六十二“文部記”的“重建瓦官寺祝釐聖壽記”中有如下記載:瓦官寺者,創自晋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右,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顒所損臂胛塑像蓋并其所謂寺者,始而稱崇83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張廷玉等 明史,中華書局,1 9 7 4年,頁3 9 8 8。宋濂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浙江文叢新編本 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 0 1 4年,頁1 5 4 7。勝壇,繼而蕩爲兔葵燕麥之場,而漸不可識,徒令人增愾。於法汰、道林、智顗之書,劉丹陽、王長史、何次道、阮思曠之緒論,與李供奉之詩歌,想像暮煙秋色於冶城大桁之間而已。至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圃,爲鳳凰臺西隙地。王世貞在文中對金陵瓦官寺的創建、變遷、燬滅等作了比較詳細的交代,最後提到,明初之際此寺的遺址已是隙地一塊,并成爲了魏國公徐達的圃園。可見,明初確實已經不存瓦官寺。但宋濂在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中提到:其(東溟慧日)在京時,輿論以瓦官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即天界禪林,别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爲昇座説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因瓦官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實屬名刹,衆僧皆以爲應該復活其爲教寺,在杭州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慧日的奏請下,朱元璋命令在南京天界寺内一角别建室廬,號“瓦官寺”,并請東溟慧日爲開山。宋濂的上述記載似乎與無逸克勤在 致延曆寺座主書并别幅 中的行93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王世貞 弇州山人續稿 卷六十二,文海出版社,1 9 7 0年,頁1 01 1。尚衍斌在 札記(六則)(中國邊疆民族研究 第8輯,頁2 1 4)中認爲:“瓦官寺原址當在今南京鳳遊中學附近。戒壇寺(即瓦官寺)和保寧寺在南宋中後期曾遭破壞。入元後當有所恢復,在古林清茂住持的八年間,其地位已經不亞於十刹之一的蔣山太平興國禪寺(靈谷寺),吸引了許多來元的日本和高麗禪僧到此參謁、挂錫,特别是古林清茂的高足竺仙梵僊應邀赴日弘揚師學,更在日本擴大了古林清茂的影響和瓦官寺、保寧寺旳聲名。如此看來,朱元璋派遣瓦官寺禪僧無逸克勤出使日本是非常合適的人選。”而濮小南在 瓦官寺鳳凰臺(南京史志1 9 9 8年第6期)中指出:“元朝至正六年(1 3 4 6),詩人薩都剌被任江南諸道行臺侍御史,赴金陵。受御史大夫之邀,同遊鳳凰臺。但見荒丘一,臺閣蕩然。明朝初年,在瓦官寺舊址上建起了驍騎倉,以儲軍糧。”現在的瓦官寺位於南京市秦淮區花露北崗1 2號,因隋代天台宗祖師智顗曾在此修行八載之久,所以瓦官寺也被稱作“天台宗祖庭”。參見野村卓美 鳳凰臺遺址之謎,文化長廊2 0 1 7年第6期。需要注意的是無逸克勤乃天台僧,并非尚氏所言的禪僧。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1 4 7 0。文有抵牾,一是提議復活瓦官寺的高僧究竟是東溟慧日還是白庵力金?二是復活後的瓦官寺開山與住持究竟是何關係?大明高僧傳 卷三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柏子庭 中對此作如下記載:(東溟慧日)嘗與别峰同法師、金碧峰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太祖命就天界别建室廬,以存其迹,詔即開山説法。也就是説,直接奏請朱元璋恢復瓦官寺的是東溟慧日,但注意宋濂所提“輿論以瓦官升元教寺”中的“輿論”,即當時高僧匯集南京,要求恢復瓦官寺的集體呼聲較高,其中就應包括克勤所説的白庵力金。瓦官寺在天界寺一角得以“存迹”後,東溟慧日出任開山,但禪師馬上就“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在此情形下,克勤受衆人之薦,出任瓦官寺住持一職。(二)返初服出仕上已提及,仲猷祖闡自謂明使一行僧俗主僕共六十餘人,於洪武五年(1 3 7 2)五月二十日從寧波出發,五日後的二十四日抵達博多。但因日本國内政局動蕩,原定的交涉對象南朝懷良親王已經失勢,征西府業已成爲北朝勢力範圍。北朝將領今川了俊又一直懷疑和監視明使,導致使命一波三折,加之回國季風不順,直到洪武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明使纔返回京師,歷時兩年。回國後的明使受到了朝廷重賞,宋濂在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中如下記載: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龍顔矣。”上悦,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齎白金百兩,文04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釋如惺 大明高僧傳,續藏經 第1 3 4册,新文豐出版公司,1 9 7 6年,頁4 1 44 1 5。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1 4 6 8。一説爲五月廿八日抵達金陵,參見今枝愛真、村井章介 日明交涉史序幕 中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報 第1 1號;小葉田淳 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研究,刀江書院,1 9 4 1年,頁6。綺二,皆有副。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朱元璋對出色完成使命的克勤非常滿意,加之仲猷祖闡的“微勤,臣不能再瞻龍顔矣”之附奏,以致譽其爲“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因而不僅賞賜白金百兩、文綺二縑,還使其加冠巾出仕。那麽,出使有功的克勤究竟擔任了什麽官職?據 明太祖實録“洪武九年(1 3 7 6)九月壬戌”條載:“以考功監令華克勤爲山西布政使,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趙孠堅爲布政使,給事中康濟爲右參政。”也即在洪武九年九月克勤外派出任山西布政使之前曾擔任考功監令,而 明太祖實録“洪武八年(1 3 7 5)三月癸未”條關於考功監的記載云:“置考功監,設令、丞。”因此,自克勤回國後的洪武七年六月至洪武八年二月之間,其所任官職仍是不明。一種觀點認爲,其間克勤出任了檢校。明初的檢校,乃一不入流的屬官,主管察事。除文官武將外,毳客亦有被選用檢校者。吴印、華克勤等人原雖釋子,皆因察事有功,都還俗做了大官。洪武八年三月置考功監後,克勤是否立即走馬上任不得而知,但有研究指出,洪武八年八月至洪武九年三月,考功監大概僅監丞華克勤一人在任。考功監令或許有人任職,因史籍缺載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有職無人,華克勤以監丞之職行考功監最高長官監令之權職。要之,克勤從日本返回後有可能首先擔任了中書省的檢校之職直至洪武八年七月,八月始任考功監令(臣),九年九月出任山西布政使。而乾隆元年(1 7 3 6)重修的 敕修浙江通志 卷一百三十“選舉八明14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8 9 5。明太祖實録 卷一百八,頁1 8 0 3。明太祖實録 卷九十八,頁1 6 7 4。越楚 明朝無所不在的“竊聽門”,幸福(悦讀)2 0 1 2年第1期。趙曉梅編著 中國著名帝王 朱元璋傳,煤炭工業出版社,2 0 1 8年,頁2 1 0。黄阿明 明初考功監探微,安徽史學2 0 1 8年第4期。薦辟”中載:“華克勤,蕭山人,舉孝弟力田布政。”换言之,洪武九年九月因克勤“孝弟力田”,由考功監令(臣)晋升至山西布政使。所以,嘉靖、萬曆、康熙、乾隆所修 蕭山縣志 所謂“(洪武)十九年(1 3 8 6),華克勤因孝弟力田應聘山西布政使”中的“十九年”當誤。克勤在山西主政期間,留下不俗聲名。光緒十八年(1 8 9 2)刊本 山西通志 卷八十五“名宦三統轄明”中載:“華克勤,洪武間左布政使,有政聲,屢防敕奬諭。”不僅如此,克勤還與當時的宰相胡惟庸也有一定交情,這在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甲集前”黄鶴山樵王蒙 中有所涉及:陶九成吊王黄鶴詩序云:“洪武乙丑九月初十日,卒於秋官獄。”考 清教録,僧知聰招云:“十二年正月,往胡丞相府,見王叔明、郭傳、華克勤在彼吃茶看畫。”云云。則知叔明坐罪,亦以胡黨也。浙江湖州人王蒙(1 3 0 81 3 8 5)雖以花甲之年出任了山東泰安知府,但不料就因洪武十二年(1 3 7 9)正月與郭傳及僧知聰等在丞相胡惟庸府邸喝茶、觀畫,惹來牢獄之灾。所幸的是當時在場的克勤却逃過一劫,但不難發現克勤與當時朝中公卿亦多有往來。(三)賦 醉學士歌關於克勤的文才,從中日留下的文獻中可見一斑。在日期間克勤與僧人、官員之間衆多的詩文唱和、文藝活動可參考已有研究成果,不再贅述。在此,就國内文獻中記載寥寥的克勤詩文作一介紹。清代陳田在 明詩紀事 甲簽卷四中收録克勤詩作一首,具體如下:田按:醉學士歌 事具首卷,考功監丞華克勤詩云:“内厨官酒葡萄緑,黄帕擎來氣芬鬱。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瑶卮形局縮。况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顔。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李24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沈翼機等 浙江通志,“中國省志彙編”之二,華文書局,1 9 6 7年,頁2 1 7 3。王志邦、來明冠、傅福慶編纂 岩大房村(社區)志,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 0 1 6年,頁1 0 2。王軒等 山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之十三,華文書局,1 9 6 9年,頁1 7 1 4。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古典文學出版社,1 9 5 7年,頁2 8。馬季戈 王蒙的生平及其藝術,中國書畫家2 0 1 5年第1期。陳小法 明初祖闡、克勤使日因緣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明代研究 第9期。白當年 飲 一 斗,下 筆 玉 堂 皆 袖 手。才 華 何 必 分 後 先,竹 帛 垂 名 同不朽。”明洪武八年八月七日,朱元璋在和衆臣觥籌交錯之際,宋濂醉不能成步,朱元璋賦 楚辭 一章以賜,并令侍臣賦 醉學士歌。桂彦良 續賦醉學士歌、華克勤 應制賦醉學士歌、張唯 續賦醉學士歌、林温 續賦醉學士歌、宋善 應制賦醉學士歌 等唱和作品因此流傳後世。但是在王錫爵增定、沈一貫參訂的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 卷十三“詩類”的 應制賦醉學士歌 中,認爲上述詩文的作者乃大學士解縉,在内容上也有較大不同,下劃綫部分爲 明詩紀事 中所闕詩句:内厨官酒蒲萄緑,黄帕擎來氣芬鬱。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瑶觴形局縮。况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顔。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主賢臣意氣投,朝回賜宴瑶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上述的 應制賦醉學士歌 究竟出自誰手,一時似乎難有定論。而明代黄瑜在 雙槐歲鈔 卷第一 醉學士詩歌 中,對成詩經過有詳細記載,其中最後提到:(洪武八年八月甲午)上更敕侍臣應制賦 醉學士歌 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征、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簀。彭與孫皆吾廣人也。也就是説應制賦 醉學士歌 者四人,即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34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陳田輯 明詩紀事,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商務印書館,1 9 3 6年,頁1 0 9。朱光明 從學派到文派 宋元時期浙東學派轉型及其影響,宋史研究論叢2 0 1 9年第1期。王錫爵輯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 卷之十三,四庫禁毁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9 2册,北京出版社,2 0 0 0年,頁4 4 2。黄瑜著,魏連科點校 雙槐歲鈔,中華書局,1 9 9 9年,頁4。方征、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即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簀。在羅月霞主編的 宋濂全集 中,也把此文認定爲華克勤所作,題爲 應制賦醉學士歌,且内容與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基本相同。宋濂本人對上述的經歷,在其 恭跋御賜詩後 中也有記載,但對應制賦 醉學士歌 的人只提到了宋善,即“上更敕給事中臣善等賦 醉學士歌 云”。此外,克勤還留有一首 應制賦賜宋承旨黄馬歌,以記朱元璋敕賜宋濂西域貢馬之事,其曰:“黄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墀裏。霜蹏蹴蹋風鬣翻,錦鞍新翦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同時出入黄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桓榮功在兹。”克勤在國内文獻留載的詩文并不多見,上述兩首應制之作,不僅可以一窺其文才之高下,亦不難知其與太祖及一些重臣之間關係的親近程度。二二 東東福福寫寫經經的的緣緣由由抵達日本的無逸克勤,爲何要在東福寺發願抄寫 佛説無量壽經,這在寫經的跋文中可得到一些信息:東渡降諭,被濤斬浪。適懷良去政,怠頒聖詔。弟子克勤,篤續友好。勢殊事異,亦弗奪使志。恐前途欠順,遂發心書寫。所冀諸佛答報,順心除障,不辱使命。伏望仗佛法力,降諸吉祥於我朝,使國泰民安,四方咸寧,四恩穰灾,净土無極。大明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七44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全文爲:“内厨官酒葡萄緑,黄帕擎來氣芬鬱。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瑶卮形局縮。况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酡顔。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恷老恩最優,幾回錫燕瑶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後先,竹帛垂名同不朽。”參見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2 6 0 4。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1 0 2 01 0 2 1。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2 6 0 8。日吉日記於東福寺。圖2 克勤寫經之跋文(一)發願寫經跋文中唯一提到的日本人名是“懷良”。懷良,明實録 等明代史籍皆作“良懷”,日本南朝後醍醐天皇之子,鎮守博多太宰府的征西府,亦稱“征西府將軍”,是明朝建立以後最先接觸和交流的日本勢力。洪武元年(使者不明)、二年(使者楊載)、三年(使者趙秩)明使宣諭的對象皆爲懷良親王。前兩次交涉雖鎩羽而歸,但在第三次使臣趙秩的努力下,中斷五個世紀左右的中日國交得以局部恢復。之所以稱局部恢復,是因爲懷良親王僅是代表當時偏安一隅的南朝勢力,而强大的京都北朝政權正虎視眈眈,伺機統一日本全國。洪武四年(1 3 7 1)十月,被趙秩氣勢“慚服”的懷良親王遣使僧祖來等人抵達南京奉表進貢,明廷任命仲猷祖闡、無逸克勤作爲“日本國王”的册封使一同赴日,這就是克勤跋文中所謂“東渡降諭”。行文至此,有一問題必須確認,即洪武三年(1 3 7 0)趙秩是否册封了懷良爲“日本國王”?明太祖實録 對趙秩本次使日的記載爲:“是月(洪武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而對於懷良的首次遣使來貢,記作:“(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54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 明太祖實録 卷五十,頁9 8 7。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也就是説,朱元璋起初就將懷良認爲是“日本國王”,這在 明太祖實録“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條中更有明確記載: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朕以爲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才還,備言本國事體。可見,朱元璋之所以將懷良誤作“日本國王”,是因爲將其當作“日本正君”了。因而洪武四年(1 3 7 1)十月,當祖來一行抵達南京時,“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良懷 大統曆 及文綺、紗羅”。大統曆 的頒賜,寓意對其的正式册封,因此可以認定洪武三年趙秩并没有册封懷良親王爲明代宗藩體系中的“日本國王”,只是促其奉表來貢而已。但始料不及的是,洪武五年(1 3 7 2)五月二十四日明使抵達博多之際,大宰府已經被北朝幕府攻陷,懷良親王也於洪武四年八月十二日出逃征西府至高良山。因此明使携帶給懷良的詔書、大統曆 無法頒付,即克勤寫經中“適懷良去政,怠頒聖詔”是也。攻陷博多大宰府的北朝將領今川了俊,自然對與南朝使者祖來一起抵達的明使持懷疑態度。其中的大致經過,宋濂在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做如下記載: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於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争。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争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64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 明太祖實録 卷六十八,頁1 2 8 0。明太祖實録 卷九十,頁1 5 8 1。張廷玉等 明史,頁8 3 4 2。萬明在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徵考論 兼論外交特徵形成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中國史研究2 0 1 0年第4期)中指出,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爲特徵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有别於以往的“朝貢體系”與“宗藩關係”。蔭木原洋 明使仲猷祖闡無逸克勤歸国以後日明關係,兵庫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會 東洋史訪 第3號。事於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於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闡敷宣大法,宜同往請於朝。否則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慚服。首先,文中“竊據”和“被其王所逐”兩處表述顯示宋濂視懷良爲僭僞,以北朝天皇爲日本正君。因此有研究認爲,洪武七年(1 3 7 4)以降,明朝改視北朝天皇爲日本正統。筆者認爲此一分析是合理的,這也正是仲猷、克勤出使日本後帶回的最新可靠消息。其次,宋濂在文中提到:“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争得免,然終疑勿釋。”“新設守土臣”即今川了俊懷疑祖來乞師明朝,也就自然質疑與祖來一同前來日本的明使,所以“欲拘辱之”,這也在情理之中。正如錢謙益在 牧齋初學集 卷一百三 太祖實録 辨證(三)“洪武三年(1 3 7 0),詔天寧寺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條中所言:宋文憲 送無逸勤公序 與 實録 記僧祖闡、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争得免。據 實録,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雖然宋濂文中没有提到“無逸力争得免”中的“力争”具體内容爲何,但抵日後的兩位明使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之前對日“一元外交”的問題所在,而欲展開多元的接觸交流。面臨遭受拘禁之辱的明使,在克勤的力争之下雖然得免,但今川了俊的疑慮最終還是没能釋懷,於是“白其事於王”(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結果足利義滿邀請仲猷祖闡上京,并請其出任京都天龍寺住持,而讓克勤一人先回國。但克勤執意不肯,“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得知明使“不可奪志”後,義滿命輿馬來迎。但問題是,宋文中并未明示義滿命輿馬來迎明使究竟在什麽時候,只説一月始至西山向陽精舍(可能是74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羅月霞主編 宋濂全集,頁8 9 4。林炫羽“日本國王良懷”的名號與僞使問題,海交史研究2 0 1 8年第1期。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 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5年,頁2 1 2 1。天龍寺某塔頭),所以就存在“洪武五年六月底到達”還是“洪武六年六月底到達”的分歧。從結論來説,筆者主張後者,理由將在後文詳叙。那麽,北朝幕府果真是誠心邀請嗎?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簡單。錢謙益的分析可做一參考: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即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其實不止錢謙益如此認爲,當時的朝廷人士也持這種 想 法,因 爲 明 使 畢 竟 被“拘 留 二 載”才 回,再 加 上 洪 武 十 四 年(1 3 8 1)收到來自義滿無禮的表文。實情果真如此嗎?其實不全是,這只是祖闡、克勤回國後的一面之詞。這是後話,暫按不叙。而剛到日本就遇到如此棘手外交問題的克勤,對前途的莫測和直面的風險不可能不擔憂,於是纔有“弟子克勤,篤續友好。勢殊事異,亦弗奪使志。恐前途欠順,遂發心書寫”。這就是克勤發願寫經的緣由所在。其實作爲一名僧使,對於本次使命的艱巨和重要,出使前的克勤曾如此表述:勤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於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勤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盗戒也。修兩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安其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承命之日,勤以此而不辭。况聞天台之山,國之首刹,爲其首者,必國族大姓。勤恃以爲同宗之人,苟肯爲我濟事,則是天台宗人,能濟兩國之事。兩國之君,必有以侍吾宗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列祖疏記,嘗毁於五代,已雖觀師來自高麗,亦多所未備。我往而詢諸首刹主者,得奉以歸國。後之讀其書,而有必曰:“某書由某人得之某人而來。”此又興復教藏之功,不專於高麗觀師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學教之人,久而不通,晚以我去而彼來,則澄、芿諸師之後,有所繼矣。勤又以此而不辭。這可看作是克勤對自己本次使命的嚴正宣言。原本作爲一介沙門而84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 牧齋初學集,頁2 1 2 1。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5 93 6 0。去執行通國使命,乃佛之所戒,理應“雖死弗爲”。但克勤認爲,既然受到帝皇之信,帝之使也是佛之使,所以“以此而不辭”;其次,作爲天台宗人,相信中日國君皆能以此宗“濟兩國之事”,所以“又以此而不辭”;第三,可借機向日本求取中國散佚的天台宗典籍,可建“興復教藏之功”,所以“又以此而不辭”;第四,可以打通中日學教之人久而不通的交流通道,所以“又以此而不辭”。克勤連續用了四個“以此而不辭”,表達了在國事、大義面前,即使觸犯佛戒,也義不容辭,堅决完成使命的决心。因此,克勤這種爲了續寫中日友好,歷經困苦而矢志不渝的覺悟和精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二)謎疑日期上述討論了克勤寫經的緣由,但是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决,那就是克勤在東福寺寫經的時間緣何是“洪武五年五月十七日”?前文幾次提到,衆多文獻都明確記載,克勤等明使一行是在洪武五年(1 3 7 2)五月二十日纔從寧波出發,二十四日抵達博多,因此,該年的五月十七日按理不可能在東福寺寫經,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麽?筆者認爲無非三種可能:一是跋文中的日期有假,二是筆誤,三是克勤不是五月二十日出發。第一種推測的可能性很小,因爲一個供佛的發願寫經容不得造假,這是一介沙門最起碼的素養。如是筆誤,既不可能是“六年”,也不可能是“五年”的四月或六、七月,因爲在這些年月明使根本不在京都。所以即使是筆誤,時間上也不合情。那就只剩下第三種可能了,也即克勤并非於五月二十日隨明使一行從寧波出發。關於此,明僧守仁(字一初)在 送勤無逸使日本 中的記載可得到一證:故人自是吾宗傑,北峰印燈垂六葉。此行豈誇專對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瓶錫辭九重,大帆四月開南風。遊龍雙迎浪花白,天鷄一叫東方紅。我歌白雲天萬里,人生生爲當若是。瓦官閣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如據守仁記載,克勤應是於四月揚帆出發。那麽,隨行者有誰?爲何提早出發?要解開這些謎團,使團翻譯椿庭海壽的行迹可提供某些啓示。943新發現的無逸克勤寫經與明初對日外交的若干問題再考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0 93 1 0。據日本鐮倉松岡文庫所藏的 東福諸祖行狀 中“瑞龍山語心院椿庭和尚行實”之記載,入元僧椿庭海壽於洪武四年(1 3 7 1)參加了在南京蔣山寺舉行的廣薦法會,并參與了 大藏經 的校點。十一月在天界寺住持白庵力金的推薦下,於奉天殿謁見了洪武帝,兩人就日本國事進行了問答。這次的召見,不排除是爲了明使出訪日本做準備。因此,克勤與椿庭也有可能在此時就已結識。翌年二月,椿庭出任寧波鄞縣東山福昌寺住持。夏四月從昌國(浙江定海)揚帆歸國,但不知有無同伴,該月的二十二日抵達了日本肥後州(現熊本縣)大寶山下。秋九月上京。椿庭海壽的本次回國肩負幾重大任,一是使團通事,這在克勤的 致延曆寺座主書并别幅 中有載:“又恐至而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可見,除椿庭海壽外,還有一位通事乃杭州中天竺寺的藏主權中中巽。權中於洪武元年(1 3 6 8)十二月與絶海中津等人一起入明留學。其實所謂通事,更重要的是向日本説明中國情况,這非擅長中日雙語的椿庭、權中莫屬,正如釋克新(俗姓余,字仲銘)在 送壽上人還日本序 中所言:“夫上人由中國而還也。宜知中國之事諭其國人,而中國之事浩以繁,非上人所能悉。”椿庭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發揮先行疏通作用,這也是明廷基於前幾次遣使失利的教訓而來,旨在通過椿庭的日本叢林人脉,以待不時之需。事實也如此,當明使被北朝軟禁監視期間,正是通過椿庭將明使的求助信送達給了春屋妙葩及天台座主等人。無獨有偶,記載日本比叡山延曆寺青蓮院寺務的 門葉記 卷第百三十“門主行狀”三“後青龍院宫尊道親王”中更有確鑿佐證:同(應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天台宗寺)住持克勤送書,日本僧椿庭海壽多年在唐,歸朝之次,克勤同船云云。近053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二十四輯關於椿庭海壽的登陸地,日僧樋口實堂在 雲門一曲發刊附言 中記載曰:“太祖知我國崇佛之風篤也,更命天寧禪寺仲猷祖闡、瓦官教寺無逸克勤,以留學禪僧之當時在明國者椿庭海壽等,爲之先導。海路著兵庫,來寓嵯峨向陽庵。”參見樋口實堂 雲門一曲附雄峰餘滴,鹿王院文庫,1 9 4 2年,頁1 2 6。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3 5 9。伊藤松 鄰交徵書,頁2 2 0。日入洛。聖教目六,漢朝缺書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寫給云云。希代之珍事,猶 不 相 應 歟!又 天 台 大 師 真 影 一 鋪 送 之(虚 堂 禪 師 銘 云云)。上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