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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十大定律
  (2011-03-31 1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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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满足不了，就要搜求奇珍异宝。
　　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情形居多。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十定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定律 
                                 【附】抗日战争中的十大豪言壮语 
　一、“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真正的好文笔，从来不屑于营造什么巧妙的构思、什么出人意料的开头，它总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跃马扬鞭，一下子就把你冲的热血沸腾，做奴隶还是斗争?就算是死亡，也不要让侵略者指着你的尸骨说：这是个胆小鬼。这曲1935年诞生的歌曲，只要是中国人就知道，尽管现在唱的次数太多、唱的场合太杂、唱的很多时候毫无感情。但想想几十年前，多少好儿郎，就是唱着这首歌别妻离子、义无返顾的踏上征途，还是不禁动容。
　　二、“小日本，我操你十八辈祖宗”
　　在中国，其他地方抗日8年，而东北则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这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也出了数不清的英雄。这句话就出自一位无名的抗联战士，在被日军执行死刑时，他没有一丝怯懦，而是拼尽全部力气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
　　三、“……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做出上述表示，其后，在八年抗战中，该言论被反复引用，成为战争期间的经典语言，其悲壮之态溢于言表。
　　四、“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日军已占据台儿庄之大部，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答复曰“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
　　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止!” 随后，孙对师长池峰城下达反攻命令，并做出上述表示。
　　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夏季，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厉兵秣马反攻滇缅，急需大量懂英语的知识青年入伍。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大后方的千万青年皆被感动，短短数月就有近10万大中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
　　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中国远征军1943年冬反攻入缅，展开第二次缅战。在人迹罕绝的异域丛莽中，中国健儿以同仇敌忾之心，精忠抒国之志，将竭其智，兵尽其勇，克服重重困难，一路攻城拔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经战径七百余次，杀伤日军十万余，至一九四五年打通中印公路凯旋返国。可惜如此铁军，下场悲戚，在随后的内战中，几乎全部覆灭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唉，怎一声叹息了得。
　　六、“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活埋。今后都这样办。”
　　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当日军俘虏被带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向参谋下达上述命令。
　　七、“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1940年2月，经过多日只身苦战后，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杨靖宇将军在濛江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遇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有村民劝杨投降，杨做出上述回答。后因汉奸出卖，杨靖宇被日军发现，经激烈战斗后战死沙场。
　　杨靖宇生前死后都是让日本人异常敬畏的人物。他死后好久，日军才敢向他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豫起来，不敢相信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等日军确认真的杀了杨靖宇后，“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的哭了起来”。
　　为了给杨靖宇报仇，其嫡系一路军各部在杨靖宇牺牲后向日军发起近乎疯狂的报复，一时间，长白山区各个据点的伪边防站，警察署，频遭袭击，经过连绵血战，一路军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八、“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机不分日夜狂投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仍率残部死据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九、“那时侯，我已经死了。”
　　抗战时期，有一军人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最后的胜利是有确信的，记者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该军人回答道：“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
　　以上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开头，其时，抗日战争已然胜利。其文在欣喜之中，尤带沧桑。军人用剑、文人用笔，在漫长的苦难中，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来源《强国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