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pdf

第3 9 卷第2 期Vol.39No.2贺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ZHOU UUNIVERSITY2023年6 月Jun.2023“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陈勇（贺州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广西贺州5 4 2 8 99）【摘要 六堡茶是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瑶族、汉族等民族茶文化互动传承的历史产物。元代至大年间，粤北的瑶族群众应约入苍剿贼，茶叶产制的传统与习俗随即以民族文化互动的形式在六堡当地及周边的贺县、昭平等地流传和延续。十九世纪中后期粤商的运作，既加速了六堡茶的商业化进程，也为民国时期及以后六堡茶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挖掘和还原六堡茶被遮蔽的悠久产制史，讲好茶文化的民族故事，用真实厚重的历史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将加速六堡茶的产业振兴，促进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 六堡茶；南岭走廊；茶文化中图分类号 TS97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 6 7 3-8 8 6 1(2 0 2 3)0 2-0 0 5 4-1 2茶文化是中国茶产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茶文化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是思想意识和物质载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 1 1 4 0。中介文化具有自我组织性，它的整体呈现必然要依赖或得益于与各局部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一观点与文化符号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尤里洛特曼认为，符号圈的实际运作过程和生物圈具有相似性，都是由各要素组成的完整的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2 1 0。清晰的、功能单一的系统只有进人到某种符号的连续体中才能起作用，这个符号的连续体中充满各种类型的、处于不同组织水平上的符号构成物。以此观照，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绝非单个个体而是在特定空间内由不同区域、不同品类的茶（文化）个体构成的整体长期互动的结果，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个体之间始终是以最紧密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着的。六堡茶作为中国黑茶类茶叶品牌之一，因其主要产自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而得名。六堡茶的成名，既得益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粤商的商业化运作，使之走出大山、走出国门，畅销南洋市场，更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的全方位扶持。六堡茶也因此得以以产业化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六堡茶现已成为广西茶产业的拳头产品，是广西目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茶叶公共品牌【3 1 7 0。与普洱茶、安化黑茶、雅安黑茶等其他传统黑茶名牌产品相比，六堡茶仍被看成是黑茶类中的新晋者。近来不少科研工作者和茶业界人士“开始挖掘和探讨六堡茶的历史文化及工艺技术等内容”4 1。但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包括区域范围、相关联的民族)过少和研究视野过窄，从而导致相关研究一直难有突破。本文尝试通过对湘粤桂三省(区)瑶族的迁徙，以及瑶族和其他民族制茶用茶习俗的互动关联影响及粤商商业化运作等内容的综合考察，发掘与还原六堡茶产制的历史原貌，重构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史，以此加速和推动六堡茶的品牌建设，促进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六堡茶 产制历史的研究现状六堡茶的产制起于何时，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六堡茶业界。发掘和还原六堡茶悠久的产制历史，是弥补六堡茶产制史缺失的关键。陈爱新较收稿日期 2 0 2 3-0 3-0 9作者简介 陈勇（1 96 3 一)，男，广西贺州人，贺州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符号学和民俗学。-54-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早对“六堡茶”的产制历史予以关注和评述，他认为六堡茶是广西特产，素为侨胞所喜爱，该茶具有“四特”特征，即特有的产区、特别的加工方法、独特的品质风格、特殊的销售市场。陈爱新认为六堡茶原产于广西苍梧县六堡公社，因地而得名。与六堡公社紧密相连的五堡公社以及贺县沙田公社，同属这一茶区,周边县等茶区,其制法与六堡茶相同，品质相近，均为六堡茶产区。六堡茶的生产历史达二百年以上，盛时产量达三万担以上 5 6 0。陈爱新的这一推论较为严谨。进人2 1 世纪，有研究者依据庄晚芳等人编著的中国名茶中记录的“六堡茶”及桐君录中“交、广最所重”等记载，推测出“六堡茶的产制当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甚至还据此推导出“宋朝当时湖南就有黑茶制造，黑茶压成砖，运往西北，其中的茯砖茶 就是六堡茶的基本制法。从桐君录来看，六堡茶可能是湖南黑茶的前驱”6 2 1 3 8 9 等结论。笔者认为这类推断有待商榷。实际上，庄晚芳先生是将六堡茶的产制与岭南地区的饮茶史相结合来推测该茶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时间的,这是其一;其二,庄晚芳先生书中已明确“（对)六堡茶产制历史很少研究，唯据一些史料分析，可以推想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加工茶”,此处的“可以推想”表明，他只是在作初步的意向性推测，而非作完全的科学论断；其三，桐君录里所说的“瓜芦木”也绝非特指苍梧的六堡茶，对此,庄晚芳先生是有深刻认知的。桐君录的完整表述是：“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苦涩。取其叶作屑，煮饮汁，即通宵不寐。煮盐人惟资此饮。而交、广最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芜辈。”7 4 瓜芦木，即“皋卢”“苦登”,也即现时人们所说的“苦丁茶”。沈怀远的南越志记载：“龙川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8 1 4 同治十一年（1 8 7 2 年)南海县志记载：“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登树,森森然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登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9 5 2 0 以此看来，“交广”之“瓜芦”应该是两广沿海一带的煮盐人最早的代茶饮品。以桐君录的记载推导出六堡茶产制“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之说，确实形成了较广泛的影响，不少研究者随之都纷纷将此观点引述到自己的论著中1 0 1 3 2。对此说,亦有人提出质疑。马士成指出：“以桐君录所述累推六堡茶的出处，当极为不妥。”1 1 9 5 据苏文静、劳婷、曹顺平等人在2 0 1 8年对苍梧县4 0 株8 0 年以上的六堡古茶树的调查中发现：达到准古树标准(8 0 9 0 年)的有1 4 株，达到3 级古树标准(1 0 0 2 9 9 年)的有2 5 株，达到1级古树标准(5 0 0 年以上)的有1 株1 2 1 5 0 3 这一调查发现可为六堡茶的产制历史提供最有力的佐证。只不过，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单一的显性史料，很容易被遮蔽的史料所左右，从而无法进行准确的界说。二、苍梧六堡地区相关民族构成的历史变迁对六堡茶予以记载的方志资料，目前所能见到的有清同治十三年（1 8 7 4 年）的苍梧县志“卷十物产”内记：“茶产多贤乡六堡，味厚，隔宿不变。产长行虾斗者，名虾斗茶，色香味俱佳，唯稍薄耳。”9 5 5-5 6 个别研究者文章里出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 6 9 7 年)版苍梧县志记载的茶产多贤乡六堡，味醇隔宿而不变，茶色香味俱佳”此记载出自何处，始终令人存疑。在嘉庆五年（1 8 0 0 年)版的广西通志“卷之九十一奥地略十二物产三梧州府”9 5 4 1,只记载容州黄家洞的“竹茶”和岑溪的“茶”,却没有苍梧多贤乡的六堡茶。梧州,唐武德四年(6 2 1 年)置，明洪武元年（1 3 6 8 年）由梧州路改为梧州府，“苍梧军门两府（总兵府、总督府、总镇府，即俗称之三府)并建始于成化初年(1 4 6 5 年)”1 3 7,苍梧县的县治与梧州府的府治所在地都共同指向现梧州市河东的老城区一一万秀区。即便查阅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任广西巡抚杨芳编纂的殿粤要纂“卷二梧州府总图”1 4 1 7 9%也是如此。在此状况下，显然不可能是广西通志漏记或梧州苍梧地方官府瞒报。长久以来，六堡等区域所产的茶一直处在“听任山民自种，自产自销”的状态。同治版苍梧县志“卷十杂税”记：“唐穆宗时，两镇用兵，帑藏空虚，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岭南茶，-55-第3 9 卷播自领之。通考：宋天禧末，广茶听民自卖，不得出境。”9 1 5 5 嘉庆版广西通志“卷之一百六十一经政十一 亦记：“宋,天禧末，天下茶皆禁，惟山、陕、广听民自卖，不得出境。”9 1 5 4 2 很明显，唐宋时期，官府之所以对六堡茶产制不予理会、不加关注，主要是朝廷的政策抑制使然。元代以后，由于官员们长期受到中原正统茶文化的影响，认为当地山民自制的茶太土，难人流而不屑一顾，官员们的取舍无形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地的饮茶品味和风气。因此，众多地方志当写到本地物产“茶”时，常用“土人不善制”或“味已逊闽、吴远甚”来描述，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 年）全县志甚至直接说“旧无产，所给皆闽产”，“用产无多，又未讲求采造，品茗之家，恒购自外埠”。尽管如此，六堡茶产制史的史料缺失，只能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只把眼光町在六堡一地或只町在六堡茶本身，那么，必然无法突破史料缺失的固有局限，挖掘出被岁月没或被史料所隐蔽的历史。邵凡晶就以“人物互构与物的社会生命”为研究视角，利用六堡茶作为研究的媒介和载体，串联起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包括茶农、茶商以及茶工之间的群体互动）图景。苏娟借用近代生物学以描述种系发生的“谱系”1 5 1 4 理论作为研究茶民俗的一个视角，以求在时空中寻找出事物内部的关联性，同时找到文化断裂的痕迹及原因。以六堡镇现有的民族构成来看，虽说汉族人口比例远远大于瑶族人口，但是，在宋元至今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情形却正好相反。西江流域在历史上曾经是瑶族聚居的中心，宋元以后，广西东部浔州（今桂平市区东南）、平乐、梧州等境内，仍然遍布瑶族集聚区。清代万斯同的明史广西土司一里记：“广西瑶、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梧、桂、平、浔等地“无地无瑶、壮”1 6 4。至清初，赵尔巽的清史稿认为广西全境“瑶、壮多于汉人十倍”。查阅殿粤要纂“卷二苍梧县图说”1 4 1 7 8,图上标示“壮 的大约有1 3 处，分布在“思德乡”周边和大致现六堡镇、黎埠镇、木双镇、旺甫镇一带（注：具体对应哪个镇，由于原图贺州学院学报某些地名因墨渍糊涂，难以辨认，笔者一时无法判定)以及“吉阳乡”与“戎墟”之间；标示“民村”的只有5 处，分布在“罗粒巡司”“赤水巡司”和“戎墟”之间(瑶、壮、民村错杂)以及安平乡与“目兵营”之间；其余地区均为“瑶”,标示共有1 6 处之多。据图中所示，当地各族人口比可为“瑶五壮四民一”。可见，明万历年间,瑶族、壮族的人口数是远远大于汉民的。据2 0 1 1 年苍梧县委统战部“少数民族聚杂居人口情况表”显示，全县瑶族、壮族人口仅有3091人，占全县人口总数不足1%1 6 3,其中壮族1228人，多聚居在广平镇思化村（1 2 2 0 人）；瑶族1 8 6 3 人，主要聚居在六堡镇山坪村（5 5 6 人）、狮寨镇岛朝村（6 0 9 人）、黎埠镇菱底村白水、石龟、掘银、龙旱四个组（3 3 0 人）京南镇木播村佃冲组（6 8 人），狮寨王水村连塘、大平两个组（5 8人）,其余的分散在狮寨镇木皮、大昌、思丰、古东等村各组。不难发现,生活在今梧州苍梧一带的瑶族、壮族群众较少，且分布区域也有所变化。据藤县志记载，官府曾两次从藤县和平镇屯江村的“五屯”征调“壮丁”入苍屯垦：一是天顺八年（1 4 6 4 年），“调五屯壮垦苍梧平政乡田”1 7 9 2;二是成化七年（1 4 7 1 年）,应苍梧民黎胜景的请求，“招五屯壮垦苍梧多贤乡田凡八十人拔田粮一百五十石有奇”1 7 9 3 8。这两次征调的对应地点和殿粤要纂图说标示的区域也大致吻合，现在苍梧一带的壮族人数已经不多了。导致此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梧州府（或苍梧县）治所地处岭南中心这一特殊的政治地理区位，尤其是明以后，梧州府成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由此形成了梧州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对原本居住在此的（包括前期迁徙至此的瑶族或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造成较大影响。受侬智高起义、大藤峡起义、府江起义等影响，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为躲避战乱迁往周边更为偏远安全的山区，或因招降不再独立以“瑶”的身份出现，而是与“齐民”同编人各村保甲。编纂于清同治十二年(1 8 7 3 年)的梧州府志记载,成化十二年（1 4 7 6 年），朱英总督两广，为推动对瑶-56-2023年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族的安抚而采取“招抚瑶壮，效顺者定为编户，给复三年”等措施，于是，“马平（现柳州）、阳朔、苍梧诸县蛮悉闻风来归自是，归附日众”1 8 3 0 6。这一史料恰恰印证了朝廷及地方官府迁移部分抚民充实瑶民居地的历史事实。“平桂土瑶”正是较早迁徙至苍梧六堡一地，并产制茶叶的瑶族群体。以平桂土瑶支系的迁徙叙事史角度考察，可知“平桂土瑶”大约在元代至大元年(1 3 0 8 年)应地方豪强士绅之缴约，以瑶弩手的身份由粤北清远市一带进人苍梧东安乡（即现苍梧县石桥镇和沙头镇)协助剿贼，之后依约获得给赏，在东安乡周边山地（自然也包括当时东安乡与多贤乡交界的六堡部分区域)就地分屯居住约有1 8 0 多年的历史1 9 3 6-4 3。大约至明代成化七年(1 4 7 1 年）,先迁徙而来的土瑶支系或者陆续迁离，分散至贺县、昭平等地，或者部分编人户籍与后迁徙来的壮族、汉族聚居生活。之后的明末及清代，随着苍梧一地的民族迁徙流动，最终形成现在的居住分布格局。三、瑶族与南岭地区茶文化的传播瑶族是个支系众多、分布地域较广的民族，截至2 0 世纪末有人口大约2 4 0 万，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江西六个省(区)的130多个县。其中，广西有1 4 5 万人，占6 0%以上。湖南省有5 4 万多人，云南省有2 0 万人，广东省有1 4 万多人，贵州2 万多人。还有约6 0 万散居境外 2 0 1 7。这种“大分散、小集中 的分布格局是经过数代先民的不断迁徙才逐渐形成的。南岭地区的茶叶产制史与瑶族的迁徙轨迹是高度吻合的。相关考证显示,西南巴蜀是我国最早栽培茶树、发展茶业的地区。先秦时期，秦对蜀、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巴蜀茶文化传播到了楚地。楚地最早种茶、制茶、用茶的则是湖南临湘龙窖山，龙窖山是瑶族先民早期聚居地。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龙窖山在县东南，接鄂州崇阳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人城市，邑亦无贡赋，盖山瑶人也。”2 1 2 3 至两汉，瑶族先民被称为“长沙蛮”“武陵蛮”,且由于“杂处五溪之内”,又名“五溪蛮”。魏晋时，瑶族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洞庭湖一带。到了隋唐及至宋代，由于战争的日益频繁和朝代的不断更替，瑶族先民不断向南迁徙，其分布已逐步扩大到湖南除长沙、湘潭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广东北部和广西东北部（还包括桂北、桂中、桂东南等部分地区）。伴随着瑶族向南迁,茶文化也逐渐扩散传播到相应的区域。有学者在探寻广东客家地区的茶叶发展轨迹时发现：最早记载利用茶叶的地区是龙川县，其次是五华、韶州（仁化），以龙川为发祥中心，同时向五华（长乐）、河源两翼逐步拓展至整个梅州、河源、惠州各县区和揭阳市局部；以仁化(或韶州)为中心，逐步扩展到整个韶关市、清远市和粤西局部（半客家地区）。客家茶叶的这一起源变迁路径，与客家人主要从福建、南雄（梅关)两个途径人迁和定居的演变轨迹基本一致。但“究竟茶叶是客家人从中原入迁时带来的，还是客家地区原来就有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8 1 4 9。乾隆十一年（1 7 4 6 年)河源县志“卷之一疆域山川”的记载“桂山，在城西二十里产仙茶昔为瑶地，后为客民耕修。”9 1 5 0 再结合上述湘粤桂三省(区)瑶族的迁徙变化，可见，广东客家茶叶起源的变迁路径实质就是瑶族人居和迁离的路线，客家人正是沿着这样的路线逐渐填补瑶族迁出的区域，并渐次开发带动相应区域的茶叶生产的。这也解释了唐代陆羽在茶经八茶之出写“岭南 篇时,两广茶产地为何只写韶州和象州的原因。韶州即广东韶关、仁化一带。象州，依习惯指称为象山郡,即今广西象州县一带。但编纂于同治九年(1 8 7 0 年)的象州志记述的却是如此景象“唐陆羽茶经八之出载，岭南所生象州，虽其履未到，品评未详，要必宜于茶可知也。近有种于荒僻高峻之地者,采之雨前,皆属佳品。”9 3 8 编纂者因无志书证实象州曾产茶，为此对茶经的记述一片茫然，只能瑞测其大体是适宜种茶的。实际上，这里涉及象州县与周边及至桂林、阳朔等区域政区划分的更迭变化，而最直接的关联就是今象州县与荔浦以及金秀、蒙山等多地交-57-第3 9 卷界之处的大瑶山，大瑶山是否就是唐宋时期广西产茶(象州茶与修仁茶)的核心区？此推测基于原有生活在大瑶山的世居民族就是瑶族。唐宋时期，封建朝廷对瑶族实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尤其是宋朝，由于朝廷主要兵力要用以对付日益壮大的北方少数民族，对南方少数民族则采用“羁”政策，不仅在桂西等地区设置“羁州”，还于宣和七年（1 1 2 5 年）三月、高宗建炎元年（1 1 2 7 年）十二月、绍兴元年（1 1 3 1 年）、绍兴十五年（1 1 4 5 年）、孝宗乾道四年（1 1 6 8 年）不断颁发诏令，增设土丁、弓手参成备边；诏令地方官吏“恩信绥怀”“毋贪功启”“无启边祸”；诏禁“沿边奸人，毋越逸豁，诱致蛮獠侵内地”。生活在桂北地区和大瑶山的瑶族，从唐开始，一直与地方政府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才可能有唐代茶叶种植的兴盛和象州茶进入陆羽的茶经，使其成为唐代岭南茶产地之一，才可能有宋代修仁茶“其色惨黑”却又赢得普遍赞誉，并能成为广西参与西南茶马边贸的主要茶品，才可能让本地区瑶族最终成为南宋末期地方官府抗击元军的征调对象，从而在古代史上得以留存“官府征调瑶弩手”的正式记录，如：“德祐二年（1 2 7 6 年）十一月，北兵至静江，权经略使马遣子荐提瑶兵药弩手守城东门，势不支”2】1 3 4 3“至元十四年（1 2 7 7 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广西，发所部及诸兵守静江,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凿马坑,断岭道”2 3 3 2 7 0。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信息，实则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四、南岭区域民族茶叶产制的共性生成正如陈橡所指出的：“每一种茶类都有其共同的制法特点黑茶类都有共同的堆积做色过程。两种茶叶品质很相似，表明其制法也相近似,较(就)有密切的关系。”2 4 1 4 9 以此来看，六堡茶之所以成为黑茶,也绝不是偶然的。依据对苍梧一带民族的群体性迁徙尤其是瑶族的迁历史分析，可以推测,六堡茶的产制方法与南岭区域内瑶、汉等民族制茶用茶的生产生活习俗密切关联，其中关联性最强的就是瑶族。瑶族长期生活在南岭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贺州学院学报自然环境和特有的山地生产生活习俗，导致瑶族产制的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色泽较黑。瑶族茶叶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其他茶叶的截然不同之处，即多数史志编纂者所认为的“土人不善制作”。“土人”所制,不讲究技法,形粗色浓，难人流，因而多称之为“土茶”，或“茶”，甚至还有“瑶茶”“黑茶”“熏茶”“陈茶”之称。这在南岭地区的地方志中较为多见，如：广西梧州府的岑溪“茶出岑溪大山巅，故名茶”，桂林府“兴安之六”，庆远府“土茶，出思恩古心者佳”，灌阳县“货之属，瑶茶”，永安州（今梧州市蒙山县）“茶出眉江里者佳，日瑶茶”；湖南嘉禾县“凡饮多锦田茶，贩自瑶”,新宁县“茶，产者佳”，湖南武冈州“茶，产甚佳”，宁乡县“湘茶大抵火焙，谓之熏茶”巴陵县“昔之称兰芽、锅青用火焙者,统呼黑茶矣”;广东广州府“海丰、龙川、长乐各有土茶”,花县“号日陈茶”等等。在封建士大夫眼中，这一“土”其实就是“化外”，所谓“化外之人”即指没有开化的民众，是文化落后的人，这是封建士大夫阶层文化优越感的外在体现，他们习惯用这样的认知观念去评判和看待一切,及至对茶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士人官僚而言，瑶族茶或黑茶这类茶叶新品类的出现，如果还达不到足够令其惊异的程度，就难以让他们感知并认可它的存在，更不可能意识到它存在的必要性及意义。然而，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一些府县志的编纂者业已意识到黑茶类茶叶的特性。道光六年(1 8 2 6 年)的江西南城县志货属茶叶：“二十八、九两都出粗茶，叶愈陈愈佳。”9 2 6 同治十一年(1 8 7 2 年)湖南巴陵县志卷十一风土：“家饮陈茶，新者炒而收之，为引火气，有陈至二十年者，以与人治火疾，大效也。”9 4 3 6 嘉庆二十五年（1 8 2 0 年）湖南道州志卷十风土土产食货：“茶叶出西北灵王庙山内最多。逢谷雨日，带露摘之,甚柔细，以后渐粗，陈久者良。南路近江邑瑶山内有界牌茶，即六洞茶，其味浓苦,其色正红，暑月服之，可解渴烦，然真者殊鲜。”9 1 4 6 0 光绪元年(1 8 7 5 年)广东曲江县志卷十二土产：“罗坑茶,色红,经宿不变味,功专消暑。”9 4 9 7 民国十三-58-2023年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年（1 9 2 4 年）广东花县志：“茶叶，为三华村所特产，邻乡不能培植，销流于顺德、大良等处，号日陈茶。”9 4 6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应该是迄今为止对黑茶类特性最早进行描述的著作。从时间先后顺序看，周去非对黑茶类的特性认知明显受到北宋末年的邹浩和南宋时期的李纲、孙规等人诗作的影响。岭外代答“卷六食用门一二一茶（修仁茶）记载：“静江府修仁县产茶，土人制为方煮而饮之,其色惨黑,其味严重，能愈头风。”2 5 1 1 3 邹浩等人所作的修仁茶张纠惠吴洞登饮修仁茶等诗歌，对修仁（现为桂林市荔浦市修仁镇)茶“味如橄榄久方回”“亦甘芳”“辟瘴消烦气味长”和“炎荒能已疾”“消隔御烟风”等赞美是一脉相承的，最终直接助推修仁茶成为宋代广西参与西南茶马贸易的主要茶品。有学者考证，两宋在广西设置了“广西茶盐司”负责买马2 6 1 2 1。南宋时期，朝廷欲缓解马价上涨、茶马比价悬殊和东南诸路茶叶运输远等因素造成的经济压力，压制成砖状又便于运输的修仁茶自然成为了西南茶马贸易的商品。南宋朝廷此举甚至引发了一直处于西南茶马贸易中心一一音普洱茶区茶是有“火气味”的。茶叶因长期由明火烘焙与烟地方官员的惊异和猜疑，光绪十三年（1 8 8 7 年)的熏不易霉变，且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自然陈化，滇系中记载：“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味好，容易出药香，比放在潮湿环境里陈化的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顷检李石茶好喝。这样的存置方式，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诸山普洱古属银生的。茶叶悬置火灶上长期存放，时而微润返潮时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而温热干燥，如此循环往复，在适当的温度湿度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9 1 3 4和微生物的作用下，茶叶经反复发酵渐渐发生系黑茶类的茶叶品种以“陈”为上，与瑶族的生列生化反应,最终形成黑茶特有的醇香。这种陈活习性密切相关。瑶族长期身处深山老林,南方化方式，陈橡在谈及黑茶三种堆积变色方式时称山地温热、潮湿、多雨，新鲜食物难以妥善保存，之为“干坏堆做色”(其余两种是：湿坏堆积做为此,他们往往采用最为简洁便利的方式一一烟色和成茶堆积变色)2 4 1 5 3。这一特性同样体现在贺熏、火焙来保存储藏食物。一般多把要保存的食州的“土瑶老茶”上。“土瑶老茶”主要产自位于大物悬挂在家中火灶之上，条件好些的就建起火烟桂山腹地的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鹅塘两个乡镇的楼，即在火灶上面平行横置两根或多根木头，再土瑶居住区，与苍梧六堡镇相邻的贺州市平桂区在木头上放上竹裕，要存放的东西用竹篮、竹筐大平镇、水口镇以及昭平县的富罗镇、走马镇庇盛着，放置竹裕上。对于瑶族这一特有的生活习江村等地的瑶族地区也有此类“瑶族老茶”。这些性，徐靖彬也曾作过深人研究。独特的生存环境地区的老茶都有或淡或浓的“陈味”和“火烟味”，迫使瑶族保存食物成为必要，酸制、腌制、熏制的茶汤色泽、香味与传统工艺六堡茶“红、浓、陈、食物较易保存，所以瑶家有许多腌菜坛子，灶台醇”的特性基本相似。-59-上常常挂满玉米、腊肉等食物2 0 1 4 7。这种现象在瑶族地区较为普遍，这是瑶族民众长期生活于温热潮湿的环境中形成的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生活智慧。笔者在2 0 1 5 年对六堡周边的贺州市平桂区水口镇、沙田镇，昭平县昭平镇、富罗镇、走马镇等地调研时，仍可在瑶族老建筑中看到上述景象。苏娟在2 0 2 0 年对六堡茶农的制茶技艺进行为期五个多月的深度调研考察中发现：六堡镇当地的产茶区，茶农的茶叶基本上都存放在灶台上方隔出来的一个隔间（隔间被当地人称之为“灶尾楼”），以达到防潮防霉的效果，“这是当地人对自然环境做出的一种积极应对”1 5 4 0。现如今,虽说泥砖瓦房已逐渐被钢筋混凝土建筑所替代，但新式建筑通风性较差，春季回潮现象严重，尤其是“大回南”天气，茶叶在如此环境中更是吸足水分、重度返潮，反复几次，如果不能及时处理，不出一个月，必将霉坏变质。所以,六堡茶区内又有部分人刻意保留带灶尾楼的老旧泥砖房，专门用于存放茶叶，以使茶叶在传统的存放空间里慢慢陈化。在茶农和众多老茶客的认知里，正宗的六堡第3 9 卷如果说瑶族茶类的“陈味”起初完全是因瑶族生活习性而导致的无奈之举,那么，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追求则已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为。瑶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水土寒?,瘴气阴重,易引发各种疾病。瑶族面临这样的山地生存环境，并不是被动地去适应，而是主动地寻求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瑶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一一三元(天、地、人)和谐理论，就是从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阐述疾病的产生发展。瑶族先民认为只有三元和谐、盈亏平衡，人才能健康地生存2 7 1 7 5。瑶族先民很善于利用丰富的山林资源：起初是生食鲜叶，之后是含药用的羹饮。三国时期张辑的广雅记载：“巴荆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此处所描写的便是茶叶的羹饮，与现今桂北、桂东北和湘西瑶族居住地区仍流传的饮用“油茶”方式十分相似。随着瑶族民众对茶叶药用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他们就会把茶叶鲜叶采回，晾干或炒干后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此时人们已经懂得通过饮茶以防病治病。六堡地区茶的药用价值通过灶尾楼的多年存放得以最终实现。据苏娟的调研，六堡人日常饮用和作为商品进人市场流通的，多是当年的新茶。留存下来的，是刻意作为药用的“社前（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之前)茶”或清明茶的茶芽，各家各户每年都会存一点，已成了一种地方传统习惯。六堡志记载：“六堡茶可以耐久藏，而且越陈越好，若因中暑或消化不良出现呕吐肚痛，喝一碗浓茶,真有药到病除之功效。所以,六堡山区农民，家家户户都有收藏陈茶的习惯，世代相传至今。”对茶的药用，不仅只流行于苍梧六堡地区，邻近周边县（市、区)众多的瑶族区域也极为盛行。如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民众尤其注重以茶治未病，与治未病相关的茶大致分为以茶叶为茶基的药茶、未经加工发酵的野生茶以及多种瑶药相配伍“煎以代茶”的组合茶。瑶民还将每年采制的白牛茶精心保存，通常存放3 0 年以上的陈茶药用价值相当高，具有清热利湿、化痰止咳的贺州学院学报功效,对治疗痫疾、肺气管病和胃病有比较好的效果2 7 1 7 6。在广东一些地区也保持着这种以陈年老茶做药用的习俗。2 0 0 9 年，卓敏在研究广东客家茶文化过程中发现，花都一带流行的“陈茶”即客家老茶。在广东“纯客住县”以及其他非纯客住县（包括连南等瑶族自治县都有制作、收藏陈年老茶做药用的习惯。客家老茶是指客家人用自家生产的炒青或晒青绿茶经过长年存放陈化，成为具有特定药用价值的陈年老茶，客家人视其为“救命药”。人们贮藏新茶往往习惯用铁罐密封，存放两三年后方才取出饮用，以期达到消痰化气、消食健胃、提神醒脑、止咳健脾等功效。甚至为了加强药效，还往茶叶里面加进若干条蜈蚣，待两三年蜈完全化为灰煜后，专用于小儿治痧等疾病。当地的老人，甚至连南瑶族首领、瑶医都认同这一事实。此外，广东客家地区还流传着一种制作“女儿茶”的习俗：客家人在女儿出生时，就要选取充分干燥的明前高山绿茶，将其装进事先已经掏空的橘红果之中，用纱线缝好后挂于厨房灶台上方，年复一年地缓慢陈化，待女儿出嫁时就作为未来家庭的防病治病之宝，随女儿一起“出嫁”到婆家，故称“女儿茶”8 J9-10。这一独特的习俗与六堡地区的习俗极其相似,其相似之处既包括存放的方式，也包括以陈年老茶作为女儿嫁妆以备未来家庭防病治病之需的做法。只不过，六堡地区“女儿茶”的制作少了以橘红果作为原料这一步骤。这一习俗的相似,虽说暂时还无法找出它们之间必然的相关性，但绝非单纯的巧合。瑶族药食一体的茶文化现象可以在客家茶文化中找到相类似的结果，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采借现象。在特定区域空间里生活的不同民族，文化采借现象是可以随时发生的，毕竟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完全隔绝的空间中生存与发展。不管采借现象发端于哪个民族，其过程总是存在着弥补本民族文化缺失的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瑶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南岭这一特定的地理单元，所能开发、利用的共同资源就是南岭广衰的山地资源，由此，一切物质文化的产生必然会统归于共同的山地环境之中。在此基础上，-60-2023年陈勇：“六堡茶”区域民族茶文化互动研究当山地资源要素类似时，不同民族在开发、利用该资源要素过程中所形成的产品、技术等物质文化要素具有某种类似性是必然的 2 0 1 5 3。这种趋同现象势必导致南岭区域民族在山地农耕技术、品种栽培、工艺等方面存在某种同一性,进而影响到其习惯、观念等方面。五、粤商助推“六堡茶”商业化与南岭区域的茶业发展作为十八、十九世纪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商业群体-一一粤商在南岭区域茶业发展进程中,其作用不可或缺，影响也极为深远。岑溪、苍梧、贺县（现贺州市八步区、平桂区的大部分地区)等地的茶业发展与兴盛主要得益于粤商群体的商业运作和助推。其影响大致呈现出一种由边缘逐步向纵深辐射的态势岑溪是粤商最早商业化开发的区域。乾隆九年（1 7 4 4 年）岑溪县志卷之二田赋物产货茶：“岑向无茶，止大山巅植之，其味甚佳，故有茶之名。今各乡近山处尽种，而谢孟堡山场所植尤多，远近贩，为利颇饶。”9 1 5 8 由“向无茶”到“有茶之名”看，岑溪一地，并非不产茶，而是量少，尤其因其产地得名的“连城乡大”。梧州府志“卷之八”记载：岑溪县连城乡，上里为平河等二十村，中里为大等四村，下里为佛子等五村，皆（瑶)人所居豪民募使耕山，谓之招主,官府勾摄不听命,招主谕之则往 1 8 1 8 0。“连城乡大”为瑶人居住地,应有很长一个时期内,不为官府所控制,为此，岑溪“茶”不被官府重视和关注也是很自然的。从编纂的时间看，岑溪县志与苍梧县志编纂于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贺县志（编纂于光绪十六年，即1 8 9 0年)相比,其对当地茶产业的记载也分别早了1 3 0年和1 4 6 年。再从岑溪县志“迄今各乡近山处尽种”和“远近贩，为利颇饶”两句来看，规模比较大。查阅史料，不难发现：康熙二十三年（1 6 8 4年)海禁开放，广州天然的地理优势为茶叶的内陆运输和海上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统计，在1 7 3 4 一1 8 3 3 年间，茶叶出口始终是广州对欧洲多国出口的首要选择。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颁布的“一口通商”圣谕，更是成就了广州茶叶贸易的辉煌，全国各地的茶叶均贩运至广州,再由广州出口海外。在此契机下,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沿岸，从生产一运输一加工一包装一外销，建立起完备的茶叶流通体系，海外市场需求的商人资本渗透至茶叶流通的各个环节，并在茶叶生产中起主导作用4 1 0。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广东茶叶贸易出口的发展，也带动了广东及周边尤其是广西茶叶的生产。岑溪“茶”正是因邻近广东的罗定从而被带动起来快速发展的。据史料显示，在清乾隆年间，岑溪民众普遍种茶，有茶庄2 2 间。到了同治末年（1 8 7 5 年）,岑溪茶业更为兴盛，一间大茶庄的工人达2 0 0 多人，而小茶庄的雇工至少也有1 0 人。每天早上，妇女、儿童在各茶庄门前栋茶的不下千人。当时运茶的人由樟木至水口，常年络绎不绝。岑溪的茶叶大部分经广州转销各地。对此，陈礼军认为，岑溪产茶的兴盛时期与整个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增长期是基本一致的,从乾隆至同治时期正是中国茶叶出口的繁荣阶段。这个时期广西茶叶生产达历史的高峰 2 8 3 2 1 苍梧六堡茶和贺县茶的发展比岑溪“茶”的发展稍有不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变为通商口岸，原有的“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广州渐渐失去了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被上海所取代。与其他通商口岸相比，广州在茶叶资源上并无优势，多依赖外省输入。这就促使广州茶商为摆脱依赖，转赴广东境内的清远、花县、新会、和平、广宁、四会、郁南、罗定等县倡导种茶和扩大茶园规模，部分茶商则迁移到外省各茶区设庄收购茶叶，此外粤商还配合欧洲对红茶的消费需求,将毛茶改制红茶后转销外商。在此背景下，茶商们也溯西江而上，在广西各处办茶，于是就出现了众多广东茶商在六堡合口设庄收茶的场景。广东茶商凭借着“一口通商”时期建立起来的茶叶加工体系的优势，在六堡合口设庄收茶，六堡茶被装载上船，发往广州等地进行精加工，之后再与广东、广西其他地区的茶叶一同包装成侨-61-第3 9 卷乡茶，主要销往马来亚等地。这也是苍梧六堡茶之所以至清同治年间才获官府的认可，从而正式出现在地方史志中的重要原因。贺县茶(即以“土瑶茶”为主)的发展，与苍梧六堡茶的际遇相似。出现在地方志的时间,现可见的有两处（两本）：一是全文炳、苏煜坡纂修于光绪十六年（1 8 9 0 年)的贺县志；二是韦冠英、梁培焕、龙先钰纂修于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 年)的贺县志。两本县志对茶的记载又有不同。光绪版贺县志“卷七物产”记载：“水茶之叶制茗，不异武彝,向姜七、姜八二都颇收其利,近南乡龙水茶尤盛。”民国贺县志“卷四经济部林产林业”则记载：“茶之属,茶之叶，制茗,不异武彝。向来，姜七、姜八两都颇收其利。冷水茶出三叉山，味美。仙人茶出三叉山顶，老树三株，高丈余，味清香。南乡龙水茶尤盛。近瑞云山亦种茶，名西山茶，品质泽润，气味清香，声价倍高，永庆、大宁、大小水等处皆不及。种植用于培护,用草木灰。采叶时，以手搓之，以锅炒之。每年产量三万余斤，最多三角或二角。昔时制红茶，又名珠茶,行销粤地，由粤运洋。制叶，用麻布袋，以足践之，用火焙之。每年产量不下十万斤。近因洋庄不销，茶价大跌，根不培植，茶遂荒弃，虽有出产，大非昔比。”2 9 2 3 8 两相比较，前者叙述虽简洁，但内含的信息却较为丰富：“不异武彝”，既表明了地方官员对茶叶品质的认可,也表明他们对茶叶所属类别的认同；一“向”一“近”的比用，描述了不同产区的茶叶产制历史，“姜七、姜八二都”即现在平桂区的沙田、鹅塘两镇，历来是土瑶支系的聚居区。土瑶支系是较早进入贺州的一个瑶族支系，他们自称为宋元时期应招人苍剿贼的瑶弩手的后裔，明代初期才陆续进人现居地，人居时间大约已有六百多年。土瑶的身份意识很强，对安居乐业的向往追求已深植于心，于外如同标签，于内则为品性，由此才造就了他们迥异于过山瑶的生存方式 1 9 4 1。土瑶支系民众在长期生计活动中，依据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属性与植被生长特性，总结出一套传统生产技术技能体系（即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农业文化遗产3 0 1 2），以独特的耕山轮作间植技艺，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繁荣了当地市场，贺州学院学报促进了经济发展。由此显见，光绪版贺县志的编纂者所言不虚，一个“向”字既是对土瑶族群种茶悠久历史的肯定，同时，也通过“颇收其利”对土瑶茶的品质、规模和社会效益给予赞誉。而“近南乡龙水茶尤盛”一句,交代了新近增加的茶产区如南乡，也呈现兴盛状态。南乡，即现贺州市八步区东部的南乡镇,地处偏远的崇山峻岭中,是贺州唯一的壮族聚居之地。就饮食习俗而言，嘉庆二十年（1 8 1 5 年）钞乾隆五十九年（1 7 9 4 年）本雒容县志“卷十八杂志”记载：“壮人皆耕田而食，常以粘米作粥，时时饮之畏葬茗之苦，渴惟饮水而已。”南乡壮族历来以稻作为主业,稻谷是南乡农产品的大宗 3 1 3。但此时却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其原因主要是有外力的推动，即前述的“粤商”的加人以及“姜七、姜八二都”的示范影响。这种外力的助推作用是不可小靓的，时过4 5年，到了民国版贺县志编纂的1 9 3 4 年，这种影响仍然存在，此时，茶区和茶产品也相应增加，出现了冷水茶、仙人茶、龙水茶、西山茶产区与品种之分，茶产量也曾达到历史高峰。编纂者饶有兴致，如数家珍似地细数茶产地、茶品种、种植方法、产量、效益、制贩等等，但其中一个“昔”字,又透出一种无奈。查阅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相应数据资料，贺县、苍梧、岑溪三地不同年度的茶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