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pdf

68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高广旭摘要：深入阐释资本论的社会政治哲学意蕴，需要将研究重心从“财富的分配”转到“财富的性质”，回到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质及其生产方式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是作为“价值”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物质”的财富，财富的生产以“价值”增殖的方式展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及其生产方式决定了财富分配实质是价值形式“抽象统治”的自我实现机制，即从“货币”向“资本”的形态发展所构建的“抽象统治”结构及其自我运动。由此，阐释资本论的社会政治哲学意蕴，不能仅仅关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否正义，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是否符合公平道义，还应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抽象力”的辩证思维，深入到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结构及其矛盾运动之中，揭示“抽象统治”必然崩溃的命运，探索瓦解“抽象统治”的革命力量的生成及其政治实践逻辑。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形式财富抽象统治无产阶级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2 0 BZX0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2 0 2 0 SJZDA00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 2 4 2 0 2 2 S2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69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关于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解读，学界大多聚焦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有机体”或“结果”的分析，即关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否正义，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而对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细胞”或“开端”分析的关注，即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身的关注，相对较少。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所蕴含的政治哲学问题，只有回到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才能加以把握，财富分配的秘密只有深人到商品的价值形式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中才能加以破解。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的结构决定了分配的结构，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是作为“价值”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物质”的财富，财富的生产以“价值”自我增殖的方式展开。这一财富本质及其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实质是价值形式“抽象统治”的自我实现机制。由此，解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关键，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非正义地占有了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以及这种占有是否违反了某种道义，更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抽象劳动以何种方式生产财富，以及这种财富生产方式如何再生产了这种抽象劳动。换言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作为价值的财富如何分配，更在于作为价值的财富如何生产以及这种生产方式如何构建了相应的分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深人阐释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就需要将视野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有机体”转回到“细胞”，从“剩余价值”转回到“商品”，回到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质及其生产机制的分析。这一分析的文本和思想依据指向马克思在1 8 5 7 一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的“个人正在受抽象统治”的社会政治现实。围绕这一社会政治现实的政治哲学定向的阐释，有三个问题需要深长思之。其一，“抽象力”如何揭示“抽象统治”？或者说，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揭示“抽象统治”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其二，“抽象统治”如何“抽象”地“统治”？或者说，与“具体统治”相比的“抽象统治”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其三，瓦解“抽象统治”何以可能？或者说，如何理解价值形式分析揭示“抽象统治”所蕴含的7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政治实践逻辑？一、“抽象力”如何把握“抽象统治”：价值形式分析的思维方式关于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国内外学界已经做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探索。这些探索大多指向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分析及其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而较少关注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身的分析及其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结果，既有研究大都从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奠基的分配正义角度，专注于阐释资本论的分配正义思想，纠缠于资本论是否蕴含积极的和明确的分配正义理论，而相对忽视资本论价值形式的形态分析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政治哲学意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资本论与分配正义的关系谜题不可能通过诉诸于某种非历史性的抽象正义原则加以破解，而只能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探求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本质。换言之，阐释资本论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关键，不在于为资本论寻求或设定某种形而上学的政治原则，而在于阐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实现了对资本生产方式及其财富本质的社会历史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进而，推进资本论政治哲学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广泛关注，从侧面反映了学界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语境中。以伍德、科亨等人为代表的英美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是否基于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劳资交换关系是否公平正义、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等“分配正义”展开。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评述，也主要聚焦于马克思正义观是否提供了一种不同超越狭隘分配正义的广义分配正义理论，以及共产主义与分配正义的关系等问题。国内学界虽然提出了生产正义、劳动正义、解放正义等马克思正义观理解，但这些理解主要还是在资本生产的“结果”的意义上，站在所谓劳动的立场而非面向资本本身阐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解，相对忽视资本生产的“前提”即价值形式作为一种财富生产机制本身的政治哲学意义。71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思想的当代阐释，需要首先探索一种研究重心的转换，即从“财富的分配”转到“财富的性质”，回到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质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形式分析。这一研究重心的转换，不仅意味着将阐释视角从“分配正义”拉回到生产正义”，而且意味着将政治哲学的“元叙事”从近代政治哲学的“人的自我保存”拉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人的自我实现”，从而在一种政治存在论的意义上，阐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政治存在方式的深刻剖析。众所周知，在1 8 5 7 一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产生和本质”的过程中，将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与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结合起来，既强调交换价值促进了个人的普遍性社会联系，也强调这种普遍性社会联系的实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和个人交往的普遍性都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前提。马克思由此强调，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而物的依赖关系不过是独立于人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因此，“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关系构成了“抽象统治”的基础，而“抽象统治”又总是通过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即抽象观念来统治人。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统治”是双重的，即物质的“抽象统治”和观念的“抽象统治”。可以说，“个人受抽象统治”以最精练的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存在状况，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社会政治现实。1 8 5 7 一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对“个人受抽象统治”的“货币章”分析，在资本论的“商品章”以回溯性的方式转向到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在资本论的开篇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1 0 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1 1 4 页。7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三义评论（总第2 8 辑）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进而，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社会政治哲学分析，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识到，揭示“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存在困境，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出发，而应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出发，即以分析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为开端，揭示财富的价值形式本质及其“抽象统治”的秘密。因为货币对个人的“抽象统治”实际上在货币的前身即商品中已经奠定，而对商品的“抽象统治”意义的分析必须深入到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中。那么，如何在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中把握“抽象统治”呢？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明确强调，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这一运动规律要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人手。对这一经济形式的分析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因为如果这种经济形式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复杂的“有机体”，那么研究这个“有机体”的秘密只能从它的“细胞”人手，它的“细胞”就是“商品的价值形式”。显而易见的是，选择“抽象力”而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这是由“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特征决定的。虽然“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也可以让“不可见”的微生物和化学反应变得“可见”，但这一过程是在经验实证的意义上实现的，“可见”与“不可见”都是围绕着物质实体展开。与之不同，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细胞”，它本质上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这种“形式”虽然内在于“实体”之中，但它又外在于“实体”之上，或者说，它是以“先验”而不是“经验”的方式与物质实体发生关系。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先验”性决定了对它的把握既不能借助研究物质实体的科学研究工具，也不能采取“例证”和“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4 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8 页。73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证”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抽象力”，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它是一种把握“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独特的抽象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的追问是，这种“抽象思维能力”以何种方式把握商品价值形式的“抽象”性？基于资本论开篇对商品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抽象力”之所以能够揭示价值形式作为外在于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的“抽象”，不在于它蒸发了物质的混沌表象，而在于它始终在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细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形式的“抽象力”与斯密从特殊劳动中抽出劳动一般的“抽象力”存在本质差别。“抽象力”的价值形式分析不在于是否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从个人劳动中抽象出社会劳动，而在于始终在“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中考察商品价值形式作为一种先验形式或抽象存在的存在方式。关于这种“抽象力”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在1 8 5 7 一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其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或“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抽象”与“具体”何以能够统一起来并构成一种思维方式？如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深人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自已切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在回应关于将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解为“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评价时，就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4 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0 页。7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时也强调，“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对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表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方法层面总是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澄清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必须正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专门在资本论序言和跋中强调自已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来看，可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正是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和消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在“合理形态”上重构了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产物。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具体”的“抽象力”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就是，始终在“实体”与“主体”的张力中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在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强调，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要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为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也就是强调，辩证法思维方式把握真理的关键在于，将事物看作是“实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存在，看作是实体在主体的自我理解中，实现从自在向自为的自我运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2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2 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7 9 年，第1 04页。75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基于这种实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揭示了价值形式既作为一种实体也作为一种主体，如何既内在于商品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个人劳动之中，又超越于它们之上，成为外在于它们却能够支配它们的主体，即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抽象力”，就是一种在“实体性”和“主体性”之间思考的“辩证思维力”。正是这种“辩证思维力”拆解了商品作为“具象”的内容与“抽象”的形式统一体的本质，也正是这种“辩证思维力”揭示了“抽象”以何种方式支配“具象”。由此，我们只有立足于对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抽象力”的思维方式的认识，从其作为一种在实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出发，才能揭示价值形式作为一种“抽象统治”形式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具体”的“抽象力”消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及其产生的“幻觉”，即把实体看作是主体“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结果”的“幻觉”，始终在实体与主体的张力关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把握事物存在的暂时性和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虽然“抽象具体”在头脑中形成了对于事物“整体”的把握，但这个整体不可能变成思维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实在和物质实体的“独立性”总是构成了对思维主体自我运动的否定，辩证法由此便不可能变成“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神秘形式”，而是获得了“不崇拜任何东西”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的“合理形态”。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抽象力”的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4 3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2 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2 页。7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总是对价值形式作为自为主体的绝对性保持着内在的否定和批判。商品价值形式虽然总是以自为的形态支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不可能被其完全同化，而总是在价值之外保持它的独立性。对于价值形式与物质现实这一内在矛盾的分析，不仅构成资本论商品拜物教批判和货币拜物教批判内在思维逻辑，而且构成了对价值形式的资本形态批判的内在思维逻辑。而这意味着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中的辩证法，首先在思维逻辑上为瓦解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奠定基础。综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作为“抽象统治”的结构，必须回到对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的分析，对于商品分析又必须深人到商品之为商品的特质即价值形式之中，而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只有以“抽象力”的辩证思维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形式分析之所以只能用“抽象力”，是因为价值形式不是经验的具体存在，而是先验的抽象存在。透过“可见”的使用价值揭示交换价值的“不可见性”，既无法通过“例证”的思维方式，也无法通过“实证”的思维方式，而只能通过“辩证”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抽象力”的辩证思维方式，资本论透过对商品价值形式中所蕴含的“实体性”和“主体性”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自觉，深刻揭示了在商品成为社会生产普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价值形式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组建的基本逻辑，如何既内在于个人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之中，又凌驾于个人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之上的“抽象”形式的本质结构。在1 8 5 7 1 8 5 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以设定界限和突破极限的发展方式表明，资本既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有用性的体系”，体现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又由于这种界限本身的无法超越性，而总是蕴含着自身无法超越的矛盾。资本越是通过生产力发展试图突破自身的界限，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的矛盾就越使得消费成为生产的界限，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资本“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3 9 7 页。77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二、“抽象统治”如何“统治”：价值形式分析中的社会政治分析资本论的“抽象力”对商品价值形式的辩证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人手，在对现代价值形式的形态演进和自我发展逻辑的分析中，始终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实体”与“主体”的张力中把握事物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由此，资本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性的人类社会形态中，现代价值形式如何通过自身形态的发展变化，实现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抽象统治”秘密。众所周知，虽然价值形式在商品、货币和人类交换关系形成以来就存在，但是价值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发展为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形式，或者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价值形式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才被完全确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价值形式的“商品拜物教”的建构逻辑将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转化为由价值形式控制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从而使得“神秘”的交换关系成为凌驾于“简单明了”交往关系之上的“抽象”。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价值形式对于马克思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即一种主导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生成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现代“社会形式”。作为现代“社会形式”的价值形式对个人社会存在的影响是双重的：对个人“现实”存在形态的塑造和对个人“观念”存在形态的塑造。一方面，现代价值形式对个人的抽象塑造体现在个人生命活动的抽象化。在以价值形式主导的生产过程中，个人生命生活要想获得社会承认只有一条路径，这就是将个人的劳动及其产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转化为有价值的物品，从而通过将个人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将劳动产品变成商品，以此来实现与其他人的个人劳动的交换。在交换过78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程中，劳动作为人本质性生命活动的“异质性”被消除了，劳动时间的量化原则或同质化原则成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劳动产品之间的“差异性”也被消除，它们仅仅是具有一定价值量即凝结了一定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载体。结果，在现代价值形式主导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社会财富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价值，人成了作为价值的财富生产的工具的客体。另一方面，现代价值形式对个人的抽象塑造体现在个人意识观念的抽象化。当个人在现代价值形式主导的生产过程中被抽象化或物化的时候，个人的自我理解即个人的意识观念也必然被抽象化和物化。个人被塑造成离群索居的“原子化”个体，一方面，这种“原子化”个体在自然层面是自私自利的欲望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他本能地与他人交换自己已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原子化”个体在社会存在层面具有共同的理性人格，个人之间在这种所谓理性人格方面是平等的和自由的。由此，平等和自由在价值形式主导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人们平等地、自由地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似乎也平等、自由地获得他者在观念上的认同。对于现代价值形式主导的物质生产关系以及这种物质关系基础上的平等和自由的观念，马克思认为，只有“愚蠢的社会主义者”才会迷恋于此，妄图只要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而不要形成这些观念的“物质关系”。与之不同，马克思深刻指出，平等自由的观念就来自于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而当这种货币制度进一步发展为资本制度，当价值形式控制的对象从作为商品的“物”到作为商品的“人”即劳动力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形态”和“现实形态”的差别必然暴露出来，平等和自由必然转变为不平等和不自由。进而，价值形式在商品流通领域构建的关于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的“天赋人权”的“伊甸园”及其设想的“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2 0 4 页。79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视野”也幻灭了。可见，理解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的关键，不仅在于价值形式的货币形态对个人的抽象塑造，而且在于现代价值形式从“货币”向“资本”的形态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构建的“抽象统治”结构及其自我运动。因此，如果说作为“社会形式”的价值形式对个人的塑造体现了价值形式的“微观统治”，那么当价值形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有机体时，这种“微观统治”则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宏观统治”上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价值形式分析便不能仅仅局限在微观层面，而应该看到，这种分析深人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的矛盾之中，穿透了价值形式在政治观念层面构建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幻象，实现了对价值形式“抽象统治”内在结构的全面揭露。对于马克思而言，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及其“具体统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沉降到经济生活中“隐秘”地发挥作用，所以对于这种经济化的“政治权力”的揭示，单纯从政治或经济的一极出发是无法把握“抽象统治”的隐秘性。只有在政治的经济解释和经济的政治解释的交互性视角下，才能在作为“抽象统治”的“现实形态”经济结构分析中，把握作为“抽象统治”的“观念形态”的政治结构，在“实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吹散“抽象统治”的意识形态迷雾，把握“抽象统治”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抽象统治”首先表现为一种“实体性”结构。所谓“实体性”结构，是指价值形式虽然是“不可见的”，但是它发挥自身的效力却必须是以“可见的”，或者说，价值形式必须在“物与物”的关系中发挥作用。价值形式作为一种既内在于物质之中又超越于物质之外的主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0 4 一2 0 5页。8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它要克服自身的抽象性或发挥自身的抽象作用，首先需要将自身外化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这种“实体性”的存在在直接形式上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在间接形式上则是一种能够与一切商品相交换的特殊的物即货币。由于商品中的价值形式仍然受商品使用价值的束缚，所以作为一种“抽象”形式，它如果停留于商品之中便无法摆脱商品使用价值的纠缠，或者说，商品价值形式的“拜物教”统治受到了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冲破了商品使用价值的质性束缚，在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的普遍意义上构成一种“自为”性和独立性的力量，实现对商品以及商品生产者的役使。众所周知，价值形式发挥作用首先体现在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在简单流通领域，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既具有作为一般商品的属性即交换价值，又具有作为特殊商品的属性，即可以与一切商品相交换。也就是说，货币既体现了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体现了通过支配物的交换而实现的对人的支配。货币在流通领域作为社会权力支配个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抽象统治”，这被马克思称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统治”的“实体性”体现为价值形式以货币的形态实现自身的社会性支配权力。换言之，货币作为一种凝结着人类社会性劳动的实体，实现了对个人劳动的支配，也就是实现了对个人的“抽象统治”。另一方面，“抽象统治”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结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来看，作为价值形式实体形态的货币不会满足于仅仅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一般等价物，它的社会权力的统治形式一定会发展到对生产领域的控制。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一种商品必然会进人简单交换领域的商品交换之中，这就是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1 0 6 页。81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动力。而当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被吸纳入价值形式的自我运动逻辑中时，价值形式便实现了自身存在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作为“自在自为”形态的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交换在简单流通领域中，依然是“天赋人权的伊甸园”，但是正如任何商品在完成交换后一定会被使用，劳动力也必然会从简单流通领域进人到对其使用的领域，也就是生产领域。这时，“天赋人权的伊甸园”消失了，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也由作为货币的“抽象统治”过渡到作为资本的“抽象统治”，从“实体性”的或自在的“抽象统治”过渡到“主体性”的或自为的“抽象统治”。价值形式“抽象统治”的“主体性”表现为，资本在生产领域既将具体劳动抽象化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实现对具体劳动的“抽象统治”，又通过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不断再生产出这种“抽象统治”的社会权力，或者说，形成一种“抽象统治”的“主体性”结构。资本的“抽象统治”不同于货币的“抽象统治”之处在于，它不是“实体性”的静态机制，而是“主体性”的动态机制，也就是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形式通过购买劳动力，不断将个人劳动以价值生产来源的方式抽象化或劳动力化。价值形式的作用不再是推动一般性商品的流通和消费，而是通过将人的劳动商品化，将劳动纳人到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之中。从而，劳动变成了价值形式不断塑形的对象，变成价值主体自我增殖的工具。通过这种塑形，价值形式不仅支配了作为劳动力的工人，而且支配了参与这种劳动抽象化过程的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因此，当马克思强调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与工人的劳动相对立，他不仅揭示了劳动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形式的劳动产品的对立，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都作为“价值形式人格化”同真实的人的对立。换言之，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形式的自我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2 0 4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1 0 0 页。8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使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中，人自身（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主体性存在被价值形式的自我运动转化为价值形式工具即客体性存在。结果，有生命的主体成了无生命的客体，无生命的客体成为有生命的主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真实意义。因为在价值形式的“主体性”面前，正如扎格纳特派成员为供奉扎格纳特神建造了“札格纳特车轮”，并为之献出自已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建造了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所有人都变成了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自我运动的“祭品”，它对人类自由个性的吞噬，体现的正是价值形式作为一种“主体性”结构的自我运动。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形式经历了自身存在形式的演替，也实现了“抽象统治”在结构性意义上的完成。如果说商品作为价值形式的承载者，价值仍然与使用价值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发挥自身的抽象力量，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在商品层面仍然是潜在的，那么货币作为一种超离了使用价值束缚的特殊商品，则完成了抽象力量的自我解放，价值形式的作为一种“抽象统治”的社会性力量被自为地实现出来，成为构建现代社会关系乃至社会观念的显性力量。然而，最为重要的也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三步，货币的社会权力触角延伸到对人类劳动的控制，货币对劳动的购买使得劳动商品化或货币化为劳动力，进而赋予价值自我增殖的内在动力，实现商品和货币“蝶变”为资本，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也实现了“自在自为”的“蝶变”。至此，价值形式在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自我运动中走完了其“抽象统治”的一般历程。应当看到，这一历程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年，第2 8 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第7 4 3 页。83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对“内容”的不断控制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内容”不断冲破“形式”控制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不仅自觉到这一过程，而且揭示了这一过程必然崩溃的否定性力量。综上，资本论的价值形式分析既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张力，透视到商品形式表面的“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以这种思维张力揭示了物与物的“物质关系”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是在“物质关系”的客体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主体结构两个层面展开，并且在这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发挥效力，也是在这两个层面的矛盾关系中陷人必然崩溃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根本旨趣不只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型，更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不只是理论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何以可能，更是实践地“瓦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统治和探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三、瓦解“抽象统治”何以可能：价值形式分析的政治实践逻辑资本论不仅揭示了价值形式“抽象统治”的基本结构及其自我运动规律，而且深人到这一基本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矛盾之中，揭示其必然崩溃的命运。然而，“抽象统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仅仅从客观层面揭示价值形式统治的崩溃是不够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主体性”的价值增殖运动，它具有周期性的自我修复机制，能够暂时延缓这种崩溃，这就要求价值形式分析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对“抽象统治”辩证结构的揭示，而且需要揭示瓦解“抽象统治”的“主体性”力量的生成机制，走向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式“抽象统治”的“革命实践”。深人阐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政治实践逻辑，首先直面的一个问题是，资本论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论？或者说，究竟8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如何理解资本论的政治意义？对此问题，美国哲学家詹姆逊提出，“资本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资本论是一部一心想揭示资本主义系统性的著作。”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除了描述资本的社会运动的客观形态以及与此相符合的资本代理人的意识形式，除了追溯系统运行（包括它的动乱和危机)的客观规律，它还要研究将对这个系统实行革命性摧毁的主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显然，詹姆逊强调资本论分析的系统性，拒绝对其“政治地”解读，而科西克则强调资本论系统性分析的真正目的是“政治地”揭示瓦解系统的主体性力量的生成。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于，资本论在“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的同时，是否试图“政治地”瓦解这个系统？从理论直觉来讲，既然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它当然具有政治意义。这就是，促使工人阶级在理论层面自觉到自身受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现实处境，并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实践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理论直觉上的自明性不等于学理论证上的严密性。笔者认为，认真对待资本论的政治意义问题，需要再度回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有机体”系统的“细胞”分析，即深人阐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这就要求，阐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语境中的“抽象统治”，不能仅仅局限于揭示“抽象统治”如何“抽象”地“统治”，更要进一步阐明“抽象统治”的结构中是否蕴含着瓦解“抽象统治”的政治实践逻辑。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6年，第3 页。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6年，第1 4 3 页。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 8 9 年，第140页。85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政治哲学定向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经济形式的社会权力性质的分析表明，由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所以传统政治哲学关注的两个核心政治问题，即谁说了算（政治权力）和谁应得到什么（物质利益的分配），在这一背景下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在政治权力被经济形式隐匿起来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说了算”的不是具体的政治实体，而是抽象的价值形式，“应得到”的不是作为“物质”的财富，而是作为“价值”的财富。进而，在现代价值形式及其社会权力主导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政治权力以隐秘的经济权力或社会权力的方式运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实质是作为“价值”的财富自我增殖的手段。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抽象统治”逻辑决定了，瓦解“抽象统治”的路径与瓦解“具体统治”的路径注定是不同的。“具体统治”的瓦解可以通过破坏发挥统治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政治权力基础，在政治革命意义上消灭具体统治的政治权力来源，进而消除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支配，实现对具体政治权力以及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重构。所以，瓦解“具体统治”的政治实践可以诉诸于一种“外在性”的暴力革命，而这种暴力革命的结果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具体统治”的政治秩序，重构“说了算”和“应得到”的政治权力基础。与“具体统治”及其政治秩序不同，“抽象统治”的权力运行，是在现代价值形式的“实体性”与“主体性”的张力结构中实现的。这决定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权力实践是通过价值形式自我运动这一隐性方式完成的。现代价值形式以资本形态构建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的依附关系，说明现代价值形式构成了一种隐藏在物质生产以及物质交换关系背后的社会政治力量。它的量化、可计算性原则及其蕴含的形式同一性力量，通过物质的商品化生产完成对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形式重塑，也由此实现在社会权力层面对现代人的支配。参见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导论，王涛、赵荣华、陈任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1 页。8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价值形式作为社会政治权力的上述特征决定了瓦解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不能仅仅依靠不触及生产结构的“外在性”地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种不触及价值形式及其社会力量的“政治力量”来进行外在的政治革命。因为无论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政治力量”的干预，由于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社会矛盾等同于阶级对立或不同利益群体之争，所以在深人到“抽象统治”对现代社会政治塑造的“内在性”和“结构性”方面，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正如美国哲学家普殊同所言：“社会矛盾无法被简单地理解为工人阶级与剥削阶级的社会对抗；相反，它所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真正肌理，是内在于其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一种自我生产的异质性 一一因此，它无法构建一个稳定的统一性的整体。”因此，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式“抽象统治”，必须充分重视现代价值形式自身发展过程中生成出的否定自身的力量，从“抽象统治”的逻辑结构内部寻求颠覆这一结构的否定性元素。这一认识不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革命性和对抗性内涵的主观想象，而是由价值形式本身的“抽象统治”结构所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言，价值形式的“抽象统治”蕴含着两种结构即“实体性”的结构和“主体性”的结构，“实体性”的结构又必然发展为“主体性”的结构，即资本自我运动的“扎格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