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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卷 第 3 期2023年 6 月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44 No.3Jun.2023收稿日期：2022-09-29作者简介：李虹霖（1994），女，河南新乡人，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硕士。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李虹霖（淮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摘要：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 汗简 古文四声韵 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关键词：传抄古文；疑古思潮；古文字书；金石学；古文书法中图分类号：A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683（2023）03-0029-06引言“古文”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与内涵，史记 汉书 说文解字 等两汉文献中有多处论及“古文”。许慎在 说文解字 叙 中所言“古文”或指秦代以前的文字，或指“壁中书”。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对“古文”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其在两汉时的多种涵义，提出“战国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1的观点。启功先生将“古文”概念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概念是指小篆之前的文字都称之为古文，狭义则是指秦代以前手写体文字，特别指秦代以前所写的经书文字。2故而大致可认为“古文”是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本文所讨论的“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古文”。自汉以来，传抄古文资料庞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字书，如许慎 说文解字 中的古文、郭忠恕汗简、夏竦 古文四声韵、杜从古 篆韵古文韵海 等；另一种为碑志，如 三体石经 碧落碑 阳华岩铭 等，还有一些宋志、金志，多用古文书写墓志盖，仅数十字上下。宋代 贾正之妻蔡氏墓志 全文有数百字古文，是为数不多的用传抄古文书写全文的石刻。此外还有郭忠恕 三体阴符经、释梦英 十八体篆书 和 瘗宜贼首级记 宋故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 等含有传抄古文的石刻作品。这说明了传抄古文在宋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与书法艺术相结合，这与宋代古文字书的整理和编撰、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的相互融合、道教与古文书法的相结合等因素相关。一、疑古思潮影响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编纂疑古思想从汉至宋，再至近代，反复地成为一种思潮出现，表面上看，它与崇古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崇古思想。汉代以后，“古文”被认为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字，隐藏着宇宙万物的奥秘29与“古圣先王”的信息，因此在各个历史阶段一再地被“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时代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从古以来，改革往往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托古”是为了从先贤圣人经典中寻找依据。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托古”和“疑古”之争，由此而衍生出古书的真伪问题。北宋中期以后，在经学上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其后逐渐发展为社会性的疑古思潮，学者们开始怀疑、批评“汉唐旧说”再上升到对 诗 书 礼春秋 易 等儒家经典的怀疑与考辨。但是宋人的疑古并不是要打倒经典，反而是要维护经典的神圣性。宋人认为“经伪史杂”不见原经，想要继承圣人的大道就要澄源经典正本，古文经典比后世更改过的经典更加接近圣人原本的思想。此外，有些经典只有古文没有今文，加之汉唐以来，古文书籍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文字的形体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讹误，以致不断衍生杂体奇字。在此背景下，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势在必行，郭忠恕所著以正经释文为目的的 汗简 一书应运而生，其后还有夏竦的 古文四声韵。汗简，正文三卷，目录序略一卷，宋郭忠恕编纂。郭忠恕（？977），宋史 有传，字恕先，河南洛阳人，后周广顺中曾官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博士，后人也称呼他为郭宗正。入宋后，仕太祖朝，后被贬为乾州司户参军。太宗闻其名，将其召入内廷职国子监，馆与太学，参与校刻石经和整理历代字书。后又因纵酒，肆言时政，次年被流配登州。后卒于太平兴国二年（977）。郭忠恕七岁能诵书属文，举童子及第，且尤工篆籀，能书善画，传为识古文科斗字数一数二的人物。汗简 就是其莅官校勘石经时精心收集、长期积累而成。他在 汗简 卷首中言：汗简 者，古之遗相，后代之宗师也。仓颉而下，史籀已还，爰从渔猎，得其一二，传写多误，不能尽通。臣顷以小学，莅官校勘正经石字，繇是咨询鸿硕，假借字书，时或採掇，俄成卷轴。33除此之外，他在 汗简 序中批评时人对于古文的目论臆断和蒙昧无知，这更促使其不遗余力地来整理、编纂这本传抄古文字书。该书阐述了传抄古文的构型原则和古文的变迁，收录古文字形两千九百有余，大多数古文形体来源有据，形体下注有释文，按 说文 部首排序，一字一体。书中征引凡七十一家，其中大多都已散佚，现存仍可见者有 说文 三体石经 碧落碑 等。在金石学研究方兴未艾之际，郭忠恕的这一著作为其后古文字的研究带来了便利，并为后来夏竦编纂 古文四声韵 甚至是宋代金石学的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文四声韵，宋夏竦编纂。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人，宋史 有传，是仁宗时期声名显赫的的大官僚。该书在 汗简 的基础上又广泛搜罗古文，据统计共收录古文九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载：“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 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 汗简，未尝多一种，实即取 汗简 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虽不作可也。其说固是。然 汗简 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於检阅。”4汗简 与 古文四声韵 的关系并非如全祖望认为的那样，李零在 汗简 古文四声韵 出版后记中阐述了两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收录书目数量、收录古文字数、编纂形式等方面。古文四声韵 所引用书目九十八种，较 汗简 增加了二十余种，但其中存在有异名重出的书籍。在所收字数上 古文四声韵 多于 汗简。在编纂形式上，古文四声韵 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韵内诸字以圆圈记为隔，首字为释文，下为字样。一字兼收数体，其中既用古体，也用隶古定。这与 汗简 一字一体、不用隶古定有很大的不同。郭忠恕编纂 汗简 之际，青铜器研究尚未兴起，其编纂目的在于正经释文，尚未脱离传统古文之学的范畴。但 古文四声韵 一方面承袭了宋初以来的古文学，所收文字仍以传世文字为主，但另一方面夏氏已经注意到了真宗朝青铜器的出土，并在书中酌收了若干青铜器铭文，虽然收录字数较少，然而却兆示了古文之学向金石学的演变。316216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学术创新的时代，正如徐刚所说：“新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必然结果。但是创新之中隐含着破旧，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传统的社会中，新 似乎并不受欢迎。”5汗简 与 古文四声韵 是北宋时期所编纂的两部重要的古文字书，对金石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宋代以后，这两部书却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如清代郑珍对 汗简 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著 汗简笺正 一书，认为该书所录古文是怪癖、毫无来源的“伪古文”，以此来捍卫许慎 说文解字 的正统地位。郑珍之子郑知同在 汗简笺正 序中批判郭忠恕的 汗简 为“世不深考,谩为所掩”6，这也可以代表推崇 说文 学者的态度。钱大昕作为清代 说文 学家的代表，认为 汗简 偏旁讹异不合 说文，并作 跋古文四声韵 对 古文四声韵 进行了评价：“英公（夏竦）博览好古而未通六书之源，不能别择去取，故踳讹複沓，较之 汗简 为甚。”7潘祖荫认为 汗简 古文四声韵 中所辑并非为商周古文字。吴大澂在 说文古籀补 序 中言：“援据虽博，芜杂滋疑。”8上述学者质疑和批判 汗简 古文四声韵 二书，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当时文献典30籍经过灾厄战乱多亡佚，又有后人作伪、附会增益，故至于宋，两书所征引书籍多亡佚失真，又缺乏对征引书籍的严谨考证；其二，书中所收之字体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很大区别；其三，乾嘉之际，学者多对说文 三体石经 古文深信不疑，加之对于许慎的推崇，又未见六国之简牍文字，所以对古文的真实面貌并不了解。正如李学勤在黄锡全所著的 汗简注释 序言中曾说：“清代 说文 之风盛行，金文研究日益深入，以 汗简 为代表的古文，被认为上不合于商周，下有悖于 说文，受到不应有的蔑视。”9两部著作在两个时期受到了当时学者的重视，第一个时期为宋代，金石学兴起后为出土的青铜彝器释读提供了参考。吕大临在其 考古图释文 中对 汗简 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孔安国以伏生口传之书训释壁中书，以隶定古文，然后古文稍能训读。其传于今者有 古尚书、孝经、陈仓石鼓文,及郭氏汗简、夏氏 集韵(即 古文四声韵）等书尚可参考。”10第二个时期则是民国，王国维 观堂集林 中，对汗简 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肯定了郭忠恕 汗简 所集字来源有据，为汉代以来辗转相传的先秦旧体，即六国文字也。并认为此书绝非郭忠恕仅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并且王国维率先将 汗简 古文四声韵作为考释六国文字的材料之一，他在 魏石经残石考 第三部分 古文 中共释149字，用此二书印证16次（字），可说明王氏已重视到两书的价值。11正是由于王国维的中肯评价，后人对于 汗简 也逐步有了正确的认识。随着建国以来战国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大批楚简进入人们的视野，学者们发现战国文字很多都与 汗简 古文四声韵 所录古文相合，二书的价值重新被学者所认可，例如李学勤在研究郭店楚简时发现，郭店简中的文字多与 汗简 古文四声韵 所收录的古文相似。随着近些年战国简帛的不断发现，其中郭店楚简中古文的特殊写法与两书相同者最多，两部书的名声也渐渐平反昭雪。胡朴安在 中国文字学史 一书中所言：“钱氏不明六艺文字与钟鼎文字之分，故有此笼统之批评，近日新出土之三体石经足以为六艺文字之证明。予尝谓三体石经之出土，大足以增长 汗简 之价值。”12宋代除了 汗简 古文四声韵 两部古文字书外，还有成书于徽宗时期的张有 复古编、杜从古 集篆古文韵海 等。二、制礼作乐推动下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的相互融合在经历了五代十国频繁的战乱后，礼乐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改变唐以来藩镇割据的现象，宋太祖开国后重用文人，抑制武官的权力，以致文官享有较大的权力。统治者意识到仅仅抑制武官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人们思想的稳定才是国家安定的根本，所以开始在思想上实行崇儒复礼，修缮制度等措施来改变唐末五代初因战乱而造成的礼制破坏、纲纪松弛的局面。宋初以来沿用的是聂崇义 三礼图，该书在编订时就无所规式，对三代礼制的重构更多的是靠想象而非以真正的古器作为仿制对象。正如孔令伟在 悦古: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中所言：“汉儒的理学研究经验，与其说是在寻找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寻找信仰，这种信仰最终以一种规范化的图形在后世礼书中流传。如果说 三礼图 中存在大量的 错误，那也是一种长久存在的、延续千余年的 错误因为汉代人实用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礼器，而非气象恢宏的三代礼器。”13但是到了宋代，越来越多的青铜彝器出土，宋代学者大量接触出土实物，自然就会发现出土青铜器与延续着千余年“错误”的 三礼图 之间的区别，于是便认为 三礼图 于经无据，批判和指责也随之而来，由此也导致政和五年（1115）全面销毁国子监及郡县学堂的 三礼图，吕大临的 考古图 和 考古图释文 取而代之，成为宋代古器物图谱的集大成者，并且是唯一保存于后世有图像、有铭文兼具考释的著作。可以说制礼作乐是宋代金石学风气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反过来金石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宋代“制礼作乐”的进程。为了复兴礼乐，宋人便开始修礼书、做礼器。在这件事上，尤其以徽宗朝为最，徽宗曾下令仿铸九鼎，并作 九鼎记 对九鼎的图案和象征意义作了说明。徽宗朝的礼器图谱则以 宣和博古图 为代表。随着出土的古器物日益丰富，宋人见到了比流传的古文更为古老、更为丰富的古代文字，此时的金石学除了制礼作乐的目的外，多了些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意味蕴含其中。王国维在 宋代之金石学 一文中便将宋代金石学概括为“应用、研究、鉴赏”并存的学问。宋代学者除了记录古器的形制尺寸外，也开始关注器物铭文，并对铭文文字作出考释，如北宋皇祐三年（1051），杨南仲为 皇祐三馆古器图 作释文；北宋嘉祐八年（1063），刘敞撰 先秦古器图 对出土古器物铭文进行考释；欧阳修作 集古录跋尾，吕大临作考古图 和 考古图释文 等。徽宗时，又有王俅 啸堂集古录、黄伯思 博古图说 等金石学著作，这些书中均有对古器物铭文文字的考释。随着金石学的发展，其视野也在不断扩大，玺印等一些其他古物上的文字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31三、谶纬之学传统下道教与古文书法的相结合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了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至唐，以道教为国教，古文入碑开始盛行，唐代古文碑刻 碧落碑 便铭刻在道教碧落天尊背上，其内容为道教祈福之文，唐人对此碑推崇备至。此外还有 唐岳庙古松诗 唐云台观三方功德颂 唐云台观金箓斋颂，这三方古文碑大致同时立于华山，内容与道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唐人对于道教的推崇，使得古文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文人的书法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如瞿令问 窊尊碑 阳华岩铭 美原神泉诗 等。至宋，宋人依旧不减对于古文的热爱。金石学的兴起使得访碑与地下发掘活动盛行，期间发现了记载大禹功绩的 岣嵝碑，虽后世学者认为此碑是后人作伪，具体作者则无从考证，但是此碑却足以给宋人带来了神秘的联想与无限的遐思。我们可以发现，宋以前人们对于古文的研究和兴趣多是建立在道统和政治的需要，而宋代的古文之学融于金石学之中。北宋中晚期，随着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古文除了作为一种研究材料外，也逐渐延伸至书法艺术的领域。而毛笔自然书写的线条形态恰好符合古文丰中锐末的“科斗文”形状，适用于书法的创作，所以古文也成为了书法艺术创作的素材。图1 贾正之妻蔡氏墓志宋代的郭忠恕除了编纂字书外，还十分擅长于篆书的书写，陕西西安碑林中保存着其书于北宋乾德四年（966）的 三体阴符经，此碑各字三体以品字式排列，上面一字为小篆，下面两小字分别为古文和隶书，实属珍品。同一时期还有北宋乾德五年（967）宋代高僧释梦英所书 十八体篆书，他以古文、大篆、籀文、柳叶篆、璎珞篆等十八种篆体书写的沙门惠休五言诗，每五字为一体，并以隶书注释该书体的名称以及起源。再有北宋晚期崇宁四年（1105）米芾所篆 文宣王赞碑，此碑的风格是以小篆与古文相杂糅的书体来书写的。2010年3月，郑州市二七区黄岗寺村南水北调工程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其发掘报告记录该墓共出土墓志两方，其中一方为 贾正之墓志，另一方是其妻蔡氏的墓志。贾正之妻蔡氏墓志（图1）方形青石材质，长、宽各59厘米，共22行，满行21字，全文共有426字，该墓志全文传抄古文书写，志文采取阴刻，其书写精美，用笔圆劲而饱满，线条流畅，文辞优美，志文内容表达了对亡妻蔡氏治家有方、温良恭俭品质的赞美。墓志书丹者为北宋著名诗人陈恬。陈恬（10581131），字叔易，陈尧叟之玄孙，号涧上丈人，在文坛上颇具名气。除了在文学上的成就外，在书法上也颇具才气，世人称其“能书”。董史 书录 载：“陈恬字叔易，号存诚子，陈简斋诗载其能对于该墓志的发掘出土报告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郑州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J.中原文物,2013(1):49.32书。”14晁说之 嵩隐长子墓表 载：“予因见涧上陈叔易写科斗文，颇留心愿学，顾非宜教童子者。”15由此可以看出陈恬是擅长于书写古文的。贾正之妻蔡氏墓志 全文无一字重复，作者有意使用不同的形体来避免字形的单调与重复，亦可证明陈恬谙熟古文。笔者将该墓志全文426个古文字形与 汗简 古文四声韵 等字书进行比对，发现墓志大多数古文形体与字书中相同，但有一小部分的字不见于当时所存在的字书中。经过整理归纳后，发现该墓志文字由三种方式组成。其一，直接使用 汗简 古文四声韵 等字书中既有的古文。其二，使用假借字，由于战国时期的文字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假借字的运用成了战国文字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在撰写志文时不可避免用到了假借字。据统计，墓志中假借字共有22个，根据借字与本字之间的形体关系，可分为五类，分别为：本字和借字均为形声字，二者声符相同，形符不同；借字是形声字，本字是借字的声符；本字是形声字，借字是本字的声符；借字和本字在形体上无任何联系；借字为本字形体中的一部分。其三，作者以古文偏旁组合而成或以小篆写法来代替，据统计墓志中此类字形共40字。这些字多为合体字，由于没有古文写法，作者以组合的方式来代替，如“舅”字，作者分别用“男”“臼”两字组合而成。还有一些字的形体接近小篆，如“佛”“贾”“簿”等字。通过对该方墓志古文字形的分析，可得知宋代书家对于传抄古文的使用方法。除以上几方含有较多字数的传抄古文石刻外，宋代的传抄古文书法还保存在一些碑额、墓志盖中，字数多为四至十二字之间。其中有时间较早的北宋庆历五年（1045）瘗宜贼首级记,碑额“瘗宜贼首级记”,除“首”字外其余五字为古文。山西省平陆县文化馆藏有一方清光绪初年出土的墓志，题曰 宋故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该墓志志盖以传抄古文书写，共十二字，传为司马光所书，其书法精美，字形线条流畅，具有浓厚的装饰性意味。北宋宣和四年（1122）赵鼎臣所撰 荣事堂记 碑，其碑额“荣事堂记”四字以传抄古文书写，其书法线条形态呈现为起笔处较为粗重，收笔处细尖且出锋，线条中部饱满，线条形状如“蝌蚪”，是先秦手写体篆书笔画形态的基本特点，也是先秦手写体的基本笔法。除以上所列举几方石刻外，宋代还有多方含有传抄古文的石刻，在此不再赘述，兹列表1如下：表 1宋代传抄古文石刻列表名 称瘗宜贼首级记刘再思墓志北岳庙碑姑苏孙府君墓志铭盖宋故朱府君墓志强秉墓志宋颍川陈氏墓志铭元丰敕封顺应侯牒碑文宣王赞碑道岩诗碑刘赓墓志时 间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元祐七年（1092年）北宋元符元年(1098)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古文书丹者孔延之刘齐钱贻范不详不详许尚宽冯翊雷不详米芾黄诰王诏著 录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8册，第100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8册，第118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8册，第124页新中国出土墓志 上海、天津上册，第12页。宁波碑铭撷英 第11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3页。宋代墓志辑释 第378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21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119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130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169页。宋故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收录其名 香君墓志盖。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4）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62.33葆真观记游师孟墓志荣事堂记赵崇雋圹志香君墓志盖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刻黄诰段海赵鼎臣赵崇修不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1册，第172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2册，第100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4册，第128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4册，第63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4册，第162页。可以看出，宋代即便有 汗简 古文四声韵 等古文字书，但含有传抄古文的石刻数量仍然较少。从文字层面来看，传抄古文是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至宋代已逾千年，又不似篆书一直传承未断，再加之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变，这也就导致了古文至宋代已经是一种复杂且难以辨识的文字，这要求书者具有较强的古文字功底。虽有古文字书存在，但可用文字的数量不足，不能满足书法创作所需。从书法艺术层面来看，宋代书法受文人政策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尚意”书风盛行，书法重“意趣”，自不喜规矩严格的唐楷，更遑论篆书、古文。因此具有较强书写性的行草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书坛主流。汉以来，篆书逐渐被束之高阁成为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字体，如多用于碑额、墓志盖等。传抄古文相较篆书，皆非日常书写所用文字，且多了些装饰性意味和古意，这也是宋元明清时期传抄古文多用于墓志盖和碑额等处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抄古文算是比篆书更为高级的一种替代。结语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传抄古文字书的问世为宋代传抄古文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又在“制礼作乐”和道教思想影响下，以 贾正之妻蔡氏墓志 为代表的宋代传抄古文作品得以出现。但因其自身复杂性和难以辨识性等特点，注定了传抄古文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很难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而只能成为研究对象或运用于特定场合，自然不可能成为宋代书法的主流，故对当世乃至其后的元明清书法史并未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参考文献：1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M/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97.2启功.古代字体论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16.3郭忠恕，夏竦.汗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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