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pdf

农业考吉2023年第4 期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方华康摘要：清代每年从全国八省征集粮食八百万石运至京师或指定地点以供皇室用度、官员俸禄、军饷防务等用。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大规模社会开发，两湖地区成为重要的漕粮征集地。作为“制度”的两湖漕政，是中央王朝加强地方社会控制的契机和抓手。从漕粮征收到兑运、验收都有着极其细密、严苛的规定。从社会史视角看，清代两湖漕政的兴衰变迁都是在与地方社会的密切互动中展开。漕运将两湖地方社会的人口、农业、贸易、社会关系、民众生计等要素联系起来。以此为中心，一幅生动鲜活的社会图景得以展开。关键词：漕运；清代；两湖地区；社会变迁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6-2 3 3 5(2 0 2 3)0 4-0 0 9 4-1 2Research on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in TransportationFang Huakang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8 million dans(1 dan equals 60kg)of grain were collected from eight provinces of the coun-try every year and transported to the capital or designated places for royal expenses,official salaries,military pay and defense.Thanks to the superi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rge-scale social development,the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became impor-tant grain collection areas.The grain collecting administration in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central government in strengthening local social control.There were extremely detailed and strict regulations from grain collec-tion to delivery and accept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collecting administration in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carried out in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society.Water transportationconnected the people,agriculture,trade,social relations,peoples livelihood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twoprovinces,thus unfolding a vivid social picture.Key words:grain transportation;the Qing Dynasty;the area of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social change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南方经历大规模开发后，长江流域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地带，沟通着西南、华中、江南几个大区的经济往来。根据水文地貌特征，长江干流分上、中、下游三段。两湖地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包括今洞庭湖以北的湖北省和以南的湖南省。如果说位于长江中上游的成都平原是“封闭的世界”,那么“江”“湖”环绕、河网纵横的两湖平原则可视作内陆一个“开放世界”。就“区域社会看整体中国”的旨趣而言，与江南、华北、华南一样，两湖也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达，是全国方华康，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数字人文。*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秩序形态研究及区域对话”（项目编号：1 8 BZS134)。94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举足轻重的粮食产区，承担着部分漕粮的完纳、因素。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周围分布广阔的低山丘运输任务。在明清两湖区域社会史的诸多方面，陵，土壤肥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大致同学术界都已有深厚积累。亦有不少学者围绕清期，作物可一年两熟至三熟 6(PI-1)。从地形、热量代两湖漕运问题作出过有益探讨，但以漕运视等基础地理要素看，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总体角整体观照清代两湖地方社会的成果尚不多见。上农业生产潜力大，但其内部也存在差异。有学实际上，只有在概观清代两湖漕运与社会面貌的者根据地理条件相似性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十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分时段分地域对其进行深人考区域：江汉平原区、洞庭湖平原区、鄂东北低山丘察。本文从环境、制度与社会层面分别展现作为陵区、鄂东南低山丘陵区、鄂西北山区、鄂西南山“运输工程”“行政制度“经济活动”的清代两湖漕区、鄂北岗地区、湘北丘陵盆地区、湘南山地丘陵运，希望宏观把握其总体特点和发展脉络。区及湘西山区 7 。一、两湖的空间环境与漕区分布无论是平原湖区，还是丘陵山区，在明清时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总在特定环境中期都得到了大规模垦殖开发，“凡稍有可得收，无展开，因而研究社会经济史不应忽视环境视角。论高低，绝无不垦之土”8 1(卷2 3),有力推动当地农这里所谓“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 2 ,也包括社会业经济的发展。所谓“先是山泽之羡，率弃不理；环境 3 。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曾提出著名的“三今则皋原阪，耕者鳞集。甚至丛菁幽革，人力所时段”理论。就作为“事件”的具体漕运过程而言，不能通者,亦皆累累象耕鸟耘”，出现“昔为茹，其接近于“短时段”范畴。自然生态演化属于“长今称沃衍者，不万万”9 (卷3 9)的巨大变化。时段”，而社会发展变迁属于“中时段”。两湖地区南方多雨，平原地势低平，易受洪水侵袭。由在清代漕运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内部的漕区堤防包围环绕的“境田”是两湖平原颇具特色的分布、漕粮运输都与所处的空间环境密切相关。土地利用方式。皖”最早兴起于南宋后期。“民间“漕者，水转谷也”4(2 3 7。简单来说，漕运是于田亩周围筑堤，以防水患，其名日皖”1 0 (P14)。康一项物资调配工程。粮食生产和转运是其中至关熙、乾隆年间,烷田的规模、数量都迅速扩张。有重要的方面。两湖地区在明代就以其“土地广沃，些州县甚至“于岸角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而长江转输便利，非他省比”5 1(内卷)的优势成为漕借水粮渔课，四周筑堤以成 1 1(P39)。到同治年粮征集区。清沿明制，每年从全国八省征集漕粮间，湖南浏阳“地利尽辟，水利多兴”。堤坝等水约4 0 0 万石。两湖漕额为5 5 万石左右，包括运至利设施的兴修和境田的大规模开发，是清代两湖京仓的“北漕”约2 5 万石，运至荆州供满营驻军食民众通过改造自然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生用的“南粮”约3 0 万石。两湖地区被纳人漕粮征集动实践。区，成为全国漕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突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是分不开的。两湖地处秦淮以南，五岭以北。从地形上看，其核心区由荆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和以南的洞庭湖平原组成。现代地质学研究表明，这两块平原本属同一个大型沉陷盆地。尽管分布着江汉和洞庭两个独立水系，但仍可将其视作自然一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区域。正基于此,本文在社会经济史意义上亦使用“两湖”这一地域概念，对清代湖北、湖南两省漕运状况作综合考察自然条件是影响区域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注：此图绘制年代约为1 7 6 2-1 8 2 0 年，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号：G7822.Y3N22.C4。详细信息参见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 0 0 4 年版，第1 7 8 页。图1 湖北省抢修长江、汉水堤工图各省移民汇聚以及朝廷“边省内地零星地土95农业考古2 0 2 3 4可以开垦者，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针对新垦土地的赋税)”1 2 1(卷首)的鼓励政策使得湘鄂西部山区（大体包括湖北勋阳、宜昌、施南和湖南永化顺、辰州、沅州、靖州等州府)也逐渐改变地广人稀的社会面貌，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乾隆年间，人烟素稀的西出现“五方杂处，山西、陕西、河南、江南及本省之武、汉、黄、襄各属州县，锄山稞地，接睡而至”1 3 1(卷1 8)的热闹景象。边远山区无需直接缴纳漕粮，但环境相对恶劣之地得到开发,亦湖北R天L水厅从侧面反映出两湖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掘和生产湖南水平的总体提高。R州清州清代两湖盛产稻米。因地位重要，时人甚至对其有“天下第一产米之区”1 4 (P570)的赞誉。其粮食生产重镇的地位，从明中期以后广为流传的民谚“湖广熟，天下足”中也可见一斑。考虑该地区每年动数以千万的产米量，五十余万石梭米(即稻米)的漕额属于较轻负担。除承担漕粮任务外，“各省偶有缺乏，俱借资于楚米”1 5 (P473)。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江浙重漕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以至“咸赖此二省（湖广、江西)之米”。可见，清代两湖地区还在南方米粮贸易流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其中涉及的粮食数量远多于漕粮。两湖内部的米粮产量分布并不均衡（见图2），总体上湖南多于湖北。湖南米谷主产于湘、资、沅、澧四水中下游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咸丰年间，巡抚骆秉章称：“湖南素称产米之乡，岳、常、澧三府州滨湖之处,圩田最多;长沙、衡州地势稍平,稻米之收,数处为广;此外,辰州、沅州、永顺、靖州、宝庆、永州、郴州、桂阳州各府州则山多田少,本境产米仅敷民食。”1 6 (P1043)湖北米谷主产于东部沿江平原和汉江中游平原。乾隆时人朱伦瀚称：“湖北一省,宜昌、施南、勋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须由武汉拔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其地多种豆麦稻田亦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惟汉、黄两郡尚属产米。”1 7(2 3 2)“以水运粮还需要调用大量船只。两湖承担的“北漕”只有正兑（相对运至通州仓的“改兑”而言，指运至京仓的漕粮），路程遥远，且沿途有长江、洞庭湖之险，“非巨舰不能利涉”。被称为“江广船”的两湖漕船在八省漕船中体积最为庞大。图例湖泊河流1820年县治无漕州县改折州县75150T米此图为作者利用QGIS软件自行绘制。数据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发布1 8 2 0 年中国行政区划数据；乾隆湖南通志田赋三，乾隆二十二年刊本；民国湖北通志经政志，民国十年影印本。图2 清代两湖有漕州县分布图即便如此，“江湖之内倘遇暴风，即大船亦所不免”1 8 (P151)。定期建造、更换漕船要耗费大量木材。两湖地区“素称产木之区，汉阳、武昌、长沙、常德等处物料充裕，工匠驯集 1 9 (P132)。其地不仅造船物料完全自给自足，还和江西一起承担朝廷指派建造外河拨船（大船搁浅时供拨米之用的随行小船)的任务。这也体现出两湖在漕粮运输上的自然优势。漕粮在清代是“京师满汉军民所仰给”之“天庾正供”，每年都必须按时运抵交仓，“即回空船只，亦必依限抵次”2 0 1(卷7%)。“四渎长江为首，五湖洞庭为宗”,两湖一个是水域广阔的地理空间。临水州县有“船来船去小江南”2 1 (P2705)之称。尽管北运漕粮路远运艰，滨江临湖、河网纵横的两湖地区还是依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保障漕运连年正常开展。利用自然江河运粮也避免了维护、修人工河道以及协调农业用水等产生的系列问题。两湖有漕州县的确定，主要依据其农业生产0.2-1.0万石2.0万石96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能力、运输便利程度和水程距离等。湖北、湖南两眼点是将“漕运”视作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承担省有漕地方共十府五十九州县。其中，湖北有六漕运任务的省份往往具备与其相适应的地域特府三十四州县，湖南有四府二十五州县。它们基点。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大规模社会开发，本都是粮食产量大，又距兑粮中心(汉口、岳州)处于“江”“湖”之间的两湖地区成为全国举足轻较近，水运便利，易于交运漕粮的州县重的稻米主产区。清初,受战争环境影响，,湘鄂两具体来看，作为“省城之首邑”，湖北武昌位省负担沉重军饷，北运漕粮几陷停顿。等到局势于长江、汉江交汇要冲，水运便利。湖南长沙“帆稍稳，两湖才继续在全国漕运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路北达岳、常,南达衡州,西达宝庆。浏、醴、乡、角色。宁，并通小舟”2 (PI)。征漕地几乎囊括两湖全部二、两湖的漕政管理与基层控制所属州县（除长沙府安化县外)。湖北之宜昌、勋漕运实质上是一项粮食运输工程，从经济上阳及湖南之永宁、常德、郴州、靖州等州府则因地看是国家赋税的特殊形式，但其内涵还不仅仅如远路险，不直接承担漕粮北运的任务，只需负担此。一方面，漕运状况深刻影响着王朝的政治安一些漕运杂费开支。危；另一方面,漕政运行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即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通常认为，湖北襄阳府所谓“成规”“成例”）予以维系，长此以往，这些制不直接承担漕粮征收任务。2 0 2 1 年1 2 月，襄阳度逐渐成为集权体制下中央加强基层控制的重市发掘出一块清代漕运残碑。碑高1.1 米、宽0.6 2要抓手。从“漕运”到“漕政”，并非用语的简单米，碑文漫滤。根据碑刻内容，襄阳卫承担漕粮事变化，背后还蕴含着视角的转换更新。务，并逐级上报襄阳府、湖北督粮道，后报总漕部“漕为天下大政”，清代是漕政臻于成熟的时院。有当地学者认为“这块石碑不仅反映出襄阳期。道光年间，江苏学政姚文田称：“东南之大务有卫当时所担负的重要职责，也印证了襄阳是全国二:日河,日漕”2 6 (P32)。河道治理还是为漕粮运输提漕运的重要节点”2 3 。襄阳设有运漕卫所，但仅依供保障，即所谓“理漕与治河尝相表里 2 7 (4 6),清据此碑尚不足说明清代襄阳的漕运状况与地位。代官方上谕、题奏、起居注中关于“漕的记载、议从农业生产结构上看，襄阳多旱地而少水田，清论几乎每日不绝。从这些方面都不难看出漕政在代以种植小麦为主。清王朝统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除自然条件外，两湖漕运还明显受到社会环清朝因袭明制并加以改革，建立起一套较为境的影响。清初天下未定，朝廷用兵频繁，粮食需完备的漕务管理体制。从中央到省府直至基层州求迫切。顺治二年（1 6 4 5），户部奏定各省漕额，准县各层级都有相应机构设置。从征收、交兑、起运备开展漕运。作为“产米之区”，两湖漕粮占据重直至交仓各环节都有相应制度予以规范。两条线要地位。但由于连遭战火摧残，湖北、湖南两省索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严丝合缝的庞大管理网“船只焚掠殆尽田地抛荒，人烟断绝”2 4 (P308),络。朝廷上下的各级官员和漕区的大部分民众都正常的漕粮征兑难以进行，大部分漕粮及随漕款被卷入其中，作为一个普通结点，保障漕运活动项只能留充军饷，“以济兵需”。只有武昌、汉阳、年复一年地正常开展。黄州、安陆、德安五府断断续续北运漕粮。康熙初在中央层面，户部设云南清吏司，除管理云年，有朝臣上疏称：“楚省南、漕二粮，自开国之南财政事宜外，兼理全国漕务。驻守淮安的漕运初，俱留本地支用。至康熙四年，余漕7 万余石。五总督位高权重，“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江西、浙年，余漕1 3 万余石。”2 5 (卷5 3)直至康熙九年（1 6 7 0)江、湖广等文武官员经理漕务者,皆属管辖”2 8 (卷后，社会渐趋平稳，“米既充裕，水又通流”的两湖21)。乾隆二年(1 7 3 7),朝廷又设巡漕御史四名，分地区才逐渐被纳入全国漕运体系。驻淮安、通州、济宁、天津，稽查各地漕官。两湖漕在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明清时代，漕政由驻淮安者(后移驻瓜洲、仪征之间)专司巡粮攸关国运。探讨两湖漕运之兴的环境背景，着察。诸省漕政在管理上相互联系，难以完全分割。97农业考古2 0 2 3 4一地之事或会影响到整体制度兴革。面对纷繁不断的地方漕政事务，中央主要依靠诸多“成例”进行日常控制和管理。所谓“成例”并非一成不变，恰恰是在皇帝与地方官员的政务互动中形成并不断调试。如道光年间，在处理江西、湖广漕船夹带竹木事宜时，道光帝谕令两江、湖广总督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巡抚“会同漕运总督查核明确,准情酌理,迅速妥议章程,连衔会奏,以为永远遵行之制”2 9 (卷4 5 1,F690)。时人认为清代漕运“例有常则，立法极为周密”3 0 1(卷7 5)。但在皇权对地方漕政的直接干预中实际可以看出鲜明的“人治”色彩。孔飞力在对乾隆年间的“叫魂案”进行研究后指出：“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幸的官员。”3 1(P274)清中后期地方上频繁发生的“漕案”正为其提供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乾隆五十五年，发生在湖南湘乡的一起漕案涉案银两不过二十余两，但因“叩阎”（俗称“告御状”)引起皇帝高度关注。该案的最终结果是：原告童高门诬告罪得免，但因冲撞仪仗发配黑龙江为奴；被告书吏吴青桂“得银七两五钱”,其堂弟吴辉堂“得银十七两”，均被发配充军；知县李馨因“一听书吏等携票下乡勒索”被革职；已升任江南河库道的前任长沙知府陈嘉谟因“于属县书吏下乡勒索之事毫无闻见 而交部严加议处。3 2 面对一起普通州县漕案，数名刑部、兵部大员亲赴地方，历经数月查办，甚至牵连到已离任的府一级高官,原告、被告均因不同原因获罪。在整治漕弊的过程中，乾隆帝既树立了关注地方、体察民情的明君形象，又以对案件雷厉风行、毫不留情的处理，显示和增强了皇权对官像、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在地方上，有漕省份均设置相应漕官，保证漕粮从征收、起运直至交仓都有官员各领其事。“(漕粮)征之民也，县令是典,丞贰佐之。其兑于舟也，运旗为掌，卫宰之。而又粮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数，仓场受其成，河道先期以具蓄泄，所过设兵以卫其往回。”3 3 (卷4)漕务并非仅是漕官之责，地方文武官员都被卷人这套管理体制当中，协助漕运,并和年度考成密切相关。一旦有所差池，负责的官员将面临重责。尽管具有自然条件上的相对统一性，明清以来，湘鄂两省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合而分的历史过程。由“湖广”统辖到两省分置,其漕政管理依然被纳人同一系统之中。两省在征漕、折耗、随漕钱粮及其折价，漕船建造、漕运路线等主要方面都有着统一规定。观念层面，直到清末，时人论述漕运问题仍惯于以“湖广”之名并称两省。当然，漕政与其他基层制度有广泛联系。两省分治既成事实，漕运管理上也会存在差异。清代湖北设管粮同知、通判兼监兑官共6 人，湖南设3 人。漕粮征收完成后，由监兑官负责坐守兑运水次，监督漕粮开兑，验明米色，面交押运官。湖广总督会同两省巡抚派遣管粮通判担任押运官，负责监督漕粮运输，约束运军，防止漕粮被盗、掺杂异物等。后因押运事宜十分重大，改由各省粮储道亲自押运。漕船返程回空时仍由通判押运。漕船启程后，各省监兑官须随船将漕米护送至淮安，待漕运总督盘验无误后，方可返回驻所。乾隆五十三年(1 7 8 8)，因两湖路途遥远，规定监兑官可不必亲自到淮。州县是实际执行政令、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政府层级。每年的地方漕运活动始于州县漕粮征收。根据清代漕运则例，漕粮的催征、兑运由州县官一概负责。“牧令所司，刑名、钱谷二事为先务 3 4(P19)。理漕作为地方州县衙门的首要行政事务之一，受到格外重视。“州县经征钱粮，处分极重，防制极密”3 5 。正因如此，“一遇开仓之日，官吏寝食仓中,不湟兼顾他事”。3 6“钱漕乃维正之供，催科为有司专责。”漕粮征收是基层漕政运作的起始，也是“国计”与“民生”在漕政上相联结的重要环节。考察州县漕政的实际运作，既可看到王朝国家以掌控地方行政事务的方式施行“统治的艺术”，亦可管窥“被统治的艺术”和“逃避统治的艺术”如何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生动展现。作为全国漕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湖州县漕政既有其地域特点，又反映出一些共通的基层治理面相基层赋税征收事宜由州县官亲自负责，但具98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体执行则要依靠大量县衙雇佣的户书、粮书等书其边江便发，又使之各有典守”4 4 1(卷4 7)。按常例，吏和乡村社会中的里书、册书等差役 3 7 “一县之两湖漕船均于次年年初开行，在八省中时间最中，承催钱漕之差名目甚多”3 8 。户书、粮书均有晚。两湖漕船在汉口经汉水人长江，顺江而下，催征漕粮之责，有些州县还需要其押运至特定水由仪征转人运河。湖北漕船二月过淮安，湖南漕次完成交兑。如湖南湘阴“粮长名目至康熙四十船三月初十过淮安，均要求六月初一日运至通三年始行革除,(漕米)通由州县派拨户书押兑 3 9 州。在漕船北上途中，随时面临沿途地方官的催（卷2 1)。清代笔记竹叶亭杂记记载：湖南地方官，促，横遭勒索。“催漕员弃借揽运为利数，其差委“及到任时，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半由钻营请托而来，一经得委，即设立公馆，添于粮书”4 0 1(P52)。清中后期，“甚有昏庸州县形同木雇走役,势作威，需索帮规，邀求土仪（宜）。稍偶，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4 1 不遂欲，即于闸坝危险之处，风雨深黑之夜，乘在前近代社会，“赋税”实际上是专制国家强粮船势须慎重、稍微休息时候，指作逗留，恣行加给“编户齐民”的一种剥削性经济义务。乡里之责打，逼至险处，船碎人溺，米须重赔。”4 5 下，有些州县还雇有都总、里催、甲催、区长、团正两湖漕船到通州后，在石坝交兑。继而由坐等各色职役负责催征漕粮。一方面，从州县到乡粮厅查看米色，程验于仓场侍郎。交兑完成后，再里，众多吏役专事漕粮征收，侧面反映出两湖基转运通惠河,经普济、平山、平下、丰庆四闸，每闸层社会控制的严密和清廷财政取能力的强大；换船，分水陆运交京仓收贮。至此，两湖一年的漕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吏役相比州县官更为直接地运任务还未完成。“江广各帮水程最远，尤应及早与民众接触，这也给了他们肆意盘剥，捞取私利回空，无误新漕兑运”4 6 。正是这种严密的时间控的机会，为两湖漕政败坏埋下隐患。制，使基层漕政官员和民众始终保持紧张感，漕漕粮足额征收后，就要按时运输至京仓。有漕政活动得以年复一年不间断运转。关于权力控制省份均随漕额数量分建卫所，由卫所旗丁承担具下的时间规定，福柯曾称其“不是一个时间表，一体运输任务。两湖共设十卫一所。其中，湖南有四般的活动框架，而是一种从外面施加的集体的和卫从湖北调拨，从此处也可看出两省漕政的紧密强制性的节奏。它是一种程序”。4 7 (P163)联系。每卫设守备一人，量设千总。在两湖漕政的单从经济角度审视，维持漕运活动是极不合实际运行中，“如大造、金丁及钱粮运费等项，皆系理的行为。但作为一套体制的漕政运行，还是守备管理，千总不过间岁一出巡而已 4 2 (4 9 5)。中央王朝加强地方控制的契机和抓手。反过来为防止运军勒索交粮百姓，从顺治九年说，漕运状况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控制力强弱的(1652)开始，兑漕方式一律由军民交兑改为官收晴雨表。统治者总会反复表达“均宜恪守成法”官兑。根据兑漕水次，湖北、湖南两省卫所各编为“恪遵漕规”之类论说。漕政运行一旦脱离中央极三帮?。每帮设领运千总2 人，轮流总领押运之力维护的制度常轨，相关人员就会受到严厉申责。另在地方上选出武举人1 名，“随帮效力”，协甚至处罚。此外，漕运活动将漕区民众的生产生助交兑。每只漕船上配备1 0 名旗丁，每年只选1活和基层官吏的施政行为都纳人这套体制当中。丁负责起运，旗丁负责雇募“有身家并谱撑驾”的它年复一年地紧张进行，维持着地方社会运转的民役9 名充任漕船水手。秩序与活力。最后，通过官员的上奏陈情和皇帝清代漕务管理一直强调“提前分限赶解，尤的朱批答复，“漕政”也成为维系中央决策和地方为切要。其迟延者，予以处分；踊跃者，奖其勤实践相沟通的桥梁。在此过程中，专制皇权和朝劳 4 3 (P84)。其制度严密还体现在精准的时间管廷中央的权威得到有效强化。控上。有漕各省须每年十月完成漕粮征收，十一三、漕运活动与两湖经济社会之变动月底前交兑。湖北漕粮直接集于汉口，湖南漕船有学者认为引人社会史视角是“2 1 世纪漕运在岳州水次，兑齐漕粮后运至汉口水次。“既取研究最值得关注的现象”4 8 。作为方法论范式的99农业考古2 0 2 3 4社会史倡导“眼光向下”,注重找寻“人的历史”4 9 。漕粮征收出自民间，漕粮运输仰赖民力。总之，漕运直接关涉民生，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经济活动，也是塑造地方社会面貌的重要力量。若从商品流通、市镇发展、人口流徙、环境变动、社会关系等方面对清代两湖漕运的经济社会之影响作全面考察，有助于生动展现国家政策与民众生计的基层互动。作为一项长途运输工程，漕运有着明显的经济功能，对促进区域间商品流通，繁荣沿途市镇经济起到重要作用。两湖地区四通八达，水运便利,且漕船容量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康熙二十二年（1 6 8 1)，清廷规定在5 0 0 石漕粮以外，每船准带免征钞税(沿河征收的关税“土宜”（土产品)6 0 石 5 0 (卷1)。此后，这一数量不断增长。道光年间达到每船1 8 0 石。两湖漕船上可携带的“土宜”种类十分丰富，既有茯苓、川芎等中药材，也有乌梅、莲肉、花椒等食品，还有面盆、牛皮等手工日用品等 5 1 。这些产品多来自广大农村，利用漕船沿长江、运河或运至京师贩卖，“利倍十一”5 1(卷1 1。从中得利的不仅是贩卖的漕船运丁，还有生产这些“土宜”的农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当地民众生活。为获益更多，除明文规定的免税“土宜”外，运丁还会冒险超额夹带其他商货。两湖漕船常“附带竹木板片、钉铁、油、藤、糖、藤绳、瓷器等货,沿途下卸，客商贩买”5 2 1(卷1 1)。道光年间，“帮丁附带客货，每船数百千石不等”5 3(卷3)。这些货物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乾隆帝也承认：“京师众人所用南货，俱附粮艘装载带京，总以催令抵通，多到一帮,于国计民生,均得其益。”5 4 (卷1 4 0 3,P543)漕船载货过重会耽误漕运行程，朝廷对此分外关注。鄂西山区及湖南浏阳、益阳等地盛产竹木，漕船“向来额外装带竹木，到北方售卖”5 (卷1 6)道光十三年（1 8 3 3），湖广漕船不仅多带竹木，还不待查验，“倚侍船多人众，不服截留”，趁黎明天黑强闯九江关。道光帝大为震怒：“漕船多带木植,本干例禁,且敢径直闯关,弃丁明知故纵。若不严行查办，不但各帮丁毫无忌惮，将来必至以木植包给漕船，任意偷漏。包带愈多，漕行更形迟朝廷对漕船超额私带货物行为的管控，总体上显得左右为难。考虑到其对漕区农民、帮丁生计的影响，不能简单一禁了之，只得以“不必过分吹求”为总体政策基调。但为保证漕运效率，又不可对其完全放任。对两湖漕船装带竹木，户部明确称：“漕船跨带木植虽例有明文，仍示以限制”5 7 。另外，税务衙门为增加税收，常常也会对违例多带竹木的行为予以默许。大学士潘世恩就奏称：“漕船专以运漕为主，江广帮船准带竹木，系因藉御风浪，并资津贴，意亦专主利漕，而管理税务衙门但执免税尺寸以为其余收税之地，而不计其例外多装,殊失利漕本意。5 8 清代两湖农业生产能力突出，粮食产量大，但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其负担的漕额较少,因而能够有大量粮食作为商品粮进人贸易流通市场。这些粮食既承担着调剂荒缺、平抑物价的社会功能，又紧密了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也是两湖融人全国市场体系的重要体现。从区域内看，有些州县粮食生产能力强，逐渐成为周边地区所仰给的粮食输出地。当时地方上流传着“贩茶莫过湖南道,贩米莫出沔阳州”5 9(259)的民谚。此外，两湖地区“介在八省之中，襟江带汉,跨豫据荆,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极沅湘，北控关洛”6 0 ,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清代内地1 8 省的绝大多数地区都与两湖形成了以粮食供求为主的经济联系 6 1(P151)作为“损益盈虚，动关国计”的事务，食盐运销在清代由国家严格控制。根据“划界行盐”制度，两湖大部分区域例食淮盐。淮盐价高，民间食盐多赖各色走私。漕私是在沿江州县销售的重要种类。利用漕船贩运私盐，“各帮皆然，而江广帮为尤甚”6 2(卷2 3 1,PI04)。嘉庆十六年(1 8 1 1),湖北三帮漕船被查出夹带私盐多达二十九万二千余斤 6 3(2 4 9,3 6)。道光十年(1 8 3 0),两江总督陶澍奏称：“窃照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回空军船,夹带私盐日有甚焉。”64(348）私盐猬癫导致官盐滞销，“漕船买带芦盐一事,实碍江(西)、(湖)广销数。6 5 (P435)漕粮采买、私盐贩运及随船“土宜”、货物的收购、贩卖等大量商业贸易活动刺激了两湖市镇100漕运视域下的清代两湖社会变迁研究经济的发展。汉口是两湖漕粮聚集的兑漕水次，然会引起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小民离弃乡井，扶也是商贾聚集的区域贸易中心。乾隆年间，汉口老挚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滨江舶舶相引,数十里帆林立,舟中为市,盖十求救无门,不相率为匪,势将为沟中之矣。”7 2 1(卷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首）外部所需于湖北者,如山陕需武昌之茶,苏湖仰荆漕运还深刻影响着两湖地方上官、绅、民之襄之米,桐油墨烟下资江浙杉木烟叶远行北直,亦间的社会关系。在漕粮征收中,绅地主与普通皆于此取给焉 6 6)P37，依靠转口贸易成为全国著百姓所面对的境遇大不相同。所谓“大户粮多而名的“九州名胜之地”,号称“天下四聚”之一。它纳少，小户粮少而输多”7 3 1(P47“小户交折色，愚弱是典型的港口码头型市镇，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起良善，书差欺压，数自倍积弊已百余年。至来，与便利的水运条件有莫大关系。于大户,则以本色完纳，书吏不敢盈取。州县用费每年自两湖出发的漕船有数百只之多。漕船不足，则以小户之有余，暗为取偿，是湖北百年之行经还促进了沿途一批小型市镇的兴起。如果说虐政，亦天下有漕省份之积弊也。”7 4 (卷6 0)“大户”汉口、湘潭的繁盛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地方绅补，他们依靠自身掌握的“文化权力”和这些小镇的兴起则更为明显地受到漕运影响。沔地方影响力享受着经济特权。阳县新堤镇是湖南岳州至湖北武昌府行船的必地方绅甚至和州县吏役勾结，“挟州县浮勒经之处，东西两侧均有河道，每年众多州县漕船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当然，他们也会因利益分经过，使此镇“街衢纵横，商贾辐揍”“沿岸列肆多配不均产生矛盾。每当这时，绅补便依靠其在乡里楼 6 7 (卷2)。清人许瓒路过后称：“新堤为鱼米积聚的影响力鼓动民众告漕，甚至群起闹漕，扰乱地方之地，沿江庐舍绵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秩序，以此向地方官府施压。以至有些州县官员下洪湖及沔阳、仙桃、荆州、安陆诸路，商旅云集，“以刁抗为患,往往视收漕为畏途”7 5 (P29)。而对普通井陌成行。”6 8(2 7)与此类似的还有湖北汉阳县蔡民众而言，告漕、闹漕都只是其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店镇。此镇是汉江流域所有漕粮运人长江的必经的方式。地界，因而贸易大为繁盛，给时人留下“纵横二乾隆年间，湖北荆门州人蔡士仁进京控告当街，商贾数千家。布缕之利，鱼虾之，实南北两地吏役征漕中的不法行为。乾隆帝下令追查，同乡一大都会 6 9 1(卷6)的深刻印象。时不免心生怀疑：“但以一州之事,蔡世仁以一人明清时期两湖人口变动较大，除正常移居垦挺身控告，恐有贿嘱唆讼情事。”7 6 1(卷1 3 0.,4 8 0 可见殖外，还有特殊时期的流。湘鄂山区的农业生民众被绅补您惠告漕的情形在当时并不鲜见。当产相较平原落后，且路远运艰，因而无直接的漕绅补与地方官达成新的利益平衡，民众的合理诉粮征派任务，赋税较轻。乾隆年间，湖北施南府出求又往往被弃置不理，“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已现“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求财也”7 (P107)。漕运活动连年开展，地方上的置产；或籍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官、绅、民一直处于争取各自利益的紧张互动关接”7 0 P461的外地人口大规模流入现象,促进了系中。当地开发。旗丁本是漕船的主人，承担着将粮食由兑运清中后期，灾害频仍，即使赋税时有免，漕地运至京仓的全部责任，但其往往在上要遭受押区百姓的负担依然颇为沉重。光绪年间，湖北监运漕官的压迫盘剥，在下要依赖对运河水文和驾利、沔阳“流民在外者,不下数万人”1 1(卷9)媒。体康驶更为熟悉的头舵雇募水手。押运漕官“洁已奉熙四十二年(1 7 0 4)的一道上谕称：“湖南地方介在公者少，而惟利是图者多”。在他们眼中，“粮船旗边远之境，向来官吏积习相仍，无艺私征，种种不丁，本多计利之徒”。他们“纵令旗丁勒索公费，继一百姓穷不支,致多流离转徙。”并对此表则分肥人已、坐享其利”,以至“粮船甫经开行，而达了深切担忧。流民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自路费已所存无几”。7 8 101农业考古2 0 2 3 4名义上，旗丁是官差，舵工、水手只是供其驱使的力役。但在漕船这一特殊社会空间中，他们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每船只有一名旗丁，而水手势众。有时“水手尤横,旗丁不能管束”6 4 (P240)。特别是两湖漕船上“全由舵工包运,旗丁多不过虚应名色”7 (5 0 0)。另一方面，在从事夹带私货、盗窃漕粮等不法行为时，他们又多有合作、互相包庇。道光十一年（1 8 3 1），朝廷规定：“一船之内，丁舵为主,水手有犯,责在旗丁”8 0 (P72)。这里体现出漕船上旗丁、舵工、水手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清中后期，经历了长期的农业开发，两湖“地民贫，生齿繁庶，凡有可耕之处，无不垦熟”8 1 。两省有漕地方大多地势低平，本就易受洪灾侵扰。临湖平原大规模开发“境田”,与水争地，造成泄洪能力降低，加剧水灾危害。江汉平原“自道光辛卯（1 8 3 1)湖北大水灾后，此间岁有之”8 2 1（卷首）。随着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该地农业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湖北沔阳流传“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8 3 1(P464)的民谚。湖南湘阴“乾嘉盛时，濒湖开垦无虚土，山林蔚然成林，地无遗利。其后水潦岁作，田卒污莱，所在童山饶确，物产日”8 4 1（卷2 5)。两湖粮食产量减少，甚至需依赖从四川大量输人。“湖广熟,天下足；四川熟,湖广足”说法的出现，反映出清后期两湖粮食生产地位的显著变化 8 5 1(P793)。两湖粮食生产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到漕粮的正常征收。到咸、同、光绪年间，经过长期的战争，长江中下游农业经济遭受重创。另外，运道废弛，漕弊又进一步加深，农民在沉重负担下无力按时交粮，两湖的北运漕粮活动再难为继，只能全部改为征收银钱。此后朝廷虽时有“复漕”之议，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最终都未能实现。从社会史视角看，漕运活动与清代两湖社会面貌呈现出互动关系。一方面，漕运活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对漕运活动和漕政制度产生影响。作为官方组织的大规模长途运输活动，漕运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商品经济和市镇贸易的发展，反映出民间社会对朝廷制度、政策的适应和利用。地方社会中的官、绅、民（包括农民、旗丁、水手等)各色人等在漕运活动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利用种种机会争取切身利益。清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环境的多方面变化，作为运输工程的两湖漕运难以为继,逐渐走向终结，作为“经济体制”的漕政却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总而言之，漕运将清代两湖地方社会的环境、人口、贸易、社会关系、民众生计等要素都联系了起来。以此为中心，一幅生动鲜活的社会图景得以展开。注释：这里所谓“开放性”与下游的江南地区有所不同。江南地处沿海，早有走向海洋，进行对外国际贸易的传统，两湖则在利用江河湖泊，联系内地诸省方面更具优势。可参见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 9 9 7 年第1 期；陈曦8 0 年代以来近代湖南经济史研究综述，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0 1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