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的理论与方法——学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pdf

年月甘 肃 理 论 学 刊 ，第期总第 期 党史党建学研究?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年度个人研究课题“两个结合 的哲学意蕴 基于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超越”（）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刘昊（），男，河北吴桥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试用期干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结合”的理论与方法 学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刘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摘要“两个结合”不仅是一种理论，还代表着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方法，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内核，具有超越特殊民族的普遍性意义。这一理解源于马克思对历史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特征及具体化要求。基于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质来理解“两个结合”，这一路径丰富了“两个结合”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两个结合”对中华文明的强调并没有弱化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原则的真正坚持。进一步推动“两个结合”发展，要充分挖掘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脉络，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坚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传承；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的讲话凸显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当前学术研究的侧重点集中在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质的维度来阐释“两个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文章将基于马克思的著作文本来诠释“两个结合”的理论意义与方法论内涵。这同时可以回答以下关切：“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诞生于中国的实践探索中，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何以具有普遍性维度与世界性意义？“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性，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强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越要坚持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越需要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作为理论的“两个结合”年，毛泽 东 提 出 了“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中 国化”，这一理论在实践上不断深化，并以“一个结合”的形式呈现出来。进入新时代，“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理解“两个结合”，要理解这一变化的深刻内涵。“一个结合”的内涵包括“两个结合”的内容，?“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既是指社会现实，又是指传统文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双重意蕴。传统文化作为要素之一塑造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同时作为一项内容被涵盖在具体实际之中。这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年毛泽东创作了 实践论 矛盾论 两部著作，使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阐释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引用“夸父逐日”“羿射九日”等来诠释矛盾转化，化用“相反相成”来解释矛盾统一，可见“一个结合”已然包含了“两个结合”的具体内容。“两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一个结合”的内涵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的存在。尽管“一个结合”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付诸实践，但 总 归没 有 将其 以 理 论 的 形 式 表 现 出 来，“两个结合”是对这一实践的理论表达，是从实践自觉到理论自觉的转变，这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深层逻辑：第一，由内含到外显，“结合”内容向深层次递进。“第二个结合”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化与拓展，使 其重 要 内容 得 以 外 显，从 而 更 加 突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是从社会现实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递进。习近平指出：“文化是 一个国 家、一 个民 族的 灵魂。”可见，文化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性内容。“两个结合”理论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深的层次上完成双向互动。这意味着“两个结合”所关涉的，不仅是要用汉语说马克思，还要让马克思说汉语；不仅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还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第二，探索理论与制度创新。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一个结合”主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它所反思与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硬地移植、无条件地套用，而要以现实环境为转移，分析国情与实际，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强调的则是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诸方面的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念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第三，凸显文化主体性，这是中国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而不是什么其他国家的。“第二个结合”强调“中国性”，使得中华民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得以凸显。习近平说：“结合 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是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文化的主体性使我们避免在人类文明的交往互鉴中迷失自我。二、作为方法的“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静态”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动态”的方法。习近平指出，“两个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相互成就，并“让经由 结合 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两个结合”中的现代化，“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内核。理解“两个结合”，要理解它的方法论属性。同时这也可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何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却同时也为历史环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内核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特征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如“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国虽大，好战必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凡此种种，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特征提供了方法与启示。同时，这一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讨论英军的对华战争：“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烧杀抢掠，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英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谴责了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掠夺?与蹂躏，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实践探索是在“两个结合”之中进行的，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和平相关论述的思想，不使用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通过走和平道路完成自身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需要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习近平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理论工作者要将中华文明特质与形态的研究推向纵深，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建立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理论力量。（二）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它的世界性意义意味着“中国模式”可以被复制与效仿，意味着基于特殊性的民族探索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强调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具有“民族性”“特殊性”的“中国模式”何以具有普遍性？为何既强调“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同时又否认存在固定的现代化模式？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性质中得到解释。第一，基于中国特殊性的实践探索并不妨碍“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有力量的群学方案，总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诞生”，任何具有普遍性向度的群学方案都是在特殊的具体语境中诞生，甚至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也诞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中。“中国模式”诞生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当然带有中国具体实际的痕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色彩。处在相似历史环境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作为典范的“中国模式”，并依此去应治具体国家中的特殊问题。第二，当如上理解“中国模式”时，便已涉及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并非意味着可以被完全照搬，它不能被无条件地僵硬移植，而是在相似的历史情境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实践的具体路径进行消化。就“两个结合”而言，各国在吸收借鉴这一经验时，需要结合实际，将理论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着眼于本国实践的具体问题，促进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助力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两个结合”所关涉的正是方法论问题。又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巨大的人口规模使我国的现代化极具艰巨性与复杂性，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等诸多利好因素。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当别国学习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时，要将其人口规模等本国的具体实际要素考虑在内。这说明，“两个结合”及中国式现代化，其结论固然重要，但内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加重要。立足自身实际学习“两个结合”、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国外也有学者思考了中国探索的方法论意蕴，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中国发展有其特殊性（如当时以日本等为代表的繁荣的东亚经济等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一外部环境），因而，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做法。他反思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应当用“中国范式”将其取代，因为这样可以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中国实践探索中的原则与思路，而非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德里克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不仅是具体经验，更是方法，各国需要着眼于具体实际，将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遵循类似过程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第三，“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一部分，但中国不会强硬“输出”这一模式。我们不接受“教师爷”般的说教，也不会去做新的“教师爷”。习近平指出：“我们不 输入 外国模式，也不 输出 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 复制 中国的做法。”这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开放性意味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特征，包容性则显现在对不同文明与道路选择的充分尊重。?三、“两个结合”的哲学基础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特质；二是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三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 理 论 的 政 党、理 论 家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推动。”在此前有关“两个结合”的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质这一方面的阐述相对较少，但这一点却至关重要、不可不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决定了要从方法的视角去理解“两个结合”，决定了要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两个结合”同时可以回答这一关切：“第二个结合”强调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但并没有弱化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原则的真正坚持。（一）马克思对历史性的思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性社会，他在 哲学的贫困 致安年柯夫的信 等著作中对历史性作出思考，批评蒲鲁东的非历史性思维。蒲鲁东将资本主义社会设想为自然社会，将资本主义社会诸范畴设想为永恒真理。马克思通过科学分析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永恒的，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历史性理解、“暂时性”理解，而且要对建构于这一社会之上的观念与范畴作出相应的理解。他甚至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称为“历史性规律”：要理解“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要将经济范畴“看作历史性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暂时的、非永恒的，会变化与发展，因而当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了变化，他异常谨慎：“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正因为事物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所以马克思不愿对遥远的未来作出详尽的描述，在他看来，如果将对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思考投射到遥远的未来将必定引起唯心主义。他在 资本论（第版）的 跋 中指 出：他“没 有为 未来 的食 堂开 出调味单”。恩格斯则更加直截了当：“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思考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仰海峰对此指出：“历史性视野意味着事物本身的非完满性，意味着事物处于一种发展的过程中，这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这一开放性是指马克思批判研究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得出的不同分析，也是指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变化的不断发展。（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从横向看，不同的社会条件之间各有差异；从纵向看，历史性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展开。不同社会的历史环境存在差异，所以不能将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的探索无差别地套用在一切社会之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分析并不是忽视各民族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差异的抽象普遍道路，他反对将其关于西欧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之中，他将历史 必 然 性“明 确 地 限 制 在 西 欧 各 国 的 范 围内”，在基于历史环境对俄国农业公社作出具体分析之后，马克思才作出了跨跃“卡夫丁峡谷”的判断。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根据历史环境的不同，基于实践对理论作出发展。如列宁施行“新经济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表现，这一政策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原则。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推动发展，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以苏为鉴”，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实践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两个结合”理论的提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发展推进到更为纵深的肌理：深入到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之中。（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历史性与开放性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化中保持自身，即“回到实践中去”。从历史性的视角?看，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抽象范畴，认为这样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因此不能停留在抽象的一般原理，要 研 究“世 俗的 人们”与“世 俗的历史”，深入到具体现实之中；从开放性的视角看，马克思从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讨论等论述中启示我们，要在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两个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与时间双重维度、实践与理论双重向度的具体化。从空间的维度看，“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它强调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凸显。如果没有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就没有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 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视域锚定在中国，使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孕育下不断焕发出中国特色。从时间的维度看，“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表现，它所对应的是中国的当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解决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这两者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在解决前所未有的问题与矛盾中，共产党人开辟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以，“两个结合”是当代的理论，“当代”不仅是理论提出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更是实践探索意义上的当代。从实践的向度看，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的契合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成为现代的，二者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相互成就，获得发展。从理论的向度看，“两个结合”将当代中国的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其内含的方法更是超越了特殊民族，获得普遍性意义，这正是习近平所说的“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具体理论成果。“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到新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它既是当代中国的，又是中国当代的，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进行，现代化的推进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根基，科学理论的发展又进一步指导现代化的开拓，二者在良性互动中不断得以完善。四、推进“两个结合”的路径“两个结合”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科学指导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进而不断获得现代精神。“两个结合”将二者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为使理论更好服务于实践，要推动“两个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可以从理论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所蕴含的方式方法两个维度展开。（一）理论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理论内容看，“两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更加显性、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从历史的连续性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古代、现在与未来。为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应进一步充分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脉络，挖掘阐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加强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推动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在挖掘与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与方法论的指导，还要明确文化挖掘的实践导向：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拓展。吴晓明指出，现代化是中国最根本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看，“甚至传统文化的课题和意义领域也是由此任务而被开辟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包括文化的复兴，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警惕，挖掘传统文化、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复古，更不是弱化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理论根本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二）理论方法：在具体化中展开推进从方法来看，“两个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它以马克思的方法为方法，具有超越特殊民族的普遍性意义。在方法的维度上推进“两个结合”，要处理好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看，不仅是中国，所有其他民族国家的实践与理论探索都应以具体的历史环境为基础，不能落入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式抽象普遍性的窠臼之中。为此，“两个结合”的推进不能仅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绕圈子，不能仅仅从抽象范畴的角度展开论证，而应该深入到概念所指涉的具体内容之中。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看，需要将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方法与特殊的具体内容结合起来。推动“两个结合”的发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话语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深入到具体实际之中，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之中，深入到现实背后的结构性要素之中，处理好方法原则与具体实际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化中保持其自身，使“两个结合”在具体化的实际中不断推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诠释“两个结合”，从理论与方法两个维度理解“两个结合”，我们获得了以下向度的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实践，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精神。第二，“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它也是一种方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基础，这一方法论视角解释了其世界性维度与普遍性意义。当其他国家借鉴中国经验时，需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实现“两个结合”与本国的“又一次结合”。第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并没有弱化马克思主义，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真正坚持。第四，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的发展，应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在具体化的实际中展开工作，避免落入抽象窠臼之中。马克思主义保证了方向与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帮助我们保持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将二者统一起来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传主义，同时也提出了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任务。正确理解与诠释“两个结合”的旗帜颜色与文化属性，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始终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参考文献：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吴冠军“当下性”与历史主义之双重面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郝立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依据与历史进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仰海峰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中的历史性思想哲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张晓松，林晖，杜尚泽，等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人民日报，（）吴晓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厍文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