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不易%2C养孩更难”：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研究.pdf

年 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第 期 总第 期 “生孩不易，养孩更难”：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研究颜学勇，刘璐璐（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摘 要三孩政策的实施表明促进育龄人口多孩生育已成为维持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本策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厘清生育偏差的形成机制是理解生育行为和促进政策效果实现的关键所在。通过对 位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进行访谈，发现一孩的养育过程会对多孩生育计划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从育儿过程中体验到亲密关系和成就感对多孩生育意愿有积极作用，育儿过程中形成的照顾焦虑、教育焦虑、关爱分散焦虑、职业生涯焦虑和相对性焦虑是多数女性放弃多孩生育的主要原因，抑制效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应出台与生育政策相配套的社会政策，降低养育精力和时间成本，缓解育龄人群养育焦虑。关键词养育体验；生育意愿；抑制效应；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现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六普”以来我国人口增长，但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 年开始，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已从“三普”的 持续下降到“七普”的。相关数据和研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时期。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国对生育政策进行了渐进调整，并逐步从放松生育管制转向支持生育。尽管如此，公众对于生育的态度仍十分谨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较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然而“当前的焦点并不是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进一步放宽，而是应当关注如何让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人能够实现这种生育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通常会存在偏差，最终的生育行为有赖于家庭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视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我国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政策支持研究：基于工作生活平衡的视角”（）；四川省儿童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年度项目“家庭教养的分层与圈层化：成因、后果及其治理”（）。作者简介颜学勇（），男，管理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刘璐璐（），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三孩政策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 年第 期。李纪恒：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社会福利 年第 期。中共中央首提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专家解读：体现出更兼顾人口结构的变化，：。野延伸至家庭内部的生育决策过程。鉴于生育意愿并不稳定，在生育前后存在差异且可能会随着个体的生育及抚养体验而改变，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人们在生育一孩之后，养育体验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后续的生育决策？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生育研究的“意愿行为”模式及其偏差。生育意愿被认为是提高生育率的关键所在，生育意愿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已经产生巨大变化，主要受经济、受教育程度、性别偏好、代际支持及家庭工作冲突等基础性因素的影响。虽然国内针对生育意愿影响机制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绝大多数仍是集中探讨“什么影响了生育意愿”以及“如何提高生育意愿”两个问题。生育意愿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二者在现实中存在差异，即生育偏差，且当代育龄人群的生育偏差已成为常态。因此，仅将目光聚焦在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上，无法有效解决当前低生育率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政策管制，即使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也只会引起学者对于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放开的思考，很少注意到生育偏差。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松，育龄人群在生育多孩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空间，但生育率并未如预期般回升。当代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背离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生育研究不仅要重视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要创造条件促其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动。二是养育体验可能的政策意义。在我国，一孩对多孩生育意愿存在影响已得到证实，即既存在正面、促进性的影响，也存在负面、抑制性的影响。一孩对多孩产生促进性发生机制较简单，其动因就是给孩子找个伴，又或是对于生男孩的偏好。抑制性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主流观点一方面是将抑制的发生机制认定为经济成本，并将其视为基于养育成本及效用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认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的调剂若存在阻碍，儿童的照顾压力将成为抑制多孩生育的关键因素。学界既有研究为进一步探究育龄人群的一孩或多孩生育意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无法对一孩生育后部分育龄人群的多孩生育计划被搁置甚至放弃的现象作出有力的解释，而且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一孩养育过程中的养育体验对多孩生育的作用。因此，本文旨在选取一孩养育体验作为新的切入口，将生育意愿从以往静态化的研究中解脱出来，遵循生育序列以及适龄人群的育前生育意愿与育后生育意愿存在差异的关键特征，探讨养育过程中的一孩养育体验对于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在微观层面剖析生育偏差的形成路径。二、生育结果与一孩养育体验的定性分析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一对一访谈，并佐以相关信息问卷完成资料搜集。访谈对象主要通过目的性抽样获得样本，随后再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拓展访谈对象。依照“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原则，最终确定 位女性受访者并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育前生育意愿、一孩养育体验以及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邵夏珍：中国城乡家庭育前和育后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 年第 期。，“？”，王军、王广州：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人口学刊 年第 期。风笑天：给孩子一个伴：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及其启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人口研究 年第 期。马春华：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妇女研究论丛 年第 期。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 “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探索与争鸣 年第 期。养育体验对于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为了保密和便于记录，本文用 进行编号，代表学历为本科，代表学历为硕士，代表学历为博士；代表孩子为 岁的女生，代表孩子为 岁的男生。总体来看，已有的受访者呈现较为同质的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均衡，以全日制本科为主；二是夫妻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 元，家庭年收入 万以上占较大比例，只有两位受访者的夫妻月平均收入达到 万元以上，家庭年收入高于 万；三是工作单位类型较为一致，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为主要工作单位类型；四是受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于 岁，属于再生育的最佳年龄段。（一）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结果的比较通过对 位受访者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详细调查，本文发现对于绝大多数的育龄女性而言，至少生育一个孩子是普遍共识，基本都能接受生育两个孩子且期望儿女双全，但育前便明确多孩生育期望的女性较少。因此，以往部分将未生育女性作为调查主体的生育意愿研究，最终结论并不太客观。女性只有在经历过一孩生育后，多孩的生育意愿才会更明确。由于育龄人群的育前生育意愿与育后生育意愿存在差异，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也会存在偏差。本文先将 位受访者的育前生育意愿按照“育前明确仅生育一个孩子”“育前无明确的生育意愿”和“育前有多孩生育意愿”进行分类，再分别与实际生育行为进行交叉对比，最终归纳出每个类别内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关系类型，即“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高度吻合型”“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轻度偏离型”和“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严重背离型”三类。高度吻合型。育前便明确仅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女性有 位，占总受访者的，该群体的实际生育行为完全符合育前生育期望。这表明，明确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人群只有极少或忽略不计的可能性会生育多孩。该群体在育前便作出明确的仅生育一孩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晚婚晚育、少生优育观念的影响。除去生育观念的影响，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普遍职业化，育前便明确仅生育一孩也是基于职业发展前景以及生育机会成本作出的理性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和 提及育前明确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定是被动的，主要是迫于家中长辈的压力。轻度偏离型。育前生育意愿较为模糊的育龄女性有 位，占总受访者的，其中 位女性最终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占比；位女性已有二孩生育计划，占比；位女性已实现二孩生育，占比。因此，在育前无明确生育意愿的受访人群中，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是轻度偏离的。多数的受访者表示，育前从未考虑过生育几个孩子，但在一孩出生后，都有考虑过是否继续生育二孩。对于育前生育意愿较为模糊的女性而言，一孩生育是多孩生育议程的触发事件，但一孩生育或养育过程中的负面体验却会对多孩生育决策产生抑制性作用。对此，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没有多孩生育行为，并明确表示不会生育二孩，仅有 位受访者存在多孩的生育情况，并在提及多孩生育目的时表示主要是给“孩子找个伴”。其中 是因为独生子女，“给孩子找个伴”最能激发独生父母家庭二孩生育的意愿。而 则是因为换了工作环境，在多孩生育较为友好的氛围中逐渐产生再生育的想法，但二者的最终目的皆是给孩子找个伴。“给孩子找个伴”俨然成为城市一孩育龄女性多孩生育的主要动机。严重背离型。育前明确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女性有 位，占受访者的，但全部没有多孩生育行为，育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呈现负相关，二者严重背离。基于既有研究可知，该现象证实了当代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差异，也就是生育偏差。但有两点值得深思。一是受访女性的工作以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为主，职业的稳定性较强，一般普遍认为该人群的生育偏差理应较小。二是育“生孩不易，养孩更难”：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研究洪秀敏、朱文婷：二孩时代生还是不生？独生父母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 年第 期。前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女性为何在经历过一孩生育后，生育意愿会产生如此显著变化，一孩生育对其生育意愿转变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依据 的访谈内容可知，以一孩生育为节点，对于育前明确多孩生育意愿的女性而言，二孩的生育决策更容易提上家庭议程。但绝大多数女性会依据已有的养育体验，逐步调整或改变原有的生育意愿，选择延后二孩生育或仅生育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生育意愿会不断地被修正，生育意愿会随个体的养育体验而改变。（二）一孩养育体验：动态性与差异性首次成为母亲的养育体验并不完全是美好的，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的一孩养育体验的评价普遍偏低。事实上，父母角色的转变以及养育子女的过程本身就是复杂且充满着压力，育龄人群的养育体验普遍较差并不意外。研究发现，育龄人群在一孩养育的过程中会不断调整与适应，养育体验也会呈现较为显著的动态性与差异性。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一孩的养育体验会随着养育过程的推进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差异性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育龄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育体验存在差异；二是同一阶段内不同育龄人群的养育体验也存在差异性。基于此，本文依据访谈资料将一孩养育过程细分为“岁”“岁”“岁”以及“岁”四个阶段并分别进行探析。“岁”：“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在以母职照料为主流的社会，初为人母会对育龄女性带来巨大的压力。在适应母亲角色的过程中，育龄女性更会面临成为照顾者和家庭育儿分工管理者两大挑战。因此，在一孩“岁”阶段，受访女性普遍表示养育体验较差。母亲角色的调整、生活作息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复杂以及代际分工的不明确，让绝大多数育龄女性在一孩“岁”期间体验到的是“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在访谈中提及家中长辈在帮忙养育子女时的情绪较差，这与以往实证研究相互佐证，即思想观念的转变，祖辈在分摊育儿压力的同时普遍持有负面的态度。随着祖辈养育负面情绪的不断溢出，育龄女性的一孩养育体验也会随之降低。虽然，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一孩“岁”阶段的养育体验相较平和，生活满意度并未受到影响，更有受访者认为在孩子“岁”期间生活满意度变高。总之，在一孩“岁”阶段，家中长辈若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子女养育，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摊女性养育子女的负担、缓解养育压力。养育子女过程中的亲子互动以及成就感，会让女性拥有较高的养育体验，更易产生多孩的生育期望。“岁”：步入正轨的平和。育龄女性普遍能够完成初为人母的角色转变以及协调好家庭内部的分工，在一孩“岁”阶段育龄女性的养育体验普遍良好，但仍有部分女性持有负面评价。“岁”正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儿童照顾方面的公共福利较为稀缺，市场供应也不够完善，家庭仍是儿童照顾的主体。基于传统与现实的需求，由长辈提供子女照顾支持早已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观念。因此，父母提供的家庭支持程度会对女性的养育体验产生显著性作用，极大影响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岁”：养育的科学化浪潮。城市中间阶层的育龄女性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为科学的育儿观念。在一孩“岁”阶段，绝大多数女性会选择科学化的养育方式，尤其注重素质教育，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育龄女性的一孩养育体验。依据中国教育层次划分，“岁”正处在小学教育阶段，与之承接的是激烈竞争的中学教育。以往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家庭教育地位的上升以及阶层内卷的严重，中间阶层育龄女性会在科学化养育的浪潮下主动加入激烈的教育资源争夺中，并将培养子女的任务当成自身使命。由于该阶段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负面情绪并未大肆蔓延，抱怨、牢骚仅是较为短暂的存在。尽管整体的养育体验相对偏低，但多孩的生育意愿却深受影响。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何姗姗：何为母亲 都市新任妈妈母亲角色适应的特点研究，青年学报 年第 期。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 “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探索与争鸣 年第 期。安超：科学浪潮与养育焦虑：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和儿童的命运，少年儿童研究 年第 期。“岁”：教育内卷化竞争。该阶段前后，面临的是中考和高考两次重要的选拔性考试，教育分流压力让城市中间阶层的育龄女性不可避免地加入教育资源竞争中，一孩的养育体验满意度大为下降。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不均成为常态，为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绝大多数的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会充分发挥现有的文化资本优势。在教育培训市场的助推下，优质资源的获取阈值日渐提高，最终形成教育内卷化竞争。在内在驱动与市场挤压的双重作用下，育龄女性在一孩“岁”阶段对待养育体验普遍持有负面态度。三、多重叠加：生育抑制效应的发生机制除去育前便明确仅生育一孩的，在育前生育意愿模糊以及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中，一孩生育及养育体验的抑制效应超过促进效应，尤其是养育体验存在显著的动态性与差异性。即使部分育龄人群阶段性的养育体验较为良好，也不可忽视其他阶段较差的养育体验对多孩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深度抑制性作用。因此，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究竟存在何种发生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结合访谈资料发现，城市中间阶层育龄人群在一孩的养育过程中产生了养育焦虑，这是一种主观的、非现实层面的因素，是其在一孩养育过程所面临的家庭支持、子女教育、精力分配等现实制约因素在意识层面上的延伸。依据焦虑的发生源可具体分为照顾焦虑、教育焦虑、关爱分散焦虑、职业生涯焦虑和相对性焦虑（见图）。养育焦虑在个体层面并非单一存在，往往是多重叠加的，并在一孩的养育过程中强化多孩生育的抑制效应。图 生育抑制效应的发生机制（一）照顾焦虑照顾焦虑是家庭分工矛盾带来的负面情绪。城市中间阶层育龄人群几乎都为双职家庭，为减少养育压力通常会采用隔代抚养模式。育龄人群通常负责养育的教育功能，祖辈则主要提供经济以及劳力两个维度的家庭支持。养育的照顾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分化，一是基于传统与现实的考量，二是育龄人群主观认为祖辈无法承担子女的教育功能。目前，祖辈在养育子女时常伴有负面情绪，在二孩照顾上更会出现大规模集体撤退行为，中间阶层家庭的照顾红利正在消失。若生育多孩，城市中间阶层的育龄人群将不得不重新承担起子女养育的照顾功能，尤其是女性。近期研究显示，虽然越来越多的男性意识到“生孩不易，养孩更难”：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研究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 “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探索与争鸣 年第 期。参与子女照顾对于亲密关系建立的重要性，并肩负起相应的照顾责任，但访谈发现，部分男性在参与一孩养育照顾上仍缺乏主动性，夫妻双方在家务贡献上更是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既有研究认为，丈夫的家务贡献程度对妻子的生育行为几乎不存在影响，但随着祖辈照顾支持的大面积撤退，丈夫的劳动参与对妻子劳动时间的替代效应便得以显现，丈夫的家务劳动贡献对女性生育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二）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产生一是主观层面的期望较高。一般而言，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地位越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越高。访谈发现，虽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自认为没有特别高或强烈的教育期望，但普遍认同全日制本科为底线，并希望子女能够就读“”“工程”学校。二是在文化资本代际转换上存在矛盾。教育焦虑已成为当代中间阶层家庭在子女养育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该现象背后蕴含着中间阶层对下一代所处社会阶层的期望，皆是举全家之力将教育资源倾注在现有的孩子身上。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在面临多孩生育决策时，阶层期望带来的内在压力便会被放大，产生教育焦虑从而抑制多孩生育。事实上，依据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可知，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将会更愿意培养高质量的孩子，“一个孩子精养比得过两个孩子放养”在城市中间阶层家庭中已成共识。（三）关爱分散焦虑城市中间阶层育龄人群在子女培养的途径上存在较为显著的阶层特色，在养育方式上尤为重视“沟通”维度即亲子交流和沟通。在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再生育无疑会分散对现有子女的陪伴与关爱，基于保证子女的养育质量和顾及现有子女的感受，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往往会选择仅生育一个孩子。（四）职业生涯焦虑随着家庭照顾红利消失而日渐放大的职业生涯焦虑，也在无形中抑制着中间阶层育龄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访谈发现，在缺乏家庭照顾支持的现实制约下，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在一孩的养育过程中会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工作干扰家庭要比家庭干扰工作更为普遍。通常情况下，当冲突无法调和时女性往往会放弃工作选择家庭。对于普遍职业化的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而言，在面临是否再生育的抉择时，势必会激化职业生涯焦虑，进而产生多孩的生育抑制效应。（五）相对性焦虑与上述由现实制约条件而产生的焦虑情绪不同的是，相对性焦虑更多强调基于主观比较而产生的焦虑，具体分为自身比较以及对外比较两个层面。自身比较是指育龄女性在经历过怀孕、分娩以及养育后，生育体验变得更加真实，重新思量自身生育意愿后作出明确的生育选择。与之相对的是相互比较而产生的焦虑，其根本是由养育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信息科技的进步拓展了当代育龄人群的社交渠道，获取信息的来源愈发广泛，“晒娃”俨然成为已育人群较为日常的生活分享，但这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家长攀比现象，在“别人家孩子”的烘托下，愈来愈多的家长投入“鸡娃”的队列中。此次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鸡娃”倾向，甚至在语气与神态中还表现出对于当前“鸡娃”现象的不满，但“不希望孩子比别家差”仍是每位育龄女性的共识，暗自比较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马冬玲：家务劳动与男性气质的建构 基于六省市城乡居民的定性调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年第 期。，“”，许琪：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江苏社会科学年第 期。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社会 年第 期。四、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改进方向大量数据表明，年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其关键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减少。为了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鼓励和支持育龄人口生育已刻不容缓。相关生育支持政策能否真正产生效用，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而细致地理解中国家庭的生育逻辑并回应家庭的现实需要，而以下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面临的现实需要。一是一孩养育体验存在生育抑制效应。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在一孩养育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养育焦虑，即照顾焦虑、教育焦虑、关爱分散焦虑、职业生涯焦虑以及相对性焦虑等。在多重养育焦虑叠加下，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在一孩养育过程中的养育体验产生了对后续生育的抑制效应。对于大多数城市中间阶层家庭来说，在未生育之前虽没有关于生育几个子女的明确期望，但生育子女仍是主流选择。而在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后，其再生育意愿会迅速明确，此现象在育龄女性中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一孩养育体验会影响或塑造后续的生育意愿。因此，要提高我国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保持人口均衡发展，相关政策干预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促进一孩生育和辅助生育，更重要的是缓解子女养育和教育给家庭特别是女性造成的压力。二是再生育的利他动机日益明显。基于传统生育文化约束以及人类繁衍本能，生育应是利己行为，即使在自我意识为生育主要驱动力的当下，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相较于利他更多的仍是利己，只是经济需求不再是关键性因素，生命延续、人生完美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占主流。对于城市中间阶层的育龄女性而言，“给孩子找个伴”成为育龄女性生育多孩的关键性因素，再生育的利他动因尤为明显。这一动机普遍存在是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中间阶层对家庭教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独生子女在个性特征、社会化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可能面临的风险，提高子女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已成为再生育的重要动机。鉴于此，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一）政策制定应考虑中间阶层缺乏家庭支持的现实问题当缺乏相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城市中间阶层育龄女性便会深陷“想生但不敢生”的矛盾心理。如何缓解城市中间阶层育龄人群的养育焦虑，增强多孩生育自信，理应成为相关政策制定以及配套措施出台的重点。当前，需要围绕“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展开深入探讨。虽然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支持的空缺，但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还是社会资源供应，其现实执行阻力较大；而再家庭化的生育支持政策相对比较符合国情。因此，现阶段的重心应是建立以完善家庭育儿功能为主的家庭政策支持体系，在保障家庭内部结构完整的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加强家庭抚养功能，缓解育龄人群在一孩养育过程中因缺乏家庭支持而带来的焦虑情绪。（二）政策制定应关注男性参与不足的问题男性常被塑造成“赚钱养家”的角色，众多家庭普遍持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但随着女性劳动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工作已成为女性主观需求。在维持现有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无疑会加剧女性的养育负担。虽然男性照顾子女的程度逐渐加深，但部分男性仍缺乏主动性，这一方面是受限于传统观念，另一方面表明男性也难以协调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即使绝大多数男性的养育观念发生转变，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与政策支持，男性在子女养育的参与上仍为不足。对此，与育儿相关的政策如产假、育儿假以及弹性工作制等，也应以男性为主体，在政策层面强调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子女养育的重要性。该举措也必将能进一步保障女性就业环境的公平，减少因生育而带来的职业歧视。“生孩不易，养孩更难”：城市中间阶层养育体验的生育抑制效应研究王萍萍：人口总量略有下降，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三）政策制定应重视教育问题教育对于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中间阶层更偏向素质教育，由于个性化教育缺乏公共性制度的支持，教育培养市场逐渐“侵入”家庭，产生教育内卷化竞争，也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双减”政策的实行，便是政府对市场侵入私人养育空间的政策反应。但是，社会不同阶层对于下一代的培养逻辑存在差异，“双减”政策与实际的教育需求间仍存在张力，如何兼顾教育需求的分化、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应是教育政策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因此，应进一步增强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统筹不同学校的师资水平，减少“择校热”。关于教育需求分化，可设立专业的教师岗位，或积极与社会力量合作在校内开设兴趣培训班，满足基础性的个性化教育需求。还应对教育培训市场进行合理的规范与整治，倡导育龄人群理性选择，逐步缓解教育焦虑。此外，仍需关注当代育龄人群中的“鸡娃”现象，为避免陷入“鸡娃”的莫比乌斯环，营造良好、和谐的网络环境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责任编辑：卓惠萍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耿羽：莫比乌斯环：“鸡娃群”与教育焦虑，中国青年研究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