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1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pdf

科学与管理SCIENCE AND MANAGEMENT2023 年 8 月Aug.2023第 43 卷 第 4 期Vol.43 No.4“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1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宋晔琴1，贾小岗2（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2.陕西师范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19）摘要：通过探究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基于“社会-技术”框架，提出数字政府建设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31省份为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五种模式。在未来建设过程中，为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省级政府应遵循需求导向，优化数字政府建设底层价值；坚持技术赋能，强化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支撑；健全制度保障，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政治环境；促进多元要素协同，探索数字政府建设适配模式。关键词：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省级政府；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组态分析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3.04.0070引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迭代为全球政府数字化改革提供新的发展契机。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这是“数字政府”首次被列入党中央政策文件，也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一环。2022年6月国务院通过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数字政府建设是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1，这进一步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数字政府作为新型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实现了从“以数据治理”向“用数据治理”的形态转变。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数字政府更注重技术嵌入和数据赋能效应，强调数据共享与整体协同，这有利于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近年来的疫情防控实践很好地佐证了数字政府治理优势，“健康码”赋能下的“一码通行”场景成为数字政府治理有效性的缩影，体现出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和治理理论的系统耦合。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是关键任务也是必然选择。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对标中央政策，积极开展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探索，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上海的“一网通办”等都是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模式，在赋能治理智能化、便捷化的同时，也为相关地区提供借鉴蓝本。但目前而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仍面临着协同合作水平较低2、信息系统建设碎片化3以及数字政府内在体制发育不足4等问题，阻碍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本文以31个省级政府为案例，通过“组态视角”实证探讨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哪些组态条件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产生影响？在产生影响的条件中，哪些是核心条件，哪些是边缘条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背后的复杂协同机理，为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提供借鉴。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29）作者简介：宋晔琴（1995），女，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治理，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第 4 期1文献回顾1.1数字政府内涵演进研究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枢纽5，深刻理解和把握数字政府的演进历程及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数字政府体现政府变革的阶段化特征，与电子政务及智慧政务等概念有所区别6，数字政府包括电子政务并涉及公众参与、业务协同和组织变革7，其内涵体现渐进丰富态势。于安8认为数字政府是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但也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将数字政府划为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数字政府是对电子政务的继承和升华，因此两者将长期共存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政府和电子政务在概念上具有相似性。如张世璟等10指出数字政府和电子政务都致力于实现一体化的整体政府联动办公新模式。黄璜11则认为两者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概念之中，无须严格区分学术和技术研究上的差别。总体而言，从数字政府内涵本质出发，以人为本、实现公共价值是数字政府的组织目标和治理使命，也是判断数字政府是否有效的核心指标12。1.2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及经验借鉴学界对国内外建设实践进行“全景式”叙述，以期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提供经验借鉴。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实践，认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部分领域与英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13，因此部分学者强调吸收国外先进建设经验，如黄建伟等14指出欧美数字治理具有“数智治理”的新动态，启示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注意数字技术和治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詹国斌15则认为英国“用户即中心”“数据即价值”等理念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具有借鉴意义。胡税根等16从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出发，指出完善数字政府政策法规、建立信息化制度等能优化数字政府建设。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国内数字政府建设的先进案例。陈子韬等17围绕上海“一网通办”建设实践进行单案例分析，提出上位推动、需求拉动、创新驱动以及多方参与的治理经验。蒋敏娟18则基于三省案例比较分析提出数字政府建设要从价值、组织、制度、技术等方面系统推进。刘淑春19从基层街道案例出发认为建设数字政府需要构建整体性治理模式，从国家层面进行全方位协调。1.3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经历了前期重视政府质量到后期关注社会质量的转型发展20，但依然面临顶层设计薄弱、技术支撑不足、统筹低、联动差等问题2。大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公共管理理论角度厘清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路径。曹海军等21基于敏捷治理视角分析发现组织环境、数据安全、数字素养等是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过程-功能”的数字政府建设三维理论框架。韩啸等22则从公共价值视角出发，分析技术同化、数字政府能力对数字政府建设价值的推动作用。王孟嘉2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得出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存在系统碎片化、协同水平低、数据资源利用低、数据安全性等问题，指出在未来建设中应促进协同治理并提升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和安全保障。也有少部分学者从量化角度对数字政府建设进行初步探索。如郑跃平等23基于3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公众对数字政府的认知、使用水平和满意度不高，故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优化供需匹配、提升数字素养和和公众满意度。阮霁阳24则通过对127份大数据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提出要从组织、技术及环境等多方面推动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肯定了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社会意义与实践转向，且普遍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协同多种要素，并尝试探索研究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但总体而言还存在以下的拓展空间：首先，对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探究还呈现“碎片化”特征25，但其作为多层次的复杂问题，应全方位考虑影响因素并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理论性和规范性分析，基于经验素材的实证分析较少，少数定量分析在探究影响因素时也多是关注单一影响效用的识别，未能系统剖析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协同机理。因此，本文以31个省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为研究案例，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以厘清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驱动路径，为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优化提升提供有益参考。2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2.1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 Theory）最早应用于英国的煤矿技术变革研究。该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依赖形成复合的社会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不能独立于技术系统之外，技术系统的转型和升级也会导致社会系统的变迁和发展。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强调将技术置于环境之中，并将其应用到制度规“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1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57科学与管理2023 年则、利益相关者、管理结构等在内的社会系统中26，形成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的耦合与互嵌。近年来，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及智慧治理的推进，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电子政务、数字治理等研究领域。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为数字政府治理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视角，而数字政府建设本质上体现为在技术平台及数据要素的支撑之下形成多元主体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无缝隙协同合作的过程27。因此，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将复杂的数字政府建设生态系统划分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并致力于在合理环境中构建理性的运行状态。2.2分析框架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核心框架是“社会-技术”框架，其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和技术系统在环境中相互作用情境下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综合考察“技术-社会-环境”等多类因素，且并未指定各因素之下的具体变量，具备较强的系统性及可操作性。而就数字政府建设的生态过程而言，其依赖于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激发数据潜能促进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无缝隙协同，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环境系统的共同发力。因此，本文在组态分析中引入“社会-技术”框架，结合31个省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际情境，调整和优化具体变量，构建适合本文的分析框架。2.2.1社会系统因素包含公众需求程度和企业需求压力两个变量。数字政府建设面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公众和企业。因此，满足公众和企业的需求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目的之一，也是其治理实践的本质所在。随着社会、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公众需求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必须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发挥平台与数据优势，为公众提供即时化、便利化的精准服务。同时，就企业需求侧而言，亟须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不同办事流程的重构，避免线下办理的来回奔波和材料重复提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28。2.2.2技术系统因素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以及大数据企业数量三个变量。数字政府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一个前置性要件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29。政府新技术采纳的成本会因缺乏必要的数字化基础支撑而显著提升，并导致治理绩效的下降30。同时，技术管理能力的强弱能够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基于数字技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信息技术管理能力31。另外，大数据企业的不断发展能够深化数字政府建设，有效支撑政府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创新及转型32。2.2.3外部环境因素包含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变量。现有研究多以省级政府数字治理机构的设置来衡量组织关注度30。就实践而言，各省的数据治理机构的级别配置存在差异，越高级别的数字政府治理机构往往具有更强的统筹能力，在开展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越小。同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回应强度和政策积极性也会对数字政府建设产生不同的影响33。政策响应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资源耗费较大的项目，其在硬件和软件配置以及人员聘用等方面都需要较大的经济保障。综上所述，在“社会-技术”框架下，演绎出8个条件变量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图1“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分析框架3研究设计3.1研究方法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基础方法展开研究。与传统案例分析及定量分析相比，该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传统案例分析聚焦于案例的整体和深入，外部推广性较差34；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基于“跨案例”数据库，萃取案例群中的复杂因果关系，减少案例突变风险。其次，定量分析注重从大样本中发现可推广的模式，但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探讨不够深入；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对中小案例样本进行研究并通过“案例回溯”实现数据和案例的对话。再次，传统多元回归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致力于识别影响因素的单一“净效应”35，或基于中介调节识别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厘清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形成的复杂协同路径。58第 4 期3.2变量设计3.2.1结果变量本文所关注的结果变量是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数字政府建设是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动力36。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是创新服务供给模式，优化行政效能的重要途径和关键选择。本文所选结果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1 年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系统性指标对数字政府发展情况进行科学性、可信性的量化呈现。因此，其得出的数字政府发展指数基本上能够反映数字政府建设绩效。3.2.2条件变量本文选取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条件变量。其中，组织关注程度表示省级数据治理机构的行政配置。具体编码借鉴现有研究，隶属于省级政府直属机构的编码为3，隶属于政府办公厅管理机构的编码2，隶属于统计局、经信局、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及营商环境建设局等部门的编码为1，未设立的则编码为0。就政策回应强度而言，则主要采用数字政府相关政策规划加以衡量。政策中明确涉及到数字政府建设行动规划以及数字政府具体发展方案的编码为3，涉及到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编码为2，而仅涉及到数字政府涵盖领域的编码为1，最后进行加总赋值。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变量名称、变量内涵以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3.2.3变量赋值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需要结合理论及案例情境将数据校准为01之间的集合概念。具体到校准执行过程，需要依据理论基础以及外部知识确定三个锚点：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以及交叉点。本文以现有研究为依据，选取样本数据的 95%和 5%分位数来表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锚点；而就交叉点的选择而言，主要基于PERCENTILE函数给出的基础数值并结合案例的实际情况以及外部知识加以确定。变量校准过程通过fsQCA3.0完成。各变量测量指标和锚点选择如表2所示。表1变量名称、内涵及具体数据来源变量分类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变量名称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变量内涵省级互联网普及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竞争指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省份大数据企业的数量数据治理机构的行政配置数字政府政策规划分类人均 GDP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数据来源网宿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新基建竞争力指数白皮书（2021）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2021）政府网站、新闻报道、学者研究北大法宝、政府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2021）表2各变量的锚点选择情况变量分类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变量名称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完全隶属锚点0.71549 062.00086.2001.18563.3403.0003.000138 599.50073.050交叉点0.57712 883.00074.9800.19019.0301.2001.80067 865.30057.410完全不隶属锚点0.465536.50067.1500.1101.0500.0001.00039 315.00040.900“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1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59科学与管理2023 年3.3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北大法宝及政府网站等，以我国31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本文不予考虑）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为研究对象。4结果分析4.1必要条件分析在进行具体的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条件变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以此识别各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一般而言，一致性低于0.9，则说明条件变量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不能单独对结果变量加以解释，覆盖度则不存在可供接受的阈值。具体而言，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变量名称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一致性0.5870.7940.6690.6060.6540.8120.7410.774覆盖度0.8570.7670.8890.7550.8340.7960.8440.761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一致性0.7210.7440.8310.7910.8560.7780.5340.781覆盖度0.6530.7730.7230.6530.7410.7950.4920.596通过表3可知，不管是对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还是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而言，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这说明社会、技术以及环境维度的不同前因变量需要协同联动来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产生影响。因此，要想探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升路径，就必须要对社会、技术、环境因素的协同效应加以考察。4.2条件组态分析使用 fsQCA3.0对校准之后的真值表进行分析，可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基于简单解可发现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以及政策回应强度为核心条件。通过中间解可发现，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驱动路径有5条。总一致性为0.897，说明符合5种组态的省级政府中约89.7%呈现高水平数字政府治理绩效。总覆盖度为0.758，说明5种组态可以对76%左右的高水平数字政府治理绩效案例加以解释。具体组态如表 4所示。表4高水平数字政府治理绩效的组态分析结果条件组态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原生覆盖度唯一覆盖度一致性解的覆盖度解的一致性组态 10.3920.0710.9660.7580.897组态 2UUUUU0.3270.0280.878组态 3UUUU0.3090.0230.920组态 4UUUU0.2880.0310.923组态 5UU0.2370.0530.916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U表示该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该条件对结果无关紧要。下同。组态1表明，省级政府社会系统、技术系统以及环境因素的交互必定会带来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由于该条路径由社会、技术以及环境因素协同匹配，故将其归纳为“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该条路径组合能够解释约39%的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其中约7%仅能被该条路径解释。组态2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企业数量以及技术管理人才等技术系统因素发展较为薄弱的省份，在企业办事需求端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若能够平衡注意力分配，加强组织重视程度，增强政策回应能力，也能拥有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由于该条路径仅涉及到环境因素，故将其归纳为“环境驱动型”。该条路径组合能够解释约32.7%的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其中约2.4%仅能由该条路径解释。组态3表明，省份在大数据企业数量和技术管理人才较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互联网普及率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办事需求较大，其组织重视程度和政策回应能力较强，也能驱动其取得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其中政策回应程度（环境）为核心条件，组织重视程度（环境）及企业需求（社会系统）为边缘条件，故将其归纳为“环境核心-社会回应型”。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约31%的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其中约2.3%的案例仅能由该条路径解释。组态4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若省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较多，登记注册及办事压力较大，且比较重视提升组织关注度，即使其技术系统相60第 4 期关因素还有待提升，也会拥有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其中，企业需求规模（社会系统）、组织重视程度（环境）、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均为边缘条件，故将其归纳为“环境驱动-社会回应型”。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约28.8%的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其中约3.1%的案例仅能由该条路径解释。组态5表明，若某省份的大数据企业数量较多，形成企业集聚效应，同时拥有较为充足的技术管理人才，面临较大的企业主体办事压力。那么即使该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不高，政策回应强度不足，依然可以拥有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其中，大数据企业数量（技术系统）和技术管理人才（技术系统）为核心变量、企业需求规模（社会系统）为边缘条件，故将其归纳为“技术核心-社会回应型”。该条路径能够解释约24%的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其中约5.3%仅能由该条路径解释。综上所述，5条路径可以归纳为 5种模式，分别为“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驱动型”“环境核心-社会回应型”“环境驱动-社会回应型”以及“技术核心-社会回应型”。“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的覆盖案例包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等东部发达省份。作为典型案例，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强劲，2021年人均GDP位居全国第7。并且作为网民大省，其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6.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广东省高度重视新基建建设和竞争力体现。由于其数字化建设的先发优势，对大数据企业以及技术管理人才产生吸引趋势，故其大数据企业数量以及技术管理人才也处于国内第一梯队。此外，广东省于2017年率先在全国部署数字政府建设，组建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2021年出台 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 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建设“智领粤政、善治为民”的“广东数字政府2.0”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环境驱动型”的覆盖案例包括贵州、海南、天津、吉林等。以地处西部的贵州省为例，虽然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较少，同时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企业集聚效应和技术管理能力还相对落后，但是其完善的政治环境建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短板。2017年，贵州省加强对“大数据治理和发展”的关注度，探索成立首家省级政府直属的正厅级管理机构。此外，为回应中央数字治理的政策号召，贵州省围绕“数字政府发展”“数字平台建设”“数据共享开放”“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发展应用”等数字治理的多方面形成较为完善的数字政策生态系统。2021年，贵州省政策环境建设评估位居全国首位，为数字政府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保障。“环境核心-社会回应型”的覆盖案例包括河南、广西等中西部省份。以河南省为例，人均GDP发展及互联网普及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大数据企业数量指数仅为5.6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也有待增加。但总体而言，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逐渐增加，2021年达到20 133家，位居全国第5，这给其数字政府建设带来了企业需求端的驱动力。此外，河南省数字政府建设的政治环境较为优良，其于2018年正式挂牌成立隶属于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数据管理局，将大数据管理局赋权较高的级别来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统筹力度。在此基础上，出台 河南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河南省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规划，保障数字政府建设顺利推进。“环境驱动-社会回应型”的覆盖案例包括安徽、江西等中部省份以及辽宁等东北部省份。以安徽为例，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近年来，虽然其新基建竞争力还相对较弱，大数据企业集聚效应也未形成，且存在技术人人才流失等风险。但当前其企业需求端驱动力充足，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处于国内较为领先的地位，在数字化转型时代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安徽省于2018年成立省级直属数据资源管理局，致力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数字价值潜能。“技术核心-社会回应型”的覆盖案例包括四川、湖北、重庆等中西部省份。就典型案例四川而言，其大数据企业数量较为领先，在16 565家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及以上阶段的优质大数据企业中，四川省占比5%，位列全国大数据企业数量排行榜第六，这为四川省数字政府建设奠定良好的企业集聚优势。而四川省的技术管理人才保障也较为领先，其技术人才评估指数也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区域人才效应为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技术管理能力奠定基础。此外，四川省也面临较强的企业需求压力，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排名位居全国第10，较2020年有相对较大的增幅。技术系统和企业需求层面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策回应的相对弱势。4.3因果不对称分析对结果变量的非集展开分析，实现对“因果不对称性”的探究。基于中间解得出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路径有5条。总一致性为0.854，说明5种组态所覆盖的省级政府中约85.4%呈现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总覆盖度为0.747，说明5中条件组态能够解释74.7%的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案例。具体如表5所示。“社会-技术”框架下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1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61科学与管理2023 年表5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组态条件组态公众需求强度企业需求规模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管理能力大数据企业数量组织关注程度政策回应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原生覆盖度唯一覆盖度一致性解的覆盖度解的一致性组态 1UUUUU0.3890.1640.9860.7470.854组态 2UUUUU0.2470.0430.934组态 3UUUUU0.1990.0270.863组态 4UUU0.2310.0670.864组态 5UUU0.3090.0660.917将组态2、组态3和组态4合并同类项之后可见，当前各省都积极顺应数字发展趋势，提升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组织关注度，加快机构简化及整合性改革。就三条路径所覆盖的内蒙古、吉林、山西、陕西等省份而言，其也在积极优化大数据治理机构，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仅提升组织关注度还不够支撑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生成。因此，省级政府需要在持续提升组织关注度的基础上优化技术赋能及需求回应。同理，将组态 1、组态 3 和组态 5 合并同类项也可得出湖南、河北等地区企业需求端压力较大，但其还未取得较高的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这说明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必须要依托技术支撑及优势的环境驱动来提升社会需求回应的有效性。5研究结论与启示5.1研究结论本文以数字政府建设绩效作为研究取向，结合31省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际情况，从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和外部环境三个维度构建我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差异的条件组态进行分析，归纳总结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五种驱动模式以及低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五种组成路径。研究发现，社会、技术以及外部环境三个维度的单一变量均无法单独成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必要条件。三个维度的条件变量协同联动共同构成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驱动路径，分别为“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驱动型”“环境核心-社会回应型”“环境驱动-社会回应型”“技术核心-社会回应型”。本文紧密围绕数字政府建设绩效这一核心概念，对于理顺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内在生成逻辑以及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2对策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提升提供借鉴。一是遵循需求导向，优化数字政府建设底层价值。通过分析发现，包含公众需求和企业需求在内的社会系统维度是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提升的有效驱动力，“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核心-社会回应型”“环境驱动-社会回应型”以及“技术核心-社会回应型”四条路径都启示政府要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回应公众及市场主体的能力。首先，数字政府建设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市场主体办事需求。因此，在未来建设过程中要消除“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思维，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37，为公众及市场主体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提升公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其次，要基于省级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结构重组来达成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28，通过数字技术及数据潜能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激发来实现办事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服务整合、监管透明，促进政府、公众及市场主体间的有效沟通，真正从用户需求层面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效能。二是坚持技术赋能，强化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支撑。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路径中，大数据企业数量及技术管理能力作为核心变量在两条路径中出现，而在“因果不对称性分析”的5条路径中均包含技术系统因素中的非集。这说明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应注重技术多方面赋能。首先，应加强 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开发，增加投资力度，促进技术优化升级，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优异的数字基础支撑。其次，对于大数据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而言，应充分发挥企业集聚优势，促进政府和大数据企业的协同合作，借助大数据企业力量来优化技术赋能，提升对数字平台和数据资源管理运营能力；而对于大数据企业数量还较为薄弱的省份，应继续加大对本省大数据产业的投资，吸引大数据企业入驻。再次，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提升有赖于技术管理人才的支持，省级政府应加速出台技术人才吸引政策，拓宽技术管理人才引进渠道，保障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提升省份技术管理能力。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政治环境。通过简单解的结果发现“政策回应强度”是高水平数字62第 4 期政府建设绩效的核心条件，其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三条路径中出现。这说明完善的制度环境是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提升的必要保障。首先，省级政府要优化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数字政府建设运维及配套数据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制度与标准规范，保障数字政府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在优化现有数据治理机构的基础上，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标准及规范化建设机制，建立标准化领导小组和管理委员会，优化数字政府标准化体系，如统一的基础建设、权责事项、数据治理、运营运维、监管考评、市场交易、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修订38，在完善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标准流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层面推广。再次，针对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商关系，政企互动以及公民参与等具体场景建立精细化、统一化的标准规范和管理指南，为数字政府建设全流程规范有序推进奠定坚实保障。四是促进多元要素协同，探索数字政府建设适配模式。通过“社会-技术”框架下各因素的分析得出促进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路径共有五条，组合而成五种模式。这说明不同省份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生成过程受到不同前因变量的组合影响，呈现出不同要素间复杂的协同过程。因此，各省份在未来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形成“组态思维”，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条件，探索与本省要素契合的因素联动模式，因地制宜地提出数字政府建设的匹配路径，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的最大有效化。另一方面，要在本省隶属模式的基础上，借鉴“社会-技术-环境协同型”路径下覆盖案例的先进经验，重视省份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要素短板，加强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致力于实现对发展短板的弥补和提升，进一步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质量和效能。5.3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诚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将前因变量限定在48个，导致本文未能充分考察更多的相关变量，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应进一步增加和调整前因变量，例如可加入上级压力、府际竞争等区域间的条件变量，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二是本文重点关注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未来可将研究对象拓展至重点城市或地级市，结合时间维度不断丰富和优化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普适性。参考文献：1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EB/OL.2022-07-23.http： 王孟嘉.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困境与出路 J.改革，2021（4）：136-145.3 刘祺.当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梗阻问题与整体协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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