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的旅途——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pdf

“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蒋浩伟*摘 要:2 0世纪初从中国西部等地获取、偷运大量中国古物文献的外国团体或个人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斯坦因和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民国文化界受到的大量指责和批评不同,伯希和因为杰出的汉学功底和对国内学人分享文献材料的慷慨行为,在罗振玉、王国维和傅斯年等学者口中博得了很高的赞誉。但事实上,通过对二者在探险考古“笔记”或“日记”中所记载的西域之行历史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关于中国西域或古物文献的“无人”景观,而这种“无人”景观的背后则或隐或现地再现出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的背景和视角。关键词:斯坦因;伯希和;西域考古记;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东方主义对于2 0世纪初期斯坦因、伯希和在中国西部等地劫运古物文献的历史事件,当时国内的学人虽然褒贬不一,但在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背后,也都流露出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命运的感慨和关怀。其实,斯坦因、伯希和在自己的探险考古“笔记”或“日记”中对自己当时的中国西域之行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历史再现表面上虽也以科学的、正义的考古研究活动为标榜,实际却与国内学人的关怀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相与意义。一、斯坦因 西域考古记 中的“无人”景观对于英人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等地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大量文物文献的事略,学界已经有十分详尽的介绍和描述,如姜亮夫在 敦煌学论稿 中就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斯坦因出入敦煌之始末,而在这篇文章结尾“参考五十则”的第十三则中,又详细提供了民国时期贺昌群、向达、吴金鼎等人关于斯坦因这番经历的介绍和描述文章,在此不复赘述。本文更想关注的是斯坦因本人是如何描述和记载这一历史行为、对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国人的态度和斯坦因本人的视角之间所产生的某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展示的不同意义。斯坦因对自己在中亚等地所进行的四次探险考古曾有过详细的叙述,早在民国期间就*作者简介:蒋浩伟,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诗学。姜亮夫:敦煌学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 0 1 7年版,第1 5 71 6 5、2 9 3页。被国内著名的学者向达翻译过来,命名为 西域考古记。在这几次探险考古中,斯坦因不仅记录了中亚诸多地区的风景地貌,以及考古发现,还有其在敦煌千佛洞不正当获取和运输古物文献的记载。从表面上来看,西域考古记 与一般的探险笔记并没有多大不同,整篇的视角都集中描述漫长的探险活动过程中所经过地点和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各种枯燥烦琐考古工作。当然,就像任何探险笔记或“游记”的叙事形式,总会出现戏剧性的时刻。在斯坦因笔下,这个时刻展现在其对中亚这一广阔地区的自然景观和过去辉煌的历史作出细致动人的描绘,并不时抒发面对这一眼下的自然风景或想象过去的历史场景时的崇敬情感,还有因为不时发现的或多或少的古代遗物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欣喜。正是这种混杂的叙述形式和情感体验,共同组成一般游记最典型的叙事特征。倘若仅仅从此角度去看待,那么这部“游记”并没有什么值得特殊观照的地方。不过,如果把这部所谓的“游记”的文体的固定形式与其所描绘的现实的地区进行对照,会发现一种奇怪的异样感,即在斯坦因的叙述中始终缺乏一定的当下现实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力量。换句话说,斯坦因游记所展现的种种地方似乎是一片无归属的飞地,所到之处都是无人认领的历史遗产和记忆,它们仅仅是曾经在此存在过,而现在又都荡然无存了。从游记的一开篇,斯坦因就向读者展示了其将要探索地区的“无人”特征,他写到,“从近代的眼光看来,亚洲腹部这些地方在经济同政治上的重要实是微小之至,尤其是天然风景和富源方便,更不足道从地图上看来,这一片地方很像是 自然 有意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这样一座障壁,隔断了它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更进一步,斯坦因把他所要探索和讨论的地区称之为“真沙漠”,而把那些所谓“圣经 故事、阿拉伯游记、美国以及南美洲风景画中所有的沙漠”称为“驯沙漠”。原因在于“驯沙漠”即使拥有远离过剩的人类都市中心的“静穆空虚和和平”,但仍具备人类存活的水源和空间,因而可以为地区性斗争失败的部落力量提供安全的屏障,而相对而言,“真沙漠”则“缺少水分,不仅人类,实际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不能生存”。因为这地区的气候条件确实如斯坦因描述的那般荒凉恶劣,因此并不能责怪斯坦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有意的歪曲报道。但这种可能无意的对这片地区“无人”特征的展示和引导,确实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感觉,即这片地区是远离和隔绝于任何现存的人类社会的,也因此是不受任何社会组织力量和其法则所保护,或者约束的。正因为此,这种深入的探险才得以称之为真正的探险。这也是任何“探险”故事所潜在预设的叙事结构和目的,即试图在探险的旅程中建构出一种“无人类中心”的中心。除了从自然条件上对这一“无人”特征的描绘,斯坦因还从众多历史事件中提取对这一“无人”叙事核心的呼应。在斯坦因眼里,塔里木盆地地区从历史上一直是多种文明势力互相交流、争夺和混合的多元地带,中国只是其中一股相对维持比较久的统治势力。他写道:“据在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来,此地在伊斯兰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在那种分外干燥的区域里,因为气候的情形,只容许比较大的团体靠着组织极度严密的灌溉制度才能生存。这621文 学 研 究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 0 1 3年版,第78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89页。种依靠秩序统治的定居民族特别适宜于吸收和传达从远东以及西方来的文化的力量。”当然,除了强调此地区的多种文化杂糅混合的特征,斯坦因对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向此处进行军事上的行动,或政治上的统治也进行了叙述,甚至称赞,但“无论是外族的统治,或者在此以前内部互争主权的一个时期,对于腴壤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明似乎没有严重的影响,此外也不足以阻止那一面从伊朗极东部和印度缓缓流来的佛教教理文学以及艺术的力量”。简而言之,在斯坦因的笔下,塔里木盆地因为处在多种文化和政治势力的交叉点,这里所存在的诸种文化、军事或政治力量仅仅都只是瞬息即变的历史影像,相较军事和政治的短暂统治,来自远东和西方的文化力量反而更为持久和延续。而对此地近年来的紧张的局势,斯坦因则认为未来仍是不可知的事情。不可否认,斯坦因对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历史所作的叙述很大部分都是事实,但就像他对这片地区的自然景观所作的描述一般,这种“事实”总是无意中透露出了某种特定又含混的态度,即总是暗示了此地的“无归属”特征。这种“无人”或“无归属”的特征之所以是奇异和含混,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的摹写,还总是表达出一股强烈的幻想情结,以及有意无意之间显示出了“别有动机”和这动机潜在迎合着的一股更大渴望和目的。斯坦因对他要探险的中亚腹地始终抱有着诸多奇异的幻想,他对此有多次提及,如对“成为文化、宗教、种族以及语言各方面的势力汇合的”“中国突厥斯坦”影响极大的佛教崇拜和宣传大本营的印度西北部,斯坦因坦言“从我幼小的时候,便引起我最大的幻想了”。对于斯坦因而言,他对自己路途不仅充满着美丽的想象,还时常援引玄奘和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的动人描写,来一一对应自己现实中的枯燥旅程的所经之地。如斯坦因写道:“我从小时候就渴望一看真正的 大 帕米尔,和那地方美丽的湖后来对帕米尔区域地形的知识较为详细,这种希望为之大增,并且确信古代那些大旅行家如玄奘、马可波罗之流的行纪,同经过此湖的大路多少有点关联。”紧接其后,斯坦因分两大段对玄奘“龙王潜宅”的想象和马可波罗的“画一般”的叙述作了转述。在斯坦因看来,这片湖“四周岑寂,没有丝毫古往今来的人类活动痕迹扰乱这种平静,很易使人忘去岁月,此时古代大旅行家百折不挫的精神似乎如在目前”。这段叙述与其看作斯坦因对玄奘、马可波罗等人的称赞,不如看作他的自白。即使岁月变迁,这种“无人”的自然世界仍等待着他这样的百折不挫的旅行家到来,来认领这片地区过去曾经拥有过的历史想象和记忆,以及更实际的留存下来遗址和古物。在此节的插页上附有一张名为“在维多利亚湖附近所猎得之波罗羊”的照片,正是这种“自白”的最好展示。斯坦对这种幻想激情的渴望始终萦绕着他的旅途,形成了他对现实最真挚的描绘,反而传达出了一种非现实的戏剧效果。斯坦因的幻想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存在于头脑中激情,实际上它激励和鼓动,甚至帮助了他在中亚地区的所进行的既艰难又无所顾忌的考古和“找宝”行动,成为他完成自己行动的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正如他在经过塔里木盆地中玄奘曾经也经过的地点说道:“我721“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7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 3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 8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 1 2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 1 2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 1 4页。还可以说后来如再访安得悦遗址,我会在玄奘路过时已经弃于沙漠中的古代遗迹中找得更多的遗物。”实际上即使没有任何来自官方力量的有效阻止和约束,斯坦因的“找宝”仍然受到许多阻碍。在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千佛洞的时候,就为这里聚集的善男信女的热诚信仰所感动,但笔锋一转,他接着写道:“我因此小心翼翼,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美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但正是信仰,或者是斯坦因对假装信仰的幻想与激情,打动了看守千佛洞经卷的王道士:“王道士对于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我在学术上的兴趣同他说是没有用的。所幸还有中国大巡礼者玄奘的记忆,可以作我的依靠我之敬奉那位有名的旅行圣僧的事实,已经大有用处;奇怪的是王道士虽然一身俗骨,佛教事物盲无所知,但是对于唐僧之热烈称道,正同我之于其他事物一样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斯坦因所说的“但是对于唐僧之热烈称道,正同我之于其他事物一样”中的“其他事物”显然并非他痴迷的玄奘等旅行家的信仰、幻想或激情,他非常理智地操控着他的幻想和信仰与王道士周旋,最终以对寺庙捐赠的“供奉”从王道士所看守的藏经洞里获得他渴望已久的“遗物”,并认为这是一场“公平交易”。对于这些他从藏经洞里搬走的经卷画册,他是否仍然认为它们如同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和历史一般,只是无名的“无归属”之物,等待他这样充满虔诚信仰、坚韧精神的考古学家来认领呢?斯坦因对此不无担心:(蒋师爷)“他已经同道士约定,我未离开中国国土以前,这些 发现品 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正是在这为“发现”和“找宝”的欲望所强烈牵扯和吸引的时刻,斯坦因动人的叙述、描绘和想象才真正露出现实阴影,并因此显露出了自我矛盾。在斯坦因所自我期望的奇妙的幻想和感动都无法为自己的这种“偷盗”行为自我说服的时候,他终于搬出了最后的底牌,正如他上述所言的“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美术之用”,他写道:“我所注意的只是从这种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有多少”,(王道士)“他回来的时候,几乎立即承认我所作把这些幽闭在此、因地方上不注意早晚会归散失的佛教文献以及美术遗物救了出来,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很虔诚的举动”。从漠视的人手中保护古物,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斯坦因最后的自我期许。在书中,斯坦因多次对与他类似的考古探险家因为运走文物而进行的无法弥补的破坏感到悲伤和遗憾。例如在柏子克里克遗址,斯坦因有感于当地人因为自身信仰和与其他欧洲人买卖的原因对壁画的破坏,就自己利用助手的“有训练的技术和手工经验做这件费时困难的工作”,把拆下来的装满一百多箱的壁画通通运到印度。在斯坦因看来,这只不过821文 学 研 究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 1 0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 9 5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 9 9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0 4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0 4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0 5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6 92 7 1页。是从为了严肃科学的考古和学术工作所必要的保存工作,不然只能由其在当地损坏殆尽,而不能保有其价值,而这种学术工作更应是超越任何政治利益之上不受其干扰的。对此,他在书中写道:“我从幼的时候,对于世界屋脊以及邻近伊朗极东头那些大区域,因为地理学方面各种各样的趣味以及民族学和历史学上的关系,就有一种特别幻想。只是由于政治的情形,很久以来便禁止所有英国的旅行家通过此地,尤其是像我这样服务于印度政府之下的人。但是英俄协定的完成,调和了两大帝国在亚洲方面的利益,于是为着我的学术上的目的,这种障碍也许最少可以去除一部分的事,似乎不无若干希望。”正是这种混合着奇妙的探险趣味、伪装的佛教信仰、科学的考古精神,以及贪婪的“找宝”欲望的复杂书写共同组成了斯坦因这部游记的全部叙事核心。正如斯坦因所写:“东南西三方奇异的连锁在亚洲的交汇点即是敦煌。而我对于此事的简单叙述,也就以从黄海传布到亚得里亚海的一种民族和语言的奇异遗物作一个结束。”作为“奇异遗物”的不仅是他从这些地方所获取的古物,还在于这游记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无法简化却又时时刻刻流露出的典型的“东方主义”式的视角和心态。斯坦因的“无人”或“无归属”的叙事毫无保留地呼应着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心理。这种“东方主义”不仅仅建立在斯坦因个人的写作、叙述行为之上,实际还是其具体考古活动的核心结构。斯坦因几次进入中国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行动,都不是以个人的名义所进行的,实际上受到英国掌控的印度政府的派遣和赞助,而其在考古活动所获得的文物最终都为英国政府各机构所保存,并在博物馆里展览。无法完全否认斯坦因本人,以及帮助斯坦因运输、整理和修复的东方学学者和东方美术专家在此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的为崇高的学术价值努力的想法和目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也无意中成为西方国家延伸其势力范围的帮凶,而像斯坦因本人则更是充满着对东方奇特的和持续不断的幻想、激情、欲望。正如萨义德在 东方学 中所提及的:“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 东方 世界的邪恶的 西方 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述和表达。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 利益 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 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 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 的愿望或意图。”对于斯坦因,以及斯坦因背后英帝国而言,东方,或者更为具体的以塔里木盆地为主的中亚腹部,不过是其施展“东方主义”的平台之一,是其发挥奇妙幻想和运用科学知识的“无归属”的,并进而获取利益的对象而已。以上对斯坦因 西域考古记 漫长的考察,想要说明的是,尽管斯坦因在敦煌的一系列921“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9 12 9 2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 1 4页。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3页。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9年版,第1 6页。行径被当时的部分国人称之为“盗”,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行径,但多数人却往往忽视了其“东方主义”的复杂特征,即与“东方学”这门知识学科混杂的交叉和共谋。以斯坦因的探险为例,东方的幻想、知识的考古、学术的研究与殖民主义式的猎取或盗取,其并不是互相分离或排斥的,而是相反,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共同促成了其对中亚腹地,尤其是敦煌千佛洞古物的违法获得,以及建立其上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民国时期的部分学人早有认识:“西方学者的态度,随着帝国的经济欲望,为神秘的惊喜情绪所笼罩。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的领土分割,已告完竣。其在整个意识上各方面的暴露,伴随部分的经济上的闲暇,为 大含元气,细入无间 之科学性的企图。而历史考证之学,乃进而为落后民族及半殖民地古代史地的重新估定的工作,乃帝国主义时代必然的产物。此项前提既判明,则其态度至明显的为由教士式的测候队,更进而在学术考查团体的烟幕中孵化其侵略的细胞。”但真正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还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这种混杂着个人趣味、情感,以及殖民主义性质的知识的考古在对被挖掘和研究的地区上生活的人们造成情感伤害时,却又以其严谨的、系统的结构显示出科学的、客观的知识本身的理性因素,从而不得不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去劝服,甚至强迫自我接受和效仿这种知识体系。民国时期就有人以“学术不平等”的名义去描述了这一不幸处境:“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这是我们所侈谈而自豪的。不过研究满蒙回藏言语,文字,历史,地理的人,在汉族中恐怕屈指可数。近两三年来,英国出版有三本关于西藏的书,统是以二三十年来的经验来描写西藏的风土情形的。试问中国出版界,不要说仅两三年来,就是近十年来,有没有大部的著作,从亲身的经验,把西藏的现状介绍给我们知道的蒙古在学术上差不多已经被美国的地理学家和古生物家所争服了。满洲在名义上,虽是我们的领土,不过我们若要得到东三省最精密的地图,和最详细富源的量数,就不能不请教日本人。新疆近二十五年,变成了外国考古学家的无穷宝库,我们在和阗敦煌所得到的残篇短简,无非是斯坦因A u r e lS t e i n和伯希和P a u lP e l l i o t辈的唾余。”毫无疑问,国际性的古物文献的流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国家地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各自学术研究的发展,这种流通与传播看起来是以一种平等、自由和友好的方式在进行,从而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共通大于差异的精神诉求。但实际上不能忽略的是,这种流通与传播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受到了不同政治力量的约束和宰制,从而显示出不平等的交流特征。正是凭借斯坦因所提供的从敦煌获取的书简,法国学者沙畹才得以早先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一步进入敦煌学的研究,从而获得这一领域更前沿的知识,并树立起自身的学术权威,也就更容易借助这种知识去获得更多的便利。而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反而要费尽周章,甚至远赴千里,才能辗转从西方学者手中获得一部分的本属于自己031文 学 研 究华一:评向译 ,益世报读书周刊 第8 6期,1 9 3 7年2月4日;吴金鼎: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国闻周报 第7卷3 3期,1 9 3 0年;严防盜窃文化之贼,益世报(天津版)1 9 3 0年5月2 3日;英人斯坦因盗窃古物妄发狂论,中央日报1 9 3 0年1 2月3 1日。转引自李孝迁编校 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年版,第2 8 6页。竺可桢: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现代评论 第5卷第1 2 0期,1 9 2 7年3月2 6日。的东西和价值。斯坦因和沙畹的例子只是庞大的“东方主义”体系中的一例,可以想象有多少所谓的东方学学者或汉学家凭借这种“东方主义”体系的运作,借以开展自己的研究,并因此获益。当然在此,并不是质疑这种学术研究本身的严谨、科学与否,而是说其背后所无意凭借的权力关系往往更容易制造知识和学术上的进步,和掌握更高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被殖民主义体系所利用,加深对被研究地区的全方面宰制。从帝国主义的运行机制到个人探险的知识考古,再到所谓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并转而以此知识进一步协助和巩固殖民主义体系的统治,就像萨义德简短且精湛的论述:“最首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绝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力(比如 我们 做什么和 他们 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 我们 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 而不只是表达了 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 我们 的世界有关。”就像斯坦因借由对文物的妥善保护和学术上的科学研究的说辞,来说明当地人既没有公德心保护这些文物,反而使之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理解和阐释这些被丢弃在冷冰冰洞穴里的古物文献一般,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决定了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什么是好的,什么坏的,并最终也决定着本属于当地的人和事物的命运和未来。二、伯希和的汉学研究与东方学传统在上一节中通过对斯坦因的 西域考古记 的详尽分析,可以看出其写作叙述和自我观察视角背后潜藏的东方主义式的心理和观念。尽管斯坦因口口声声声称为了保存遗物和学术研究的目的而从敦煌偷偷运走众多经卷画册,但其依然引起当时中国国内人士的诸多不满和谴责。与此相对,另一位有着近乎相似经历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国人口中却有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评价。对于这个问题,桑兵在其 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 一文中有过非常详尽的论述,本文将简要对此作一番概括,然后就其中所引发的问题作出讨论。在桑兵对民国当时众多材料的整理归纳和讨论分析中,与斯坦因在国人口中普遍受到贬低和谴责不同,伯希和一方面被斥责为与斯坦因一样是同流合污的盗取敦煌遗物的盗131“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1 7页。同理,不仅民国时期,甚至当下也有相当一部分国人认为这些古物文献流落到西方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万幸,或者为此感到情感和理性上的矛盾,因为在他们眼中,以中国当时的环境,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和力量去保存和研究它,下层民众也不知珍惜。这种观点并非不合理,只是它在无意中沦为斯坦因等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共谋”。参见华一:评向译 ,益世报读书周刊 第8 6期,1 9 3 7年2月4日;周予同:文哲讲座:斯坦因氏与敦煌石室(附照片、未完),学生杂志 第1 7卷第9期,1 9 3 0年。伯希和在中国西域的具体考古经历,可参见耿昇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见王文章编 汉学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9年版,第7 5 57 8 5页。贼,一方面却又因为其严谨、精湛的学问,对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视,和虽然搬运走了敦煌遗物,但却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热心且友好地与国内学者交往分享,并进而严肃认真地探讨学术而获得褒扬。如对于1 9 3 5年伯希和来华挑选中国古物运送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有很多人就提出疑问,指其与之前的斯坦因一样“别有用意”。对此,傅斯年则专门进行了辩护:“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在傅斯年看来,伯希和与斯坦因的区别不是程度严重与否的问题,而是性质不同的差异,即“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的区别。正是基于此种学术上的考量,伯希和在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眼中不仅没有像斯坦因一样被多加贬低,反而受到了相当大的称赞,认为“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不可寻”,或是“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如果依据上述桑兵所引之史实和所自然推导之结论,伯希和显然是一专心学术研究的纯粹之学者,而与任何政治势力、经济利益,抑或个人道德毫无关系。与斯坦因对自己在中亚腹地考古活动所作的追忆式的“游记”类似,伯希和当时在中亚地区探险时也曾写下内容庞杂、篇幅昂长的探险日记。如果翻阅其日记,会发现其与斯坦因的“游记”风格差异甚大。伯希和的日记毫无斯坦因游记中到处充满着的对陌生的东方的奇妙幻想,以及偶尔略带夸饰的口吻语调和情感,而几乎全是每天所做之事的逐条不紊的记录,以及所勘察和考古发现的古物文献的严谨的、细致的,甚至略带刻板的学术分析和解释。即使在面对敦煌千佛洞里众多经卷古籍的时候,伯希和的叙述也是相对节制且理性的,与王道士的周旋也绝不似斯坦因描述的那般充满着某种来自上天的偶然和眷顾,而只有短短一两句话,剩下更多的则是大量的对于敦煌所剩余经卷情况既简要又细密的概述、分析和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伯希和没有在日记里为自己从敦煌运走这些书卷画册感到任何不自然的情感,甚至一句辩解的修饰都没有。尽管可以把这种日记的叙事风格归结为个体的差异,或者作为学者对学术材料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伯希和的日记展现了这样一种独有的特征,即他的眼里似乎只有古物文献,只有密密麻麻的用不同语言文字填满的经卷,而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事物或人能够打动他。这同样也是一种“无人”的特征,只是比之斯坦因更加直接和纯粹,而不是一种来自为了掩饰另外一个更深意图的自我伪装的矫饰。伯希和日记充满密密麻麻的文献,其学术研究也与之非常相似。伯希和早年接受沙畹的教导,并一直师承后者所延续下来的汉学传统,即重视具体的文献材料和不同文本、语231文 学 研 究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大公报1 9 3 5年2月1 9日、2 1日。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见其著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0年版,第1 1 3页。其实斯坦因虽然学术能力和贡献远不如伯希和,但也绝非毫无学识之人,只是其学术研究多集中于中亚地区多民族为主的传统东方学的范围,而非以汉语、汉字为表述的汉学,因此与民国国内学人自然有所隔膜。可参见张存良:斯坦因中亚考察著作综述,西域研究2 0 1 2年第3期。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见其著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 3 4页。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 0 1 4年版,第6 7 7页。言、文字对比勘误,属于传统东方学中语文学的学术研究传统。这种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考据路数有很大相通之处。对此,吴宓就曾批评伯希和道:“其人乃一精明强干之人,又系一考据学者,宓不喜之”,又说“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吴宓生性浪漫多情,多喜爱浪漫主义诗歌,对伯希和这种琐碎的考据风格不喜是自然的,但他确实也很精准地道出了伯希和学术研究的主要特征。就伯希和自己而言,他对中国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颇为肯定:“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有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紧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而伯希和所谓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又有几点与一般的西方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不同:一是目录学知识惊人;二是能够敏于利用新材料;三是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并乐意与中国的学者接近。伯希和尤其欣赏清代雍乾至道光之间的学术,此一时期正值乾嘉学派的训诂、考订之学的大盛,而这也与伯希和自身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旨趣相近似。虽然当时中外一些学者如吴宓一般对这种驳杂、零碎的考证之学颇多不满,认为其不成体系之说,因此无深刻之意,但这也无法完全否定伯希和受到国内许多研究路数相似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垣等人的称赞和褒扬。不过,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伯希和对文献材料和文字考证方法的重视真的是与中国传统学术上的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之学完全是一回事吗?恐怕并不尽然。陈怀宇在 在东西方发现陈寅恪 一书中曾对陈寅恪佛学研究中的“文献主义”倾向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在陈怀宇看来,陈寅恪早期佛学研究中的这种“文献主义”正是萨义德所称之为的“文献式态度”,即欧洲东方学家的学术特色,或即是阿尔蒙德所称的文献化过程:“至1 9世纪5 0年代,佛教的文献学分析被认为是主要的学术任务。通过不断进步的对佛教文献的占有,佛教成为西方的物质上的占有物。通过这种占有权的价值使得西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控制着佛教。所以,西方在1 9世纪整个来说存在着佛教的文献化过程”。如果以此视角来看待伯希和对中国古物文献和语言文字比较方法的重视,是否可以认为后者也是同样的一种东方主义视角呢?与传统的东方学者有些许不同,伯希和并不是完全仅仅盯住僵死的历史文献,而是与中国的学者在文献资料的传播和学术研究的交流上都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但这却也不能否认他确实对当下的中国毫无兴趣,甚至带有严重的鄙夷和敌意。伯希和早年曾作为法国远东学院下属的印度支那考古研究会的寄宿生,于1 9 0 0年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活动,其实际任务就是收集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古籍等资料。但不巧的是,这次考察活动刚好碰到了中331“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家汉学 第1辑,商务印书馆1 9 9 5年版,第3 6 7页;韩大伟:传统与寻真 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见王文章编 汉学的世界,第1 9 9页。吴宓: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1年版,第1 8 1页;吴宓对伯希和“考据家”的批评,也可参见 吴宓日记(第五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8年版,第1 9 6页。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 第2卷第5期,1 9 3 3年2月1 0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 第2卷第5期,1 9 3 3年2月1 0日。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 第5册,1 9 4 1年7月。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3年版,第2 9 4页。国的义和团运动。为了自身的安全,伯希和搬离了自己暂住的寓所,住进了法国使馆,并在此后的从5月末到7月初之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始终作为一名捍卫法国国家荣耀和同胞安全的战士参与战斗,并杀死了不少义和团人员。不久之后,因为此一英勇事件,伯希和获得了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此年1 2月份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伯希和写道:“中国人准备同一时间与全世界为敌,这真是个绝妙的想法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最强大的,然而这五十多年来被视为圣地的首都到处可见一些长着长长的红色或黑色毛发的妖魔,这些年积累起来的对这些妖魔的忌恨令中国人使出浑身解数向外交团挑衅没有什么能让黄种人恢复理智。最初的打击颇见成效。中国人满心欢喜地屠杀了成百上千的听从了外国人的教徒,焚烧了教堂,那些不吉祥的宗教(不管是天主教、圣公会、长老会还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被砍头,牧师被开膛,连他们的妻儿都不能幸免。中国人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还公开地嘲笑这些西方妖魔向中国提供了性能良好的大炮,刚好用来将他们自己驱赶出去。与此同时,中国驻外的公使们,在自己的国家之外被这些空想理论所保护并因此而心满意足,他们蓄着三撇胡须的脸上露着微笑,嘴上擦着白粉,前去安抚各国内阁,表示在秩序最好的中国一切都无与伦比。”伯希和对当时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态度之充满嘲讽和敌意显然易见,但真正令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伯希和一面在与中国人做着你死我活的搏斗,另一面还耐着性子学习他所敌视,甚至仇恨的中国人所说的汉语,并且作着一些有关的学术研究,而在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就立刻投入到他来中国的使命和任务,购买和带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书画和珍本。该怎么解释在伯希和身上出现的如此矛盾呢?伯希和传 的作者菲利普弗朗德兰对此说道:“伯希和与达西上尉不同,他不是军人,来北京的目的不是参加战斗,但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志愿兵。对于伯希和而言,在北京学习汉语的过程和在顺化一样,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也就是说,对于伯希和而言,学习汉语,以及从事相关的汉学研究,与他作为法国的英勇战士与中国人战斗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而已,即都是为了如何了解和征服这个非我的他者,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其实正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典型特征。伯希和所附属的印度支那考古研究会从一开始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西方社会历史悠久的“东方学”传统,“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还包括考察、研究和提供建议、撰写印度支那各民族历史,研究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任务也落在它肩上。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管理被殖民者”。而伯希和早期的另一位教授亚洲历史和地理的老师考狄则同样是一位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学者,“他知道殖民者不可能赢得爱戴,而只能引发仇恨,因此应该树立权威,让被殖民者产生敬畏。殖民者对此应始终保持431文 学 研 究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7年版,第7 9页。伯希和:北京日记,萧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7年版,第1 1 2页。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第5 9页。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第8 6页。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第7 3页。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第9页。清醒。年轻的伯希和牢牢记住这一点:不能有个人感情!”正是基于这种在个人方面强调没有感情的、理性和清醒的精神品质,在公共方面对政府所要求的考察、研究和统治的使命的听从,才能解释在伯希和身上存在着的令人感到奇怪的却十分合理的矛盾,即一方面伯希和对古代的中国,以及更广阔的东方历史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却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和其中生活的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和厌恶,而这又丝毫不会阻挠他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坚韧不拔地从事和完成他的责任与义务。此外,同样不能令人忽视的是,伯希和与斯坦因之间的关系绝不像傅斯年描述的那样不便“混为一谈”,而是有着互相竞争的同行般的关系。斯坦因和伯希和之所以在中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其一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清政府政权的衰弱,无法对遥远的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伯希和1 9 0 7年写给他考古活动的支持者和赞助人色纳尔先生的几封信里,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伯希和是如何精心谋划和分配他眼中的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的活动范围的。例如在7月1 0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俄国委员会将于阗分配给斯坦因(至少是默契性地),将库车据为己有,把吐鲁番送给了德国人,但它忘记了也分配给我们一份。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会 入侵 作为共同遗产,而留给我们的那一份 考古势力范围。”在其后8月3 1日的一封信中,伯希和对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和发现充满忧虑,但却依然相信在他之后,“依然可以成果甚丰地工作”。紧接着在9月1 4日的信中,伯希和对其与斯坦因微妙、默契且厌恶的竞争关系说得更清楚:“斯坦因已经到达古城本地因为我非常害怕,即使在科学内容上,也必须讲竞争者。我对于自己一方,只设想过好胜行为请您注意,我绝不会指责斯坦因前往沙、哈密和古城,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将前往那里作业我为了使人放弃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我所责备他的地方,正是他在收到了我们的建议后,便不再赴罗布淖尔以北地区,我们也会以此为回报而不走罗布泊以南地带。但他却以其沉默而确保了这条协议对他有利的一面,同时自己又保持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违犯任何诺言。对于他来说,这很可能已经做得足够了。正义之极乃最不正义,不被平衡地执行,便是一种卑鄙行为,他觉得这一点不重要。我们自信对一个英国探险团已经够友好了,但他们却以一种希伯来式的诠释回报我们。”与伯希和日记里冷静克制的叙述不同,在伯希和的信中,其不安、愤怒和渴望的心理毫无掩饰。在伯希和看来,与斯坦因的竞争不仅仅是科学内容上的,还是一种猎取“猎物”的行为,不仅仅是有关胜利和荣誉的归属,还是何谓正义准则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赋予他们对新疆这一地区互相分配和讨价还价的权利,以及何谓荣誉和正义的概念定义呢?难道是他自诩的与斯坦因“希伯来式”行为不同的正统宗教行为吗?他们对此从未认真考虑过,当然,在他们的眼中,“猎物”自然无权提问和发声。在 伯希和传 中,弗朗德兰叙述了伯希和1 9 0 0年从北京返回河内后,随着往返中国的531“无人”的旅途 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第1 3页。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耿昇译,第6 7 7页。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耿昇译,第6 8 4页。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耿昇译,第6 8 6页。阅历增长和对中国研究的加深,“他身上也发生着一些改变。他不再把远东地区完全看作所谓的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当成自己的家。因此,他不仅是征服者,同时也是旅行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但就以上述伯希和随后在中国西域地区所施行的考古探险和“猎取”活动来看,弗朗德兰的观点似乎有一点乐观。而在 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 一文中,桑兵指出伯希和不仅学问博学精湛,而且对中国学术传统和学人都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