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pdf

年 月第 期 总第 期理论与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民粹主义跨境传播对政治稳定的挑战研究”（）。作者简介：肖克，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寒，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肖克王寒摘要：在 年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并亲自回应“现代化之问”。“现代化之问”实质是人类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现代化之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现代性视野下，西方现代化道路解决不了其自身固有的二元对立矛盾，进而导致四大危机：个体层面“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群体层面阶层对立及阶级对立；国家层面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生态层面人与自然的对立。从宏观价值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很好回应“现代化之问”，破解当下世界现代化的危机，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模式特征：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为根本方向；实现国家性与世界性有机联接；使命型政党领导下以国家建设为中心。就具体实现方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切实可行，对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普遍示范意义，是因为其回应“现代化之问”的三维逻辑的合理性：以民族复兴与文明新形态作为目标逻辑，以发展和稳定作为进程逻辑，以多步走和分阶段作为路径逻辑。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意义，“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年 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正式提出“现代化之问”，并进行回应。“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之问”是对人类现代化历史中最关键问题之一的提问，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化之问”的一种中国式回应，这种回应主要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进行的。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单个人如此，单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国家范围，从而具有世界性意义，不仅呈现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推动力，更从目标逻辑、进程逻辑和路径逻辑等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现代化的新模式，因而获得了普遍意义。现代化是人类恒常的企盼，对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出后，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更是井喷呈现。举其要者，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学理阐释，分析其本质特征，阐释其内在价值，探讨其演进逻辑，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思想溯源。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从政治的、经济的和财政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探讨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和乡村建设的现代化问题，探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和实践进路。三是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进行对比，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个表征人类现代化的超越性范畴 ，它不等同于西方现代化，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并有效破解了西方的现代化陷阱。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取得可观成绩，充分论证和支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伟大意义。然而，这些研究成果较少从宏观历史和哲学层面、从世界与全人类视野挖掘和把握“现代化之问”的提出逻辑与必然性，较少论及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与“现代化之问”完美契合的情形。探讨“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何以必要，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可以很好地回应“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破解“现代化之问”，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一、“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何以必要：现代化的哲学话语与历史遗产（一）何谓“现代”：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程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的内涵更丰富、争议更多了，它就像一个精致的花瓶，内里被各时代的哲人们插满了五颜六色的意识形态花朵。现代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对以往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感觉是自古以来人类所恒常具有的一种感觉与企盼。现代性在经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洗礼后，以理性主义的面貌呈现，效率与科学取代自然与神学成为新的价值崇拜对象。“现代 不同于现代。现代加不加引号，有一个实质性区别：前者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并无特别含义的时间概念。”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城邦、帝国与上帝这些之前激励与支撑人类奋勇前行，进而赋予生命以巨大意义的价值归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宿都被怀疑、被打破，人类发觉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中心。“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才是一切关系中最关键的，人类是为自身而生存，外界的一切，包括精神世界的产物都是以人类为目的、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由此，人类天然应该具有对自身生命与地球上一切资源的占有资格，这种资格是先赋的、无需论证的，是人类一切伦理体系的基础，否则现存的一切关系都将毁灭和重置。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人的自主性在他看来就是以人类自身为目的，“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基础是理性，人类对自身理性的澎湃信心导致对认识论的重构，并进而生成线性时间进步意义上的改造世界的豪迈激情与信念，这种信念反过来又将一种宏大叙事模式的必然后果带进人类时空。启蒙运动之后，理性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成为鼓起进步风帆的动力源，“现代的”成为一切行动的目标指向，“现代性”成为判断一种现象高于其他的理由所在。启蒙的成果不仅仅是人性的解放，也打破了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既然每个人都具有价值上平等的理性，那么个体凭借自由意志判断并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无可厚非。对于大众来说，“现代化”（）这个哲学术语太高深了，蒸汽机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与物质生活改善才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于是，现代性就沿着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大步前进，这就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要求组织制度层面的效率化与理性化，因此随之诞生了马科斯韦伯所言的现代组织形式与官僚科层结构。就宏观而言，现代性绝不是单维度作用于人类的，人们对现代性浪潮中体现的气息也不都是积极接受的，很多人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祛魅”（）、人际关系的疏离、个体生存形态的原子化与社会快速变迁表现出愤懑与反抗。“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即便是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的历史车轮一旦开动，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无论是大机器生产、资本化市场，还是个人主体价值的实现，现代性的焦点都指向了一个强烈的共同需求 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不管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如何，人们都希望从“现代”国家的出现与建立中各取所需，自由主义者视之为现代性得以实现的工具，保守主义者视其为抵御社会动荡与个体精神焦虑的壁垒，社会主义者将其看作阶级联合后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阶梯。于是，现代性的精神与物质面向就在“国家”这里相遇、碰撞并融合。随着时间的推进，首先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逐渐超越西方的语境，在经过本土价值与传统的过滤后，重新呈现，并获得了较为普遍和固定的意义。从此，一切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朝向“现代性”，这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社会结构巨大变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然而，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话语却被灌输了太多的西方价值观念与偏见，本身就成为阻碍现代化和屏蔽理性的力量，需要对其“再祛魅”。（二）二元主义及其后果：西方现代化的困境与反思如果说现代性更多地涉及一种理念、哲学与认识论等形上内容的话，那么现代化就更多地趋向于制度、物质与日常生活等形下层面。“现代性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的，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化进程，由此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历史上，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相当长时期内确立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并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若干深刻变化。总结西方现代化的经验、特征与后果，可以获得一些规律性认知。第一，资本、科技与市场是现代化的最主要驱动力量。“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现代化本质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始于科技的突破，并一直以科技为牵引力。科技是资金密集型领域，突破不易，但一旦取得突破则获利甚丰，这便吸引大量资本进入。然而，科技与资金往往集中于生产领域，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而言，将产品卖出去才能真正获得利润，而破除封建条块划分而进行的民族国家整合构建，又为产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国内大市场，从而使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形成一个完整闭环。第二，西方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是供给现代政治体制，这是通过现代国家建构完成的，从民族国家、世俗国家和现代政府构建三个维度展开。启蒙之后，“德意志的”还是“法兰西的”兹事体大，身份与认同成为一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所有走在现代化前列国家的基础都是整合性的国家民族。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是“祛魅”的，因此应该是世俗的。如果说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将一些政治价值与目标的实现寄托在形而上的理念或上帝身上，那么经过启蒙的理性化洗礼，人们对于形而下的东西有了更多的信任，将政治发展寄希望于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上。无论科技、资本还是市场，这些领域的整合与治理均非私人力量所能，往往需要国家力量介入。第三，现代化伴随着一体化，导致国际趋同现象，这在社会生活方式上表现尤为明显。当国内市场的规模与资本的野心不匹配时，西方就通过殖民重构世界体系分工，将市场扩展到全球，西方的生活方式也以现代性的名义迅速在全球扩展。与此同时，现代性的国际传播唤起权利意识，帝国殖民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已失去可行性，但经贸方式、交通和通信的飞速发展，不仅并未改变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和控制，反而使得这种控制以更加隐形的方式呈现。在对人类社会产生一种深刻影响的同时，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越来越显现出疲态与弊端，更为可怕的是这些弊端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基因，来源于西方现代化的先天缺陷，无法通过自我革新的方式来消除甚至缓解。事物的表象纷繁复杂，造成表象的原因必须从哲学维度探寻。简而言之，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在于其哲学认识论根源 二元主义（），二元主义导致二元对立，由近及远地在个体、阶层、阶级、国家、自然生态等层面导致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区分理型和现象世界开始，就陷入了根深蒂固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包括近代哲学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二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造成多维度的困境。第一，个体层面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现代西方哲学的起点是个体，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本位的确立。围绕着个体为中心，人们重新建构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破除群体对个体的束缚的同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时，又加剧了个体间在资源获取与分配上的冲突，并造成社会的原子化形态。“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第二，群体层面造成阶层间或阶级间对立。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资本为少数人群所掌握，现代化的成果自然也主要为这些人所享有，资产阶级的富裕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对比强烈，前者的优势地位建立在对后者的压榨之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秘密在于剩余价值的榨取，然而当工人被剥削到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时，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方式对供求关系的扭曲，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撕裂。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的应对之道是进行异化转移，将生产异化转移为需求异化，引导和造就消费型社会。“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福利国家的形式，使得阶级矛盾有所缓解，但未改阶级冲突的实质，仅仅是延缓危机。第三，国际层面造成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对立。到了 世纪，西方世界显现出奇特的景观，国内自由与民主的范围与程度均处于史上最快发展时期之一，国际上却是殖民帝国最为活跃的时期。这背后仍然是二元主义在起作用，“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之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密尔（）这段话暗示出一层重要含义，即野蛮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等现代价值。而所谓的“文明”在西方视野中也就等同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西方若是文明，非西方则是野蛮，对野蛮人的殖民实质是对他们的“帮助”，这样对西方之外的殖民也就获得了道德合法性。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大潮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亚非拉大量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以往军事殖民的方式已经穷途末路，但国际体系中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相对地位并未有实质变化，只是更加隐蔽，分属沃勒斯坦（）所言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所组成的世界体系。处于体系不同地位的国家差异巨大，“在这类国家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创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现象一般被称为一体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第四，生态层面造成人与自然对立。二元主义的极致结果将人类视为地球的主人，人类社会之外的一切都是资源供给者。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西方不仅没有在生产领域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在需求领域制造消费主义文化，并以电影和广告等流行元素为载体扩散该文化，以消费主义劫持人类社会，使得人类需求永不满足，“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远超自身需要。最终人类无限度地对自然索取，遭到自然报复，引发生态危机。二、对“现代化之问”的回应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一个政治命题，又是一个学术命题；既具有中国意义，又具有世界意义。作为政治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意在凝心聚力，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指明未来发展方向；作为学术命题，意在探讨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焦点是解决中国发展道路、模式和动力问题，以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追求，具有中国意义；它又针对当今世界西方主导现代化的危机，提出一种可替代性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因而具有世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模式特征正式表明它可以有效回应“现代化之问”，破解当下世界现代化发展所累积的危机与矛盾。（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解放与发展为根本方向的现代化人民性与普惠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逐渐确立的过程，然而主体性确立后所导致的主客对立的二元主义却造就一系列灾难后果，反噬人类文明，威胁人类生存，叔本华称之为“理性的蒙蔽”。理性确立主体性后，又导致主体的异化，这是西方现代化甚至整个西方文明难以依靠自身解决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化的人性观念、主客体对立观念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人的类解放为目的的现代化道路，既确认现代化中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主体是以人类为单位的整全主体，而非以阶级、阶层为单位的部分主体，确保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走的是一条从个体到全人类的全过程解放之路。关于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这段话指出人的存在包含两层意义：自然（自在）存在物表明人以自我以外的外界作为满足自我存在与发展的资源汲取对象，这是主客对立的必然后果；类（自为）存在物则是说，与一般自然存在物不同，人类拥有改变自然和自身命运的意识与能力。马克思尽管认为类存在物对人类意义更重大，但两种存在物意义不可割裂，需要一种从“物性”的对象性占有到“人性”的对象性占有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现代化，“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以人的类存在、类解放为目标，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将整个人类而非特殊个体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受益者，从而找到了人类现代化的真正公约数，创造了自在性与自为性、受动性与能动性、活动性与对象性相统一意义上的生命实践。在回答“现代化之问”时，习近平强调指出现代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动力的现代化，是将人的类解放为事业追求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重构被西方现代化遮蔽了的生产与消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费、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等关系范畴。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赋予人的解放过程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实践内涵。“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再到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共同追求，中国现代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将现代化成果惠及每一个国民。“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抽象的世界主义从个体视角看待现代化，罔顾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差异性与多元性；狭隘的国家主义则将现代化视为接近于零和博弈的国力竞争，忽视了世界体系当下分工的非正义面向与后果。只有中国式现代化将世界人民的福祉视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提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征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具有超文化、超民族、超地域性的世界意义，但又绝不是对世界的单一性、同质化要求，而是力图体现和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人类共同体命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为本、追求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其包容性、普惠性、和平性的特点与内涵解释了人之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的前提是建立个体与历史的联系，实质也就是自在与自为、个体解放与类解放的联系。（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性与世界性有机联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与进程的持续性，同时又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寻求空间维度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时间维度历史性与未来性之间的协调，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重要区别，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国家性与世界性有机联接之中，体现在对“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与“中国 的现代化”这两个不同但重要命题之间的认知和联系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目标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表述十分关键，一方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化”在中国，即作为一个世界长历史时段的发展趋势与模式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下中国的进展与落实，具有以往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共性。另一方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又要切合中国国情，尤为重要的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对以往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具有此前现代化前所未有的伟大意义。在回应“现代化之问”时，习近平也曾明确指出：“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宏大、抽象而复杂的现代化叙事本应是近代以来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发展模式，既共享和遵守一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又不强求道路与路径的复制照搬。然而，出于对世界其余文化的无知，更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图，西方国家错误认知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割裂了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性与世界性关系，一方面忽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本土要素继承与独特国情，不仅认为发展中国家本土要素对现代化进程无关紧要，甚至还是现代化进展的阻碍，应尽快排除。另一“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方面否认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世界示范意义，强制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没有排除反而将国情因素视为现代化实现的关键；承认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之路，但又认为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尤其坚决反对依靠国力霸权去强制推行某一种现代化，主张各国依据各自情况独立选择适合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将断裂的国家与世界关系重新联接，赋予现代化以一种新的共同体意义。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新文明秩序的创造性体现，是既能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代价降到最低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回首中国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新时代新征程，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鮸力解决该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完美结合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每一个重大决策与举措的出台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国情。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选择，并始终以世界整体的多元的独立的现代化道路为目标。总结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史，可以发现现代化始于封建主义的逐渐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尽管西方现代化目前陷入困境难以自拔，但其主导的现代化无疑对后发者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例如，现代化始于科技的突破，科技突破在于资本驱动，现代化需要世界市场，需要现代制度（尤其是现代政府）来支撑和引领，需要法治与民主的制度配套与文化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框架。列宁指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与意义不仅在于吸纳了以往现代化的成果与经验，更是对“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观念加以批驳，去除现代性之上的西方遮蔽，还现代化以真正世界性和历史性面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模式之一，并不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力和地位去尝试强制推行，也没有把现代化的受益者范围限制在中国自身，而是以世界人民的整体福祉为目标。实现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满足人类发展的共同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回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无疑在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加以弥补的同时，也将被西方现代化割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世界关系加以联接和重新阐释。（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使命型政党领导下的以国家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特征是在使命型政党领导下，以国家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这一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力量。现代政党的出现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政党政治也为现代化贡献良多。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使命型政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党 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宝贵经验。政党体系与选举系统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长久以来西方政党基本被定位于一种萨托利（）所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将竞争与代表视为政党主要功能。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西方对于政党的定义与定位，产生使命型政党这一新型政党类型。在性质上，使命型政党代表的是人民整体利益，奉行的是人民本位观；在功能上，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使命上，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有机地融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相统一的目标体系之中。以政党引领国家发展，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立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动力推进民族复兴为历史逻辑，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要素和内在规范。通过确立自身使命、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建设成为使命型政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和国家治理，并成为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中国现代化道路所伴随的使命型政党领导的理论和历史，也很大程度立基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国家建设又需要政党领导，党的建设程度、党的领导水平、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对于现代国家建设全局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政治逻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国家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工程，该工程的核心工作可以表述为现代国家建设。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思路是：首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体系，然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改变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将国家政权体系建立在与之匹配的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百余年间，将中国建设成为一种兼纳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与中国文化传统精华的现代化国家，使古老的中国重新以现代化国家面貌屹立于世界，成为何谓“现代中国”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国家建设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回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党领导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历程，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现代化，因此现代化道路与欧美等国截然不同，突出表现在政党的产生先于政治国家的产生，需要在革命政党领导下快速进行国家建立、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这样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追赶和超越现代化先发国家。因此，中国能否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现代国家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平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力，以现代国家建设带动全方位的现代化实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功经验。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是围绕着将中国建设为何种国家而进行的，“先后确定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随着国家建设与治理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色与功能也更加鲜明和稳固，使命型政党领导下以国家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关键经验总结，也是其重要模式特征。“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三、对“现代化之问”的回应何以可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从目标、进程和路径等方面展开，由宏观到微观，由抽象到具象，以未来引领当下，在坚持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同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谱系，为人类文明创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目标逻辑：民族复兴与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历史，无论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就是激励鼓舞中国人不断奋斗努力的最大动力。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意愿和意志同步，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起点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年的鸦片战争彻底中断了数千年中华农耕文明的自然赓续，与世界的接触伴随着极端的苦涩。自此，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迫使中华民族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现代化之路。在此道路的开端时刻，西方利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将衍生出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政治思潮进行概念偷换，向世界灌输“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余年历史进程中开创了一条极具借鉴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化道路，最重要的是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国家为人类所贡献的智识和经验，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逐步而坚定地向前进展的。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大致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分别基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格局制定了不同的目标。第一阶段是现代化道路的基础要素构建阶段，指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国家形态的基本建立。相比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现代”国家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现象，从英国光荣革命作为开端的话，至今也不过 余年。如果我们把神权国家、军事帝国、封建王国和松散的城市联盟归为传统国家，而将现代国家建立在民族、世俗和平民主义维度上，那么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就是国家转型过程。在这一阶段，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构建取得成功。第二阶段是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完善阶段，通过进一步建设和现代化成果巩固等方式，使得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这尤其表现在民众权利在范围与程度上的扩大。在此阶段，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阶段是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凸显和加速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对现代化不完善之处进行改革，同时巩固上一阶段的成果。改革是国家制度的自我完善，可以将国家建设中与现代性不符之处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文化引领进行纠正，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理论与改革 年第 期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第四阶段是现代化道路的全面实现和全球共建阶段，是指在前三个阶段基础上，通过现代化治理最终全面建成现代化的阶段。对那些历史上曾经辉煌，克服了相对落后状态，再次立于现代化大潮前列的国家而言，这个阶段的目标既是现代化国家，同时也是复兴国家。同时，此阶段也是国家现代化溢出国境、走向世界，通过全球团结与协作，努力在全球范围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与现代化的前三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现代化不仅着眼于国内，更是以人类整体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现代化的主体终究要突破主权国家，以世界范围的人类为归宿，因为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各国彼此促进、共同前进的过程。当然，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并非某一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单向输出，而是追求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团结与协作为动力。无论从价值上还是可能性上，现代化终究是全体人类的现代化。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还指向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力图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可行道路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判解构；二是对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批判扬弃；三是对中国旧有现代化道路的批判超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总结为一点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以资本最大增值为目的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解构，但对其提高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经验进行吸纳；对苏联现代化道路长期忽视市场，对民生回应不及时等进行扬弃，但对于其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先行者的经验加以吸纳；对中国旧有现代化道路缺乏科学理论系统指导与先进政党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与人民运动等进行超越完善，但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早期志士的爱国热忱、奉献精神以及失败经验加以总结吸纳。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守正创新，在对人类以往主要现代化道路进行科学而深刻的经验总结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实践运用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二）进程逻辑：发展与稳定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也得益于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注意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各方面飞跃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且由于现代化是涉及人数众多、领域复杂、影响一国兴衰的重大系统工程，这种变化的发生又不能过于激烈，必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稳定。可以说，发展维度和稳定维度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进程的关键。在发展维度上，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各领域的协同发展与突破构“现代化之问”的提出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模式特征及逻辑展开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一，高质量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领域为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精准扶贫，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行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道路的高质量标准。其二，高质量发展还表现为各领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决定了单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协调的平衡的发展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质量”的意义所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增加中华文明影响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克服人与自然的对立，又通过对类解放目标的坚守而确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主体地位，将权利与义务统一。在稳定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三个方面体现了稳定。其一，在空间维度（社会横截面）上，增进民生福祉，使社会体现出较强的秩序性、可控性和平衡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民生福祉包含对人民生计的关怀与满足，如何在满足民众基本温饱的生存需要后，致力于将民生质量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不仅是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更是事关稳定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民主体性的坚持在最深层逻辑上决定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其重要目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行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举措的实施取得了极大效果，人民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方面快速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秩序高度稳定，党和政府合法性坚如磐石。其二，在时间维度（社会纵截面）上，国家政策制定具有计划性、制度性和透明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极强的计划性，国家五年规划就是最好例证。从 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然后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到 年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五”规划，每五年制定一次的国家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计划性、制度性与透明性特征。“市场经济释放了民众创造和发展的活力，国家五年规划把活力引导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实现了活力与合力的有机结合。”其三，总体国家安全体系构建赋予现代化道路以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环境。“国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