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引领中国复兴之路.pdf

“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引领中国复兴之路努尔比耶库尔班（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摘 要：在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进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一系列独立的探索，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主动引进发达国家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立足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方式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并以此推动国内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使经济总量、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往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作出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追赶、互补转为竞争与合作并存。当前，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将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相对完整且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基础上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赢得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关键词：以我为主 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4641.2023.03.06“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成功开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建设道路、自立主导型开放道路、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道路，使得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把握发展自主权和战略主动权。我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新殖民体系、建立完全主权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摆脱苏联主导的等级分工体系和苏联模式的弊端，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和文化（平等的、独立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形成自立主导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总体来看，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参与世界体系的分工并没有绝对减弱我国的自主性，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万万不是对过去历史收稿日期：2023-03-25作者简介：努尔比耶库尔班，经济学硕士，中共新疆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023年第3期总第292期SEEK TRUTH FROM FACTSNo.3,2023General No.29250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必然的连续性，是“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的两个必要阶段，解决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避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附庸、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历史问题。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呈现向中心突破的趋势我国在世界体系的位置经历了边缘、半边缘的位移，并表现出向世界体系的中心突破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亦经历“被控制、主动学习和跟随、合作并存和竞争”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基础不断巩固、经济不断繁荣为我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济缺乏自主性，受国际垄断势力支配自1840年始，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和多个不平等条约构织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由封建制度向成熟、自由的民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约束。旧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交往的过程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实现从而落后于西方的过程。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有计划地破坏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组织和基础：放任寄生性地主和高利贷者毁坏农村经济；摧毁手工业；培养出买办集团来代理其统治，这个集团被授予列强从中国“单向转移”财富到西方的过程中经营货币金融业和商业的特权；2（P74）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失去关税的主动权和价格的主动权；买办政府不触碰外国资本利益、无视民族资本处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在不打破帝国主义施压和封建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启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幻想。在国民政府时期被看作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19271937）间，国内轻工业有显著发展，但民族工业无法抵御国外商品的倾销和国外企业及其资本的竞争：轻工业的国内分布极不合理，工厂分布于港口城市与沿江、沿海省份；重工业却仅仅处于萌芽状态。20世纪30年代，外国对华投资在金融、外贸、近代化运输、能源和铁矿等产业中形成垄断地位。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工业（工厂制造业、水电等公用事业、全部矿冶业）和交通运输业（铁路、公路、轮船、民航、邮政、电信）使用的资本归类于“产业资本”并统计18841947年产业资本中的中外资本比重及增长率，其研究显示，在19201937年间，外国资本占产业资本的比重以及外国资本增长率均高于国内资本（国内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3（P737）在本国资本中，代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资本和英美扶持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理想无从付诸实行。1936年，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低效率、高冗员、受制于外国资本的官僚资本占到35.9%；1947年，占到64.1%。在金融业资本中，1936年官僚资本占到58.9%，1947年其比重上升到88.9%。3（P14）农业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业生产力始终未得到解放，失去农业依托的民族工业更无从发展。在经济基础薄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走向成熟的半殖民地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本也可以有一条“土洋结合”、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再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自“五口通商”后，外国资本凭借其集中投资于关键部51门、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相对先进、在资金融通和沟通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的优势，加之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政治势力的保护，垄断了我国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使中国失去了自给的连通原料、工厂和市场的“协调生产、均衡布局”的工业发展机会。失去独立经济基础支撑的旧中国难以扭转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境遇。（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崛起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行土地改革、消除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源；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4“一五”计划（19531957年）决定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85%以上的份额用于重工业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5（P132）1964年，周恩来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P439）在实行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基本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也有了新的认识，即现代化必然包括增强国内经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主性。这一时期，中国由开放初期的国际分工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国际生产链、供应链的主动参与者与重要影响者。显著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想要对抗和“脱钩”、要么依附发展的策略，我国没有自我孤立，而是谨慎和积极地寻求与外部的交往。1980年恢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权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具有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交往的重要身份，开放性经济自此获得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摆脱了不发达的基本特征，6（P275）已完全突破依附型国家各产业之间缺乏协调、低技术加工产业为主、缺乏高端技术产业起拉动作用的基本特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年，我国以4.16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之后除2016年被美国反超之外，始终保持第一，7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通信、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等多国竞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赶超多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向、增长动能和发展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贡德弗兰克在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一书中考察中国在历史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曾借助人口、生产和贸易等“数量指标”和生产技术等“质量指标”强调中国的中心地位，8（P157）他将14001800年世界历史的中心给了亚洲，尤其是中国，认为亚洲具有比全球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能力。借鉴以上通过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及生产能力的横向比较来描述一国在世界体系位置的方法，翟婵、程恩富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七国集团（G7）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总值与世界生产总值占比、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量、出口货物分类金额、科技竞争力等多个指标，得出中国虽然与主要中心国家尚存生产能力方面的差距，但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明显区别于“外围”，须用“准中心”这52一新概念来客观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来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9重申美国等七国集团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三）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合作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中国取得的重大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改善和弥补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导致的“落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缺陷。巴兰在其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一书中深入分析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指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的直接投资通常指向出口经济，围绕出口原材料、半成品、农产品、矿物及其他初级商品而展开，而这更容易削弱而不是增强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完整性，阻碍投资可能的“乘数效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技术援助在“落后国家”导致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只会创造利于垄断资本获取利润的条件，培育一个脱节性的外向型经济。奥斯卡兰格也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使得资本家失去对欠发达国家生产性和积累性投资的兴趣，因为这类投资会加剧竞争以减弱它的垄断地位，对它的垄断地位产生威胁。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渐渐地都拥有以下特征，即投资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部门，投资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不可或缺粮食或食品的生产部门，投资欠发达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或港口以维持与发达国家经济的紧密联系。10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重心向金融资产和金融投机转移，金融资本影响“落后国家”工业发展、促使“落后国家”经济“脱实向虚”或直接由依附型商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严重扭曲了“落后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于以上西方发达国家歪曲甚至破坏“落后国家”独立发展的情形，中国跳出西方国家狭隘的资本利益视角，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方案反对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规避了西方普适价值原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此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即保证在合作中从欠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和制度条件出发，充分尊重其自主的产业政策和人民意愿及发展需求，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中优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去除不合理的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在“资金融通”中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先进工业化体系提供资金支持，使欠发达国家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取得长足进步，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一条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二、中国“以我为主、融入世界”的发展模式进入20世纪，我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并先后面临三次历史大考：存在一个成功（且已成型）的欧洲现代化模式可供我国学习，但是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及不合理国际秩序不允许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该模式；存在苏联基本成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供我国模仿，但是其不断显现的弊端及引申出的等级分工体系制约我国完全采纳这一模式；存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全球化体系可供我国利用，但是这一模式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和分工链条限制我国完全照搬这一模式。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20世纪后的时代注定不是一个创造成功历史的时代，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时代，即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不断适应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外部环境、被动调整发展模式和内部政策的过程中会付出失去经济独立性的代价。（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初步探索我国的发展模式突破了自由主义发展理论设定的经济活动只有在分工基础上自发组织、不断提高53私有化和自由化程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政府主要起到维持充分保护私有产权的政治环境功能才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论断；突破了悲观的“不发达理论”设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也只能是依附型发展；突破了走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完全“脱钩”才能获得发展的激进主义“宿命论”。我国曾也是资本主义“中心”想要控制的“外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打下我国逐渐摆脱依附型发展模式、摆脱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远未形成独立的、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独立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则只会推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型，发展出雇佣制度进而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而在农村也只能建立起个体农民的小生产经济。若以国内弱小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只能够在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条件下才能生存，而这将使我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转嫁地、国内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发生地，中国必将沦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附庸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的政治、经济、思想基础使得我国具备了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小生产者、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的经济没有（之后也不会）沦为一个由西方控制和塑造的“外围型”结构。在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窒息了依附型“落后国家”可自我持续的累积性工业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把一切非生产性阶级转变为劳动者，杜绝因过度消费、资本外流等原因造成的对国民收入的非生产性消耗，使得剩余增长主要用于工业生产；通过农业集体化，把个体农户转入合作社，由国家组织农民增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直接运用剩余投资工业发展。此外，土地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剩余导向生产性使用，支持国家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全面肃清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债坚决不予承认，收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取得作为对外贸易自主性的重要因素的关税主动权。第三世界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组织成统一的大量“工业间”或“部门间”相互交换、充分补充、互相支持的不同于依附型结构的经济体。工业的繁荣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到独立工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11（P60）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依靠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国家注定贫穷。恩格斯在 德国的制宪问题 中提到：“这两个国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11（P50）恩格斯针对当时美国的情况还指出：“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12（P418）马克思也提到：“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13（P348）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西方国家便不允许“落后国家”彻底地工业化。因为发达54资本主义需要“落后国家”为其提供垄断利润。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始终强调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工业发展的紧迫性，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14（P1476）对外开放前，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从对生产要素实施严格的行政控制、计划配给和价格管制等制度突破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入手，保证资源以较低的成本优先流向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克服重工业薄弱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形成“短边效应”。（二）“驾驭”开放，促进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作为工业化后进国家，实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在摆脱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支配方面具有其必要性。但是当后进国独立完成对先进工业国产业体系的模仿之后，将导致本国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压力，弱化国际竞争对国内竞争的加强作用而很难进行产业升级，生产系统也无法从国外获取急需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维持相对或完全地割裂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状态，会导致处于落后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和更有效管理经验，导致工业化成本过高、发展的速度缓慢，加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邓小平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使我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转向相对外向型的发展模式。“融入”（从外部进入世界体系的边缘）从大量引进外国技术（高技术机器设备）、扩大外贸开始，实际上意味着把国内一些生产过程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分工的不同商品链条的组成部分，以为人的更好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物质基础为最终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行了近30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起步、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逐渐改革已有体制，从完善公有制、提高劳动者地位和素质技能、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调整经济结构是我国与外国发生经济关系的基础。“引进外资”实质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及驾驭开放能力的一种考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通过“比较优势”在国际交往中获得的利润在发达国家掌握的标准制定权、产品定价权和金融控制权前面微不足道。开放经济需有效避免过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产生的对国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的负面影响，对外国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产生的经济发展制约，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带来的对经济自主发展不利影响和国内低水平（生产链低端）竞争的加剧；需要有效应对开放型经济运行中的内需和外需失衡，外国企业垄断和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等问题。我国也出现外贸依存度过高、高新技术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经济自主性有所减弱的问题，其中固然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合理性这一外因，也有发展模式上相对倚重低技术含量的数量积累这一内因。贾根良等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开放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使得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成为美国“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15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承担低端生产加工环节，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继续依赖自由贸易以（接近失去数量优势的）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依赖由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出口型经济模式，中国不仅难以崛起，而且可能会陷入依附型经济。16自2012年以来，我国逐步转变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加注重内需的拉动作用，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控制，努力加快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至此，我国不再只是制造“中国商品”，而是正在打造“中国品牌”；不再继续依靠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而是鼓励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以提升消费需求，依靠国内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55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国际经济学中是一个用以反映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重要性的综合性指标，其高低既可以反映本国在国际市场或世界范围内配置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一定的资源或资本的能力，又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可能性程度。用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我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依存度呈现平稳下降趋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占比反映了外资对一国贸易的影响，该比重过大意味着外资有损害资金流入国进出口贸易结构或破坏国际收支平衡的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据我国出口领域主体性地位进而控制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势头呈现长期弱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其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2012年来维持在0%和4%之间；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自2013年来在1%左右波动，说明国内生产性投资更多地来自民族资本和国内预算资金的增长。7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自立自强20世纪5070年代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时期，我国与外国的经济交往只是国内发展战略非常有限的补充；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前十年的开放发展模式则注重增长、就业、出口等规模性指标和数量性积累，强调技术和商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开放的内涵进一步升级，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水平的贸易与外资结构，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以“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为核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统一的、以自身为主要动力的民族经济，从侧重于出口转变为侧重于国内消费，以此为基础拓展世界市场，形成了坚守“以我为主”的高度包容型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我国一直努力跳出所谓“比较优势”陷阱，减少束缚我国进行产业升级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升级与世界体系进行交换的产品结构，提高自主研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能力。如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14.4%下降到2020年的4.5%；2020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贸易总额比重高达95.5；高技术产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9.8%上升到了2020年的30%，国内专利申请量占世界领先地位，对外技术依赖的控制能力不断得到加强。7美国主导的所谓“基于国际规则的自由秩序”，其实质就是每当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在它控制之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亦或是（它想要控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关系时，必须发生后二者向它的价值转移。如果这种转移不能完成，也就是说，这一有利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积累趋势中断或者强度减弱，那么，美国必然会采取措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产业链频频“断供”，阻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自主性的考虑，使经济发展格局内向化，寻求在经济利益和产业链稳定性上的新平衡。我国经济面临“两边挤压”局面：全球价值链“链主”国家“抱团”效应加强，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迁”；发展中经济体更低廉的劳动力、低关税、低市场壁垒等吸引低端制造业“分流”出去。为保障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质”的不断56提升，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顺利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在相对完整且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基础上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赢得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参考文献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2沈尤佳.农业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3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中共第七届历次中央全会EB/OL.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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