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pdf

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孙代炜韦李强内容提要根据城市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城市社区养老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在时空压缩视角下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研究发现，在时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并存的问题。在空间压缩下，我国需要同时面对地理空间上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制度空间上的集体消费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上的家庭内部“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等问题。这种时空高度压缩最终导致了城市养老的诸多问题，比如中低收入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家庭挤占老人自养的资源、养老治理失灵等。为了化解这些养老问题，政府应该将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且根据社区类型、老人分化后的不同需求，建设多元的养老模式。关键词城市社会学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社会治理集体消费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引言快、特殊人群多等鲜明特点。中国的老年人口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对数量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 0 0 0“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年，我国6 0 岁及以上人口达1.32 亿人，占总人口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的10.59%，首次进人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也意味着学界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 0 岁及以上人口达应进一步聚焦老龄化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挑战及2.64亿人，6 5岁及以上人口为1.9 1亿，分别占总其应对方式等重要议题。在此方面，城市养老问人口的18.7 0%和13.50%，表明我国即将进人深题作为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最显著的老龄化挑战之度老龄社会。同年，我国空巢老人规模近1.5一，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亿，高龄独居的空巢老人达7 7 2 万人。凸显。这一问题有三点重要特征：一是快速老龄第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流动人口规化；二是城镇化和超大规模人口流动；三是城市代模的扩大，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显著增加。“七际转型和养老伦理变迁。三者交织带来了严峻特普”数据显示，2 0 2 0 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占殊的老龄化问题。全国总人口的2 6.6 2%。与2 0 10 年相比，流动人*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个体的应急募捐机制的建设研究”（17 YJCZH254）的阶段性成果。157“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口规模增加了1.54亿人，增长6 9.7 3%。其中，时空压缩视角的引入：我国流动人口的中老年化趋势愈发明显。调查显养老问题作为家庭危机的表征示，在子女居住城市与农村之间漂动的老年流动人口近8 0 0 万人，其中为照顾子女和孙子女而流动的占比高达43%。第三，随着第二波老人高峰的到来，大量劳动力人口转为非劳动力人口，人口抚养比被推高，使养老形势异常严峻。已有研究发现,2 0 2 1年的老年抚养比为2 8.12，这意味着每10 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约2.8 个老人。伴随着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伦理观念的转变也极为剧烈。代际关系作为养老的结构性条件，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的特点，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下行式家庭主义”、“流动性家庭”和“个体家庭”等新的代际团结模式。可以说，正是以上三种人口形势的特征相交织,加重了中国的养老治理难题。随着老龄化的时间压缩、老人地理空间流动和家庭代际伦理变迁,以往针对年轻稳定的社会形态的治理有效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具体反映为过去政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推行诸多养老政策，提倡恢复孝道,但是城市基层的家庭养老治理效果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现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老龄化叠加发展的影响，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遭遇”人口老龄化后，会出现不同于传统城市或农村养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老龄化背后更深层次的时空视角。实际上,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本身就包含了时空视角，而这种时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的养老问题。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复杂性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综上所述，城市的养老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而时空压缩视角正是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下文首先引人时空压缩的理论视角，探讨时空压缩、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超大城市A的老人为例剖析“压缩老龄化”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力求深人理解中国城市的养老问题。（一）“压缩的现代化”：东亚社会关于家庭危机的解释路径在现代化的时间维度上，乌尔里希贝克（U lr ic h Be c k）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理论以解释20世纪7 0 年代后的社会变迁，原来不分阶段的现代性以2 0 世纪7 0 年代为界分成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两个阶段。同一时期，在现代化的空间维度上，空间的社会本体论进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times p a c e c o m p r e s-sion），发现对时空压缩的体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和制度转型之间的中介环节。这种时空压缩视角也影响了亚洲地区的现代化研究。张庆燮（ChangKyung-Sup）运用两阶段现代化理论研究韩国的社会变迁，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追赶型的现代化，也就是把两个阶段压缩成了一个阶段，从而提出了“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modernity）概念。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指的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都发生了极度浓缩的形式转变。而这种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地域要素的动态流动所形成的现代化阶段蕴含着一个极其复杂和动态的社会系统。而这种“压缩的现代化”的关键性质就是贝克所说的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存。从韩国的现代化来看，一方面韩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在个人及其生活层面韩国仍清晰地保留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特色。这些现象不仅见于韩国，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社会，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现象，即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传统与现代压缩共存”的现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日本社会学界的呼应，落合惠美子将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定义为“被压缩的现代化”，而将日本的现代化定义为“半压缩的现代化”。落合惠美子进一步指出，和张庆燮观察的韩国情形略有不同，日本的压缩158粤海2 0 2 3.4过程基本集中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几乎看不到压缩。以家庭为例，日本的现代式家庭在战后才开始普及，但到了2 0 世纪8 0 年代后期就开始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因此,现代式家庭在日本仅仅普及了不足2 0 年的时间就开始走向瓦解，这正是“半压缩的现代化 在家庭领域的体现。可以说,东亚学者以“压缩的现代化”回应了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为何在有着深厚家庭主义传统的东亚社会里，家庭反而更容易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陷人危机？而养老问题也是家庭危机的重要表征，它的形成也与这种现代化的时空压缩密切相关。（二)时空压缩视角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我们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概念也可以描摹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国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时空压缩属性也非常明显,前文所述的人口三大形势和城市养老问题，都可视为这种“压缩的现代化”的结果。例如，当前我国代际关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反映出时间层面的压缩性质。学界探讨现代化以来的养老问题常从代际关系切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家庭养老的实践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代际关系所决定。已有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城市中的不少老人出现了个体化和个人主义思想,形成了新的养老理念，诸如希望独立居住、追求生活质量等。有数据表明，自我养老是城市老人最期望的养老方式，占51.8 8%。然而,随着城镇化和空间变革的加剧,老人的时间、空间和资源被无限挤压，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激烈竞争之中。有学者认为，亲代在中年阶段倾其所有为子代置新房、办婚事，提前将个人创造的财富转移给了子代，因而削弱了支配财产的能力和自我养老的能力。随着家庭再生产模式的变迁，老人压缩自我养老能力并将财富转移给子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再生产模式较为简单，父代的人生任务相对有限且有清晰的节点，,在帮助子代结婚成家后就逐渐进入由子代赠养的阶段。然而，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模式，父代的人生任务无限绵延。在此情况下，老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支持家庭发展和城镇化目标：一是对自我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进而出现城市的“老漂族”；二是尽力压缩个人的现金支出。张庆燮认为这种代际伦理变迁的背后还有国家意志的身影，他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压缩的现代化”解释韩国的家庭危机，他认为将老人的困难仅归咎于家庭这种私人领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混淆。实际上时空压缩背景下国家不断增加对家庭功能的要求，包括福利制度对家庭的剥削、产业治理的家庭化以及对子代教育的过度追求等，都导致了老人在家庭中的伦理责任被不断强化。而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家本位传统和家国同构的治理理念，养老主要由家户承担，并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共养机制”，构成了中国“老有所养”的厚实底色。但是，自近代以来，家庭被视为束缚个体的存在，家庭开始经历去神圣化、私人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开始重新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强调家庭在养老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家庭作为福利责任的分担者和社会风险的兜底者，以应对“压缩的现代化”相伴随的家庭危机和人口危机。总之，在时空压缩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代际关系中的养老伦理呈现出传统、现代甚至后现代观念并存的局面。这一现象既是现代化的时空压缩在代际观念层面的呈现，也是当前国家调整个人一家庭一国家关系的结果。（三）时空压缩下的国家集体消费与城市养老问题养老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家庭关系及其治理理念的变迁，而具体到城市的养老困境,还与集体消费的时空压缩有关。“集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是新城市社会学用来研究现代城市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概念，而这一概念自诞生起便带有时空压缩的意味。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以空间为切入点，指出特定的社会空间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结构性矩阵构造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集体消费”概念来描述以住房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集体消费，也称社会公共159“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消费，是指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如住房、养老）、公共设施和医疗等具有很强集体特征的消费种类。在西方国家，集体消费是制造社会分化的因素之一，以彼得桑德斯（PeterSauders）为代表的英国“新城市社会学”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对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化研究的先河，他们关注“消费部门”的社会分化后果，认为已经形成了依赖性的、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桑德斯指出，社会分化不再只是沿着传统的生产地位和市场能力这一单向度展开，政府所提供的集体消费品由于对低收入者设置门槛而形成的社会排斥也产生了新的分化。围绕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体消费项目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而是退休金生活者等消费群体。据此，桑德斯认为，“都市研究应该关注消费问题里面的利益群体”。?我国自19 9 2 年起推行集体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将养老、医疗和照料等服务部分交由市场和个人承担，挤压了私人消费的空间，其中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加之裁员减员潮造成不少工人下岗，该群体的再就业与养老问题也成为此后民生建设的着力点。2 0 0 3年以来，国家在集体消费领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着力保障民生在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建设，并且开始探索国家社会一市场一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养老模式。总之，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老人在职业、住房、医疗等城市集体消费领域面临新问题，加剧了国家养老治理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在此背景下，下文以“压缩老龄化”的概念来探析这种时空压缩下独特的老龄化问题。“压缩老龄化”作为研究进路：概念、机制和后果如图1所示，“压缩的现代化”呈现为横轴的时间（时代)和空间（地方）与纵轴的紧缩/缩短和挤压/并存所构成的五种社会现象可能共存的现代化阶段，其中时间维度包括物理时间和历史时间,空间维度包括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紧缩/缩短是指两个时间点或地点之间的变化所需要的物理过程被缩短的现象（分别是维度I和II）。挤压/并存是指存在于不同地区和地方的多种文明在某一时空中共存并相互影响的现象（分别为维度和IV），这四个维度还会相互作用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现象（维度V）。受“压缩的现代化 的框架启发，本文试图提出“压缩老龄化”的研究进路,即从时空压缩视角分析中国的养老问题。时间（时代）空间（地方）紧缩/缩短I挤压/并存图1“压缩的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在时间的物理维度上，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压缩的特征，我国从老龄化上升到进人老龄社会只用了2 1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用了近一个世纪。2 0 0 0 年，中国进人老龄社会或者说老龄化国家，而在2 0 0 12 0 2 0 年这2 0 年间，第一个10 年新增老年人口约50 0 0 万人，第二个10年新增老年人口约90 0 0 万人，说明老龄化不仅在整体上呈现加深的态势，在速度上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与我国相比，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其他国家从老龄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所用的时间为：法国12 6 年、英国46 年、德国40 年、日本2 5年、韩国17 年。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特征和东亚的韩国、日本有一定相似之处。换言之，东亚国家历经的压缩式人口再生产类型和老龄社会治理难题都将在或已经在中国显现。在时间的历史维度上，我们还需要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挤压并存。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都会受到来自资源的约束，养老保障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当养老保障等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目标叠加之时，我国倾向于以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未富先老问题较为严峻，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 0 0 0 美元后才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 0 0 美元，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同时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中低收IIVIV160粤海2 0 2 3.4人老人在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大，这使得我国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在空间维度方面，首先，在地理空间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发展时期，其中流动老人的规模也愈发庞大。老人迁徙的增多，对跨区域、跨户籍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次,在制度空间上，养老政策的宏观性、模糊性以及低激励性使得基层难以实现财政收益的最大化，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更高的绩效价值和更易于量化的考核指标。于是，基层更倾向于落实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进而简化了养老等公共服韩国现代化特征“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时空视角解释东亚各国家庭危机及社会问题的分析工具，“压缩的现代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定义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在时间和空间层面都发生了极度浓缩的形式转变，亚洲国家实际上将西方国家两个阶段的过程压缩成了一个阶段，诸多的社会危机由此产生。维度由于社会转型中时间（快速老龄化；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挤压并存的局面）和空间（地理空间社会流动、制度空间集体消费和治理理念、生定义活空间代际关系和伦理观念）都被紧缩和挤压发展形成传统现代交织的老龄社会形态与养老问题。基数大、特殊人群多、农村比例高和增速快，2 1年进特征人老龄社会；未富先老；流动老人多，隔代抚育比例高。时空压缩视角下分化一挤运作机制压-并存的运作机制。1.快速老龄化和老人分化。非预期后果2.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家庭照料资源稀释。3.空间分化与养老治理问题。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压缩老龄化”的运作机制及其非预期后果本研究将以超大城市A市的城乡接合部Q街道的老人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研究“压缩老龄化”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后果。我们在Q街道驻扎了一年多的时间，不仅经常参与到街道、社区和机构的养老服务工作中，而且也注重从老人的视角了解其养老问题，其间正式访谈的老人、子女及政府工作人员共计34名。作为务方面的政策。最后，在生活空间上，代际关系和伦理观念发生了转变，诸如“下行式家庭主义”等代际伦理成为中国家庭的新常态，这一转变使得老人自我养老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被不断压缩，尤其是流动老人在这种“一切为孩子好”的观念下为第三代提供了过多的代际支持，挤占了自我养老的资源。表1对比了东亚国家（中国、韩国、日本)和欧美在“压缩的现代化”概念上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压缩老龄化”概念的定义、特征、运作机制及后果。表1“压缩的现代化”与“压缩老龄化”中国日本“压缩的现代化”“半压缩的现代化”时空压缩“压缩老龄化”增速快、先富后老，17 年进人老龄社会，当前老龄化的严峻程度仅次于日本。时空压缩较中国较弱，强调国家与家庭关系变迁。欧美现代化的两阶段论时空延伸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后现代并不挤压在一起，而是用了百余年时间实现接替取代的转变过程。老龄化欧美用了一个世纪进人老龄化社会。增速快、先富后老，2 5年进近一个世纪进人老龄社会，人老龄社会，当前全球各国目前总体迈人重度老龄社中老龄化程度最深。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个体仅在第一现代性出现时空化、工业化和政府福利政策压缩。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发展。超大城市，A市在时空压缩方面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典型，而Q街道作为城乡接合部，其涵盖的社区类型和居住群体十分多元，是探讨时空压缩的理想地点。调研发现，超大城市的养老问题背后存在着“分化一挤压一并存”的运作机制。“分化”主要体现在城市集体消费方面，如单位制度、社区居家养老体系、老年民生保障体系、户籍制度、住房改革等集体消费品的分配差异都161“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导致了老人面临不同的养老境遇。一位老人（访谈编码：zqx20211029）在访谈中提道：“当年我和他们都是复员转业军人，可是他们分配到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所以保障好，退休后养老金高，而我被分配到了企业，比他们少了好几千。再加上单位在我不到50 岁时就宣布清退买断，导致我更早离退而拿得更少。现在不同老人的养老方式差别很大，我同学里有的可以自已雇佣保姆养老，还有的在考虑最贵的泰康养老机构，像我们,包括一些没有工作单位的流动老人就只能等不行了再依靠子女。”可见，当前单位制对老人的影响尽管不比计划经济时期，但不同单位还是会通过提供不同类型和数量的集体消费品和养老保障，如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等，最终影响老人的养老能力。此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也关系到老人的养老境遇。尽管政府提出绝大多数人的养老方式不外乎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但实际上每位老人所居的家庭、所在的社区都有所不同，因而拥有的养老资源也随之分化，其中一些老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养老困境。X社区居委会的福利委员（访谈编码：pl120220110）提道：“不同社区的资源也不太一样，养老驿站倾向于选在比较配合的社区附近，比如人群职业比较好，或者学历更高的乙社区或者B社区。毕竟驿站也是机构,市场肯定倾向于盈利，也会考虑好的地理位置。不是说你这个地方老龄化越严重，投人的养老资源就越多的，像是在廉租房、保障房、单位房或老旧小区，落实到基层的政策基本就是别发错钱（补贴)本地老人和外地也不一样，本地老人收人高，补贴、公园、医院和老人（年）大学这些政策就比较好。”可见，当前的养老政策落实到基层只能依托于现有社区条件，而不同的老人所处社区类型不同，养老资源也随之分化，比如城中村或老旧小区的困难老人可能反倒成了“被漏掉的老人”。实际上，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单位制”的解体与“社区”的建设。集体消费的费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完全公有制时代由单位或公共部门支付，而随着社区的建设,则开始由基层社区的居民共同负担，当前一部分老人恰好处于这两者交接之处，因此其养老境遇也深受两种治理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挤压”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政府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内承担诸如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等多重任务，然而基层倾向于优先落实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等目标，从而挤压了养老保障等民生事业的制度空间。笔者在参与式观察社区两委的养老工作时发现,按照政府规划,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由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道落实、社区参与等四级网络所组成。但在实际的工作中，街道接受上级政府的责任包干分配后，就将其转移给社区居委会去执行，而近年来社区居委会的主要精力在于解决12 345投诉等问题，难以顾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落实。很多社区在执行养老政策时，将其简化为单纯的“发放补贴”，但仅靠补贴并不能解决当前复杂的城市养老问题,因为很多老人面临长期照料的困境，尤其是当老人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时难以得到照料。Q街道负责养老工作的科长（访谈编码：wkz20211223）向笔者介绍了一位盲人老人作为典型的案例：“他（盲人老人)这两天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不光给我办公室，还给街道办公室、残联办公室、纪检等不停地打电话。老曹（6 5岁）是一个盲人居民，他说他没人管他其实不是失独，有个女儿。因为他老打电话，市残联就说你们上门去了解一下，又找到他女儿。然后他现在生气的就是你为什么找我女儿。他说因为找了他女儿，现在他打110 警察也不管了，说你有人管，你有女儿，你不是失独家庭，不是孤寡老人，你顶多算一个空巢老人，不是没人管其实他在H街道的补贴都拿到了，但是他最担心没人管他，因为他一个盲人自已在家，妻子已经去世了，就他一个人。女儿工作太忙还要带小孩，就给他雇了个小时工，有一次小时工家里有事，10 天没给他送饭，他说他饿了10 天，之后他就害怕了。”“挤压”的第二个含义是指集体消费品供应的有限性可能增强家庭私人消费的压力，从而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压。更重要的是，家庭内部对父母的自我养老能力过度汲取，即老人的自养资源在当前集体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仍被迫用于子女和孙子女的抚育、购房、成家立业等支出，以致他162粤海2 0 2 3.4们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只能依靠子女赡养。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很多家庭内部出现“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的新现象，反映为很多家庭为了实现城镇化或者向上流动的目标，将这种压力转移到上一代的老人身上。与此同时，他们更致力于通过教育将第三代的孙代培养为真正的城市中上层，因为只有在成功培育第三代之后，这个家庭才算真正实现了目标。而在这一家庭规划中，老人的养老问题并未被纳入其中，家庭将全部资源集中在了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子代（第二代）不得不挤压本应回馈老人（第一代）的赡养资源来培育孙代（第三代），而老人自身也在通过压缩自养资源的方式为子代家庭做出牺牲。因此，老人尤其是流动老人对未来有较强的恐惧感，他们既缺乏流人地养老服务的支持，也缺乏家庭内部照料资源的分配，因而更担心今后的赡养问题。“并存”指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复杂共存的局面。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很多老人都历经了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时代浪潮,因此也产生了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反映为自愿独立居住、选择自主养老和开始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等。其中一位访谈对象（访谈编码：xxk20230309）提道：“我老伴在我8 0 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儿子女儿也退休了，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里住前几年我看到社区养老驿站开张了,想着这里离家近，怕之后没有位置了，就第一个人住把这房占了，反正6 0 0 0 块（每月）我自已的钱也够。我子女也不反对，他们觉得你也乐意住,那挺好的，是不是？谁知道赶上疫情在里面封着,特别不自由，再加上吃的也不好，以后养老真不行。我就搬回家。跟我儿子说了，以后别跟我提养老院的事，我动不了你就伺候我。”可以看到，这位老人一开始并没有显露出依靠家庭的传统养老观念，反而优先选择了社会化养老服务，子女在养老选择梯次中从首要责任人变为兜底保障者，同时老人也在访谈中提到并不认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然而，由于压缩的老龄化进程，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未能很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老人最终回归了家庭养老模式,其中有着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同作用（详见图2）。时间：同时面对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挤压并存的局面。时间压缩地理空间：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发展，其中流动老人的规模也日益庞大。分化-挤压-并“压缩老龄化”存的运作机制空间压缩非预期后果：1.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代际转型、老人分化以及中下层结构偏重。2.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家庭照料资源稀释，挤压了老人自我养老的资源。制度空间：集体消费3.城市社区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化和养老（户籍、单位制、社治理问题，中下层老人面临更严重的养区居家养老、社会保老困境。障、住房）分化并挤压私人消费。生活空间：“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的新伦理观念。图2“压缩老龄化”的分析框架临的养老问题，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下结论与讨论“分化一挤压一并存”的运作结果。积极应对老综上所述，“压缩老龄化”可以视为中国独特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探寻老龄化社会治理的的老龄化图景，我国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老人面中国路径迫在眉睫。社会学以往研究养老多以微163“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观视角切入，研究个人、家庭和代际关系，而本文则在宏观的国家治理视角下探讨家庭危机的一个侧面一一养老问题，并提出“压缩老龄化”的概念，以期更好地透视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压缩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既是将已有的“压缩的现代化”视角应用于老龄化问题，也是将老龄化现象带入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尝试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挖掘中国老龄社会的特点和城市养老问题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在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下，我国出现了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老人分化以及中低收人老人的结构比重偏高等问题，现代化的多元目标使养老资源的供给相对滞后，集体消费对私人消费造成挤压效应。与此同时，家庭为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出现“重心下移、压力上移”的现象，挤占了老人自我养老的资源，最终导致城市养老困境。中国城市当前的养老困境及其背后的家庭危机,并不是传统上因匮乏而困顿，而是自现代化以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集体消费的分配和家庭内部再生产模式的改变，所形成的更加复杂的“中心一边缘”体系，即老人当前的边缘化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而非个体作用的结果。这可能导致一系列非预期后果，从而加剧当前快速老龄化、代际转型和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复杂性。当前家庭将第三代作为家庭发展的重心，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榨取父辈的自我养老资源来实现，尤其是牺牲老人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这也是全球化下东亚家庭危机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化解这种现代化危机，我国一方面应该将老龄社会的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并且将家庭而非独立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将家庭作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而非福利任务的担负者或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为此,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强化家庭的实际赡养能力，如祖孙三代共同居住的优惠租赁政策、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婴幼儿保障制度、以家庭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以及异地养老保障等。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压缩老龄化”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老龄社会形态的诞生，这种社会形态需要国家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和老人分化产生的不同需求设置多元养老服务。比如很多老旧小区的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高龄比例大、失能比例高，但由于老人收人水平较低，无法承担太多养老费用，从而陷人重重困境。对于这类老人可以在社区附近建设公办民营的养老驿站，以合理的收费提供长期照护和托管服务。一些商品房小区可以引进更具专业性的商业养老机构,准许其在社区范围内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此外，混合型社区（包含商品房、公租房和单位房等）具有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元需求，更适合发展居家一社区一机构三位一体型养老模式，即一定范围内统筹多种养老资源和设施,构建综合型的就地养老模式。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 0 2 2 年10 月2 6日。R.Le e a n d A.M a s o n,“Po p u l a t i o n A g i n g,W e a l t h,a n d Ec o-nomic Growth:Demographic Dividends and Public Poliey,WESS Background Paper,2007,pp.2-35.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地区）6 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或6 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一国家（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这两个指标翻番（即6 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 0%，或6 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的时候，则认为该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或者说中度老龄化社会。参见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 0 2 3年第2期。陶涛、金光照、郭亚隆：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与空巢老年群体基本特征，人口研究2 0 2 3年第1期。参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 0 16，中国人口出版社，2 0 16 年，第17 0 页。代志新、杜鹏、董隽含：中国老年抚养比再估计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再审视，人口研究2 0 2 3年第3期。陶涛、刘雯莉、李婷：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一一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养老支持分工，社会学研究2 0 2 1年第5期。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一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 0 17 年第7 期。吴小英：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 期。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一一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0 年。王琼：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一一基于全国性的城市老年人口调查数据，人口研究2 0 16 年第1164學海2 0 2 3.4期。U.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pp.5-15.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第2 版），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3年，第50 4536 页。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究，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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