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pdf

14人文探寻“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口王尔【摘要】东汉顺、桓时代流行一种认为王朝遭遇“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思潮。西汉元年迄今三百五十年，这一年数被赋予灾厄降临之义涵。士人借此呼吁改革以消厄，祈求重振衰微之汉运。“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纬书之孔子预言“三百年斗历改宪”为本推演而来。其演算根据未必是宋均注纬之所谓“五七弱”，更可能是诗纬中的“五际”和“亥为革命”之说。为规避此厄，士人诠释“三百年一法”，呼吁变更法度。不同“法”方案基于对三百年前“文帝废肉刑”的不同解读，最终落实在对法令之“综核名实”上，以匡正汉兴三百余年所致“雕薄风俗”和“巧伪人情”。这一问题显示了“年岁遭厄”之观念话语、纬数理原理和“变法”之政治应对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流露出东汉后期士人从思想到实践谋求中兴的种种尝试。【关键词】“汉三百五十年之厄”；“三百年斗历改宪”；东汉后期；诗纬；中兴论纬之学与汉代政治变迁之关系，是近年汉代政治文化、思想史学界较为关注，又颇为语爲不详的话题。东汉王朝在政治上重视纬，而識纬又往往被定位为“非理性”D历来认为东汉政治上运用纬思想主要集中于：光武帝根据纬决定官员任用及主持封禅；明帝、章帝根据纬书制礼；皇帝畏惧灾异而罪已等事（参考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4光武信书，北京：中华书局，1 9 8 4 年，第8 7 8 9 页；钟肇鹏：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 9 9 1 年，第1 50 1 56 页）。近年，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大深入。张学谦指出，东汉之纬文本实现了从术数到儒学的身份变化，纬获得了类似于经的地位（张学谦：东汉图的成立及其观念史变迁，文史2 0 1 9 年第4 期）。冯渝杰指出纬与“汉家”之“公”属性建构之关系；西汉中后期以来基于灾异与纬学说而逐渐形成的“汉家神学”是东汉末年“党议”及士人抵抗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冯渝杰：祁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 4 年，第114页）。徐兴无从建构天道圣统、宗法伦理等角度分析纬与汉朝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徐兴无：識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四、五章，北京：中华书局，2 0 0 3 年）。汉学家张磊夫（RadedeCrespigny）在作为政治抗议的灾异征兆：襄楷对汉桓帝的奏议（Portents of Protest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T h eMemorials of Hsiang Kai to Emperor Huan,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6)-书中通过对襄楷的讨论，探讨了以灾异作为政治抗议的东汉政治文化模式。目前学界对纬学术与汉代具体政务运作之关系暂缺乏深人研究。15“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的学术。这两个判断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一个王朝的政治演进模式涉及制度安排、权力分配、政策制定等内容，具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性格。带有“非理性”性质的識纬之学与这种政治理性格格不入，颇相抵悟。由纬之“非理性”定性，又常常推导出两种论述：东汉“理性”的政治家及思想家多持批判纬的立场；識纬学术无法为东汉政治的革新、转化或振作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在东汉后期的顺帝、桓帝时代，纬为士人的政治改革诉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正当性话语支持，形成了纬学术与政策制定相互促成、水乳交融的局面。作为一种特殊的东汉政治文化模式，值得深究。本文以顺、桓时代的“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舆论为例，梳理其内容结构、思想渊源、演算原理及应对措施，考察这种起源于纬之学的观念如何转化为对政治衰微的反思和匡正，士人如何运用“圣人”预言、数理演算和制度“故事”来构建变法策略，推动改革。进而探讨顺、桓“中兴论”的生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一、从“三百年斗历改宪”到“三百五十年之厄”：年差改革论的构造本文将“汉高祖元年（前2 0 6）距今”的年数称为“年差”，揭示东汉中后期政论中一种借“年差”以呼吁改革的风气。汉代士人相信“年差”之变化与汉朝国运兴衰有关。“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源自这种思路的推演，意指年差为3 50 年之时，汉朝将遭遇灾厄。后汉书杨厚传载：“永建二年（1 2 7），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汉改宪之道，及消伏灾异，凡五事。”章怀注：“春秋命历序日：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岁，当顺帝渐微，四方多逆贼也。”此时年差为3 3 3 年。杨厚警告皇帝，汉朝建立至今的年数趋近3 50年，这一时间点将有灾厄发生，需实施“改宪之道”，才能“消伏灾异”。广汉郡杨氏家族明习图識之学，杨厚祖父春卿、父统皆明习纬、消灾方术。可见杨厚所陈“汉三百对纬的非理性性质，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 3 7 3 3 8 页）称：“纬书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体观念来诠释儒家的经书，无疑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拜天命的非理性思想，这样实际上等于在原始儒家以尊崇德性为特征的理性传统的大树上嫁接了一株怪枝。”阎步克认为纬对东汉政治的影响是表面化的，东汉政治的特质是与纬“非理性”对立的理性主义：“（东汉时）意识形态上儒术得到了王朝的更大尊崇，甚至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时；但是它们对行政领域的非理性影响，则已得到了相当的抑制。纬神学已被限定于某些特定于某些特定层面之内，而大大缩小了对国务行政的直接干扰。”（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6 年，第4 2 2 页）这两种论述在日本学界也比较流行，以板野长八儒教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渡边义浩俊漢國家支配七儒教（东京：雄山阁，1 9 9 5年）为代表。对这种研究思路的质疑、对纬之“合理主义”的论述，参考小林春树：国教化实施以后儒教的神秘主义特征和合理主义特征-从历史学角度作新的探讨，曹峰译，山东大学学报2 0 0 8 年第2 期。后汉书卷3 0 上杨厚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4 8 1 0 4 9 页。后汉书卷3 0 上杨厚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4 9 页。4后汉书卷3 0 上杨厚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4 7 页。516人文探寻五十年之厄”理论来自纬术数的推演。宋均、章怀认为“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所根据的是春秋命历序“五七弱”，但语焉不详。后汉书郎顏传载阳嘉二年（1 3 3）“灾异屡见”，郎题上书：“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警醒顺帝，“年差”昭示某种困厄的到来，今时灾变与之有关，需以改革扭转“困乏”之局面。郎颤将此问题视作若干年循环的历运周期。北海安丘郎氏是东汉最富盛名的图之家。郎之父郎宗“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青州）遣宗谐公车，对策陈灾异，而为诸儒之表。”郎顏“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郎颤曾拒绝州郡察举征辟，直到顺帝时“灾异屡见”，他才初次应征，足见他对“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重视和担忧。到了桓帝初年（建和元年左右，1 4 7 年，年差为3 53），崔云：“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调蔽，人庶巧伪，百姓器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淀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已。”同文称“方今承百王之蔽，值厄运之会”，可见崔所谓“三百五十余岁”并非空泛的时间状语，当与“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有关。崔不以之为神秘的循环，而是声称汉朝立国有“三百五十年”之久，已然老朽，产生了“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调蔽，人庶巧伪”等问题。“凋”指调零疲蔽，与“立国已久”相关。后汉书李云传载桓帝延熹二年（1 59），“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李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日：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善阴阳”的李云指出三百六十四岁的年差是若干年循环的节纪，其论证类似于“汉三百五十年之厄”。他提出“黄精”象征的土德政权将取代火德的汉家。李贤注日：“黄精谓魏氏将兴也。”重视“年差”并对困厄降临有所认知，是李云批评现政、提出改革建议的话语前提。无论被视作“节纪”，还是某种日久渐衰的根据，“年差”像是一种显示汉朝命运之衰落的讯号。早在西汉后期，路温舒、谷永、王莽曾用“三七之厄”指代汉兴二百一十年，以二百一十年为一“节纪”，力陈汉朝将面临“改运”之弊。进人东汉，以年差论后汉书卷3 0 下郎题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6 5页。2后汉书卷3 0 下郎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53 页。后汉书卷8 2 上方术樊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7 2 2页。4后汉书卷52 崔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7 2 6 页。5后汉书卷52 崔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7 2 8 页。6后汉书卷57 李云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8 52 页。参考汉书卷51 路温舒传“以为汉厄三七之间”、卷8 5谷永传“涉三七之节纪”及注引孟康说“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卷9 9 上王莽传上“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参考孙少华：“三七之厄”与两汉之际经学思想之关系，岭南学报第九辑，2 0 1 8 年。“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政的兴起，带来某种有关“改宪”“变法”的强烈呼声。杨厚“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汉改宪之道”，其中的“宪”在各方看来有不同的含义。所谓“改宪之道”，最早见于章帝元和年间的历法改革中。其借孔子之预言“三百年斗历改宪”：至元和二年（8 5），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历编诉、李梵等综校其状。二月甲寅，遂下诏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图日：三百年斗历改宪。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在历法问题上，章帝放弃旧历太初历、启用四分历，将“三百年”视作改革历法的周期，其背后有纬书春秋保乾图“三百年斗历改宪”的影响。春秋保乾图被认为是孔子所作，改历之举“顺孔圣奉天之文”，是“为汉制法”的孔子要求汉兴三百年时的作为。春秋保乾图这类当时被称为“七经”的纬书是光武帝建武年间校订、颁布的，被时人视作齐同经书的一种儒典。贾逵也称：“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文日“三百年斗历改宪。汉兴，常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章帝、贾逵皆引“三百年斗历改宪”作为依据，建立了“孔子获麟一汉兴元年一章帝元和改宪”的时间图示，其间皆三百年。时人有“四分历本起图”的评价。元和二年距汉元年2 9 1 年，可见时人对年差心中有数，预感此际需“改宪”，应验孔子预言。除了历法变更，“三百年改宪”还被践行于刑律改革。和帝永元八年（9 6）廷尉陈宠上书日：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日：“王者三百年一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陈宠同样关心岁差（3 0 2 年），并以春秋保乾图“王者三百年一法”呼吁约省刑法。后汉书志第二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0 2 6 页。2元和改历起因于近一百年内太初旧历法精确度的下降。陈遵指出章帝改历、贾逵论理是汉代实际观测所得的结果。参考陈遵：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2 1 9 页；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1 4 3 3 1 4 3 6 页。3参考张学谦：东汉图的成立及其观念史变迁，文史2 0 1 9 年第4 期。后汉书志第二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0 2 8 页。5后汉书志第二律历志中载顺帝安汉二年边韶论历：“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0 3 4 页）后汉书志第二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0 3 4 页。后汉书卷4 6 陈宠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554 页。18人文探寻“改宪”和“法”可以互训。孔子这句含糊的预言给东汉士人留下了诠释空间，在“三百年”的当下成为推动某种变革的动力。无论“改宪”或“法”，春秋保乾图都为时人实施改革提供了“年差”的依据。和帝时陈宠尚身处汉兴三百年左右。再往后的时代，士人就没法借“三百年”言事了。“三百五十年之厄”是此后兴起的、蕴含新内涵的说法。顺帝永建二年（1 2 7）杨厚所持“三百五十年之厄”的观念，是过了“三百年”后士人的新发明，因“三百年斗历改宪”已不适用。相较而言，“三百年斗历改宪”相关说法没有秤击现实、高呼改革的急迫感，其态度较温和平稳，针对历法或刑法等某些具体问题；“三百五十年之厄”舆论则强调了某种厄运即将或已经降临，士人对现实各方面弊病已普遍不满，对现实实施改革已迫在眉睫汉朝已经病入膏育。从呼吁“改宪”，到“汉厄”的形成，随着年差逐渐扩大，浮现出士人政治心态的变化轨迹。顺帝永建、阳嘉年间，处于三百与三百五十年之间，士人议论呈现出从“三百年斗历改宪”向“三百五十年之厄”演变的过渡。尚书令左雄上疏：“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救，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曲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已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善于“推较灾异”的左雄指出某特殊灾厄，社会由此承蒙衰弊。永建二年顺帝欲封侯梁冀，左雄谏日：“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他对此时“遭厄”确有认识。又如“阳嘉二年（1 3 3），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蔽，为政所宜。（李）固对日：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才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辑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好方术”的李固提及三百年的岁差，与“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的衰微之局有关。将左雄、李固的议论置于“三百五十年之厄”的观念背景下，二人所谓“汉兴以来，三百余年”实有特指，他们都把社会积病归因于“三百余年”。如今的年差已超过了孔子所预言的“三百年”，积病愈多，国运更加危险，解决问题的需求日渐紧迫。顺帝初年还出现一种“汉四百年之难”的说法：时诏问阴阳失序，水旱隔并，其设销复兴济之本。補上奏陈图书之意日：“汉时诏问|阴阳失序，水旱隔并，其设销复兴济之本。酬上奏陈图书之意日：“汉四百年将有弱主闭门听难之祸，数在三百年之间。斗历改宪，宜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时禁，抑损奢侈，宣明质朴，以延四百年之难。后汉书卷6 1 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0 1 7 页。后汉书卷6 1 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0 2 2 页。后汉书卷6 3 李固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0 7 4 页。3后汉书卷8 2 上方术李邰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7 1 9 页。5后汉书卷4 8 翟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6 0 5页。19“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春秋命历序：“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翟上图，指出汉四百年将发生弱君遭遇“闭门听难”之祸。“斗历改宪”是为了拖延这“四百年之难”的到来，灾难的预兆发生于“三百年之间”。这是“三百五十年之厄”成立的另一种逻辑。到了桓帝朝，崔、李云之议处于“年差”大于三百五十年之时。郎颤诸士人沿用“三百年斗历改宪”的逻辑，通过不断递增“年”数，赋予它类似的义涵。这样“年差改革论”便能持续匡谏当下政治，使改革延续正当性。持此政论逻辑者，是一个精通纬术数之学的士人群体。二、诗纬的时间观：郎颤论公“三百五十年之厄”白的数理结构杨厚“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李贤注后汉书杨厚传引春秋命历序作解：“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孽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引宋均注：“五七三百五十岁，当顺帝渐微，四方多逆贼也。”宋均、李贤认为“三百五十年之厄”的原理是纬书春秋命历序的“五七弱”。这种用数字相乘表示与汉开国相关之年岁的说法，前已有之。西汉后期的路温舒、谷永、王莽等人提及“三七之厄”“三七之间”“涉三七之节季”，表示汉朝已过二百一十余年；东汉光武帝开国前夕，亦有“四七之际火为主”之識言，被人认为预示从高祖至光武共历二百二十八年。东汉结束后还出现了“汉有六七之厄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之说。这些说法都以“七”为乘数，形成“某七之际”“某七之厄”的用法，构成以纬数理推论政权命运的模式。曾师事郑玄，距顺、桓时代不远的宋均，用“五七弱”解释“汉三百五十年之厄”，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并无证据表明顺、桓士人就用“五七弱”来解读当时之厄。视“五七弱”为稍晚时代才形成的、比附“某七”说法而来的一种通俗性解释，一种泛泛而论，可能更合乎事实。我们发现，郎题对此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精致的理论。阳嘉二年（1 3 3），郎顏上书顺帝：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记历枢日：“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日：“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纬书集成中，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第8 8 4 页。李贤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后汉书2卷1 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1 页）“四七”主要指光武起兵时是二十八岁。太平御览卷8 8 皇王部孝武皇帝引汉武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 9 6 0 年，第4 2 1页上栏。从知识的论证和接受之过程来说，论证越简洁、越常识性的知识，相对而言越容易被后人接受、记忆和传播，取代复杂者成为集体记忆。论证越复杂者反而越容易被遗忘。“五七弱”之解释能够流行，与这种现象有关，却不一定是这一观念产生时依照的原理。20人文探寻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郎题讲解了为什么“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将有厄降。首先，他引用了一段“诗纬”说法。其次，引用了一部现已不可考的纬书易雄雌秘历，以及易困卦的九二交辞，为了说明君主“今值困乏”。最后，结合顺帝即位之前曾受小人迫害的境况，提醒他如今虽然渡过难关，但仍在经历“妖祥”，还需谨慎小心，为郎氏提出改革主张做足铺垫。这段话在前四句中阐述了“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演算过程。郎颤借助的是“诗纬”的时间观和“五际”学说。“诗纬”指对诗经进行阐发的纬书。从起源上看，“诗纬”与西汉“三家诗学”的齐诗之学尤其是翼奉之学有密切关系，可能产生于西汉后期。其文本定型大概在光武帝建武年间。其时校订、颁行图八十一篇，分为“河图”和“七经”，“诗纬”名列后者，其篇名有推灾度汇历枢含神雾三种。后有郑玄注三卷、宋均注十八卷。需说明的是，东汉大部分时代似乎不存在“某经纬”这一说法，“诗纬”一词在当时不多见，其词兴起当在魏晋之后。本文为行文方便，仍以“诗纬”代称。以下郎颤论证“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成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理解的关键点是“亥仲二年”和“戌仲十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齐诗、诗纬以“五际”学说为其核心内容。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引孟康说：“诗内传日：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政之政也。”在这一学派看来，“五际”指十二地支中的卯、午、酉、戌、亥，这是阴气阳气的始终、交际之时。李贤注郎颤传“诗三基”：“基当作期，谓以三期之法推之也。”诗纬的三期之法，指每位地支分为孟、仲、季“三期”，每一期又分成十年。诗汇历枢载：“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故王命一节，为之十岁。”这里的“节”就是期。易纬乾凿度“雌生戌仲，号日太始，雄雌俱行三节”，宋均注日：“俱行，起自戌仲至亥。”据此推算，戌仲至亥仲时历“三节”（“三期”），孟、清代陈乔枞说：“汉儒如翼奉、郎顏之说诗，多出于纬，盖齐学所本也。”（陈乔枞：诗纬集证自叙，道光丙午年小娜馆印，续修四库全书，第7 6 1 页）参考任蜜林：诗纬）新论，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4 年。2关于光武帝颁布图中的“七经”三十五篇篇目，包括诗纬篇目，见后汉书卷8 2 上方术樊英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7 2 1 页。张学谦：东汉图的成立及其观念史变迁，文史2 0 1 9 年第4 期。汉书卷7 5翼奉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1 7 2 页。45案诗内传相传为西汉初年固所作，是为齐诗学派的鼻祖。汉书卷7 5翼奉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1 7 3 页。6纬书集成上，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第4 8 0 页。纬书集成上，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第6 0 页。7“亥”即“亥仲”，可参陈乔枞诗纬集证的分析（道光丙午年小娜馆印，续修四库全书，第766页）。21“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仲、季三节每节十年，从“亥仲”起始算起。因此郎颤讲的“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指高祖起于“亥”第二个十年的第二年，这几近于诗纬汉朝纪年的起始之年。今年是“戌”第二个十年的第十年。郎顏所说“高祖起亥仲二年”的“高祖起”指什么时刻？若以西汉建朝的高祖元年（前2 0 6）为亥仲二年，则亥仲元年为前2 0 7 年，推至戌仲元年为1 2 7 年，阳嘉二年为戌仲七年，并非郎题所言戌仲十年。郎题传“戌仲十年”有没可能是“戌仲七年”之误呢？郎颤称“戌仲已竟，来年入季，仲终季始，历运变改”，戌仲即将变成戌季，可见并无“十”讹“七”之误。据此推断，“高祖起亥仲二年”应指刘邦即皇帝位、“天下大定”的高祖五年（前2 0 2)。以刘邦即位来解释“高祖起”，也似更为妥帖。高祖五年为亥仲二年，则亥仲元年为前2 0 3 年，推至戌仲元年为1 2 3 年，阳嘉二年（1 3 3）为戌仲十年。“孟仲季三节”（3 0 年）经历十二地支，自“亥仲二年”算起，共3 6 0 年。阳嘉二年接近3 6 0 年周期之末尾，至下一“天地所定位”的“亥仲”只有2 0 年，这个即将来临的时刻让郎顏感到急迫。何以如此？郎顏继续说：“诗汇历枢日：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案诗汇历枢载：“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人侯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这一“五际”说与孟康引诗内传的说法稍有出入，如亥同时是一际、二际，“五际”不包括戌；但两者的思路原理是一致的，即“五际”是阴阳变化、互相交替的五个时间节点。根据汇历枢的说法，从亥位起始，阳气上升。至卯位，阴阳交际。至午位，阳气凋零、阴气渐兴。至酉位，阴盛阳衰。至亥位，阴气达到极致，将要推翻象征君权的阳气。所以此时会发生“革命”。这一阴阳往复的周期是三百六十年。前引孟康说：“诗内传日：“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政之政也。”指出阴阳交际之时，是“变政”、孔广森对此事也作了运算，见经学厄言十月之交塑日辛卯：“（郎）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为仲，甲戌甲辰旬首者为季，甲申甲寅旬首者为孟。率十年一移，故谓之三期。今据阳嘉二年（1 3 3）癸酉上推，延光三年（1 2 4）甲子为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元六年（9 4）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6 4）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3 4）人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4）人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际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前2 0 6）乙未人亥仲二年矣。”笔者按这种算法验算，亥仲元年为前2 0 4 年，则亥仲二年实为前2 0 3 年，并非高祖元年。曹建国诗）纬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 0 0 6 年第4 期一文对此事也有疏解，但并无验查郎顏的数字。）史记卷8 高祖本纪：“（高祖）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甲午，乃即皇帝位汇水之阳。天下大定。”（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 年，第3 7 9 3 8 0 页）钱大昕已注意到郎题此事，简洁地指出：“其法盖以三百六十岁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别为孟、仲、季各十年。”廿二史考异卷1 1 后汉书二郎题传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58年，第2 3 3 2 3 4 页。纬书集成上，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第4 8 1 页。45汉书卷7 5翼奉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3 1 7 3 页。22人文探寻改革之时。有“神”处于“天门”，即戌亥之间。按诗纬之说“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人侯听，二际也”，亥同时是“革命”和“天门”。“天门”可理解为即将进“革命”的前夕状态，故郎颤说“神在戌亥”，神在天门“候听”，掌管帝王的得失与兴衰，决定王朝或昌或亡的命运。亥的回归复位意味着自高祖建朝以来三百六十年周期的结束，会带来五际变化中最为严重的“革命”，故须在此时变政，以求抑制“革命”。这样，他得以顺理成章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还值得注意的是，“卯酉为革政”和“午亥为革命”两阶段之说，正对应着从亥至酉为三百年、复归至亥为三百六十年这两个过程的后期阶段（这种对应关系详见图1)；这样，从“革政”到“革命”，分别与“三百年斗历改宪”和“三百五十年之厄”两个递进阶段相对应。包括郎颤在内的識纬学者都认为，随着年差从三百年扩大至三百五十年，温和的政治改良将转化为激进的政治革命。郎顏论证“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过程，如图1 所示：午阳谢阴兴未已“五际”革政申辰革命卯阴阳交际阴盛阳微寅“神在戌亥”成亥为革命亥又为天门两位地支之间今在成仲十年分孟、仲、季三期，孟（阳嘉二年，1 3 3 年）每期十年季，仲亥子高祖起亥仲二年（前2 0 2）图1郎题以诗纬论“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图示郎颤论证阳嘉二年即将遭厄的论据，主要是诗纬韦“三期”“五际”思想中的“汉三百这一从阳转阴的渐变过程可参考陈乔枞对汇历枢的说解：“未者，味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暖味也。”“申者，伸也。衰老引长。”“酉者，老也万物老极而成熟也。”“戌者，灭也，杀也。”“亥者，核也，阅也。十月闭藏万物，皆入核阅。”陈乔枞：诗纬集证，道光丙午年小娜馆印，续修四库全书，第7 7 1 7 7 2 页。又参考姜广辉、邱梦艳：齐诗“四始五际”说的政治哲学揭秘，哲学研究2 0 1 3 年第1 2 期。23“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六十年一周”和“亥为革命”观念。当三百六十年的周期结束、亥位复归时，将产生“革命”，汉朝天命不保。郎颤之学被后汉书评价为“咎征最密”。其语作为当时灾厄观念成立的直接证据，比较客观地展现了精通纬学说的东汉士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推算逻辑。三、“三百年一法”与“文帝废肉刑”：应厄对策的中兴论顺、桓士人多称“中兴”。“中兴”指对衰落之王朝的重新振作。顺、桓时期的中兴论并非泛泛空谈，有其内在推演逻辑和具体方案措施。中兴论与“汉三百五十年之厄”问题关系紧密。“三百五十年之厄”被认为是日积月累的政治社会弊病，蕴含汉朝发生易代的危险；中兴实践是遭厄的应对方案。汉朝的百年积弊被指责为“俗浸雕蔽”和“巧伪滋萌”。永建初年，左雄劝顺帝多用“循理之”，提道：降及宣帝，兴于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轭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日：“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端，建中兴之功。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蔽，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已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2左雄称赞汉宣帝“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是其“中兴”的基石。当今时值汉兴三百余年，社会调零疲惫，巧伪多发，少有官吏能奉法循理。希望顺帝效法宣帝用吏之道，实现中兴之业。阳嘉二年，李固称“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积蔽之后，易致中兴”，郎题也称“今陛下圣德中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桓帝时刘陶论用贤：“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崔明确将“年差”与“中兴”相联系作论证：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快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海，厌伪忽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后汉书卷8 2 上方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7 0 6 页。后汉书卷6 1 左雄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0 1 6 2 0 1 7 页。3后汉书卷6 3 李固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2 0 7 4 页。后汉书卷3 0 下郎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6 0 页。45后汉书卷5 7 刘陶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8 4 4 页。24人文探寻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关。他指出桓帝承平日久，不思改革振作，导致上下怠，风俗巧伪的局面，故需“中兴之救”、革除积弊。“风俗调蔽”和“人情巧伪”是左雄、崔共同强调的状况，是汉兴三百余年累积而成的社会问题。杨厚、郎颤的主张，皆可纳人士人备感社会陷溺积弊，意在说服皇帝革新振作的“中兴论”范畴之中。“三百五十年之厄”引发士人关于具体政治路线的热议。这一修辞直接指向了法令改革问题。杨厚“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汉改宪之道”。宪，法也，文献多二字互用。陈宠呼吁法令改革，引春秋保乾图“王者三百年一法”，郎题据“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提出“当大法令，革易官号”，皆显示士人认为“改宪”即是一种“法”。在“王者三百年一法”的影响下，东汉士人相信法令改革是“中兴”的途径。以下，从“法”之不同理解、“文帝废肉刑”的诠释和法令改革之综名核实三个方面，探讨东汉后期中兴论的观念与实践。士人对“三百年一法”的“”字有不同诠释，由此发挥出不同的改革思路。，本义为“洁”。书吕刑“上帝不”，孔传注“天不洁其所为”。由“洁”之义，“”可引申出“清除”和“显明”二义。对此二义的引申，士人提出内容不同的法令改革，皆是对三百年前“文帝废肉刑”借题发挥。第一，取“清除”义。法指减除法令。“除刑律”是常见于汉代史书的说法。陈宠将“王者三百年一法”视作其推行法制改革的依据，将律令删繁就简：“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春秋保乾图日：王者三百年一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陈宠轻法改革施行于章帝、和帝朝，时称“人俗和平，屡有嘉瑞”。蔡作和熹后谥议纪念和帝邓皇后，称其主政时有这样的功绩：正宪法六千余事，以顺汉氏三百之期。4此处“”作清理义，盖指陈宠精简法令之事。蔡以“宪”“法”同称，强调“汉氏三百之期”，足见“改宪法”观念对当时法令改革的直接推力。“三百年减轻刑法”的模式被郎顏采用，将之与“三百年前”汉文帝废肉刑相联系：臣以为戌仲已竞，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后汉书卷5 2 崔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7 2 6 页。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 9 8 0年，第2 4 9 页。“明神不”的说法常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3后汉书卷4 6 陈宠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5 5 4 页。蔡：和熹后谥议，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7 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4册，北京：中华书局，第8 6 6 页下栏。关！25“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观念与东汉后期的中兴论际，大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孔子日：“汉三百载，斗历改宪。”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岁，五行更用。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夏，改青服绛者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故易日：“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 6 7）废除肉刑，到阳嘉二年正好过了三百年。郎颤想说，自文帝主张轻刑以来已过了三百年，在此期间，对轻微过失的罚责禁令逐渐积累，当今的法律已不符合“王者之法”宽厚、难犯的标准。他主张效法文帝“大法令”。三百年是积累社会问题的一个周期，今日应该恢复三百年之前的政策，才能缓和积弊。第二，“”取“显明”义。“法”被解释为申明法令。左传襄公十四年有“惠公其大德”，杜预注：“，明也。”晋书刑法志载程咸日“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女弱，明法制之本分也”，法律亦可被明。杨厚声称“宜汉改宪之道”，此处“”即“明”义。“明法宪”的代表人物是崔。他提出：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嘉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斯可以鉴崔强调“明著法术”，使法纪明了，执法者得以严格执行、臣民严格遵守。所“明”者不仅“法令”，更延伸至限制民欲的“礼法”：“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崔以“明法度”为其中兴论的基本主张，认为“严刑峻法”的宣帝在治理上优于文帝；宣帝之后的元帝“多行宽政”，开启了汉朝的衰弱。有意思的是，崔同样赞誉文帝：后汉书卷3 0 下郎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6 5 页。后汉书卷3 0 下郎题传，北京：中华书局，2 0 1 4 年，第1 0 6 7 页。2文帝前元十三年五月，诏日：“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联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卷1 0 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 9 5 9 年，第4 2 8 页。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 2，北京：中华书局，1 9 8 0 年，第1 9 5 6 页。5晋书卷3 0 刑法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