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以1908年广东水灾救赈为视角.pdf

2023年7 月第9 卷第4 期南海学刊Th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Jul.2023Vol.9 No.4“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以19 0 8 年广东水灾救赈为视角范记川“,郑泽民b（海南师范大学a.历史文化学院；b.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海南海口5 7 115 8）【摘要】张人骏是晚清时期较为重要的地方督抚之一，以善治外交而闻名,但其内政方面亦有不俗成绩，尤其是在灾害救赈方面。19 0 8 年广东水灾是张人骏处理的最为重大的水灾之一。张人骏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以传统荒政制度和救赈经历为基础，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社会环境背景下广泛运用各种救赈资源，为安置灾民、减少灾民生命财产损失、恢复灾民生产生活做出诸多努力，体现出其独特的救赈理念。虽然囿于时代、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张人骏的救赈有其局限性，但其救赈实践、成效与救赈理念仍值得研究和肯定。【关键词 张人骏；救赈理念；广东水灾；荒政思想中图分类号 K142；K 9 2张人骏（18 4 6 一19 2 7），字千里，又字安圃、健庵，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今属河北唐山）人，同治七年（18 6 8）进士，光绪十五年（18 8 9)外放担任地方官，先后任职于两粤、山东、山西、河南、两江等地，官至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为光绪后期和宣统时期重臣之一。关于张人骏的研究,以往历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平、维护国家主权和实施新政上,而对其内政尤其是在应对自然灾害即救赈方面的研究缺乏足够重视。这一方面由于关于张人骏的资料比较零散而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因张人骏为人低调，注重实务而不求【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 0 9 6-0 16 6(2 0 2 3)0 4-0 0 9 8-11收稿日期 2 0 2 3-0 3-2 4【基金项目】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Qhys2021-28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 BGJ0317)【作者简介】范记川（19 9 5 一），男，河北邢台人，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 0 2 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通信作者】郑泽民（19 7 3一），男，湖南衡山人，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南海区域历史。关于张人骏生平的介绍参见：张守中：先府君行述一一张人骏生平资料的新发现，文物春秋，2014年第1期，第6 7 7 8 页。关于张人骏维护国家主权的研究，参见：范记川、郑泽民：张人骏领土主权意识初探一一以收复东沙岛和勘察西沙群岛为中心，南海学刊，2 0 2 2 年第4 期，第9 7-10 9 页；赖胜骐、郭渊：晚清两广总督张人骏治海方略鱼议一一以东西沙群岛治理为中心，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 0 2 2年第1期，第2 1-2 7、39 页；初宝瑞：捍卫主权守土有方一一晚清重臣张人骏勘查南海诸岛宣示主权始末，春秋,2 0 2 0 年第4 期，第4 3-4 7 页；刘天昌：张人骏谈判收复东沙岛考证（上），军事史林,2 0 19年第Z1期，第6 5-7 5 页；刘天昌：张人骏谈判收复东沙岛考证（下），军事史林，2 0 19 年第3期，第4 8-53页；赵莹：粤督张人骏与“二辰丸”案，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1年；段美欣：张人骏与澳门，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14 年。关于新人骏实施新政的研究，参见：李细珠：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 0 12 年第4 期，第15 页；李细珠：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2 年，第2 14-2 34 页。98表119 0 8 年广东水灾受灾州县及领取赈银表范记川等：“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虚名。之所以将19 0 8 年广东水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原因：首先，本次水灾在张人骏灾害救赈中具有典型性；其次，本次水灾清廷仅调拨十万两赈济资金，尔后一切事宜皆由张人骏自行负责，张氏个人色彩体现较为明显；最后，关于本次水灾，学界以往关注不够。目光所及，仅发现两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即吴宏岐、赵超的19 0 8 年澳门仁慈堂助赈广东三江水灾史实考（文化杂志2 0 13年第3期）和苏新华的19 0 8 年水灾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一以清末期刊 现世史）为中心的考察（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 0 17 年第11期）,其视角已如其标题所示，与本文不同。其余如暨南大学孟迷芳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18 4 0 19 19)广东水灾与社会救济（2 0 0 6 年）、山东大学莫昌龙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广东地方赈灾活动研究（2 0 0 9 年）等虽有涉及，但多简单提及，未作更深一步的探讨。本文拟以张人骏所处理的19 0 8 年广东水灾为视角，探讨、总结张人骏的救赈实践与理念，以期有助于丰富学界对张人骏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晚清民国时期灾荒史的研究和对现代应对灾害带来一定的借鉴。一、19 0 8 年广东水灾与张人骏的救赈1908年6 月，两广地区连降暴雨，东、西、北三江暴涨，江堤河堤相继被冲决，造成波及珠三角地区大部之洪灾。19 0 8 年为农历戊申年，故称“戊申水灾”，时称“数十年来未有之巨灾”1。广东本地期刊现世史对本次水灾的描述较官方记载更为写实：“潦水暴涨，泛滥河堤。洪水天，曾不足喻。居民救死,力与水争。壮者荷钟，老弱供奔走。饥不得食，劳不得息。筋力既尽，智能俱索。一且溃决，万人同命。田庐被淹，财产漂没。流尸遍野,相望。幸而不死,则又流离转徙，露宿风餐。引乡间,尽成泽国,望家园而不见，痛骨肉其何之。尤病侵寻，奄掩待尽，哀此亿万灾黎,其去死也不远矣。”2 1张人骏称此次洪灾波及广、肇、罗、阳、南、邵、惠等二十八州县，灾民数十万。香港筹办广东赈务所对本次水灾造成的损失统计，“田禾已损伤百分之八十，无家可归者二万八千四百人，无食者二十五万，损失之数约值洋一千万元”3，实际上受灾损失及受灾人数远远超过该统计。以清政府所拨十万两赈银为例，可以从中一窥本次水灾的受灾程度（表1）。按赈款多少/两州县数/个1 000以下111 001-5 00065 001-10 000310 001-20 000120000以上2合计23资料来源：张人骏：广肇罗阳南韶惠州等属被水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 9 6 年，第4 9 2 页。州县占比/%累计州县比/%所得赈银数/两所得赈银比/%47.8247.8226.0873.9013.0586.954.3591.308.701001005 40016 4001980012.50045900100 0005.416.419.812.545.9100受灾州县主要包括三水、清远、花县、高明、英德、南海、高要、四会、开建、曲江、鹤山、番禺、顺德、新会、开平、东安、恩平、东莞、增城、始兴、仁化、归善、博罗、香山、德庆、封川、西宁和乐昌等县。张人骏：广肇罗阳南韶惠州等属被水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 9 6 年，第4 9 0 4 9 1页。992023年由表1可知，张人骏所统计受灾2 8 个州县中，实际上接受朝廷赈银的仅2 3个州县，香山、德庆、封川、西宁和乐昌五县并未拨拔款。张人骏称该五县“查勘并未成灾，或已修复围堤，或已先给赈米，乡民照常安业，皆可母庸拨款”4 14 2。在2 3个州县中，超过8 6.9 5%的州南海学刊492第4 期县所获赈银仅占总数4 1.6%，其余13.0 5%的州县获得赈银占总数的5 4.1%，换言之，近九成的州县仅拿到四成赈银,其余一成的州县所获赈银超过总数的五成。进一步来看,有8.7%的县灾情最重，所获赈银占总数的4 5.9%。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本次水灾范围广，受灾程度极不平衡。张人骏认为“救灾急如救火”5 ，水灾发生后，一方面以最快速度派员查勘灾情，向清廷报灾情请求拔款赈济；另一方面亲赴灾区查勘，筹集银钱物资，联合民间慈善力量对灾民进行救助。在张人骏的要求和指挥下，救赈工作迅速展开。在本次水灾中张人骏采取急赈、灾后重建等一系列措施来拯救众多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灾民。张人骏委派广州知府陈望曾总理查赈事宜2 ，安排人员前往受灾各州县会同地方官进行查赈,对灾情进行定级汇报6 ,同时亲自前往灾区查视7 。经过查赈,张人骏基本摸清灾情，在此基础上，对急需救助的灾民实行急赈。所谓急赈，系指对灾民进行紧急救济的活动。经过查赈后，张人骏将筹集的物资钱粮向受灾州县发放。在此过程中，为防止地方官员贪污隐瞒，张人骏令由所派之委员、地方官员与民间绅耆三方协同赈济，按受灾贫民户口核实发放“务今实惠均沾，不任一夫失所至 4 14 9 2。同时，在张人骏的号召下，省港绅商集资购买米谷饼食源源不断运往灾区，投身急赈4 9 。张人骏根据受灾与交通情况，实施不同的急赈措施，如对灾情严重且交通便利,方便物资输入的灾区，往往实行米赈；对灾情较轻且交通不便的地方，往往发银以自救。此外，张人骏还在交通发达且流民聚集的地方实行粥赈，此举是米银放赈的补充措施，主要采取设厂施粥的方式进行，对象是因灾情而外逃的流民。施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官方组织，一种为绅商组织,对于后者,张人骏予以政策支持，必要时甚至提供钱粮支持。急赈作为一种临时性、应急性的救灾措施，强调速度和效率，目的是不让灾民饿死，但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但总体来说，张人骏米银放赈和粥赈大大缓解了灾民的困境，为后续赈济活动打下坚实基础。洪水退却后，灾后重建提上日程。针对不同自救能力的灾民，张人骏的灾后重建主要由工赈、平、借贷三部分组成。针对无力自救的贫民，张人骏采取以工代赈。工赈，通常是由政府或地方乡绅组织灾民开展的自救行动，包括疏浚河道，修复受灾的公共建筑、房屋店铺等。张人骏在洪水稍退时已开始着手重建工作，受灾区域内有多达三百余处堤坝被冲决或淹浸，“大围每处辑包百数十村，小基则捍卫数乡或仅防护田亩”，如不及时进行修复，将会对秋耕造成严重影响4 14 9 2。受限于财力，张人骏充分调动地方绅商的能动性，形成以官府为主导，地方绅商为主体的协同工赈模式，“招集灾民同任工作，计口授食，给资购料，或先作拦水小堤，随将大围修固，或迟将决口堵筑并培补渗漏，各基务期一律告成”4 14 2-9 3。除修复水道、基围、城池、房屋外,张人骏还组织灾民修建粤汉铁路、香洲开埠等工程。张人骏的工赈将减缓灾情、恢复生产生活、地方工程建设三者相结合，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针对尚有余财之灾民，张人骏推行平之法。所谓平，是指政府在灾荒之年通过平价出售粮食的方式稳定市场。广东并非产粮大省，所需粮食多由外省供应 。灾情发生100范记川等：“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后，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张人骏筹款二十万两成立平公所，专门负责平米粮，打压粮价。其一从芜湖、南洋等处购运大批米粮来粤；其二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禁止高价售粮 ;其三严禁奸商贩米出洋8 。张人骏的平果之法主要目的是缓解灾情，平抑粮价,减轻灾后粮荒现象所带来的危害。针对受灾严重的贫苦农民，张人骏实行借贷之法。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粮食歉收和灾民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税收的影响。借贷目的是以苏民困，保证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潦水退去后，田园所种作物近乎颗粒无收，更无籽种留备。张人骏向受灾严重的贫苦农民提供籽种借贷，以保证其及时耕种4 14 9 3。值得注意的是，借贷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息的,因此针对的是有一定偿还能力的“稍贫民”10 。总的来说，张人骏根据灾情进展与缓急，对不同自救能力的灾民提出形式多样的救赈方法，根据实际需要予以实施，有较强的针对性。二、从古代救赈实践中取传统经验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视民为“立国之本”，应对自然灾害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荒政制度。荒政，又称仁政，是构建于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基础上的灾荒应对机制。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有意识地对抗灾害，神话传说中女娲补天、大禹治水便是最早例证。先秦时期为荒政的萌芽阶段，人们对灾害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应对，周礼有云：“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日散利，二日薄征，三日缓刑，四日弛力，五日舍禁,六日去几，七日省礼，八日杀哀，九日蕃乐，十日多昏，十有一日索鬼神，十有二日除盗贼。”1此后荒政的发展大体在此基础上完善。秦汉魏晋南北朝为荒政初步发展阶段，政府对荒政愈发重视，一些措施如免、救济、移民就粟等成为救灾主流手段。隋唐两宋时期荒政进一步完善，至元明时期荒政逐渐成为基本国策和地方官员首要职责。清代荒政达到巅峰，成为一大要政。大清会典有云：“凡荒政十有二：一日备褐，二日除孽，三日救荒，四日发赈，五日减，六日出贷，七日赋，八日缓征，九日通商，十日劝输，十有一日兴工筑，十有二日集流亡。”12 清政府对历代防灾救济措施的总结，标志着荒政制度的成熟。张人骏的救赈理念构建在传统荒政制度之上，大部分措施仍遵循传统荒政规范。在救赈程序上，张人骏严格遵守传统荒政体系中报灾、勘灾、审户、免与赈济等程式展开，救荒有着明确而完整的程序流程。灾情出现后，首先是地方应逐级上报灾情，要求“夏灾限六月终旬，秋灾限九月终旬”完成1312 5 2。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应派员会同地方州县长官限期前往勘察灾情，“挨户亲查”标明大、小口（16 岁以上为大口，以下至能走者为小口)及贫困程度，以村为单位制作勘灾底册，绘制区域图，填写具体信息，进行成灾分数初判,最终由督抚裁定。对于灾情异常严重的区域,要求地方督抚亲自前往勘灾。勘灾结束后，需对灾民等级进行划分，依据灾民自身及受灾情况将灾民分为不同等级，施以不同救赈措施。19 0 8 年6 月中旬广东发生水灾，张人骏接到各地汇报后即于同月2 5 日向军机处电报灾情14 13-2,同时派遣委员分赴各县进行勘灾15 。收到勘灾委员的调查报告后，张人骏对灾民进行审户，区分灾民等级，予以施赈，同时以粤省“数十年无此巨灾”向清政府请求对灾区进行缓 14 33-34 在救荒措施上，张人骏坚持以传统荒政为基础。清代在汲取历代荒政措施的基础上，1012023年形成一套完善的救赈措施，涵盖备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三方面。所谓备灾，系指预防灾害发生的准备工作。张人骏对备灾极为重视，他在担任广东藩台时便已意识到粤省粮食供不应求且多有将粮食私贩出洋之现象，“粤丰年尚不足食，若待荒歉始禁，是粤民永受米价腾贵之害,关系甚大,断不可行”16 ，遂颁布禁止对外出口粮食章程，此后还在粤抚、粤督任上多次强调禁止对外出口粮食。同时，在自然环境方面，张人骏在担任漕运总督时便对兴修水利、修堤筑坝十分重视，及至任职山东、河南巡抚，治理黄河为任内一大要政，进一步强调兴修水利工程的重要性，这成为张氏预防水患的重要举措。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在传统荒政中往往是并行不悖的。依清制，灾情发生后，首先要对灾民进行正赈（急赈），“将乏食贫民，无论成灾分数，均先行正赈一个月”132 5 31，随后根据查赈结果判定成灾分数（十分制，五分以上定为成灾），划分极、次贫民，按成灾分数实施加赈，无论几分，极贫比次贫多赈一月。与此同时,工赈、平等重建工作并时举行。在救赈思维上，“民本”思想是张人骏救赈的逻辑起点。“民本”思想是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德治”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两大基本原则17 。“民本”思想中最重要的内涵是“民为邦本”和“政在养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构成“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核。作为传统士大夫，张人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现存19 0 3年日记癸卯随录中随处可见其对百姓的重视，如四月初六日，张人骏亲往田间地头视察耕作，“田间麦已结实，青绿遍野，大有丰年之象，可喜也”18 132 3。又如五月十一日，麦收在即，阴雨绵绵，张人骏极为忧虑，“今年豫省麦秋（应为收 一一笔者注)甚丰，此时正在收获，若阴雨连绵，恐不免减色”137。广东水灾发生后，张人骏对灾民境遇极为同情，“乡民仓卒逃避，财物悉付东流。统计被水之区不下千数百里，灾黎或登山顶，或处高冈，待哺嗽，呼号惨切”14 13。为缓解灾民生存处境,张人骏多次上奏清廷，请求施以惠民政策，对南海、三水、花县、清远、曲江、归善、高要、高明、开平等县灾情较重的地区施以钱粮免，“以上民屯田地，或因土雍沙压未能挑挖补种，或两次被水，早晚两造全行失收，均属被灾十分。应请将是年钱粮免”。其余灾情较轻的地区实施钱粮缓征，“被灾较轻，应请将是年钱粮缓征”19 。张人骏的请求得到清政府应允,要求尽快修复围堤，恢复生产2 0 。张人骏还上书清廷请求延长赈捐一年以筹措更多资金2 1。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发生巨变，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这种“变局”不仅体现在社会层面，同样也反映在灾害层面。李文海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对晚清灾害进行如下描述：“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撼。”2 频繁、广衰与严重构成晚清灾害的特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群发性灾害，学界称之为“清末宇宙期”或“晚清自然灾害群发期”。所谓“宇宙期”或“自然灾害群发期”是指在较长时段内灾害呈现多发、群发而持久的趋势2 3。清末宇宙期的周期虽短，却是历史南海学刊三、与时代背景、新气象相契合第4 期历史上一共有四大宇宙期，即夏禹宇宙期（约4 0 0 0 年前）、两汉宇宙期（前2 0 6 一2 2 0 年）、明清宇宙期（15 0 0 1700年）和清末宇宙期（约18 7 0 19 11年）。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9 8 6 年第2 期。102范记川等：“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上灾害程度最为频密、灾情最严重的阶段，密度之高，程度之烈，死人之多,世所罕见2 4 。如18 5 5 年黄河改道、18 7 6 18 7 9 年丁戊奇荒、18 7 9 年甘肃8 级地震、18 8 0 18 9 0 年黄河连年漫决、19 10 年江北水灾与东北鼠疫等。财政危机同样是“变局”的重要表征。晚清财政危机始于甲午战争2 5 19 8 4，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是数额庞大的赔款。自南京条约始，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赔款是条约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据不完全统计，“从南京条约签订到辛丑条约签订的六十年中，清政府直接对外赔款本息总额不下十三亿两白银”2 6 。其次是清政府推行的清末新政。作为清政府最后一次自救运动，清末新政的改革范围远远超过此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成变法，涉及教育、军事、实业、法律、官制、立宪、社会习俗等方面。如此规模的改革所需的财力远超清政府的承受能力，“正是由于内外支出的全面增加，清政府的收支赤字在庚子以后短短几年就增加了1倍多，达到每年30 0 0 万两以上”2 5 19 8 7。再次是官员贪腐。晚清以降，上至贵族集团，下至官僚吏，无官不贪，无时不贪，贪腐成为一种潮流。官员贪腐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如在治理黄河上，清代的投人远超历朝，但在河道官员的贪腐下，并未取得治理的理想效果，黄河依旧年年溃决，泛滥成灾，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清廷国库空虚，虽举借外债，仍难缓解财政紧缺，难以拿出充足的资金救赈，荒政弊端日显，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变局”是“西学东渐”为救赈带来新气象。黄埔条约签订后，传教士为便利自已的传教工作,将输人西学作为化中国民众信教的手段，从而对西学的引人和传播多有推助2 7 。西方慈善观念、民主思想、救济措施、红十字会、新式媒体与交通通信手段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和救济措施产生冲击，为荒政制度的革新和新式救赈途径的出现提供条件和环境。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各种慈善机构是西方慈善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如在各地兴建医院诊所、孤儿院、学校等医疗、慈善机构，面向贫苦大众，“对国人极具吸引力，也最易获得国人的认同，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 8 。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救灾活动。如18 7 6 18 7 9 年丁戊奇荒期间，西方传教士成立中国赈灾基金会，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北方受灾诸省实行西法救济，“分为募捐、解赈、放赈等几个相对独立机构，各有专人负责，分工协作,形成一种全新的救灾机制”2 9 。晚清时期，由清政府主导的养济院等传统慈善救济机构和救济手段难以发挥理想效果，时人对此进行反思，“中国之慈善事业，乃每与文明之进步，显不相容，而加以无穷之阻力”30 ，倡导向西方学习。19 世纪中叶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慈善救济思想并带回国内，进一步推动西方慈善思想的传播。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与铁路、电报等交通通信手段的传入，对传统荒政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提高了救灾的效率和水平，大大降低了灾民伤亡。正是上述“变局”，在使张人骏的救赈面临更大挑战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救赈方式方法。张人骏的救赈实践与理念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发展形成的，是张氏对荒政适应新形势所做的尝试。自光绪十五年（18 8 9）外放广西桂平梧盐法道，至辛亥革命后避居青岛，张人骏任职地方凡二十余年，足迹遍及广西、广东、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无时不赈成为贯穿张人骏整个外官时期的重要政务。张人骏在各地任职期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这一方面是“库帑支细，筹款维艰”317 9 所致，另一方面是银贵钱贱，“银价奇1032023年落,每两只换京钱二千二百有奇”314,这一现实问题成为张人骏思想求“变”的根源和动力。“库储奇细，罗掘久穷”32 致使其在救灾活动中难以实现解救灾民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张人骏将目光转向以绅商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和采用西方慈善手段，希望借助其财力救赈灾民。如在广东水灾中，香港、澳门、广东绅商仿西方创设卖物义赈会，筹集资金赈济受难灾民“设墟售物，为西国文明之美法，其法是筹款行善，华人效之”33。张人骏在救灾过程中遇到的另一大问题是信息通信不畅，为解决这一问题，张人骏对电报这一新式通信手段极为重视，于19 0 7 年创办广州无线电报学校，力图改善广东的通信状况，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广东水灾中张人骏能够在短短一周之内便将各地汇总的受灾情况汇报军机处，请求政府拨款赈济，足见效率之高。张人骏对西方慈善观念与新式通信手段的利用，有利于缩短救赈时间,提高赈灾效率。值得注意的是，频繁迁调决定张人骏的救赈实践与理念往往难以达到苏民困的目的，缺乏持久性的救赈活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纲纪荡然，政出多门，是治平景象？”18 J246张人骏的救赈实践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的产物。与同时代的张之洞等督抚救赈思想34 比较,张人骏的救赈实践有其较为独特的理念,即是在传统荒政制度基础上，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核心，以维护“大清”长治久安为目标，尝试吸收西方近代慈善思想，借助近代通信技术支持，顺应“千年变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变化而在防灾救灾实践中形成的较为完备的近代救赈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是赈济手段的改进。随着晚清财政危机的出现，清政府对荒政的投人越来越少，已无力承担救济灾民的责任，其所能做的主要是提供政策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政府此举意味着将救赈的主导权下放到地方,地方督抚成为救赈主导者，需督抚自行筹措救赈经费。在广东水灾中，张人骏一方面以身作则，带头捐款三千两，并号召粤省官员捐款，同时给其子张允言写信要求捐款35 。时任香港保良局总理陈步在实报上刊登粤东水灾救命词三十首，向全港同胞呼吁筹款救灾，其第十五首表达对张人骏倡捐的赞赏，“三千两拨捐廉款，一万犹提善后储。正是广仁同自治，欢传节帅恤灾书”36 。另一方面向各兄弟省份请求协赈37 。此外，还向清政府请求开常捐，以筹经费38 。除上述传统渠道外，张人骏还向粤籍官员、民间社会各界、海外华侨、驻粤领事团、港澳同胞等求助。各界亦纷纷捐赈，或捐钱粮衣物或捐医药，“现在当地中国人并外国人均协力募捐赈款救济，及送食粮于被灾各地方”39 。在急赈过程中，张人骏开近代军队救灾先河，抽调广东水师善富、善裕两艘兵轮携带麻包米石分巡各处基围救护。与荒政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义赈的兴起。义赈作为民间力量救赈形式承担起本应为政府承担的责任。受限于国家财力，张人骏对民间义赈愈发重视，号召绅商投人到救赈行动中。在本次水灾中，民间慈善力量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积极参与筹赈，成立救灾公所、筹赈处、义赈会等筹赈机构倡导义捐，最终得银三四十万两，大大缓解赈济资金不足的问题4 0 ；另一方面成为政府领导下的救赈主体力量,河南仁济留医院、迥春善院、南番教育协会、美术赈灾展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纷纷捐款捐物购买粮食蔬菜衣物等急需物资奔赴灾区散放4 1。粤商自治会仿香港卖物义赈会组织广东卖物义赈会4 2 ,104南海学刊四、独特救赈理念的构建要素第4 期范记川等：“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张人骏亲往会场鼓励4 3。水灾发生后，张人骏意识到灾情过重而粤省资金有限，难以独力支撑赈济活动，遂向港澳同胞发出号召。东华医院、先施公司、新发公司、圣士提反书院新旧学生义赈会、合群求益社等香港各善团，纷纷施以援手，积极捐款捐物。对其中救赈表现比较优异的香港先施公司，张人骏甚至发电文以表彰，称其“见义勇为,好行其德”,表示对其“深堪嘉许”4 。张人骏的赈济理念在工赈上亦有深刻反映。工赈作为荒政极其重要的一环，受历朝政府重视，“救荒之政，莫要于兴工筑以聚贫民”4 5 。工赈发展到近代,传统的修桥补路、水利建设已不能满足救赈需要。张人骏在传统的工赈之外，纳人铁路修建、招工修埠、实业救民等方面。张人骏认为修堤筑堰、疏浚河渠虽然属于紧要工程，但相较而言，粤汉、高廉诸铁路修筑的重要程度要更胜一筹，从某种程度而言关系到国家利权，因此抽调大批青壮灾民前往修筑铁路4 6 。此外张人骏还采取实业安置灾民的办法,在灾情严重的广州、韶州两府选择合适的荒地，招募灾民开垦种植森林等事业。同时张人骏为维护矿权，决定开发曲江、乳源等处的矿藏，招募灾民从事开矿工作，应募者须为“无业游民，或下等苦力，或贫苦小民，其事业房屋，被水冲淹塌没，无力复营者”4 7 方可。其次是将赈济灾民与维护国家主权、社会安定相结合。广东地处南洋首冲，对外交涉较他处为繁，张人骏的赈济理念不可避免带有维护国家主权的特性。19 0 8 年“二辰丸”案交涉过程中，葡人认为日船所停为澳门领海，中国水师无权缉私。随后葡人继续对澳门周边的中国领土领海实施侵犯。为打压葡人器张气焰，张人骏一方面以查禁军火走私为由，在澳门附近集结重兵实施封锁；另一方面对澳门实施“商战”，张人骏认为“澳门水浅地僻，商务不旺几同村落，娟寮赌馆为命脉”4 8 。19 0 9 年，张人骏批准建立香洲商埠，将其与赈济灾民结合起来，视为赈济灾民的重要一环，招募灾民来此安居做工度活，“该埠已有棚厂约2 0 0 间，以为各工匠及食力之徒栖宿之所”4 9 。张人骏以香洲商埠开埠为契机，将维护主权与救赈灾民相结合，在打击殖民者侵犯我国领海主权的同时，也为安置灾民提供途径。灾害与盗匪存在特殊的关系，灾害是形成盗匪的重要因素，盗匪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灾害程度。自嘉庆朝始，广东地区水灾不管是程度还是频率都远超前朝。频繁的水灾与官府救济不力，造就大批灾民。灾民出于求生存的目的，转化为流民，其中相当部分或主动或被动变身盗匪，或加入盗匪的行列。由于粤港澳毗邻，三地分属不同国家管辖，盗匪粤境犯事，转眼即躲人港澳，粤省官吏只能望洋叹息，“广东匪盗向以香港澳门为通逃”5 0 。本次水灾中，盗匪横行,或打劫救赈物资银两，或劫掠灾民。据施白蒂在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 0 0 19 4 9）记载，在8 月2 日（阴历七月初六日）那天，广州各慈善团体提供的首批援助并未送到西江洪灾受难者手中，而是在运输途中被名为“水上剪匪（译音gatunos dorio）”的匪帮截走5 1。张人骏对盗匪问题极为重视，“不独饥溺，股忧且虞，盗贼窃发”4 19 。O张人骏认为任由盗贼肆虐，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产生更大的问题，“近联港、澳革命诸党，远亦与西省会匪潜通”5 2 。因此，张人骏通过扩大工赈范围，预防灾民化身盗匪,将灾害救赈与盗匪问题相结合综合应对。平等的女性观也是张人骏救赈理念的重要内容。广东为“欧风美雨”进人中国之桥头堡，社会风气较他地更为开放，表现之一便是女权意识初步觉醒，先进的女性群体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步人2 0 世纪，随着国民意识觉醒和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反帝爱国1052023年运动成为潮流。这一时期，广东先后爆发19 0 5 年抵制美货运动、19 0 7 年争回西江捕权运动、19 0 8 年抵制日货运动及19 0 9 年收复东沙岛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在这些反帝爱国斗争中，妇女都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为反帝爱国运动注人新的活力。在本次水灾中，女性群体是开风气之先的香港、广东卖物义赈会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为赈灾贡献力量5 3。在当时各大报刊报道中，随处可见她们的身影，“各妇女为民请命，慨然而出任事”5 4 。张人骏十分重视女性群体在救赈中的作用，得知她们参与慈善会时札伤警局注意保护，“由该局多派老成稳重之巡士按日到场弹压，凡有女界往来及在会场，均不准闲杂人等调笑戏谴，倘有狠薄之徒，敢于尝试，即拘案究惩”5 5 。为表示对妇女的支持，张人骏在慈善会上慨然捐款两千元5 6 。除参与慈善会,妇女还积极参与筹款活动，“北京女学界开办广东水灾劝赈会，闻已募得五百余元”5 7 。值得注意的是，除公卿大臣之夫人、女公子及各名誉闺秀、女学生外,还有一批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一一优（花界）响应号召参与到救赈工作中，或卖艺筹赈或创办歌曲筹赈水灾善会（香港）4 1。妇女积极参与水灾救赈的种种活动，深刻反映出女性群体的觉醒和壮大，从深闺大院走进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限于种种原因，张人骏的救赈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灾民生境，更不能延续大清的长治久安，但张人骏在其不断的救赈实践中，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古代荒政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慈善观念所造就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救赈理念，又以在19 0 8 年广东水灾救赈中体现为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防灾救灾提出新要求，张人骏的救赈理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有益尝试；同时，张人骏的救赈理念又表现为张人骏对近代义赈的重视，在筹赈途径和工赈范围上提倡多元化，对女性群体的重视等方面相较于传统荒政有新的突破，还将救赈行为与维护国家主权相结合，体现出张人骏救赈理念的与时俱进和系统性、综合性的特征。同样,从某种程度而言,张人骏的救赈理念反映出这一时期晚清地方督抚在应对灾荒时的一种趋势和动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救灾中，张人骏有些做法并未得到人们认可，如粤籍京官拟联合张人骏向清政府再次请求拨款，“请援去年江北赈济之例，奏请朝廷添拨赈款”，但遭到张人骏的拒绝5 8 。张人骏并未解释自己为何拒绝，但当时香港华字日报为此发表论张人骏不愿代民请赈的社论对张人骏进行批评：“虽日为民生，实兼为官位稳固计乎！”“今日灾民,其有流离失所,以至老弱转乎沟壑者,即谓皆死于张督此四字之下,亦何不可！5 9 但笔者认为张人骏此举并非简单地出于维护自已官位的目的，从更深层次来说，粤籍京官向清廷要求再次拨拔款救济有倒逼朝廷之嫌，这对自为大清忠臣的张人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此外，张人骏作为地方督抚大员，深知清廷财政之窘迫，难以拿出更多的钱粮施赈粤省百姓,这也应是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的元素之一。南海学刊五、余论第4 期参考文献：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 2,北京：商务印书馆，19 37 年，第8 4 14 页。2戊申广东水灾记，现世史,19 0 8 年第2 期，第2 0 7-2 14 页。3报告广东水灾损失总数，申报，19 0 8 年7 月2 1日，第5 版。106范记川等：“民本”与“变局”：张人骏救赈实践与理念研究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殊批奏折第3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 9 5 年。5粤督勤恤灾黎，竞业旬报，19 0 8 年第2 1期，第2 5 页。6记官场之救灾，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7 月2 9 日，第4 版。7 粤督拟巡视各乡村风水两灾，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8 月10 日，第4 版。8 】严禁奸商贩米出洋，农工商报，19 0 8 年第4 8 期，第4 4 页。9水灾续报，广益丛报，19 0 8 年第17 8 期，第5-6 页。10曹树基：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第139 页。11周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 9 7 年，第18 页。12】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2，台北：文海出版社，19 9 1年，第6 38-6 4 2 页。13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 0 10 年。14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电报档案汇编第32 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5 年。15】戊申广东水灾记，现世史，19 0 8 年第5 期，第133-14 4 页。16张前督德政碑文稿（一续），香港华字日报，19 0 9 年7 月31日，第3版。17洪修平：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15 年，第14 3页。18河北省博物馆：晚清重臣张人骏考略，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 0 11年。19 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 8 8 年，第18 7 页。20清德宗实录卷5 9 7,北京：中华书局，19 8 7 年，第8 8 6 页。21奏为粤省迭办灾赈需款浩繁请将赈捐再行展现一年以资要需恭折，政治官报，19 0 9 年第5 11期，第16 页。22李文海、林敦奎、周源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 9 0 年，第6 页。23朱凤祥：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 0 0 9 年，第4 0 页。24蔡勤禹、王林、孔祥成：中国灾害志断代卷民国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 0 18 年，第6 页。2 5】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 9 5 19 2 7，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0 年。26陈帅：从对外赔款谈晚清的通货膨胀，黑龙江史志,2 0 13年第15 期，第117-119 页。27王先明：中国近代史（18 4 0 19 4 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1年，第2 5 0 页。28】周秋光：近代中国慈善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2 9 页。29周秋光、徐美辉：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 0 0 5 年第5 期，第110-115页。30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时报，19 0 4 年9 月2 1日，第2 版。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殊批奏折第10 0 辑，北京：中华书局，19 9 6 年。32两广总督张人骏奏灾赈需款请将赈捐再行展限折，政治官报，19 0 9 年第5 11期，第15 页。33香港卖物助赈水灾会初记，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7 月11日，第4 版。34把增强：未雨绸缪：张之洞备荒举措及其成效探研，安徽史学,2 0 18 年第2 期，第4 3-4 9 页。35大清银行张监督赈济粤灾之慷概，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8 月6 日，第4 版。36张惠：不为良相，则为儒商一“绅商”陈步的儒家情怀与慈善事业，人文中国学报,2 0 18 年第2 期，第299-319 页。37电催各省开办粤捐，申报,19 0 8 年10 月14 日，第11版。38本馆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8 月2 9 日，第4 版。39中外协振广东水灾，神州日报，19 0 8 年7 月11日，第3版。【4 0 粤督张奏各属被水筹办情形折，北洋官报，19 0 8 年18 4 3期，第5 页。41戊申广东水灾记，现世史,19 0 8 年第4 期，第15 9-16 9 页。【4 2 省垣卖物义赈会之组织，香港华字日报，19 0 8 年7 月11日，第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