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总术》论“文笔之辨”的意义.pdf

44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2023 年 7 月第 44 卷第 7 期Jul.2023Vol.44No.7文心雕龙 总术 论“文笔之辨”的意义陈灵心（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摘要：文心雕龙 总术 相当重视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却在后代引起不少专家学人的困惑。从时代背景看，“文笔之辨”是六朝文学观念发展特有的产物，此前此后都不曾受到重视，后人读至此处难免会感到陌生与难解；从 文心雕龙 成书体系看，“文笔之辨”既是刘勰结构全书体系的重要原则，也是联结文体论和文术论的关键；从“文笔之辨”对 总术 的意义看，刘勰主要是为了强调“宗经”“正体”两大原则，以达到纠正时弊的功能，为下文谈“晓术”“研术”做好铺垫。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文笔之辨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348（2023）07-0044-06“文笔之辨”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故 文心雕龙 总术 作为研究“文笔之辨”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长久以来一直为研究者反复解读、讨论。如清人纪昀批评 文心雕龙 时，就对 总术 篇存有诸多疑虑。他对本篇总评说：“此篇文有讹误，语多难解。郭象云：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对“今之常言知言之选难备矣”一段，则评曰：“此一段辨明文笔，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对“凡精虑造文制胜文苑哉”一段，又评曰：“此一段剖析得失，疑似分明。然与前后二段不甚相属，亦未喻其境。”1 803可见专就“文笔之辨”的议题而言，纪昀既未完全掌握“文笔之辨”的内涵，也不了解 总术 篇谈论文笔议题的意义。20 世纪初，刘师培秉承阮元学脉，率先对“文笔之辨”进行讨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又有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加入，由此开启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文笔议题的关注，讨论的内容包括文笔定义、文笔说的演变、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价值等，可以说已经较为深入、充分地掌握了“文笔之辨”的内涵2。但是，在格外重视逻辑结构的 文心雕龙 中，“文笔之辨”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何被放置于 总术 篇首段，则令人难以捉摸。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收稿日期 2022-11-01作者简介 陈灵心（1994-），女，广东汕头人，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检视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不少学者在研究“文笔之辨”时曾试图解答过这一问题，但往往寥寥数笔，轻描淡写地带过。如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总术 是创作论的总论，因为全书的序言放在末了，所以创作论的总论也放在创作论的末了。在文体论里，是按照文和笔分类的，所以创作论的总论也从文和笔谈起。”1 807从文体论、文述论（创作论）的先后顺序谈起，这是就 文心雕龙 的成书体系而言的。周振甫还提到另一个观点，即刘勰批驳颜延之“言”“文”“笔”三分的文体分类体系，“因为按照三分法，经书都是言，不是文，那么论文就不好宗经了。”1 807这是就 文心雕龙 的写作要旨而言的。此后的研究者大抵不脱这两种基本思路。如戚良德 文心雕龙 总术篇 新探3、李长庚 “当其无，有车之用”论 总术 篇在 文心雕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4就着重从 文心雕龙 的结构去谈“文笔之辨”存在的意义。而王运熙 文心雕龙探索5，张长青、张会恩 文心雕龙诠释6，詹福瑞、许鸿翔 文心雕龙“总术”考释7，白建忠 文心雕龙 总术 篇内涵新探8 132-144 等专论，便是从“宗经”说出发，认为“文体之辨”是为文能宗经开辟道路。虽然，以上的论述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来说，都只抓住了问题的某一方面45进行阐述，存在着不够全面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六朝文学观念发展之背景、“文笔之辨”对 文心雕龙 体系建构的影响、“文笔之辨”对 总术 篇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对 总术 篇中“文笔之辨”存在的意义进行讨论，兹叙如下。一、“文笔之辨”是六朝文学观念发展的产物郭绍虞曾这样论及六朝文笔之辨的问题：“文笔之分，盛于南朝，在它之前，并没有对这问题作严格的区分；在它以后，这个问题也自然地归于淘汰。”9 575这一段话正是解答纪昀“未喻其命意之本”的关键。盖“文笔之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分类方法，本就是文学观念发展至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朝之后特有的产物。这个议题在此之前与之后，都不曾引起大规模的关注，但在当时的文坛，却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即是刘勰在 总术 中郑重其事谈论“文笔之辨”的第一个原因。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逐渐从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人们开始意识到文体芜杂、难以分类的问题为文学批评、文集编纂工作带来的不便，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简单明了的分类方法来适应时代的需求，于是汉末魏晋泛指文学制作的“文笔”一词逐渐产生变化，文笔之分应运而生。从文献的记载上看，至迟在魏晋，“文”与“笔”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了。如曹操 选举令：“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10晋书 候史光传：“光儒学博古，历官着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11 1290晋书 杨方传：“在郡积年，著五经钩沈，更撰 吴越春秋，并杂文笔，皆行于世。”11 1831但在这些记载中，“文笔”一般用来泛指文学制作，可见时人对文体分类的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正如叶朗 中国美学通史 所说：魏晋时期，人们将有韵之文（如诗赋）、无韵之文（如议论）相属连类地陈述措置，显示了一种相对粗放的、下意识的区分，不过，这时“文笔”常常连用，并未细分。晋人虽然逐渐认识到文体之间的某些细微区分，但尚未从理论上自觉认识不同文体之间的审美共性，更没有以“文笔”来具体指称这些共性。12一直到刘宋时期，自觉、明晰的文笔之分才正式出现。宋书 颜竣传 云：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奂得臣义，跃得臣酒。”13 1959又，宋书 颜延之传 云：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咨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13 1903这两则记载被认为是文笔之分的最早记录，从时间上看，也与 文心雕龙 总论 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别目两名，自近代耳”的记载吻合1 801。从 颜延之传 中可以推测，颜延之所谓“笔”，大概是指檄文一类实用性的文体。可见“文笔之辨”在刘勰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新兴的文学议题。不仅如此，“文”“笔”二体的分类标准，也不是一开始就昭晰明朗的。在南朝，至少存在着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文笔之分。第一种以颜延之为代表，文心雕龙 总术 曰：“颜延年以为 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1 801颜延之在“文”“笔”之外，还引入了“言”的概念，即周振甫所说，形成了“言”“文”“笔”的三分法，“认为没有文采而不押韵的经书是言，有文采而不押韵的传记是笔，有文采而押韵的诗赋是文。”1 807第二种观点以刘勰为代表，文心雕龙 总术 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1 801所谓“今之常言”，也即说明这种“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二分法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常识，而非刘勰个人的独创。第三种观点以萧绎为代表，金楼子 立言 云：“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14可见萧梁时期对于文笔的划分又比刘宋时更趋于细腻，对于“文”的范畴，除了押韵这种形式上的要求外，更要符合“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也即抒写性情、文辞华美、讲究声律等美学上的标准。由此可知，文笔之辨在南朝又是一个尚在演进过程中的、复杂的文学议题，在 文心雕龙 写作之46前与之后，都存在着意见各异的讨论。因此，从 文心雕龙 写作时的文学背景、时代思潮来看，讨论“文笔之辨”的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文笔二体的分别，随着文学的演进、时代的发展，到唐代已趋于模糊，彼时由于诗歌创作的繁荣，文笔之分逐渐为诗文之分所取代。宋代之后，一般人已不知六朝曾有过“文笔之辨”的问题。有清一代，以阮元为代表的学者为了复兴骈文，与桐城派相抗衡，才又重新就“文笔之辨”的议题提出讨论。据此可知，在纪昀所处的时代，文笔之辨是一个式微的、极度陌生的议题，对清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也难以产生推动或冲击，这或许正是纪昀对 总术的“文笔之辨”存在质疑的原因。二、“文笔之辨”对 文心雕龙 体系建构的影响上文讲到 文心雕龙 对“文笔之辨”的议题进行讨论，与文学观念发展至南朝所产生的新变有关。但是这一时代背景并不足以回答纪评“此一段辨明文体，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的疑问。要回答“文笔之辨”在 总术 篇首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还须从“文笔之辨”对 文心雕龙 体系建构的影响进行考察。文笔分类的观念贯穿于 文心雕龙 全书，是刘勰结构全书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陶礼天总结说：“对刘勰 文心雕龙 文笔 论的研究，就存在几乎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刘勰反对 文笔分别 论，一种认为刘勰恪守 文笔分别 论。”15相较之下，笔者更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原则深深影响了刘勰 文心雕龙的写作。刘勰本人正是严格按照 序志 所谓“论文叙笔”1 918的原则对文体论诸篇进行分类排列的，正如刘师培所说：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 明 诗 乐 府 诠 赋 颂 赋 祝 盟铭箴 诔碑 哀悼 杂文 谐隐 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 史传 诸子 论说 诏策檄移 封禅 章表 奏启 议对书记 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 雕龙 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16刘勰本人是如此重视“论文叙笔”这项工作，认为只有在全面辨析、了解各类文体的基础上，才能接着“剖情析彩”，将具体的创作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理论。刘勰书中也有不少分文叙笔的表达，如 风骨：“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惟藻耀之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1 554声律：“属笔易巧”“辍文难精。”1 603时序：“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1 816才略：“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1 862以上都说明刘勰本人确实是文笔分类的支持者与践行者，“论文叙笔”的观念对 文心雕龙 的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总术 首段的“文笔之辨”，还是联结 文心雕龙 文体论和文术论的关键。这里要先说明的是总术 篇在 文心雕龙 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学界对此存在四种主流观念：第一种看法认为，总术 是对 神思 至 附会 18 篇文术论的总会；第二种看法认为，总术 涵盖的对象除文术论外，还包括 20 篇文体论；第三种观点认为，总术 是对枢纽论、文体论、文述论三者的总结；第四种观点认为，总术 是对全书所有关于文学原理的论 述8 133。笔者更倾向于以黄侃、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种看法，认为“此篇乃总会 深思 以至 附会之旨，而叮咛郑重以言之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17 208，“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 神思 以下诸篇之义，总谓之术，使思有定契，理有恒存者也。”18按 序志 的说法，文心雕龙 是按照“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也即枢纽论、文体论、文术论的顺序结构全书的。虽然，在 文心雕龙 的体例中，像 序志 这样本应置于最前的总论，被安排到全书的最末，但从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上讲，具有总论性质的篇章本就应该先于分论阅读。同理可知，作为文术论总会的 总术，在 文心雕龙 的体系中，实则起着上承文体论，下启文术论的作用，承担着联结板块与板块的重要功能。从内容上看，总术 既不像 明诗 诠赋那样具体地阐述每种文体的流变与写作技巧，也不像 神思 体性 诸篇谈论某种创作方法的具体生成和运用，而是强调文学体裁芜杂繁复，常令写作者与评论者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因此才要强调掌握“研术”“晓术”，也即掌握文学创作方法的重要性。总术 篇首的“文笔之辨”，正是从文“体”到文“术”的联结，也是文体论与文术论的过渡。可见 总术 篇由“文笔之辨”讲起，正体现了47刘勰建构 文心雕龙 理论体系，将文体论自然而然过渡到文术论的良苦用心。三、“文笔之辨”对 总术 的意义总术 可分为四个部分：从“今之常言”，到“知言之选难备矣”，谈“文笔之辨”议题；从“凡精虑造文”，到“制胜文苑哉”，谈作文之前“研术”“晓术”的重要性；从“是以执术驭篇”到“亦鄙夫之见也”，是用弈棋与博戏作比，进一步说明“执术驭篇”的重要性；最后一部分是赞语。因 总术 篇是文术论提纲挈领的总论，故在篇中谈研术、晓术，以及执术驭篇的问题很好明白，而首段“文笔之辨”的加入，则多令人费解。试看 总术 篇首“文笔之辨”的论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1 801这段议论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说明将文学区分为“文”“笔”两种文体，是近代也即刘宋之后才出现的议题；其次，以 文言 富有文采为反例，驳斥颜延之以经典为言，以传记为笔的分类方法；最后，批评陆机 文赋 对文体的归纳不够全面。问题是，强调“文笔之辨”的重要性，那么讲到“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也就足够了，何以还要谈颜延之“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与陆机文赋“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刘勰试图纠正时弊的动机有关。刘勰之所以要在“文笔之辨”的问题上批评颜延之和陆机，前者是为了呼应“宗经”的思想，后者是为了强调“正体”的意义，这两点，正是刘勰针对文坛时弊所开出来的药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是，文学作品愈来愈注重文学形式与美感的表现，绮艳浮靡的文风成为文坛上的主流，隋书 李谔传 云：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业，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以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范，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浇漓愈扇。19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也注意到了这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趋势1 85，故试图以“宗经”之旨纠正过分沉溺声色的时弊，以恢复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正如 议对 书记 所提到的状况：“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1 463“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之牝牡也。言即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1 487“重文轻笔”成为“宗经”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敌人。虽然，就像郭绍虞所说，颜延之“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的提法，“是文学离开经学的新认识”“假使不是文学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就不可能有这等的言论”9 603，并不是全然荒谬、无法自洽的结论，但是刘勰却敏锐地意识到，将经典划分到“言”的范畴，从而使其与“笔”，甚至是“文”完全分开，无疑有加重“重文轻笔”之弊的危险。因此，刘勰反对颜延之的三分法，主要是为了将“经”纳入“文”的范畴之中，以弘扬贯穿全书的“宗经”思想。詹杭伦指出：颜延之的观点，其实质意义是，既然经、史、子、集已经分部，那么，再讨论集部的“文笔”问题时，可以不涉及经典；而刘勰的观点，其实质意义是，虽然经、史、子、集已经分部，但是，六经是一切文章的渊薮，因此，在讨论集部的“文笔”问题时，也不可以置经典于不顾，否则容易发生迷失根本、断港绝潢的错误。这与刘勰在 文心雕龙 序志 篇中所说“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立论的基点是完48全一致的。20可见颜延之“三分法”与刘勰“二分法”的冲突，实质是“宗经”立场与“文士”立场的对抗。因此，可说“宗经”思想正是刘勰要在 总术 篇“文笔之辨”的段落中驳斥颜延之观点的内因。刘勰接着还批评陆机 文赋 有“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强调“正体”即文体辨析的重要性。可以看到，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何等重视辨析文体工作，他在 序志 中就明确表示，了解作文之枢纽后，紧接着就要进行“论文叙笔”“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 916的工作，显然“论文叙笔”是构筑佳篇的前提。是以 封禅 云：“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1 410定势 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1 585镕裁 云：“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1 615附会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1 789皆强调辨析文体对创作者的重要性。对文学批评者亦然，知音云：“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1 888文体辨析的工作，仍被放置于首位。故批评 文赋，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为了强调只有充分掌握文体辨析的知识，知道何种文体可搭配何种内容的书写，才能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佳作。故 总术 下文有“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1 802的表达，与此形成前后呼应的关系。本篇的赞语“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1 802也表达了这个意思，认为“文笔之辨”是下文“研术”“晓术”的前提。因此，为了匡正 序志 所说的“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 915的时弊，刘勰在 总术 篇首段，先谈“今之常言”普遍的文体分类方法，再驳斥颜延之的“三分法”以“宗经”，后批评陆机的文赋 以“正体”，便顺理成章，可以理解了。四、结束语综上所述，刘勰在 文心雕龙 总术 首段论“文笔之辨”议题的动机与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时代背景来看，“文笔之辨”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分类方法，是文学观念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为了适应文学批评、文集编纂工作的需求而出现的产物。六朝以后，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该议题逐渐式微，不为后人所了解。此在刘勰当时是非谈不可的话题，而后人观之，则难免感到疑虑。其二，从 文心雕龙 全书的结构来看，总术 是联结体论和文术论的关键。在刘勰看来，文笔分类是建构 文心雕龙 论文体系、排列文体论诸篇顺序的重要原则；而昭晰各类文体，又是进行文学创作、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前提，故在 总术首段谈论“文笔之辨”的议题，对 文心雕龙 全书的体系来说，正好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其三，从“文笔之辨”对 总术 的意义来看，这一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匡正六朝文学“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的弊端。故刘勰先论今世普遍的文笔分类方法，再驳斥颜延之“言”“笔”“文”的“三分法”，最后批评陆机 文赋 存在“实体未该”的弊端，主要是为了强调“宗经”与“正体”的重要性，为下文文术论的议论开辟道路。参考文献：1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M.台北：里仁书局，1994.2 冯源.20 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 J.南都学坛，2005（3）：60-66.3 戚良德.文心雕龙 总术篇 新探 J.文史哲，1987（2）：57-59.4 李长庚.“当其无，有车之用”论 总术 篇在 文心雕龙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J.甘肃社会科学，2013（4）：111-114.5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6 张长青，张会恩.文心雕龙诠释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96.7 詹福瑞，许鸿翔.文心雕龙“总术”考释 J.大连大学学报，1994（1）：1-7.8 白建忠.文心雕龙 总术 篇內涵新探 M/徐中玉，郭豫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二辑：中国文论的古与今.上海：东华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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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s will inevitably feel strange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From the writing system of Wen Xin Diao Long,the“analysis of Wen and Bi”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Liu Xie s structure of the whole book system,but also a key clue connecting stylistic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From the significance of“differentiation of writing style”to“Zongshu”,Liu Xie mainly emphasized the two principles of“Zong jing”and“Zheng ti”,so as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correcting some people s erroneous views o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f“Yan shu”and“Zong shu”.Key words：Liu Xie;Wen Xin Diao Long;Zong Shu;analysis of Wen and Bi（责任编辑：王志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