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pdf

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序志 一文中谈到其论文方法时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其中特别强调其论文之法就是折衷。所谓“折衷”，就是分析诸家之说，比较得失，取长弃短，使之适中，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若史记所谓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也。”2周勋初先生的解释更为清楚：“刘勰曾介绍过自己的论文要旨：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所谓折衷，就是分析同一事物矛盾着的两端，较其得失，然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融合为一种较全面平稳的理论。”3仔细考察，文心雕龙在评论屈、宋辞赋时，从多个角度切入，采取的主要批评方法就是“折衷”之法。一、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屈、宋辞赋批评的要点，围绕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淮南王刘安、王逸、汉宣帝等人为代【古代文学】摘要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屈、宋辞赋批评，可以看出其主要方法是折衷。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之说。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论述屈、宋与赋体创作规范问题时均折衷诸家之说。在揭示屈、宋辞赋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特色时，分别在阐释屈、宋辞赋夸饰之法，赋比兴手法，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之说。因而其批评研究超越了前人，远比两汉、三国、两晋以来诸家的屈、宋辞赋批评研究深刻、周密，也启发了后人，开启了屈、宋辞赋批评的新视野。关键词文心雕龙；屈宋；辞赋；批评；折衷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2&ZD259）作者简介 于信，东北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助理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洪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3）04-0228-09于信张洪兴文心雕龙 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228表，认为屈、宋辞赋在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相符合；一种以东汉班固为代表，认为屈、宋辞赋的思想内容不符合儒家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两派观点采取折衷态度和方法，进行客观的辨析和论证，如文心雕龙辨骚中首先对各家观点进行介绍和梳理，指出：“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 传，以为：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4刘勰分别介绍了淮南王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诸家之说，认为都有偏颇之处，于是便结合具体作品进行折衷、辨析，论证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之异同。其一，以具体作品为据，论证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典的相同点：“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 雅者也。”5刘勰主要从体制、旨义、手法、辞语四个方面切入，证明屈原作品具备“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以此为证，论定其辞赋“同于 风雅”，即其思想内容合于儒家经典。然后又结合作品的实际情感内容，辨析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典的不同之处：“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6指出其“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四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与儒家经典不同。刘勰在辨析异同之后，便折衷诸家之说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结论：“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 楚辞 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 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7这说明楚辞，特别是屈、宋辞赋既有继承儒家经典的一面，又有其独立创新的一面，即“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意思是其思想内容融入了儒家经典的思想意蕴，总体上虽然比诗经稍差一点，但也非简单得其皮毛；其艺术形式和方法则多有独创，从辞赋的角度看则是特别杰出的。明许学夷在 诗源辨体楚 中说：“刘勰云：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乃 雅颂 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按淮南王、宣帝、扬雄、王逸皆举以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刘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8应该说他把握了要点，看懂了刘勰的论证方法。张立斋在其 文心雕龙注订 中说：“因其志行本于忠诚，故曰取熔经义；因其文采能变化风 雅，故曰自铸伟辞。”9许文雨在文论讲疏中说：“取镕经义与骨鲠所树相呼应，是就屈原作品的质（内容）讲。而自铸伟辞则是与肌肤所附相呼应，乃是就屈原作品的文（形式）讲。”10他们也都认为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在内容旨义上符合儒家经典，在艺术形式，特别是语言艺术上则自主创新。在这方面，黄侃先生之论更为精审，其文心雕龙札记中专就“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二句解释说：“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 雅者，亦再经镕炼，非徒貌取而已。”11说明屈、宋楚辞一方面在辞赋的艺术形式上具有独创性，即“自铸伟辞”，另一方面在思想旨义上与儒家经典也不仅貌似，而是经过了“镕炼”，得其神髓。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勰之前，许多批评家在评论屈、宋辞赋时，都说宋玉辞赋背离了诗经的讽谏与美刺精神，与儒家经典不合。如司马迁就曾说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229谏”12。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必也淫”1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等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4。挚虞在其 文章流别志论中说“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15。刘勰对这些人关于宋玉辞赋的评价加以折衷，肯定其作品和屈原辞赋一样，继承了诗经的讽谏精神。如文心雕龙事类 中说：“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6强调宋玉辞赋具有“取熔”儒家经典的一面，即“号依诗人”。再如文心雕龙时序：“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7也指出宋玉辞赋同屈原的作品一样具有“取熔”儒家经典的一面，即“笼罩雅颂”。其他如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8肯定宋玉辞赋同屈原辞赋一样“洞监风骚之情”。其他如文心雕龙谐隐中说：“楚襄宴集，而宋玉赋 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19强调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具有诗经的讽谏精神。可见，刘勰的 文心雕龙 在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之关系问题上对诸家之说重在折衷和纠正谬误，完善未尽之处，最后形成中肯的结论。二、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除了从儒家经学的角度考察屈、宋辞赋之外，又特别从辞赋学的角度折衷诸家关于屈、宋辞赋的论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前人。其中关于以屈、宋为代表的辞赋体制和功用问题，屈、宋辞赋与赋体源流问题，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问题，屈、宋辞赋创作与赋体标准和规范等问题的折衷之论尤其值得注意。（一）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时折衷诸家文心雕龙在屈、宋辞赋批评中，结合具体作品特别阐述了辞赋的体制和功用问题。其诠赋 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20其中“赋者，铺也，铺采摛文”说的就是赋体的体制特征，“体物写志”说赋的功用，并且特别说明赋的这种体制特征始于屈、宋。仔细考察赋学批评史，关于赋的体制特征，此前陆机文赋已经提出“赋体物而浏亮”之说21，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一方面指出“赋者，敷陈之称”22，点出赋的体制特征；又说明“假象尽辞，敷陈其志”23，点出赋的功用。另一方面，也以屈、宋为赋之典型：“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 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24前后对照，刘勰显然是折衷了陆机、挚虞之说，然后进一步完善，在剖析了屈、宋辞赋的体制和功用的同时，也揭示了赋的体制和功用，其理论概括更加精审、明确。（二）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时折衷诸家文心雕龙的屈、宋辞赋批评中还涉及辞赋的源流问题，刘勰也采取折衷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文心雕龙诠赋 说：“诗 有六义，其二曰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于是荀况礼 智，宋玉风 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 楚辞 也。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25这些论断一方面厘清了赋体的产生过程，即其渊源为诗经；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屈、宋辞赋与赋体的特殊关系，即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是赋体更加直接的源头。仔细考察，这些论断折衷了邵公、毛诗序、刘向、班固、挚虞、檀道鸾诸家之说。其中班固在230其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 成、康 没 而 颂 声 寝，王 泽 竭 而 诗 不作。”26在汉书艺文志中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7他揭示了赋体的源流，特别指出了屈、宋辞赋与后世赋体的源流关系。挚虞在文章流别论 中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28他也揭示出赋体的源头及其与屈、宋辞赋的源流关系。檀道鸾论赋与 诗骚关系之语见于续晋阳秋佚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 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 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 诗骚 之体尽矣。”29他揭示出赋体的源头，强调其与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渊源关系。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刘勰正是恰当地折衷这些论断，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赋体“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兴楚而盛汉”，即赋源于诗经，而在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中独立成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30。当然，比较而言，刘勰的折衷之论与挚虞之说更为接近，所以黄侃先生强调：“以挚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刘勰）之说互证。”31（三）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时折衷诸家对于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问题的论证和分析是文心雕龙屈、宋辞赋批评中的重要内容，相关论述主要在文心雕龙的辨骚中。文中首先阐述以屈、宋辞赋为代表的楚辞的历史地位：“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固知 楚辞 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 雅颂 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赞曰：不有屈原，岂见 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32意思是以屈、宋辞赋为代表的楚辞上则继轨诗经，下则开启后世辞赋，既是儒家经典的后继者，又是后世辞赋的开山，屈、宋二人实为辞赋宗师。并且特别强调屈、宋辞赋的成就和地位“莫之能追”，达到无人企及的状态。然后揭示其影响：“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33一方面从典型辞赋家入手，指出屈、宋辞赋对汉代赋学大家枚乘、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的影响：枚、贾得其丽，马、扬得其奇；另一方面从面上着眼，揭示其影响范围：才高者、中巧者、吟讽者、童蒙者等不同的作者都师法屈、宋辞赋。通观这些评论和分析，也是通过折衷诸家之说得来的。从中国古代辞赋批评史上看，在刘勰之前已经有众多批评家论及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其中东汉班固、王逸，西晋皇甫谧、陆云之论尤其值得注意。班固在 离骚序 中虽然对屈原其人多有否定，但充分肯定了其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屈原“为辞赋宗”“不能及”34，同时也揭示其影响：“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35王逸在 楚辞章句叙中说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将其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又揭示其在辞赋史上的影响，一言其影响深远：“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36二言其影响广泛：“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37其他如皇甫谧在 三都赋序中指出：“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231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38他认为屈原辞赋为“赋之首”，不可企及；陆云在 九愍序 中说：“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39他着重揭示了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所有这些评价均为刘勰所参照，进而加以折衷，如刘勰称屈、宋为“词赋之英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称屈、宋辞赋为“金相玉式”，等等，都可以看出参考、折衷的痕迹。（四）在论述屈、宋与赋体创作规范问题时折衷诸家刘勰在其屈、宋辞赋批评中还涉及辞赋创作标准和规范的问题，其主要观点是合诗经与楚辞之两长，“奇”“贞”兼备，“华”“实”相扶。如其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若能凭轼以倚雅 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40结合诗经与屈、宋辞赋基本特征的分析，他提出“华”“实”相扶的创作规范。在 文心雕龙诠赋中刘勰讲得更加深刻：“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41一方面从正面强调“丽词雅义”“文虽新而有质”，即讲究“词”与“义”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其实这与其“华”“实”相扶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从反面说明有些舍本逐末之人背离这一原则，其辞赋创作产生极大的弊病：“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脱离了诗经的美刺精神和传统。经过认真考察，我们发现刘勰这种华实相扶、“丽词雅义”的标准和规范也是折衷诸家之说而后形成的。关于“文”与“质”、“华”与“实”统一的思想观念，早在刘勰之前就已经出现。论语雍也 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2论语颜渊中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羊犬之鞟。”43从实而论，这里“文”与“质”的意思主要是就人的内在品质与其言谈举止而言，却是后世文章学上文质统一论的源头，后世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将这一观念引入文学批评。如司马相如论赋时就指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44这里的“文”主要是就赋的艺术形式而言，“质”则是就情感内容而言。再如扬雄在 法言修身 中也涉及“华”与“实”的关系问题：“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其要点是强调“华”与“实”的统一。又如王充论衡书解：“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45论衡超奇：“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46这里着重阐述的“文”与“实”的关系，其实就是“华”与“实”的关系问题，并且多方比喻，强调“外在表里，自相副称”，就是主张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相互统一。其他如挚虞 文章流别论 中论述得更加清楚：“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47他认为辞赋创作中关键是要“情”与“辞”、“言”与“义”统一。仔细玩味和分析，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前面引述刘勰 文心雕龙 中的“玩华而不坠其实”与“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中的“华”与“实”、“文”与“质”的相关论述显然是折衷了论语、司马相如、扬雄、王充、挚虞等人的论述，其中折衷挚虞之说尤其明显，所以黄侃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就曾指出：“自淮南作离骚传以来，论赋之言，略可见者数家。宣帝好楚辞，征被公，召见，诵读。帝又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以此虞说耳目，其后刘向（艺文志所载诗赋类论语）、扬雄（法232言所载凡数条）、桓谭（新论有道赋篇，其他篇载扬子云论赋语数则）、班固（两都赋序）、王充（论衡 所载）、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皆有论赋之词，而以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之说互证。”又特别强调：“观彦和此篇，亦以丽词雅义，符采相胜，风归丽则，辞翦美稗为要，盖与仲治同其意恉。”48不能不说，黄侃先生所论切中肯綮。三、在揭示屈、宋辞赋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屈、宋辞赋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形成了特殊的风格和特色，与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的诗经并称为“风骚”，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光辉传统，受到历代文学批评家们的特别关注。但是比较而言，关于屈、宋辞赋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和风格特色的阐述，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更为深刻。不过，经过认真地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其观点和结论也是在折衷诸家之说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其中关于屈、宋辞赋夸饰、比兴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分析和惊采绝艳的浪漫主义风格特色的论断尤其如此。（一）在阐释屈、宋辞赋夸饰之法时折衷诸家屈原、宋玉在其辞赋创作中采取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之一就是夸饰，这一点受到刘勰的极大关注，文心雕龙中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证。首先是前文所引 辨骚 篇中指出的：“诡异之辞也；谲怪之谈也；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49特别点出屈、宋辞赋在写作方法上具有“诡异”“谲怪”等特征，并且将其概括为“夸诞”，即夸张和出人意料的想象等超现实的表现方法。在诠赋篇中又指出：“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50将宋玉辞赋中夸张、想象手法概括为“夸谈”。到了夸饰篇中又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51他又将宋玉等楚辞作家辞赋的夸张、想象手法概括为“夸饰”，可谓相当精确。黄春贵在文心雕龙之创作论中说：“此言夸饰文学之盛行，始于宋玉、景差之徒，彼二人者，上承屈原之流沫，下启汉赋之先鞭。”52应该说把握了刘勰之论的精髓。同时，刘勰又从理论层面对夸饰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文心雕龙中专有夸饰篇，文中指出：“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53从理论层面深刻论证了夸饰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与其关于屈、宋辞赋夸饰方法的分析和阐述互为表里。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特别肯定了刘勰的论断，指出：“文心雕龙夸饰篇：言高则峻极于天，言小则河不容舠。尝引诗以明夸饰之义。吾谓夸饰者，即是形容也，诗经而外，见于古人文字者，不可殚述。尚书武成篇：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当知此为形容语，不可遽信其真也。”54说明夸饰的必要性，并且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夸饰”解释为“形容”，值得参考。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笔者发现刘勰对于屈、宋辞赋夸饰方法的上述分析及其理论阐释明显借鉴、折衷了诸多批评家之论。在刘勰之前，不仅刘勰所举的诗书孟子等儒家经典多用夸饰方法，而且自汉以来又有多人论及屈、宋辞赋运用夸饰方法的问题，同时，相关的理论也已经产生。首先，如扬雄法言中说：“原也过以浮，过浮者蹈云天，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竞不可及也。”55其中“过以浮”“上援稽古，下引鸟兽”指的就是夸饰之法。再如皇甫谧在其三都赋序中指出：“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56其中“夸竞”二字主要就是指夸饰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的王充更对夸饰的表现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其论衡艺增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着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233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57王充从理论上说明夸饰存在的主要原因，然后为了说明问题，又特别列举儒家经典为例，说明夸饰的问题：“傥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早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早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夫 武成 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然祖伊之言民无不欲，如苏秦增语。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犹 诗 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案后稷始受邰封，讫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属，血脉所连，不能千亿。夫千与万，数之大名也。”58他主要以诗经 尚书中的夸饰语例为据，说明夸饰存在的主要原因。对照王充此论及上述各家之说，可知刘勰对屈、宋辞赋中夸饰方法的阐述折衷了诗经尚书孟子以及扬雄、王充、皇甫谧之说，其中与王充之论更为相近，不仅理论观点相近，而且所列举的经典范例都大同小异，如王充列举诗经中的夸饰之句“靡有孑遗”“子孙千亿”，尚书中的“血流浮杵”等，刘勰也作为经典中夸饰的例证一一引入，折衷痕迹比较明显。（二）在阐释屈、宋辞赋比兴手法时折衷诸家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中的重要表现方法，其源出诗经，在楚辞中被发扬光大，尤其屈、宋辞赋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成就极高，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所以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多处论及屈、宋辞赋的比兴方法及成就。首先其在辨骚篇中就指出：“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59点出屈原 离骚中使用了比兴手法。其次如在 颂赞 中指出：“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 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60他从史的角度切入，说明屈原的橘颂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成就突出。又如文心雕龙比兴指出：“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 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61他一方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揭示屈原继承了 诗经 的传统，其辞赋创作在讽谏之时，常使用比兴手法；另一方面又论及宋玉辞赋在比喻这种修辞方法上的成就和特色，特别点出其赋中的比拟声音之法。在论证屈、宋辞赋在比兴方法的成就和特色的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专门对比兴之法进行了理论阐释，如其比兴篇中先对比兴的概念进行分析：“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62其中要点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这是对比、兴两种艺术手法特别精审的阐释。接下来结合经典作品，侧重分析比兴的作用和意义：“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 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63强调比的作用是“切事”，易于使人理解和认识；兴的作用是兴发感情，“婉而成章”，取得以小见大的效果。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考察，刘勰关于屈、宋辞赋比兴手法的介绍和分析及其理论阐释也不是一空依傍，同样是折衷诸家之说而后形成的。在文心雕龙产生之前，有人曾论及屈、宋辞赋使用比兴手法，也有多人对比兴进行理论分析和研234究。其一，关于屈、宋辞赋使用比兴手法的问题，东汉王逸在 离骚章句叙 中就曾论及：“离骚 之文，依诗 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64特别指出屈原的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他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谈到这一点：“然屈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65指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中使用了“据托譬喻”的方法，其实就是比兴之法。其二，关于比兴手法的理论阐释，也早有人开了先河。如东汉经师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66认为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托物言志。再如郑玄曾指出：“赋之言辅，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67虽然有对 诗经 美刺教化过度阐释之弊，但说比是“取比类以言之”、兴是“取善事以喻劝之”则大体合乎实际。此外挚虞在文章流别论 中也对比兴手法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68他对“六艺”一一作了阐释，强调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兴发感情。综合考察，刘勰文心雕龙 中关于屈、宋辞赋使用比兴手法的批评及其相关的理论阐述是折衷上述诸家之说之后形成的。其中关于屈、宋辞赋使用比兴手法的成就和特色的评论与曹丕为近；关于比兴理论概念和范畴的阐释则与郑众为近。对此，黄侃先生就曾进行比较和分析，指出：“后郑（郑玄）以善恶分比兴，不如先郑（郑众）注谊之确。且墙茨之言，毛传亦目为兴，焉见以恶类恶，即为比乎。至钟记室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其解比兴，又与诂训乖殊。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69一方面赞美刘勰关于比兴的阐释“最为明晰”，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刘勰之论“妙得先郑（郑众）之意”。（三）在阐释屈、宋辞赋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以屈、宋为代表的 楚辞 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突出的特色，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 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论述。如文心雕龙定势 中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70点出屈原离骚之文在词采上具有“艳逸”的风格和特色；再如文心雕龙才略从史的角度切入，总结和概括从先秦到两汉诸多作者的风格和特色：“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71其中谈到屈、宋辞赋一曰“发采”，一曰“夸艳”。又如文心雕龙通变：“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72点出屈、宋辞赋的风格和特色是“侈而艳”。其他如文心雕龙宗经中还概括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73用“艳”字概括了屈、宋辞赋的风格和特色。通观文心雕龙中关于屈、宋辞赋风格和特色的论断以 辨骚篇最为精当：“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 大招，耀艳而采深华。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中巧者猎其艳辞，吟咏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74用“耀艳”“惊采绝艳”“艳辞”“艳溢锱毫”等语言概括屈、宋辞赋的风格和特色，其中尤以“惊采绝艳”最为精审，深刻揭示出屈、宋辞赋的风格和特色，而其核心是一个“艳”字。概而言之，屈、宋辞赋在语言上的突出风格和特色就是辞采艳丽，难与并能。经过仔细考察和分析，刘勰的这一总结和概括也有其来处，是折衷诸家之言后得出来的结论。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在 史记 中谈到屈、宋辞赋的特色：“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75其中“好辞”二字就显示其追求词藻之美的倾向。此后班固在离骚序 中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235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76一方面点出屈原离骚有“丽雅”之美，另一方面又指出后世作者推崇、取法其词采。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中班固也谈到这一点：“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77虽然他对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持批评态度，但是点出其师法屈原辞赋，并且追求词采之美的特色。再如东汉王逸也对屈、宋辞赋的风格和特色作过概括，在离骚章句叙中说：“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78指出屈原 离骚 的文采受到后世作者的羡慕和赞美，又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79揭示了后世作者不仅羡慕、赞美屈、宋辞赋词采之美，而且还模仿，甚至剽窃其华美的词藻。他在楚辞章句远游序中又说：“（屈原）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80点出 远游“文采铺发”，具有词采之美。其他如西晋之皇甫谧在 三都赋序 中说：“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81一方面强调词采美丽是赋体应有的风格和特色，另一方面又以荀子、屈原之赋为典型，强调其文词采“炳然”，以鲜明、美丽为特色。可见，刘勰文心雕龙中关于屈、宋辞赋风格与特色的分析和概括也是折衷诸家之说而成的。四、结语以上是对刘勰 文心雕龙 中辨析屈、宋辞赋之时折衷诸家之说的简要分析，从屈、宋辞赋批评史的角度考察，刘勰的折衷之论不仅较两汉、三国、两晋直至梁代以前所有的批评研究都更加全面、深刻和周密，在屈、宋辞赋研究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其批评成果问世之后，对后来的屈、宋辞赋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屈、宋辞赋批评是中国古代辞赋批评史上的重镇。参考文献1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27页。2 宋 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4页。3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4 5 6 7 16 17 18 19 20 25 30 3233 40 41 49 50 51 53 59 60 61 62 6370 71 72 73 74 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25、25、25、25、125-126、145-146、151、56、35-37、35-36、35、24-26、26、26、37、25、36、123-124、123-124、25、38、121-122、120-121、121、105、153、103、153、25-26页。8 9 10 52 南朝梁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55、155、155、1387页。11 31 48 69 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60、60、174页。12 75 汉 司马迁撰，宋 裴骃集解，唐 司马贞索隐，唐 张守节正义：史记 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1、2491页。13 44 45 46 55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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