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pdf

第3卷 第2期 海峡人文学刊海峡人文学刊 Vol.3,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Humanities across the Straits （Jun.2023）127“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 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李 堃（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摘 要：“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佛教重要公案之一，此事件已被证实是僧侣的伪造附会。通过爬梳相关文献，故事的呈现经历了从无至有再到情节不断完善的过程。文本的扩充一方面体现在情节的细化，另一方面体现在宝志人物的出现。探究僧侣此举的动机，无非是想通过宝志高僧和帝师的双重身份来增加公案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同时，公案情节与傅大士见梁武帝的文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文本的撰写年代来看，公案的杜撰是有文本参照的。“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后世僧侣出于圣化达摩的目的而作，虽然是有意而为之，但是梁武帝作为公案的主人公之一，文本自然呈现出禅宗史上的梁武帝形象。因宗派差异，梁武帝的形象在佛祖统纪和禅宗文本中有很大不同，从中可见佛教语境下梁武帝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关键词：菩提达摩；梁武帝；宝志；傅大士；佛祖统纪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2-0127-08 收稿日期：2022-08-15 作者简介：李堃，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菩提达摩（？536），被誉为禅宗初祖。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菩提达摩生平事迹的史料为洛阳伽蓝记，之后出现记载达摩相关的佛教文献比比皆是，但其内容多有补充和附会痕迹，不过正是因为后世佛教文献尤其是禅宗典籍中的文字描述使达摩人物形象得以神异化。菩提达摩的史料记载繁多，其相关内容在不同的佛教文献记载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包括达摩身份、入华时间以及达摩与梁武帝往来事迹等，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达摩禅“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原则有关，使得后世无法得到确凿的文字记录，从而造成传播的讹误；另一方面是因为僧侣为推动禅宗的发展、证明禅宗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的附会和杜撰。因菩提达摩在禅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加之有关达摩的记载内容在不同的佛教文献中存在差异，达摩研究成为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并且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胡适的 菩提达摩考是研究达摩的重要成果，文章首先承认菩提达摩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但是否定了传说中达摩事迹的可靠性。胡适因洛阳伽蓝记记载达摩咏叹永宁寺盛况一事，并根据永宁寺的兴衰时间即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 年），至永熙三年（534 年）经历三月的火灾而毁，推测达摩在 6 世纪初年已达中土，并且认为“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并非史实，应为杜撰。其后学界就达摩入华时间 静、筠二禅德编著：祖堂集，大藏经补编第 25 册，第 335 页上栏。胡适：菩提达摩考，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第 63-71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28 问题进行了讨论，刘学智认为达摩来华时间应为梁普通元年，李利安更倾向于达摩刘宋来华说，徐文明认为达摩是在第一个“丁未之年”即宋明帝泰始三年来华。有关梁武帝与达摩的往来问题争议颇多，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真伪进行了论证。以胡适、释印顺等为代表的学者依据时间来判断，认为达摩见梁武帝一事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杨笑天在此基础之上又根据北朝佛教重功德利益的特点推测，达摩无功德的评价对象应为北魏孝文帝并非梁武帝。除此之外，学术界对该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同的声音，如孙述圻的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一文，认为虽然达摩与梁武帝公案不能作为可靠历史来看待，但是仍在正史中有相关的历史依据，不能将此事件与达摩“折苇渡江”“只履西归”等神异故事一致看待。此外，学术界也从达摩形象变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刘倩 达摩形象的演变一文从诸多文献入手，探讨梳理历史上达摩形象的演变。蔡雅玲 明代达摩形象研究一文围绕明代小说和诗文主要分析了明代达摩形象塑造，兼及明代以前达摩形象的塑造。学界有关达摩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的演变尤其是宝志人物在故事中的出现、此公案与傅大士见梁武帝文本的比照以及不同文献对梁武帝形象塑造的对比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论述。一、“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的演变及宝志的出现 有关达摩与梁武帝之间的往来事件“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禅宗史上重要的公案之一，该事件的记载在佛教文献中呈现出从无到有再到文本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下将按时间顺序对 6 世纪到13 世纪的部分文献中“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史料记载变化进行梳理。洛阳伽蓝记成书于 547 年，是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达摩的文献，主要对达摩身份以及来华做了简要的文字描述，内容如下：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相较于后世文献，该记载最贴近史实。记载内容并未有梁武帝与达摩见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在 6 世纪还未出现“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到 7 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亦无梁武帝与达摩会面的记载。对于这一现象的存在，胡适认为“7 世纪中叶,这些谬说还不曾起来”。8 世纪初，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梁武帝与达摩的对话记载。到 8 世纪中后期，“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字史料开始出现。760 年，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刘学智：菩提达摩来华年代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李利安：达摩来华年代考质疑，社会科学评论2007 年第 3 期。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7-101 页。杨笑天：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法音2000 年第 5 期。孙述圻：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刘倩：达摩形象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蔡雅玲：明代达摩形象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衒杨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5 页。胡适：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年，第 65 页。李堃：“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129 问世，“达摩廓然无圣公案”首次在文本中出现，后世流传版本大都是以此为底本进行的改写和增衍。与后世文献相比较，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记载内容缺少较为丰富的描述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梁朝婆罗门僧字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国国王第三子，少小出家，智慧甚深，于诸三昧，或如来禅，遂乘斯法，远涉波潮，至于梁武帝。武帝曰：“朕造寺度僧，造像写经，有何功德不？”达摩答：“无功德。”武帝凡情，不了达摩此言，遂被遣出。774 年，历代法宝记(又名师资众脉传)对达摩与梁武帝往来的记载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加工，在互动描述上增加了细节，如：“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教来。大师答曰：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梁武帝出城迎请达摩是新增细节之一，君主出城迎请为较高的礼待，相较之下，该细节更能体现出梁武帝虔诚佛教徒的身份以及达摩地位的尊贵。9 世纪初日本僧最澄入唐，根据自己所携带的多种佛书，后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最澄所引传法记现已佚失，实为 8 世纪的佛教文献，可见在 8 世纪中后期“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故事已经开始传播并形成一定影响。952 年，祖堂集编纂完成，其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记载相当完备，不仅对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进行了补充，而且增加了二人会面发生之前的谶言描述，追加了达摩离梁入魏后宝志与梁武帝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揭示了达摩“观音大士传佛心印”的身份并且传递了梁武帝本人的懊悔之意，故事情节更为完整：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者，南天竺国香至大王第三太子也。得般若多罗法，般若多罗乃告曰：“汝今得法，亦莫远化，待吾灭后六十七年，当往震旦大施法药。汝勿速去，当有难起，衰于日下。”达摩问曰：“我去彼国行化，有菩萨不？”师云：“彼国获道者如稻麻竹苇，不可称计。吾灭度后六十七年，各别着人，此国留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彼国，南方勿住，彼国天人不见佛理，好作有缘而爱功德。汝至彼国，则出不住。听吾谶曰：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恓恓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两株嫩桂久昌昌。”尔时达摩和尚泛海东来，经于三载。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广州上舶。刺史萧昂出迎，奏闻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亲驾车辇，迎请大师升殿供养。是时志公和尚监修高座寺，彼谓寺主僧灵观曰：“汝名灵观，实灵观不？”灵观曰：“唯愿和尚指示。”志公曰：“从西天有大乘菩萨而入此国。汝若不信，听吾谶曰：仰观两扇，低腰捻钩。九乌射尽，唯有一头。至则不久，要假须刀。逢龙不住，过水则逃。”尔时灵观则以纸笔录于记之。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 神会：南宗定是非论，参见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7 页。佚名：历代法宝记，大正藏第 51 册，第 180 页下栏。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转引自胡适：菩提达摩考，禅学指归，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2 年，第68 页。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30 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实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问曰：“我闻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逃过江向魏。”志公云：“陛下见之不见，逢之不逢。”梁武帝问曰：“此是何人？”志公对曰：“此是传佛心印观音大士。”武帝乃恨之曰：“见之不见，逢之不逢。”即发中使赵光文往彼取之。志公云：“非但赵光文一人，阖国取亦不回。”11 世纪初写成的景德传灯录、12 世纪初的联灯会要以及 13 世纪写成的佛祖统纪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记载基本延续了祖堂集的记载内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故事情节已基本定型。事件的基本走向在上述文献中达成以下三点共识：一为梁武帝曾接见了菩提达摩；二为二人就有无功德之事进行了讨论；三为二人的会见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但是在细节处理上如达摩的离梁方式仍有不同，如历代法宝记记载“乃辞出国”，这是自行离去，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则记载为“遂被遣出”。在此后的史料记载中，多采用梁武帝不晓达摩之意，达摩感到传法无望而主动离梁入魏之说，或者对此问题进行模糊化处理。文本的这一变化扭转了达摩被动的局面，印证了僧侣圣化达摩形象的企图。此举在达摩的传记中也有呈现，如关于达摩身份的记载，洛阳伽蓝记记载他为波斯胡人，而续高僧传记载为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属婆罗门种姓（亦有刹帝利种姓之说），且后世佛教文献多采用南天竺王子之说。此外，在故事人物方面，10 世纪以前的文献对公案涉及人物的记载上仅见达摩与梁武帝二人，祖堂集的记载中却牵涉了宝志，且宝志在事件中起到了揭示菩提达摩观音大士身份的重要作用。宝志的突然加入，并且在公案中占据较为关键的地位，必然是僧侣有意为之，僧侣此举的目的可以从宝志身份的角度进行解读。释宝志（425514），历经南朝宋、齐、梁三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据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宝志拥有分身、预言等神异能力，得到齐武帝、竟陵王等萧齐皇室的礼敬，齐武帝虽迎宝志入宫，但宝志的行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梁武帝时下诏解除了宝志出入宫内的限制，还封宝志为“帝师”。与其他高僧相比，宝志拥有政、教二界双重尊贵身份，且“帝师”的政治身份给予宝志更大的光环。自唐开始，史料中还见梁武帝令张僧繇为宝志画像一事，在唐前的史料中均未见二人往来记录，到宋元时期，张僧繇为宝志画像一事在僧侣笔下更见详尽，如佛祖统纪 五灯会元佛祖历代通载 中均有张僧繇因宝志“或慈或威”的面部形态而无法下笔的文字记载。佛祖统纪对此事记载仅交代到此，五灯会元 佛祖历代通载均在此基础上有补充记述，佛祖历代通载应是延续了五灯会元的内容：（梁武帝）尝诏画工张僧繇寒志像，僧繇下笔辄不自定。既而以指厘面门分披，出十二面观音，妙相殊丽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写。他日，与帝临江纵望，有物溯流而上，志以杖引之。随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属供奉官俞绍雕志像。顷刻而成，神采如生。静、筠二禅德所编：祖堂集，大藏经补编第 25 册，第 330 页上栏-第 334 页中栏。佚名：历代法宝记，大正藏第 51 册，第 180 页下栏。神会：南宗定是非论，转引自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7 页。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96 页。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 49 册，第 544 页中栏第 544 页下栏。李堃：“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131 宝志示现菩萨真像在高僧传中就有提及：“有陈御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现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而菩提达摩化身说法的流传基本与禅宗在唐代的发展有关，相较于宝志化身说出现较晚。因此推测宝志出现在公案中时，其示现十二面观音像之说已有一定的影响。达摩离开后，宝志特意问武帝达摩的去向并且说出达摩“传佛心印观音大士”的身份。宝志揭示神异僧真身的记载并非仅出现在达摩传记中，在傅大士讲金刚经一事的文献记载中有着相似的情节，宝志向梁武帝告知了傅大士“弥勒菩萨分身”的身份。在佛教文献记载下，宝志与达摩的缘分并非仅此而已，天圣广灯录中记载：寺志公修高座寺，谓寺主灵观曰：“名灵观否？”答曰：“凡情不测。”志公曰：“从西有大乘菩萨，今入国中，非久而出。听吾谶曰：仰睹两扇，低腰捻钩。九鸟射尽，唯有一头。至即不至，要假须刀。逢龙不住，遇水即逃。”灵观闻已，默而志之。宝志的谶言完美契合了公案情节的开展，从宝志个人身份的角度进行探究，预言准确与志公“神异僧”的身份相符。推测后世禅宗史书中增强达摩与宝志二人之间联系的行为，或许是借用宝志政治、宗教的双重高位来抬高达摩的地位，且以宝志为达摩观音大士身份的证明者也可以增加权威性，对世人来说更具有说服力。对话中梁武帝“此是何人”的发问，表明梁武帝对达摩身份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宝志和尚的解答则达摩的真实身份便会一直隐藏下去，此为僧侣有意通过文本展现武帝佛学造诣不深的一面。二、傅大士见梁武帝文本对“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启发“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杜撰并非僧侣空想捏造，而是有文本仿照的。陈志远已经敏锐地发现，在傅大士与梁武帝往来事迹构成中有一事与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以下将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细致讨论。大同五年（539 年）傅大士二次入都，此次入都活动主要是与梁武帝寿光殿论真谛一事，据善慧大士语录载：大士曰：“息而不灭。”帝曰：“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故钝。”大士曰：“一切诸法，不有不无。”帝曰：“谨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像，莫不归空。百川不过于大海，万法不出于真如。如来于三界、九十六道中，独超其最。普视众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梁武帝对傅大士真谛一事的解释以默然的态度表示了不满，傅大士于大同六年（540 年）辞帝东归。梁武帝问傅大士何为真谛与问达摩何为圣谛，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相似的是，梁武帝对二者的回答态度处于一种不认可抑或是疑惑的态度。对这种相似文本的出现，陈志远认为“在梁亡以后的佛教史叙事里，与梁武帝的会面，是诸宗教义合法性的证明，摄山三论和浙东乌伤傅大士教团，都强调其所传教义为梁武帝所服膺、首肯。而在神会的新叙事里，梁武帝恰恰是佛教正信的反面，达摩则代表了新的佛教理解。通过梁武帝和达摩的形象反差，更加鲜明地突显了禅宗简易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97 页。卍李遵勖：天圣广灯录，续藏第 78 册，第 442 页中栏。陈志远：梁武帝崇佛的远景与近观，上海书评，澎湃新闻 2020 年 6 月 25 日，https:/ 69 册，第 106 页上栏。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32 直截的实践与传统宗派的距离”。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宗派通过撰述高僧与梁武帝会面的故事以证明自身合法性为常用手段。抛开公案，达摩慧可教团与傅大士教团年代相近，虽两教团传法一北一南，但二者皆奉行苦修之道。傅大士教团苦行的重要表现是烧身，如为与皇室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证明其教团的合法性，并得到皇室的支持和资助，中大通六年（534 年），傅大士以双林寺地处偏僻、不利于教化众生为缘由，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上书梁武帝，由于傅大士书语气不谦，何昌本不想上呈皇帝，傅暀采用御路烧手的举措逼迫何昌，何昌在与皓法师商议后不得不遵照其想法上书梁武帝。傅暀烧手行为是傅大士教团烧身的事例之一，有关傅大士教团的烧身行为史书记载不是仅此一例。关于烧身行为汤用彤曾这样评价：“烧身并以骇众要誉。烧身乃宗教情绪热烈之表现，往往煽动群心，致举国若狂。故不免有人愿舍身形，以激誉流名页。”教团成员采用此种激进的手段扩大其影响、宣传其教义。达摩慧可教团的苦行之道，主要表现为头陀行。佛说十二头陀经中对头陀法进行了解释：佛告迦叶：“阿兰若比丘，远离二着，形心清净，行头陀法。行此法者，有十二事：一者、在阿兰若处；二者、常行乞食；三者、次第乞食；四者、受一食法；五者、节量食；六者、中后不得饮浆；七者、着弊纳衣；八者、伹三衣；九者、冢间住；十者、树下止；十一者、露地坐；十二者、但坐不卧。”简言之，行头陀法就是过极简、清净的生活。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记载了达摩慧可教团成员奉行头陀法的具体行为，如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慧满“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除上述公案文本与教团之间的相似性，佛教文献之下达摩与傅大士的缘分并非仅此而已。傅大士进行佛教修行是受嵩头陀的影响，嵩头陀作为傅大士修行的引路人，是探讨傅大士不可不提的人物之一。嵩头陀达摩因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名字相同，后世禅宗史书将二人解释为同一人。但是根据两人的传教轨迹来看，史实并非如此，嵩头陀达摩未曾有北方传教的经历，而菩提达摩先入梁后向北进入北魏，由此可以推断此说法为伪造。尽管并非史实，但是通过后世僧侣对二人传记的摹写，不仅可以看出文本之间的模仿痕迹，而且“总体来说，借鉴傅大士事迹建构达摩形象，丰富了达摩与江南佛教的联系，增加了达摩禅与江南地区的亲近感；傅大士对达摩的附会，则显示出达摩禅正统性确立后，其他地方传统向其归附的趋势”。综观菩提达摩与傅大士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二者均在禅宗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禅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菩提达摩被誉为东土禅宗的初祖，但由于在达摩时期的禅法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特征，因此对于达摩的传法、生前资料缺乏较为具体的文字记载。随着禅宗在唐末五代的兴盛，出于禅宗自身发展的需要，僧徒以达摩的生前事迹为基础进行了文本加工杜撰。但是从结果上来说，相较之下傅大士的经历要比达摩顺利很多，甚至曾一度与梁武帝保持联系。尽管未与梁武帝在论圣谛一事达成共识，但是傅大士被招引至建康参加御讲，足以使教团解决“合法性”问 陈志远：梁武帝崇佛的远景与近观，上海书评，澎湃新闻 2020 年 6 月 25 日，https:/ 年，第 592-593 页。求那跋陀罗译：佛说十二头陀经，大正藏第 17 册，第 720 页下栏。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569 页。陈志远：傅大士弟子慧和小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李堃：“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文本演变及对梁武帝形象的塑造 133 题，从而获得生存空间。三、梁武帝形象在不同宗派文献中的呈现“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广为流传，此事件中梁武帝一改精通佛教、至尊地位的形象，成为一个愚昧世俗之人，在达摩的眼中梁武帝建寺造像、译经度人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梁武帝自认的功德行为在达摩看来并无功德且实为不懂佛法、好大喜功之举。达摩与梁武帝的往来一事在后世禅宗典籍中有所提及，并对梁武帝有所批评，文本对梁武帝带有贬低之意。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弟子问惠能大师为何达摩回答梁武帝布施度僧并无功德，六祖大师答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又补充道：“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正面提出二人之谈不欢而散并非达摩之错，而是因为梁武帝不识真理、愚昧无知导致的。“达摩廓然无圣公案”史料的记载，呈现的并非政治史上传统的君臣关系，而有抬高达摩地位、贬低武帝之意，这也与佛教文献弘扬佛教的意图相关。“事实上，标榜教外别传的禅宗兴起后，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家以心传心的理念，势必需要借助一些为人所熟知的形象加以建构。这种情况下，梁武帝以其帝王身份和对教义的深研，出现在禅师们的视野之中，成为合适人选。”达摩未得到梁武帝的赏识离梁入魏后，宝志和尚告知梁武帝达摩的身份，梁武帝听后懊悔不已，这都体现了菩提达摩地位的崇高，相较之下，梁武帝的“有眼不识泰山”略显平庸。禅宗僧侣以杜撰公案的形式一方面传递了自身的教义和主张，另一方面塑造了菩提达摩与梁武帝的个人形象，因公案事件并非史实，僧侣塑造人物形象是有意而为之，文本的撰述掺杂了僧侣的个人情感。梁武帝个人形象在非禅宗文献中虽没有正史中记载的丰功伟绩，但是也没有禅宗文献中刻意贬低的色彩。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派，在其教史文献佛祖统纪卷三七中梁武帝为主要人物之一，其中对梁武帝在位时期扶持佛教发展的事迹进行了记载，而且佛祖统纪对达摩与梁武帝二人的相见也有记录：大通元年南天竺菩提达磨泛海至广州，诏入见帝。问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云：“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云：“不识。”帝不契，师遂渡江入魏。与禅宗文献对此事的记载相比，佛祖统纪 仅将菩提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交代清楚，记载较为简单、杜撰成分较少。佛祖统纪的作者、天台宗僧人志磐没有圣化达摩形象的立场，同样也不必贬低梁武帝。结合佛祖统纪在涉及梁武帝篇幅中的其他内容，不难看出志磐对梁武帝崇佛行为的肯定和尊重。对于梁武帝整顿僧团、颁布断酒肉文的举措，佛祖统纪记载：“祭祀出俗典，改祭据佛经。俗典则未逃杀害，佛经则唯重慈悲，杀害则报在三途，慈悲则果成万德。以善改恶无不可者。”志磐认为梁武帝此举符合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因此是合理的，肯定了萧衍禁止僧侣食酒肉的举措。除此之外，文本还记载了梁武帝多次舍身同泰寺，特别在中大通元年（529 年）建康城发生 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 48 册，第 351 页下栏第 352 页上栏。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 48 册，第 352 页上栏。侯本塔：禅门公案的帝王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8 月 6 日第 004 版。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 49 册，第 350 页上栏第 350 页中栏。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 49 册，第 349 页下栏。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34 时疫之时，武帝为救度百姓设无遮大会、舍身同泰寺，以此为国祈祷，以及太清三年（549 年）侯景围攻台城，梁武帝泰然自若，而侯景却面带畏惧。通过这些描述不难看出志磐笔下梁武帝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对于梁武帝之死，佛祖统纪记载是为斋戒而死，在侯景之乱时，梁武帝依旧能够遵守戒律、坚持斋戒。志磐对武帝一生如此评价：“帝日角龙颜，舌文八字，项有浮光，日中无景，右手成文曰武。晚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粝饭，布衣皂帐一冠三载。五十便绝房室，不饮酒听乐，制涅槃 大品般若 净名 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此评价与正史中的记载颇为相似，据南史文本记录，梁武帝之母因梦抱日而孕且自出生便有不凡之体征，如“异光”“龙颜”“浮光”等，虽异相的记载不为可信，但是通过佛祖统纪延续了正史中梁武帝的神异生平来看，志磐不仅对梁武帝没有刻意的贬低，而且还有美化的倾向。有关“异相”的记载，无论是在正史还是佛教文献中都颇为常见，正史中尤其是开国皇帝的记载中使用更为频繁，王倩指出：“从宗族发展与皇族历史的角度来看，帝王异相神话的创造不仅仅是出于受命的需要，其背后还有巩固帝王身份与地位，以及王室宗族成员获得身份认同的意图。一旦开国之君或继位之君的神圣血统与地位获得认同，整个皇族乃至于整个宗族的血统与身份就获得了合法性表述。”因此，“异相”代表天赋和不凡，更容易得到世人的尊敬。此种理论不仅适用于古代政治而且适用于古代宗教，“异相”描述将高僧赋予神异能力，使之成为“神异僧”，或许僧人与帝王“异相”的史书记载是互相影响、互相启发而成。在正史的记载中，萧衍自幼便聪慧过人，获“竟陵八友”的称赞与器重，在任司州刺史时有沙门僧恽对萧衍说：“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种种表述都体现了梁武帝气度不凡。梁武帝在位期间，勤于政务、孜孜不倦，生活朴素但却在佛教发展上给予很大的支持。南史记载：“及居帝位，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设净馔，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综上，正史中的梁武帝自幼便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即位后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甚至曾亲自参与佛经的译注。从这一层面来看，梁武帝不仅是一位勤政皇帝还是一位有着一定佛学造诣且虔诚的佛教徒。甚至在后世的正史记载中，梁武帝佞佛亡国一事成为臣民为劝诫皇帝抑制佛教发展的重要事例，虽将萧梁亡国归于梁武帝佞佛颇为片面，但是从该现象中可以看出梁武帝皇帝菩萨形象已深入人心。结 语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信仰，试图找到一种可靠的力量帮助其在中国扎根发展，皇帝成为他们的不二人选。梁武帝成为“达摩廓然无圣公案”的主角之一，是因为“在佛教中国化的前期，佛禅理念与梁武帝为代表的教派义理以及皇权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故而他在禅门公案中的形象大都是禅学思想改造的对象”。（下转第 144 页）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 49 册，第 351 页下栏。王倩：感生、异相与异象：“天命”神话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李延寿：南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0 页。李延寿：南史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22 页。侯本塔：禅门公案的帝王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8 月 6 日第 004 版。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44 直到南北朝晚期才出现以吟诵山水为主体的诗歌，但仍旧有不少山水诗将寄情说理融为一体，诗中的哲理之思即为山水智慧。最后，相较于其他劳动行业，垂钓者可在独处静坐中修得禅思，砍薪者在深山僻静处获得力量，这一点既源于人们素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又与佛教修行中所遵行的循序渐进的戒、定、慧思想一致。因此，在儒、道、佛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渔樵文化”的内涵就更为丰富，成为中国文坛上重要的一部分。总之，佛典中诸多譬喻当中的“船师喻”自始有之。公元 1 世纪左右由南印度地区经印度半岛、西域等地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互相借鉴、吸收，形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船师喻”模式。如改变形式后的譬喻组合“火宅喻”，突破对今生脱离“烦恼海”的度化，引导信众修行来世轮回的度化思想。再如“渔樵世界”的构建，完全是本土化的产物，体现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度化。诸如种种，都是“船师喻”思想本土化的实践与应用。因此，“船师喻”作为佛典中譬喻艺术的代表，从东汉到当下，一直随处可见地出现在传统文学创作中，任由创作者的艺术加工再加工，成为新的文学样式继续在文学天地里驰骋。（责任编辑：李湖江 何 妍）（上接第 134 页）“达摩廓然无圣公案”是佛教重要的公案之一，广为流传，记载文本最初出现在 8 世纪中后期，随着佛教文献书写的多方面完善，公案故事情节在 10 世纪基本定型并为后世所沿用。其中，公案文本的完善一方面体现在故事情节的细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故事人物的增加，即宝志在公案中的出现。探究宝志人物出现的原因，从宝志个人生平地位上进行解释较为清晰合理，宝志高僧与帝师的双重身份对僧侣来说是增加公案可信度的重要人选。公案的具体情节展开与傅大士见梁武帝一事有着很高的相似性，按照文本撰写时间来看，公案参考了傅大士与梁武帝往来的相关文本。通过爬梳有关梁武帝形象的不同史籍，差异之处显而易见，在佛教禅宗公案故事情节的记载下，梁武帝平庸无知的一面跃然纸上；正史记载下，武帝自幼便有异相，有着超出常人的风范，而“皇帝菩萨”的形象又成为后世劝谏帝王佞佛的反面教材；佛教天台宗的教史文献佛祖统纪肯定了梁武帝一生为佛教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且肯定了萧衍的崇佛行为。如此可见，撰者身份影响其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形象塑造，也正是因为撰著人宗派身份的不同，使得文献撰写呈现出不同的梁武帝形象，使得后世的梁武帝形象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面貌。（责任编辑：李湖江 何 妍）Abstract 159(Jinjiang,Huian,Nanan)who were near by Quanzhou capital,and Anxi residents,Tongan residents,and even Yongchun residents.Tongan residents usually did not tend to cooperate with the other three kinds of Quanzhou residents,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ongan county and even Xiamen in the Qing Dynasty.The“Sanyi residents”in Quanzhou do not incline to regard Anxi residents and even Yongchun residents as their“fellow countryman”.They should be located in or close to the Quanzhou capital.Therefore,they did not regard the residents of several counties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as their“fellow countryman”.In the past,although the Japanese colonists in Taiwan had fou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of Quanzhou residents in Taiwan,they did not include the Yongchun residents in the statistics of Quanzhou residents in Taiwan,which was a mistake of the Japanese colonists in their cognition of 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fact,the explanation of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found i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Quanzhou,which is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It is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ose who used to“discuss history by island”in the past in Taiwan.A Study of the Maoshan Daoist Master Wang Yuanzhis Lif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BAI Zhaojie Abstract:Wang Yuanzhi was a well-known Daoist master from Maoshan.He lived through the Liang and Chen Period,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several Emperors.After his death,Wang repeatedly obtained honorific title from Tang rules.By re-study the existing materials about him,we can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Wangs life and Daoist thought.Meanwhile,we can also see Wang continued to keep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n society after his death and some immortal legends about him were created.This phenomenon both thanked to Wangs good reputation and his disciples active operation.The detailed analysis on Wangs lif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presents a historical profile of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a religious group and profane officials centered on a famous Daoist priest in the medieval period.The Text Evolution of“The Bodhidharma Case”and the Shaping of the Image of Emperor Liang Wu LI Kun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Buddhist case,Bodhidharma Case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forgery attached by monks.By combing throug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ory undergoes a process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lot.The expansion of the text is reflected in the refinement of the plot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Bao Zhi characters on the other.The motive of the monks is to increase the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of the case through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