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的使者”——作为文化现象的古代河西走廊译者.pdf

书书书“融通的使者”作为文化现象的古代河西走廊译者王作伟（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张掖 ）摘要河西走廊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古时起，就是多民族聚居和兵家必争之地，是西域各国东往西来的交通要道，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发生的地方。译者便是这些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介质。纵观河西走廊历史，译者之“融通”功能不可小觑。然而，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最繁盛的时段只有近千年，在元代以后几近沉寂，这一现象跟历史的演进是紧密相关的。本文主要对历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进行概述式研究，将他们作为研究主体和文化现象来看待，兼论译者所处的历史及文化背景，突出他们在河西走廊历史中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关键词古代河西走廊译者；译者的产生；文化现象；历史地位；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译者便是翻译活动发生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之一。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译者都并非凭空出现，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同时，译者与他们的翻译活动也建构了历史，并塑形未来。翻译史作为史学的一部分，其“研究的核心是人重点是译者”。翻译研究者皮姆也认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译者，“只有译者负有社会因果的责任”，他强调了译者的社会功能。没有将译者作为主体的翻译史研究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因为“以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是直接指向译者，探讨译者作为翻译现象本身的问题借助其他翻译元素和现象来对译者作为翻译现象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范式凸显了译者作为历史参与者和创造者的一面，强调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在河西走廊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翻译的助推作用不言而喻，翻译促进了这一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多种文化之间的不断融合，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融通”功能，而他们作为整体的生命轨迹就是河西走廊历史的部分再现。在本研究中，古代河西走廊译者主要指在河西走廊生活、驻留过的译者，以及在他处从事翻译活动的河西走廊人。根据他们所译内容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即经文译者、官方公务译者和民间译者。在有文字可考的文献中，人数最多的是经文译者，主要是佛经译者；官方译者较少，只有些许的记载；而那些民间译者无所提及，更遑论其姓名。这三类译者反映了古河西走廊的文化和生活形态，即精神信仰、民族交流和世俗生活。这些译者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在古代河西走廊逾千载“纷乱”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融通”的社会功能，他们也集体性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因此，对河西走廊译者进行研究时，无论是名垂青史的，还是寂寂无闻的，都需要“将译者作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向纵深拓展”。他们作为群体构成的现象，是对河西走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状况做出的回应。一、古代河西走廊的“千载乱象”与译者的产生译者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产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译者作为文化现象，是指“不要只把译者视为个人或个体，将其翻译行为视为个人或个别的活动，而是不论个人还是群体、知名或不知名的译者及他们的翻译以至其他活动，都集体地构成一个文化现象，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参与、回应、协商以至影响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甚至是具体地对独特文化问题作出回应”。只有将译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量和研究，才能了解翻译活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体现出译者或译者群体的社会功能。古代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从明代开始渐入沉寂，而在之前逾千年的时间里，翻译活动为何在河西走廊呈现盛况？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在元代之前，河西走廊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另外，河西走廊民族繁多，在河西走廊归汉之前，生活着塞种、月氏和乌孙等民族（这三族后来迁出河西走廊）；在归汉之后，除了汉族，河西还迁入了羌、氐、匈奴、吐谷浑、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吐蕃、蒙古以及后来的满、回、藏等民族，还有西域各国东往西来的外交使者、商队、游历者等群体在河西走廊驻留和生活。战事之乱和人口流动的“乱象”需要译者作为中介来协调社会的良性运行以及民众生活的顺利开展。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民众的世俗生活，都呼唤译者的出场。从思想层面来看，统治者需要从精神上来安抚民心，宗教恰好有这方面的力量，于是大批由统治者扶持的译经者出现了。从政治和外交层面来看，统治者需要译者与西域各国的使者沟通，或者在河西割据政权之间进行沟通，以促成外交和贸易等事务的顺利进行。因此，由官方委任的公务译者便产生了。从生活层面来看，该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需要有译者去辅助达成不同民族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易与交流，便利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诉求，由此便出现了民间译者。二、古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古代河西走廊的译者，无论是宗教经文译者、官方公务译者，还是民间的无名译者，都不得不去面对河西长期混乱的局势，“乱中求通”，他们在不自觉中以翻译活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佛经译者除了笔译佛经，也有口授佛经的活动，而公务译者和民间译者则更多是倾向于口译活动。他们的出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从河西走廊的文化交流史来看，译者不仅是河西走廊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河西走廊历史的创造者。（一）宗教译者古代河西走廊并不存在纯粹的某种宗教，而是多种宗教并行发展，外来宗教中佛教的发展最为繁盛，其次是祆教（波斯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对任何一种宗教而言，传扬教义和发展信众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活动，而外来宗教要在异域文化中传播是不易的，翻译便是其传播必经的一个环节，主要有口授和笔译两种方式。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佛经译者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东传的过程中，翻译的助推作用是显见的。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翻译是佛教生命力在异域文化中绵延的关键。从两汉开始，佛教传入，其在中华大地的生存可以说是历经曲折。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梵语及古代中亚语言佛经被译成了汉文。实际上，最初直接从梵语翻译而来的佛经很少，从西域以及中亚等地语言二次转译而来的经文居多。古代河西走廊早期译经多为“口授”，后来笔译佛经活动逐渐增多。这些译者中有东往西来的异域僧侣、四方云游的中土僧人，也有河西本地的译经者，他们的身份上至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下到普通僧侣和信众。河西走廊的笔译译经活动，始于东汉末年，但在目前已发现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的译经人姓氏却无法考定。一个原因是，佛经翻译最初只是信徒的自主行为，“况当时翻经之处，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保护。不过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罕署姓氏，甚至名称混淆，其姓氏有全不可考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僧人没有将自己名字署于所译经卷之上的传统。西晋时期，敦煌成为佛经翻译中心。竺法护是此时在河西译经的代表人物，其出色的译经活动使敦煌成为河西译经的重镇。在从敦煌去长安的路上，竺法护一路传译，所译佛经甚多，根据不同的记载，总数在 部至 部之间。他在敦煌译经之时，“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人法宝，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襄公相助”。阿惟越致遮经记第十四曰：“元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姜子候得梵书 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息闻知”二七四。圣法印经记第十七曰：“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萨沙门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二七七。可见，竺法护译经，“助译者多，共襄其成”，而且参加竺法护译经的都是佛教界著名人士，除了上文提到的，在文献记载中名字可考的较少。当时的笔受，主要是用其所通语言记录名僧口授的佛经，“并在表达上斟酌词句，润色章法”。五凉时期，河西走廊涌现出很多佛经译者，以北凉居多。“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践摩、智猛、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而法显、智严、法勇、支法领等均经凉州至西域，皆在沮渠氏王北凉之时。即至宋初，尚闻有河西沙门释县学、威（亦作成）德等八僧，西至于阗，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亦甚可惊也”。昙无谶翻译 大般涅槃经时，其译场中的笔受主要有慧嵩、道泰、道养以及北凉宫廷写经生樊海。此外，北凉时的译者还包括昙篡、昙觉、道朗等。五凉时期，有三次大型的译经活动。第一次由前凉张天锡主持（年）。据 开元释教录卷四记载，从前凉张轨永宁元年辛酉到张天锡咸安六年丙子，七十六年里，共译经四部、六卷。“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士，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于凉州内正厅堂后湛露轩下，出 须赖经等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受笔，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同在会证。”第二次大型译经活动发生在沮渠蒙逊攻灭西凉之后（年），他邀请昙无谶主持译经。魏书卷一一四 释老志记载如下：“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第三次大规模译经由沮渠牧犍邀请西域高僧浮陀跋摩，在凉州闲豫宫译场组织译经。全宋文卷六十二载有北凉沙门释道挺序文，“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王亲屡回御驾，陶其幽趣，使文当理诣，片言有寄。至丁卯岁七月，上旬都讫，通一百卷。”这次译经有三百多人参加，规模令人惊叹。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北魏时期，由于社会动乱频繁，人们寻求安稳的心理状态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促使佛教更广泛地传播，同时译经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很多。然而，那时相对较强大的政权都不在河西走廊，建康、邺城、长安、洛阳等地成为佛经翻译的中心，在河西走廊进行的佛经翻译活动逐渐变少，很多译经者被迫离开，如浮陀跋摩、智嵩等译经高僧，史书记载当时凉州的译经活动受到了重创，北魏“西伐姑臧，凉土崩乱，经书什物皆被焚荡”。不过，此时仍然有译者在河西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著名的译者有智猛等人。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成了译经中心，河西走廊的翻译活动较之前代有所减少，但仍有发生。玄奘在西去求经往返途中，都在河西走廊的姑臧、敦煌等地有讲经和译经的活动。另外，唐天宝十二年（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在武威期间，哥舒翰请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等凡 卷密籍，行军司马礼部郎中李希言、节度判官监察使御史田良丘等笔受”。闲暇期间，不空还兼译其他经卷。在不空召法月弟子利言等翻译密藏期间，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于天宝十四年（年）到达武威，助不空译经。“安史之乱”后，吐蕃入主河西走廊，曾派遣掌管宗教事务的“蕃大德”到沙州，在沙州组织了译场，专门开展译经活动。在此期间，最著名的译经大家是管法成，他将很多藏传佛教的经文译成了汉文。唯识宗和吐蕃对河西统治的影响，“使得法成成为一位汉蕃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体现了法成的历史作用。“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几代吐蕃赞普曾驻扎敦煌处理政事，王妃和宰相也曾在此组织译经和抄经。”另外，从藏文典籍发现，自吐蕃时起，“大批汉族、藏族、党项族、高僧云集凉州，抄写并翻译佛经”。在当时的凉州地区，亦有很多僧众做汉藏文佛经的翻译。回鹘时期，“沙州回鹘王国内的译经及抄经也很盛行”，回鹘文 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译者名字考出，但沙州回鹘王国的译经肯定是有很多译者参与的活动。西夏在公元 年之后，逐渐“占领了河西，控制了当地的回鹘和吐蕃，为西夏译经提供了人才和经验”。西夏时期，武威是第二大佛教中心，“佛教自北凉以降已有七百年历史，形成了以甘、凉、肃、瓜、沙等佛教中心。党项族受汉、回鹘、吐蕃、契丹等族佛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其交流甚密。佛经汉译的兴盛促进了西夏文佛经翻译活动”。河西走廊的这些早期城镇都成了译者的生发地，译者当中有汉僧、藏僧和党项族人。西夏时有凉州中心和甘州中心，这两地都有译经活动发生。甘州的禅定寺“可能是将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的一个寺庙”。另外，“周慧海在天梯山石窟大佛寺主持佛事活动期间，主持翻译并刊、写了很多佛经和发愿文”。很多西夏译经人的名字无法考定，但已有文献都证明西夏时河西走廊有很多吐蕃和回鹘佛经译者。到了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取得了大的发展，有很多译者做藏文与蒙文佛经翻译。“释广福在甘泉马蹄山翻译过 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偈颂一卷和一百七十五赞。释智慧，在甘泉马蹄山（今张掖马蹄山）出家。通梵文，与西僧一起翻译过巴看落目瓦的 文殊利发菩提心愿文，还译过一卷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表 河西走廊在各朝代的译经人员朝代主要译经人员地点西晋时期竺法护等敦煌、酒泉、凉州等地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续表朝代主要译经人员地点前秦五凉时期竺佛念、竺佛含、支施仑、帛延、张天锡、慧常、释进行、鸠摩罗什、智严、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进、道泰、道掖、法盛、道朗、智嵩、宝云、僧表、昙学、威德等敦煌、凉州、甘州等地隋唐时期不空、玄奘、昙旷等瓜州、凉州等地吐蕃时期法成等沙州、甘州等地西夏时期周慧海等武威天梯山等蒙元时期释广福、释智慧等甘泉马蹄山等从东汉末年到元代，河西走廊涌现出无数佛经译者。文献中名字可考的只有上表中的几十位，但是还有很多无名译者在这些翻译活动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他宗教的译者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或波斯教，“以崇拜光明和善良为其教旨”，在东汉时就流播于河西走廊，在移居河西的胡人当中比较流行，到西夏以后就逐渐消融，只有一些崇拜习俗保留了下来。迄今还未发现祆教的笔译经卷，但祆教在敦煌、张掖、武威等地都有袄祠，说明祆教实践着一些口授方式的宗教崇拜活动。摩尼教在世纪后传入河西走廊，唐末五代时较为流行，曾在河西回鹘中盛行三四百年，在西夏灭了甘州回鹘汗国之后就消亡了，仅有一些习俗至今还留存于河西走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如裕固族的祭“俄博”习俗。摩尼教有当时译者所翻译的回鹘文译文抄本存在。基督教（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通过陆路传入河西走廊最早是在唐代，蒙元时期在河西走廊传播较广，尤以甘州为盛。“天主教传入河西走廊的最早记载大致在清初”，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都有天主堂，但由于信徒较少，在河西走廊的传教十分有限。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河西的传播虽不广泛，但既然有信徒存在，肯定有译者在翻译 圣经，并从中协调。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就传入河西走廊，其传播过程虽有波折，但一直留存了下来，在回族当中绵延传播，在河西走廊的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回族人的聚居地。彼时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如蒙元时期就有蒙古族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些都表明在河西走廊有译者在进行 古兰经的翻译活动。古代河西走廊的译经活动对我国的宗教、哲学以及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那时的经文译者大多是僧侣，他们有名望，是老百姓眼里的智者。经文翻译除了笔译，还有口授讲经活动，而后一种方式使不识字的民众也可以明白经文所蕴含的意义。译经者在人们的沟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融通”。（二）公务译者公务译者主要指在河西处理不同民族之间事务的译者。中原王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一般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民族事务，如汉代的大鸿胪、隋代的四方馆、唐朝的鸿胪寺、元代蒙古房、明代四夷馆，等等。这些机构中自然设有翻译的官职，来处理口笔译方面的事务，译员会将西域各国的呈表文译成汉文或河西割据政权的文字，以促交流。依据方豪的 中西交通史，自秦汉起，西域各国就陆续派遣使节与中原王朝交流。古代河西走廊的政局有些复杂，当中原王朝强大时，河西走廊便处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当中原王朝弱小时，割据政权就会控制河西走廊，如十六国时期、安史之乱之后以及宋代。那么，西域的使节无论是经过河西走 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廊，还是与河西割据政权进行交流，必然有河西走廊的官员通过公务译者与其交涉。西汉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到达河西走廊的时候，被占据河西的匈奴发现，成了俘虏，他在此地待了 年之久，据 前汉书张骞传记载，跟随他的译者有甘父（或称堂邑父）。“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堂邑父是胡人，懂匈奴语，在张骞滞留河西走廊的十多年里，他就是口译。从两汉开始，就有西域音乐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到五凉时期，“西凉的吕光喜好西域乐舞，后世传西凉乐，即本于此”。在音乐舞蹈传习的过程中，是少不了翻译人员的。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的“民族贸易就已初具规模”，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仍然是西域与中原之间贸易的通道；至隋朝建立，河西走廊的贸易也从民间开始了，就有了“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之盛况。从 年开始隋炀帝曾两次派遣裴炬到张掖主持对外贸易。年，隋炀帝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会见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 国首领、使者和商人”。在这些由政府举办的多国贸易会上，又怎么可能缺了译者呢？那些来参加贸易会的呈表需要翻译，而官员随行也需要译者。另外，裴炬在张掖为官时，“曾向东来经商的西域胡商做过调查，了解西域各地的山川险易、风俗民情，写成 西域图记三卷”，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肯定有口译员把胡语译成了汉文。唐朝时候，已有“伴随军旅出征或参加盟会的译员，他们都称中书译语，属中书省”。唐朝时，在河西走廊各族与西域的交往频繁，译员需求较多。另外，隋唐时期的互市监内就有译员在买卖场中服务。后晋 年，西域个部族使人去后晋京城开封呈国书，在“抵达西凉府时，有该府译语官杨行实陪同”。这表明那时河西走廊各大府衙都配有专门的译语官。在元代，蒙古人控制河西走廊之后，除佛经翻译外，官方机构设有译史作为翻译的官职，为元统治者翻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文献，主要是蒙汉文字的互译，以及与其他文字的互译活动。明 年，“皇帝曾谕令甘肃守臣要认真选择称职的 使者及 通事，一齐到天方国家购买良马”。这表明当时河西走廊民间译者不少，需要从中选择更称职的译者，去完成马匹购买。历代河西走廊的官府都设有公务译者，各代对这一官职的称呼不同，如“通事”“舍人”等。但由于翻译人员品位低下，在历史文献中提到了译事，却没有提到译者，他们是“隐身”的。（三）民间译者河西走廊历来就有多民族居住，双语或多语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口译活动比较频繁。口译者的事迹在史册中很难寻觅，因此，本研究只是将其当成一个群体来概述。秦汉以前，住在边境的外国人和外侨后裔常通多语，会扮演口译的角色。汉代，西域通道打开之后，来华僧人在译经的同时，也会在外交事务中担任口译。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时期，通晓汉语的外国商人和外国人后裔，也会担任各种口译任务。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在传教中习得了汉语，有很多都做一些口译方面的事情。明万历年间，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于 年到达肃州，两年后，修士钟鸣礼来肃州与其会合。鄂本笃病逝后，其随从亚美尼亚人伊撒克被回商投入狱中，钟鸣礼向他学习波斯语，通过诉讼将其释放，钟鸣礼就是这次诉讼中的口译者。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都可称为翻译活动，而在民间，不识字的人更多，不同民族之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间的交流也主要借助于口译。笔者推测，河西走廊多民族聚居，且是西域各国通向中原王朝的必经之地，除了官方翻译活动之外，民间应有大量的口译活动发生。但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源所限，对于这类译者的研究很少。他们的名字与事迹，随着时间的流逝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即使在古籍中有所提及，也是寥寥数笔。对他们做传记式的译者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无名译者作为古代河西走廊译者群体的一部分的确存在过，将他们作为群体来考察，虽不能聚焦到具体的人和事，但是“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旨在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其总的行为特征”。那么，就可以将这些无名的译者当作一个群体、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以突出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文化功能。三、古代河西走廊译者的社会文化功能 融通译者在两种文化、两种势力或贸易双方之间看似只是起了一种桥梁作用，但实际上，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步伐。在元以前，河西走廊一直在“乱中求通”。在“乱”的形势和“通”的需求下，涌现出上面谈到的三类译者。如前所述，他们应时代而生，是历史的产物。在河西走廊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译者共有的信息传递功能之外，这三类译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某方面独特而突出的社会文化功能，即思想传播、外交协调和文化建构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一）思想传播功能宗教译者通过译经活动将宗教思想传递给了河西走廊各民族，民间译者则以口述或笔译的方式把儒家、道家等流派的经典进行翻译，将经典之思想精髓传递给其他民族。宗教、儒家以及道家等思想中“道德教化”的内容对维护政权统治是有益的；而且，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这些思想有助于在民族间形成共通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利于国家的治理。各种宗教译者很多都是信徒，他们有传播教义并发展信众的诉求。从东汉末年到北魏开始，河西走廊佛经翻译尤为兴盛，佛经译本真可谓是“如影随形，并左右人间”。这背后的原因，与当时掌控河西走廊的政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说信徒们最初的口笔译活动都是自发的行为，但宗教的教化功能很快就被统治者察觉，经文的翻译就逐渐与政治纠缠在了一起，被统治者操控和利用。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时代，那些谶纬神学便很容易成为统治阶级夺取或巩固政权的有效工具。佛教最初传入中华大地时是比较孱弱的，其本身“必须借助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立足，因而积极依附于谶纬方术，为统治阶级巩固皇权、安民顺治造势”。因此，东汉以后，河西走廊的佛经译者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里，都与当时的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僧侣们大多是在当时政权的扶持和资助下进行翻译。由于佛经翻译活动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佛经译者大多都集中在有权贵支持的地方或政权中心的所在地。那些译经中心的形成、发展与兴盛，都是当时统治者操控下的产物，从一定角度来看，佛经译者与政权是伴生的。佛经译者大多都是名僧，其翻译和传教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如 甘州府志记载，“边陲本尚佛教，慈悲亦可化刚劲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统治者扶持并发展宗教主要原因。河西走廊的佛经译者在推进佛教向中原传播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民间译者通过翻译所传递的儒、道等思想本身也承载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是助力于民族融合形势下政局安定的。因此，在古代河西走廊，通过翻译传递的儒、释、道思想，在精神层面发挥了“融通”功能。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二）外交协调功能在古代河西走廊，外交方面的翻译主要由官方授命的公务译者、来华僧侣或通多语的外国人完成。官方授命的公务译者，由于其代表官方的特殊身份，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立场，是为统治者的政权利益服务的。他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要么是为了促进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要么是为了河西割据政权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他们发挥了翻译作为社会催化剂的功能，辅助外交官员解决了彼时外交事务中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他们的翻译活动有利于自己所服务的政权；另一方面，他们的翻译活动从客观上推进了民族大融合，使各族之间的交融逐渐深入，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基质。因此，古代河西走廊的公务译者、来华僧侣和通多语的外国人及后裔通过翻译发挥了外交层面的“融通”功能。（三）文化建构功能宗教译者和民间译者在河西走廊文化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宗教译者的翻译，尤其是他们口授讲经的过程，对不识字的普通民众影响更为深远。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们的宗教实践对哲学、医学、文学、饮食等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习俗至今还保存并被实践着。大多民间译者都无名可考，随着时间淹没在了历史中，但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很多极其重要的历史发展都跟一些不出名、甚至不知道名字的译者相关，由他们所推动。不可否认的是，民间译者的翻译活动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促进了民族间世俗生活层面的交流，使河西走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便利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宗教译者和民间译者发挥了文化上的“融通”作用。宗教译者和那些无名的民间译者共同建构了古代河西走廊灿烂的文化，其多样、包容、丰富和独有的特征，既是历史的镜像，也是未来河西走廊文化发展的基石。四、结论在河西走廊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融通”作用。无论是那些流芳百世的佛经译者，职级较低的公务译者，还是那些便利普通民众生活的无名译者，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思想的启蒙者。古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实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的出现顺应了彼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是“乱中求通”社会大环境之下的产物，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将古代河西走廊的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有助于诠释并凸显译者的社会功能。佛经译者在推动佛教从河西向中原传播的同时，被统治阶级利用，其译经活动间接地安抚了民心，辅助建构了思想上层建筑；官方公务译者则通过其翻译活动促成了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活动的顺利开展，履行了其社会功能；民间的无名译者则是促进了不同民族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便利了他们的生活，满足了其文化诉求。可以说，个体译者及译者群体就是河西走廊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他们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这场交响乐中最重要的音符之一。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历代河西走廊译史资料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注释：依照中国历史分期，“古代”指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参见 开元释教录卷四。参见 魏书卷一一四 释老志。参见 全宋文卷六十二。本文中河西走廊佛经译者所处的历史时段以 河西通史中的朝代划分为根据。参见 前汉书张骞传。参见 随书音乐志。参见 随书裴炬传。参见乾隆 甘州府志卷首凡例。参考文献：方梦之，庄智象中国翻译家研究：历代卷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王宏志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长江评论，（）王作伟历代河西走廊译史资料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语言与翻译，（）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 北京：中华书局，高华丽中外翻译简史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梁）慧皎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杜斗城河西佛教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颖元朝之前河西走廊的交通及藏汉佛教文化发展交流交融综论 中国藏学，（）梁继红凉州与西夏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贺爱军，侯莹莹宋朝至明朝译者地理分布规律的社会文化理据 外语教学，（）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 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方豪中西交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高荣河西通史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黎难秋中国口译史 青岛：青岛出版社，周领顺，彭秀银，张思雨，等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思路 主体以江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研究为例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李婉玉，张政汉唐佛经汉译时空分布考：以三部高僧传为例 外语教学，（）作者简介：王作伟，男，汉族，博士，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责任编辑：李佳凝）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