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pdf

社会科学文摘ISOCIALSCIENCESDIGEST64李庆本/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文/李庆本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世界性人文学科，是跨国别的文学研究。然而，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不同国家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所要探讨的就是比较文学在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既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的本体论、方法论等普遍问题，又包括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贡献以及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等特殊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西二元论”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表面上看，各种观点迥然有别，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同样的“中西二元论”模式而形成的。基于此，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概括为“中西二元论”问题。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所面对的世纪难题。它构成了我们思考比较文学中国问题的框架（framework），决定着我们思考的内在限制和范围，是我们在文本中说出来的东西背后的“不可想的东西”（theunthinkable），即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法文problematique，英文problematic），也是我们需要采用“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予以揭示出来的（刘康解读福柯）。阐发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何以可能？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派”的概念：“援用西方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1 9 7 9 年，古添洪在中外文学第7 卷第11期发表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初探，进一步把比较文学的“中国派”的内涵明确地界定为“阐发研究”。他后来回忆说：“我并进一步界定中国派的内涵，认为在范畴上、方法上必须兼容并蓄，亦即我们要容纳法国派所主要从事的影响研究、美国派所主要从事的类同研究和平行研究，加上我们所提出的、符合当前状况的阐发研究。”因而，“阐发研究”也就成为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种比较文学的类型与方法。从“中国学派”的提出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3 0 多年的时间，但目前来看，它仍然是未来的愿景，而不是现实（现状），人们并没有对“中国学派”形成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如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那样。有的学者希望建立“中国学派”，但对其内涵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则根本不承认有“中国学派”的存在。而争论的焦点无不在于“援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能否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笔者一向认为讨论西方理论能否解释中国文学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应该将“能否阐释”与“阐释是否有效”看成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否定者，我们在中西文化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这一点上，应该是有共识的。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中西互释的基础。我们尤其不应该一方面支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另一方面却拒绝这一学派所赖以存在的方法支撑和理论依据。实际上，没有“阐发研究”，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阐发研究”的性质，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是：阐发研究能否成为独立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外的一种方法？由于阐发研究并不注重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因而常常被看成不同于影响研究的一种方法，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人们对阐发研究是否也区别于平行研究却迟疑不决。笔者认为，如果把“阐发研究”归为“平行研究”，这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而直接将它等同“美国学派”的方法论了。这显然与论者建立中国学派的初衷相违背。其实，要厘清阐发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区别并不困难。平行研究的路径是从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出发，探讨其中的文学本质和共同规律。而阐发研究恰好相反，是基于共同的文学性，并以此为预设，对不同国别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发掘、发明。平行研究话语的基本句式是“A与2023年第7 期S1ALLSOIENCESDI65李庆本比较文的中国范式文学B”；阐发研究话语的基本句式则是“A是B”。前者是从现象到本质，是一种形上方法，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后者是从本质到现象，是形下方法，追求实践的有效性。前者是永不交叉的平行，后者则要将不交叉的两点链接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当阐发研究表述“A是B”句式的时候，并非将中西文化完全等同起来，而忽视两者的差异性。实际上，A与B是不同的个体，其相同性仅是就各个个体的外在特征或品质而言的。具体来说，句子“A是B”，是就其特征（p r o p e r t y）而言，“A不是B”是就本体（body）而言。特征不等于本体。当我们说两物具有相同性的时候，前提是将相同性视为两物在特征上的相同性，绝非将两物视为一物。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将特征视为本体，将某物的特征视为某物，如将“动”的特征视为西方文明，将“静”的特征视为中国文明，就会导致以“特征论”取代“本体论”，从而出现中西二元论。而实际上，中西文明都具有“动”的特征，也具有“静”的特征，只不过它们在各自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罢了。如果中西文化完全相同，则无须“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相反，如果中西文化完全相异，则无阐发的基础。只有在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基础上，“阐发研究”才可以存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也才可以成为可能。双向阐释：“以西释中”与“以中释西”总的来看，所谓“双向阐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要对所援用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进行选择和改造，而不能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二是要既做到“以西释中”，又能够“以中释西”。近来学术界讨论“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的文章很多。西方理论能否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能因为个别错误的阐发就全盘否定“阐发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是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和努力。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阐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重要的问题应该是“阐释的有效性”问题，而不是中西文化之间能否阐释的问题。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阐发研究”往往会被看成“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其实单纯的“以西释中”是不存在的。表面上看起来的“以西释中”往往也包含着“以中释西”的成分。钱书在管锥编中曾用西方的“逻格斯”来解释老子的“道”。在这里，其实无法将“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严格区分开。我们既可以用老子的“道”来理解古希腊的“逻格斯”，也可以用“逻格斯”来理解“道”，从而达到互文见义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严格分清到底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因为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法绝然区隔。当我们用西方术语解读中国文学的时候，这些西方术语由于脱离了原来的能指与所指的语境，必然会发生意义的变异，定义者也会被“被定义者”重新定义。“阐发研究”不能总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单向阐发”。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只要我们破除了“中西二元论”的魔咒，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就都会带有跨文化相互阐释、相互参证的成分在内。港台学者所提倡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的确存在着许多缺陷，尤其是容易导致不顾实际情况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现象。这的确是应引以为戒的。许多学者认为应该用“双向阐发”来取代或补充“单向阐发”的“阐发研究”。这种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笔者看来，仅仅做到“双向阐发”还不够，“阐发研究”只有发展为“跨文化阐释”，才能真正成为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单向阐释向双向阐释的转换，不能仅仅看阐释的外在形式，更要注重内在实质。即使是双向阐释，如果仍以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二元论为理论前提，则仍然无法实现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依然不能视为是跨文化阐释。在实际的阐释实践中，人们其实很少能够见到既“以西释中”又“以中释西”的“双向阐发”的实际例证。大多阐释是以一方阐释另一方，都是以单向阐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到底采用哪种阐释方式，多数情况下取决于面对的对象。如果你想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学，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中释西；如果你是向西方人阐释中国文学，想让中国文学走出去，最有效的方式是“以西释中”。因此，所谓的双向阐释只是一种理念内涵，隐藏在单向阐释的表现形式之中。在这里，是否具有跨文化的理念就会变得尤其重要了。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无论是“单向阐发”还是“双向阐发”，都只有在跨文化理念和社会科学文摘ISOCIALSCIENCESDIGEST66李庆本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方法的规范下，才能成为跨文化阐释。居间之中道：走向跨文化阐释我们必须对“跨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把它看成不同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杨乃乔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跨文化。”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已经确定性地奠定和包含了后来台湾和香港学者所提倡的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法的雏形”。在笔者看来，“阐发法”其实就是一种有待完善的跨文化阐释，因而，“跨文化”的含义也就孕育在“阐发法”之中，它就是中国比较文学所特有的一种理念与方法，也就只能在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比较中获得边界的界定。阐发”意为将不明确的内涵和意义通过某种方法明确地阐释出来，比较文学的“阐发”，“就是把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透过西方文学理念和范畴加以表扬出来”。所以阐发必然与阐释密切相关。有研究者指出：“阐发研究的理论依据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阐释学，甚至它的提出和论证都没有太多地借鉴阐释学的成果和理论，但是，阐发研究与阐释学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因为任何阐发研究都是通过阐释得以完成的，尽管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的阐释都可以发展成为阐发研究。”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跨文化阐释视为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它是由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文艺批评方法所开创，经2 0 世纪7 0 年代港台学者所提倡的“阐发研究”具体推进，后来又经海内外中国学者在2 0世纪8 0 年代以后所逐步完善起来的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这种范式当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正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提倡的影响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法国、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也不局限于美国一样。甚至说，这种范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正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一样。然而，跨文化阐释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是因为：整体上看，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进行整合的跨文化研究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理念。这种整合，是在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中完成的。古添洪、陈慧桦在提倡以“阐发研究”为主要标志的比较文学学派的时候，就有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结合起来的想法。他们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中说：“法国派注重文学的影响，美国派注重类同与相异。究其实，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其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美国学者李达三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对于这种综合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做法非常赞赏，并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庸之道”的折中精神。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跨文化阐释就具有这种“居间”性质。一方面，它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汲取有利成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二者的偏颇，而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创造。跨文化阐释首先要对外来理论进行翻译、理解，同时也要进行选择和改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影响和接受的过程，可以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取很多研究经验。跨文化阐释在运用外来理论对自己的文学进行阐释的时候，也应该进行平行比较，就是要研究所援用的理论与所阐释的文本之间是否有契合点，这个过程就可吸收和利用美国学派的优点。要做到跨文化阐释，最重要的是需要放弃中西文化绝对对立的看法，以开放态度，采取“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他者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包容性”的体现。如果说，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体现的是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追求的是文化普遍主义，那么，中国学派的跨文化研究则追求多元化的普遍主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不仅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而不同”，也体现在现当代文化中，如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目前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体现。正是由于跨文化研究（阐释）具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所不具备的特点，才使得它作为比较文学中国范式成为可能。相对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倡，构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迫切。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是确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构建好源于阐发研究的跨文化阐释这一中国新范式，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自然会水到渠成，实至而名归。【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