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pdf

当代涉藏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廖云路摘要：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实践，巫函需构建以藏传佛教中国化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世俗化理论由于暗合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以及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发展的某些现象，被一些研究者用在对藏传佛教的阐释中，实则是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在起因、过程与结果上的误读。藏传佛教中国化应正确对待西方宗教观念的介入和影响，实现自身由政治术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向，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建构具有中国宗教社会学意义的理论体系。关键词：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学术话语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重要论断后，“宗教中国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被写入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重要讲话，释放出巨大的政治意义，更是为中国宗教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做好宗教管理工作和宗教理论研究的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表明藏传佛教中国化被正式纳入党的治藏方略，是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点与着眼点。藏传佛教中国化建立在藏传佛教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总结之上。宗教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宗教之于社会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以基督教演化为背景的世俗化概念引人中国后，因其揭示了宗教逐渐退出社会公共领域而指向信众私人生活的过程，迅速成为宗教社会*本文系2 0 2 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新闻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 2 AXW010）阶段性成果。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https：/w w w.g o v.c n/x i n w e n/2 0 2 0-0 8/2 9/c o n t e n t _ 5538 39 4.h t m，访问日期：2 0 2 2 年2 月5日。班班多杰：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中国藏学2 0 2 2 年第1期，第2 0 页。128西藏研究学的主流范式。由于西藏经历过较长时期的“政教合一”历史，以及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失去了制度上的特权地位并退回到社会子系统中,其结构性地位变迁与世俗化过程中的某些轨迹相似，部分学者借用世俗化概念对藏传佛教进行阐释，诸如“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改革”、“藏传佛教文化的世俗化”、“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倾向”等，实则是对世俗化概念在藏传佛教中国化语境下的误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当前藏传佛教部分呈现出寺院经营商业化、宗教行为功利化、宗教信仰多元化等现象，把世俗化概念运用于阐释藏传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容易造成这一概念与商业化、功利化、多元化在藏传佛教语境中的混淆，还可能阻碍藏传佛教中国化与本土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因此，藏传佛教中国化应正确对待西方宗教观念的介入和影响，实现自身由政治术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向，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建构具有中国宗教社会学意义的理论体系。从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是人类与客观世界异化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建构的社会极为不稳定一一自然的瞬息万变与人类自身出于生存、发展的竞争，随时可能毁掉一个家庭、部落、种族甚至一种文明。在与自然、社会的博奔中，人类渴望一种可靠性与永久性的力量来解释世界的秩序。为超越客观世界的偶然性，人类将超人或非人的现象合理化为神圣的世界，但这种神圣世界的本质实质上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宗教用其神圣的惟幕遮盖住制度秩序的一切人造的特征”，它提供的统一象征与统一世界观，为信众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世界秩序。现代化转型带来了资源、信息、能量的快速流动，一方面世俗社会变得更为“坚固”,另一方面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日渐衰弱，于是宗教世俗化进人人们的视野。“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在世俗化过程中，宗教不再代表过去占据世俗社会统治地位的力量，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世俗社会建构统一的、神圣的秩序也不再可能。世俗化导致了宗教的多元化局面，宗教存在于各式人群的私人生活与内心中，不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承担“公共职能”。宗教学家甚至认为私人领域也只是宗教暂时的落脚点，因为现代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不需要宗教信仰的年轻人，神圣与世俗间不再产生联系。以世俗化为主导的宗教理论范式持续了近30 年，直到人们发现宗教并未如预言那般全面崩溃。以罗德尼斯达克为代表的学者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开始了对宗教非世俗化的论证，宗教市场论也成为了当前宗教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世俗化概念自2 0 世纪9 0 年代引入中国后，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宗教及其文化形式在一些地区逐渐流失”等问题。然而，在以汉传佛教为代表的宗教2023年第4期一、世俗化概念及其对藏传佛教的阐释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 0 2 2 年，第33页。彼得贝格尔：神圣的惟幕一一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序言”，第11页。彼得贝格尔：神圣的惟幕一一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2 8 页。129二、世俗化概念为什么不适用于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发展过程中，从未形成整体性的宗教格局，宗教一直位于政治之下。当宗教有利于统治者控制社会意识形态时，会得到当政者的扶持；当宗教势力壮大并形成与政权争夺利益之时，便会遭受打击，甚至出现“丛林佛教”这种特殊的形态。因此，世俗化在这类宗教语境中缺少充足的理论前提。1751年清朝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正式由中央以法制形式确立“政教合一”制度。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派别势力的消长中实现了政权与教权的高度合一。“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和属民，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自主权,在经济上有雄厚的势力，在政治上有极大的权力，不担负地方政府的任何差役。”“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藏传佛教影响的社会亦是“宗教建构的世界”，成为当时宗教中国化过程中特色鲜明的组成部分。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特权被废除，“政教合一”的格局不复存在，并下降到现代社会的子系统层面。藏传佛教社会结构性地位的变迁正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开启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在理论层面上世俗化概念强大的阐释力且宗教中国化的学术话语相对缺乏，在实践层面藏传佛教之于社会的结构性地位变迁又暗合了世俗化中的某些轨迹，学界运用世俗化概念分析当前藏传佛教出现的宗教观念多元化、宗教行为功利化、宗教情感复杂化、宗教社会影响力减弱等现象。这些阐释为理解藏传佛教提供了一种视野，但中国政教关系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世俗化概念在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适用性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宗教社会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宗教，宗教必须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世俗化体现了宗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地位变迁，是一个系统性概念。“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与青藏高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演进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藏传佛教在西藏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变革，在为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过程中，使世俗化概念不适用于对藏传佛教的阐释。（一）国家推动下的宗教结构性地位变迁彼得贝格尔认为，“世俗化最初发生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那些由于资本主义过程和工业过程而形成的经济部门。结果,现代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根据它们与这些过程的远近程度，都受到了世俗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生产方式，大自然的变化多端使人们对未来缺乏预期，不得不诉诸宗教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发展在经济领域建立起科层化结构,工作时间和工作程序的确定性孕育出行动的理性化,宗教建构的神圣惟幕受到挤压。因此,工业化是世俗化发生的序幕，随着医疗、科技、教育等领域逐步现代化，才有了宗教从社会整体环境中退肖尧中：都市佛寺的社会交换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 0 0 9 年，第7 8 7 9 页。次旺俊美主编：西藏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9 6 9 7 页。王世韦：藏传佛教节日世俗化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 0 0 9 年第3期，第48 52 页。徐东明、孙倩：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史实与现实路径，西藏发展论坛2 0 2 2 年第3期，第34页。彼得贝格尔：神圣的惟幕一一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53页。130西藏研究守到其本身领域的结构性地位变迁。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宗教一统天下的社会基础形成极大冲击。西藏历史上长期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以致2 0 世纪初英国侵略者入侵西藏时，“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地方政府统治者对工业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持续到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前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人们主要靠天吃饭，生活质量除了取决于自已的勤劳外，主要看所拥有的土地、草场的多少和气候的好坏；对于冥冥之中的神的依靠主宰着人们的希望，承受着人的失望。”民主改革时，西藏尚不具备以工业化推动藏传佛教走向世俗化的条件，而是通过制度上对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把西藏纳入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这与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世俗化起因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关系。学者孙勇认为，19 59 年之后，西藏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及随之而来的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对于原有的社会经济土壤带有鲜明的“镶嵌”性质。西藏社会呈现“非典型二元结构”形态体现为工业部门并不为经济效益而生产，大量“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资源经过各级财政、对口援藏等方式转移支付,体现了党和政府的诚意与关心。这种“镶嵌”性质的工业化虽然消减了宗教在社会中的神圣性，但由于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缺少内生性，也决定了藏传佛教所处的历史阶段必然有非世俗化的因素。民主改革通过国家权力改变了西藏原来的土地所有关系，寺院失去了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中的特权,这种变革是深刻而迅速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由于旧的社会制度惯性，藏传佛教在传统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还有一定影响力。作为工业化主要推动力的国家，在推进藏传佛教教规教义阐释、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优良传统、创新和探索寺庙管理模式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以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二）中国政教关系中的藏传佛教在基督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教会撤出过去控制和影响的领域，表现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其中包括宗教与政治分离，政府脱离教会的控制；宗教与经济分离，专业分工和流水化生产打破神圣的惟幕；宗教与教育分离，教育摆脱教会的权威；宗教与文化分离，世俗文化占据主流等。国家权力为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子系统发展划定领域，依据法律对之进行管理。国家不再以公共权力直接干涉宗教，宗教也自动远离社会公共生活。各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不同，政教分离的具体情况也有所差异，但都遵循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运行越为高效、满意度越高的国家，政府不需要依赖宗教组织的帮助来维护社会秩序，政教分离的可能性就越大，建立国教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前中国的政教关系中，虽然在法理上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但这种分离更多强调“宗教远离政2023年第4期李睿：藏传佛教文化的世俗化，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 0 10 年第6 期，第40 页。孙勇主编：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一新视角讨论与报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 9 1年，第7 页。李德成：关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思考，中国宗教2 0 2 1年第4期，第13页。郑堆、索朗卓玛：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国藏学2 0 2 2 年第1期，第16 一17 页。彼得贝格尔：神圣的惟幕一一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2 8 页。秦起秀：近代以来西方政教关系研究中的方法与诠释路径幺议，宗教学研究2 0 2 0 年第3期，第2 7 4一278页。131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治”，而非“政治远离宗教”。张践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种“政教主从”或“国家指导宗教”的中国特色政教关系。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家承认宗教；国家行政部门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人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地位决定了国家权力对宗教的介人更为全面和深入，“国家指导宗教”的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承认了藏传佛教的长期性、根本性，并积极探索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这种“相适应”的双方并非对等的关系，仍然有主次之分，国家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等角度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目前国家对藏传佛教的管理采取了分级管理与属地管理、专业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党委直接负责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在区、市、县三级组成了一支专门队伍长期抓宗教工作，建立起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部协调、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管理的新型宗教工作体制和人财物保障机制。另一方面，随着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寺院规模的扩大化与管理内容的复杂化，“藏传佛教又进一步向具有新的性质和内容的现代宗教模式发展，急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积极引导并进行属地依法、科学、民主管理。”近年来，西藏推进寺院社会化管理，即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向寺院延伸，将纷繁的管理事务分散到相应的各部门，建立社会管理机制、公共服务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对宗教管理进行评价，以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进程推动藏传佛教融入社会大系统。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指引下，提高藏传佛教工作法治水平被提到新高度。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采取的工作方式是“引导”而不是“领导”，即国家避免用过多行政手段介人到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将引导转为一种政策性的疏导，这是国家基于宗教演变科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因此，在中国当前的政教关系中并不存在西方式的“政教分离”，也就不具备世俗化的土壤。宗教事务和宗教工作都要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且具有鲜明中国化特色的新型政教关系。（三）并不完整的藏传佛教私人领域世俗化的结果是宗教退出社会公共领域，被置于社会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之内。“宗教的私人化，使它较少受到组织化的控制，它允许个人选择他们所要接受的世界观，个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去创造他们自已的意义体系。这种更大的自主性就是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宗教私人化是人们获取意义和秩序的精神寄托,尤其是当面对科技理性的泛化、人文精神的流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时，人们的伦理生活和心理感受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折损和撞击，内在的宗教性是使人们免于混乱和灾祸的良好屏障。西藏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失去了制度上的特权地位，信众不再像传统社会中被迫依附于宗教，可以自主选择宗教信仰。随着寺院经营活动自主性的增强，宗教产品与服务更多指向信众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为信众个人服务的趋势凸显。然而，并不能就此判定藏传佛教已经退守到私人领域，成为信众的私事。藏传佛教依然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保持了影响力。例如，在广大农牧区，寺院与僧人仍然在调解一个地区公共事务、社会关系中具有影响力；防止宗教向学校渗透，是各地民宗、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部分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诉求。张践：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宗教学研究2 0 0 7 年第2 期，第132 一141页。2杨泽明：甘南州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藏学2 0 13年第3期，第18 0 页。彼得贝格尔：神圣的惟幕一一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序言”，第2 1页。韩军：宗教私人化的现代反思，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 0 10 年第3期，第131页。132西藏研究藏传佛教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拥有绝对权威，既包括世俗政权给予的特权，又有宗教对信众控制中产生的权威。虽然民主改革废除了世俗政权赋予的特权，但宗教自身的权威还长期存在。从国家对藏传佛教管理的具体策略上看，包含了“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培养”、“以高僧大德为榜样引导信教群众”的逻辑。把宗教权威纳人到国家权威之下发挥积极作用，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方式。这是基于现阶段藏传佛教之于社会关系的客观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分离而进入私人领域，因而与世俗化概念指向的结果有所区别。进一步而言，当前影响藏传佛教走向私人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西藏没有经历工业化的漫长过程，现阶段的工业化有带有一定的“镶嵌”性质，藏传佛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发展的土壤长期存在；二是藏传佛教受到国家权力的收编而失去特权地位，并非自愿退出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适应新的角色扮演需要一个过程。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不仅为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支撑，还掀起了学界从学理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的热潮。正如“化”本身蕴含着一种动态层面的追求，“是历史的、纵向的，即与时俱进的”。在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对以往拿来主义的、习以为常的概念细加甄别，另一方面还需从逻辑起点、历史脉络、教理仪轨和实践经验等多个角度“坚守中国立场，坚持中国本位”。世俗化概念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包括了“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的制度分隔、宪政和法治国家制度以及在此制度基础之上人们信仰的多元化与私人化、生活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宗教宽容精神。”世俗化概念并不仅仅是指宗教神圣性在世俗社会中的衰落，而是宗教之于世俗社会新的关系形式。世俗化伴随着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性相适应的过程，明显区别于历史与当下的藏传佛教中国化语境。当前藏传佛教面临的主要是商业化、功利化和多元化问题，可以在学术话语上直接表述，没有必要套用世俗化的概念。非但世俗化概念不适用于藏传佛教，宗教市场论、宗教理性化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罗德尼斯达克提出的宗教市场论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基础上，中国的宗教市场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这有利于激励寺院不断为信众提供更好的宗教产品与服务，朝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作出改变；但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藏传佛教的市场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国家对宗教市场的介人是“国家指导宗教”的重要方式。宗教理性化是宗教高度“祛魅”与私人化的结果，当前藏传佛教的“祛魅”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机械地采用宗教理性化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藏传佛教已经类似基督教高度理性化与私人化的误解，从而不理解现阶段国家对藏传佛教管理的政策措施。2023年第4期三、加快构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徐东明、孙倩：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史实与现实路径，第33一34页。拉先加：从多向度探析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 0 2 2 年第5期，第45页。班班多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中国宗教2 0 2 2 年第8 期，第11页。李向平：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一一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学术月刊2 0 0 7 年第7 期，第59 页。李向平、杨林霞：宗教、社会与权力关系一“宗教市场论”的社会学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 0 11年第5期,第2 页。133四、结语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藏传佛教中国化作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命题，在完成了政策层面的传达和学习后，呕需从政治方针转向学术意涵、从政治术语转向学术话语，构建起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纵观近代以来的西藏历史，真正影响藏传佛教走向和命运的是具有中国化特色的政教关系，藏传佛教与国家话语之间呈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不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藏传佛教在近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变迁之中，就不会是单一的神圣化过程或世俗化过程，藏传佛教神圣性与国家权威性是相互“嵌人”的关系。藏传佛教中国化体现为一个富有中国宗教社会学意义的“双向双化”的复杂过程：一个层面的神圣实际上伴随着另一个层面的世俗。具体而言，藏传佛教的神圣性要发挥其功能与特性，就必须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相较于藏传佛教的国家权力是世俗的；同时，国家有必要将藏传佛教的神圣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宗教狂热，相较于国家权力的藏传佛教又是世俗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双向双化”现象，恰恰是其无法世俗化的自我制约结果。对于国家而言，应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政教关系下藏传佛教“双向双化”的特点，以西藏社会现代化推动藏传佛教的现代化，从而实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目标。世俗化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公共秩序与宗教功能相分离的过程，如果对这一概念缺乏整体性与系统化的认知，既容易遮蔽世俗化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又有碍于揭示出藏传佛教中国化面临的问题。藏传佛教虽有上千年历史，但长期以来对藏传佛教的研究集中于教义阐释和文献释义。中国的社会学起步较晚，宗教社会学更是如此。所以当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学界投入了极高的关注和热情，用这些理论审视中国的宗教之于社会的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导致以世俗化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学概念被误用于对藏传佛教的阐释。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实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围绕这一命题进一步细化“中国化”的内涵和路径成为学界的共识。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原则性阐释和对策建议比较多，或是从史料梳理、个案研究、前景展望等角度进行理论总结，较少深人到藏传佛教之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去，使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还有诸多领域尚未真正“破题”。构建符合中国社会语境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在于抓住“人是关键、思想是核心、制度是保障、文化是基础”的要素，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时代化”、“本土化”、“社会化”、“和谐化”的社会性建构路径，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命题相结合，为新时代党的治边稳藏各项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作者：廖云路，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研究员。拉萨8 50 0 0 0】责任编辑：尹欣桐责任校对：李国锋沈卫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 0 2 2 年第1期，第138 页。李向平：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 0 0 7 年，第48 页。陈宗荣：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 0 2 2 年第1期，第5一6 页。134TIBETAN STUDIES NO.4,2023way is the“comparison of magical abilities.Meanwhile,this“divine stylized presentation reflectsTibetan peoples knowledge of evaluating superior and inferior horses and the rich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and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rhetorical features of ancient folk literature.A Study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esar Epic and Journey to the West:Tak-ing Tso Tong and Zhu Bajie as ExampleThe cross-genre comparison between epic and novel had star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GesaEpics exploring and sorting project.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Gesar Epic and Journeyto the West in literary narrative.The narrative style of Buddhist sutras exerts a profound impacton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me of the two great works.The characters Tso Tong and Zhu Bajiepossess distinct comedic traits.Both archetypal characters exhibit similarities,as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lustful,greedy,and cowardly nature within the plot.Furthermore,their magical abilitiesand spells bear striking resemblances.Tso Tong and Zhu Bajie all experienced the test of lustwhich is the spiritual trials depicted in Buddhist scriptures while the narrative approaches em-ployed in these two masterpieces seamlessly integrate elements of secular culture.Thi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onality of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The comedic traits andsecular expressions on Tso Tong and Zhu Bajie are th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western narrative epics.Contemporary Tibet-related StudiesA Researchon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of Tibet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GraduatesDunzhu Danzeng,Laba Zhuoga(116)With the stead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employment rate of high-level humanlabor force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s been maintained a satisfied level.Recently,under theinfluence of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stabilizing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generat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have become the public concern.Through field research,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employ-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exis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s.The challengesmainly are insufficient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graduates backward employment concept andlack of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low market employment rate,no mechanism to train nor pro-mote graduates employment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 order to handle these obstacles,joint effort of individuals,society,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government is necessary.In addition,it isimportant to form an effective,transparent,interactive,incentive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system a-mong the four subjects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diversification of Tibet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graduates.A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u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Liao Yunlu(128)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gover-159Guo Xiliang(106)CONTENTS&ABSTRACTSning Tibet strategies in the new era.It is also a concrete practice of continuous of promoting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policies.Therefore,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s crucial and urgently needed.For a long time,secularization the-ory based on Christian research findings has been adopting by some scholar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as these theories describes similar caesaropapism background andsome phenome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after Chinese Democratic Reforms.How-ever,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ecularization theory is not suitable to study the origin,process andresults of 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And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proper aca-demic attitude should be adopted when studying 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as to boost thechanging“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from a political term to an academic topic and toestablish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religious sociology characters in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A Study on the Bone System and Food Customs:Based on the Changes of Di-etary Status of Butchers in Tibet since Democratic ReformDue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the dietary status of butchers in Tibet was relatively lowbefor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and they suffered some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diet.Demo-cratic reforms in Tibet changed the social status of butchers and it also indirectly promoted their di-etary status.After 1951,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ibet has been continuouslyimproved,the social mobility of butchers is increasing,enhanc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tacts be-tween butchers and Tibetan people,promoted the dietary fusion of these two groups.In the new era,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ibetan peoples cultural concepts,their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butchers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Currently,there is a growing convergence in diet-ary preferences between diferent groups,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n the status of butcher.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Baima Tibetans Mazhou Ritual in BaozipingQuan Xinyu(143)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in Baoziping,Wenxian County,Gansu Province,the author findsthat Baima Tibetans Mazhou ritual possessed certain cultural elements of Nuo dance and Bon-ism,which does not fall precisely within the realm of folk legacies such as Nuo nor Bon dancethat are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y the scholars.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