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_霍祎黎.pdf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霍祎黎1，2，宋玉祥1(1 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2 惠州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惠州 516007)收稿日期:2022 09 2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L032);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重点培育项目(16ZD007)作者简介:霍祎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惠州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宋玉祥，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既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内 11 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协调发展水平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在研究期内，香港、澳门的协调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 9 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融入大湾区建设将促进两地协调水平提升和大湾区整体协调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湾区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湾区经济发展，表明湾区发展已进入到了以资本为动力的新阶段。总体来说区域协调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变系数模型;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061 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2 093 08一、问题的提出协调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新常态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创新、生态、文化等子系统的稳定、和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区域从竞争到协作，从无序到有序的动态过程，是相互促进的内生增长机制。作为我国重要经济增长极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特殊的自然地理形态。在此基础上，各城市的要素在空间上相互影响并产生一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经济模式，使得其在资源配置、对外贸易、区域分工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战略重点，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动粤港澳深化合作的先行先试示范区，也是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新引擎，因此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内部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纵观已有文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首先从经济协调发展来看，其理论基础及理论框架的构建已日渐成熟。1 2 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寻求体制机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3 4 加强城市间经济联系，减小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是提升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核心。5 此外旅游业发展、高端服务业升级、产业协同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均是推进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6 9 从经济增长的方面来看，市场分割和经济开放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经济韧性以及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等均是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研究的重点，且通过研究发现39物质资本、研发创新、政府财政支出等对大湾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0 15 综上可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关于其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日益成熟，诸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方法展开了实证分析与讨论。但鲜少有文章将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定量测度了粤港澳大湾区内 11 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协调发展水平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二、协调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实际上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且涉及到的研究面十分广泛，也随着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可知，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两方面作用带来的，其一是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作用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其二则是则是由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导致的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通过改进要素生产效率这一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来说，首先，协调发展有利于共建区域一体化的大市场，使得产业部门抑或地区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进而推动要素组合的最优化，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区域协调有利于市场贸易规模的扩大，这是由于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进而区域内部市场得到扩大，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区域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为企业创造规模经济，促进区域贸易发展。第三，区域协调有利于交易费用的减少。在交易发生的过程中往往也伴随着成本的产生，这个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约束成本等，因此单纯的价格机制抑或企业机制并不足以达到交易费用最低化，而一些非正式契约如长期密切的合作、默契和协商等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空间上协调发展加强了企业间的交流，有利于企业间建立长期互信的合作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第四，区域协调有利于激发创新外部性。协调发展的大环境为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保障，人才的流动加快了知识的传播，进而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亦能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不仅仅追求数量的增加，更注重质量的提升，也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结构的平衡发展，是兼具系统性、和谐性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也正是当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经济快速增长为重心的方式使得我们在资源环境、农业现代化、区域差异等方面问题突出，短板明显，增长动力减弱，发展后劲不足。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协调发展是突破瓶颈、补齐短板的关键，为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三、测度模型构建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珠三角 9 个城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考虑到研究区的特殊性以及其经济发展的历程，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各市 2000 2018 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市历年的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 和 澳门统计年鉴。利用插值法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补齐。2 研究方法(1)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模型借鉴了物理容量耦合的概念，是对系统间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协调程度的定量测度，可以492023 年第 2 期描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趋势。计算方法参见文献16。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五个等级，详见表 1。表 1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类型严重不协调基本不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协调数值0 0 30 3 0 40 4 0 60 6 0 80 8 1 0(2)计量经济模型柯布道格拉斯(C D)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发展最经典、有效的模型之一，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多位学者采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协调发展的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解释变量为耦合协调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 C D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对数的方式进行处理，得到下式:lnY=lnA+1lnD+2lnK+3lnL(1)式中，Y 为人均 GDP;A 为综合技术水平;D 为耦合协调度;K 为资本投入量，用人均资本存量表征;L为人力资本投入量，用年末劳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表征;1、2、3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3 评价指标选取根据国务院在 2018 年印发的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兼顾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特点，本文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绿色发展和民生共享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的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详见表 2。表 2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内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内容经济发展发展水平人均 GDP科技创新创新投入科研人员比经济增速GDP 增速创新成果万人发明专利数对外开放贸易开放贸易依存度人才培养科技、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资本开放资金流动度民生共享医疗卫生每万人床位数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人均绿地面积收入水平城镇人均收入绿色投入环保经费占 GDP 比重基础教育中学生师比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结果1 协调发展测度结果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 2018 年间，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其协调发展状况。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11 个城市19 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得到的统计结果如图1 所示。图 1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曲线图由图1 可知，大湾区11 个城市中，整体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是肇庆，其中 2009 年是一个主要的转折59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点，2009 年以前呈现小幅度波动上升，2009 年后则表现为小幅波动下降。究其原因，肇庆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经济发展速度较慢。2009 年 广佛肇经济圈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肇庆加入广佛肇都市圈，承接广州、佛山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有所突破，但与此同时其在人才培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尚未有起色，因此表现为2009 年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稍有下降。11 个城市中，唯一呈“U”型走势的是东莞，总体来说耦合协调度变化不大。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电脑周边产品基地、全国最大出口产品制造基地的东莞，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经济总量大，但质量并不高。纵观东莞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创新驱动力不足，发展空间受限。且东莞的经济外向性强，工业发展依赖外资。因此从耦合协调度曲线来看，2008 年有明显下降趋势，可见金融危机除对港澳产生较大影响外，东莞也受到波及。广州、佛山、惠州、中山、江门五个城市整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均表现为波动上升。其中江门市的协调发展整体水平略低于另外四个城市，这也与其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定位相吻合。江门虽然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但产业层次较低，且创新驱动力不足，竞争力较弱。从区位条件来看，江门位于珠三角的外围，与中心城市的沟通合作较少，铁路、城际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较落后;从经济外向性来看，对外开放程度低。这些因素均制约了江门的发展，进而表现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随着“十三五”规划中“五大定位”的确立，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落实，以及文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江门在经济、人才、卫生、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表现为协调发展的水平稳中有升。广州作为广东省首府，珠三角核心城市，自21 世纪以来，就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2003 年广东省政府提出将广州市打造成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要求，2006 年的“十一五”规划以及 2008 年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简称 纲要)均将广州市定位为综合性国际大都市，围绕这一系列的目标要求，广州在经济、文化教育、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交通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协调发展水平稳步上升。佛山是珠三角西岸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有着深厚的工业基础，整体发展水平在大湾区来看处于中上游。纲要 中明确提出，通过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合作共赢、公共事务协作管理等方式打造广佛同城化示范区，无论从政策层面、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广佛同城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佛山协调发展曲线的整体趋势与广州较一致。惠州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稍显不足。在大湾区 11 个城市中，惠州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中游位置，并随着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大湾区战略的推进，从 2000 年的严重不协调，逐渐发展为初级协调状态。以“工业立市”的中山在大湾区中位于朱江西岸产业带的中间位置，区位条件良好。进入21 世纪后开始承接美日产业转移的中山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发力，城市整体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稳中有升，处于大湾区中游水平。在11 条曲线中上升速度最快，发展趋势高度一致的两条分别是珠海和深圳，且两城市 19 年来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列 2、3 位，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珠海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环境友好路线，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对于税收贡献大但环境负担较重的企业限制落户，从根本上保证了城市的优良生态环境。此外珠海三次产业结构在研究其间不断优化，且民生方面是全国第一个实现 12 年免费教育的城市，医疗、社保、城镇人均收入等相关数据均表现优异。相比之下珠海的经济总量相对偏小，在整个协调发展的系统中稍显落后。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是独树一帜的。深化改革是深圳的代名词，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城市的各项功能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使得深圳成为大湾区11 个城市中的耦合协调度提升最多的城市。香港和澳门在研究期内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下降趋势。其中香港从 2000 年的高级协调状态发展为 2018 年的中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下降比例最大，但均值最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经济、教育、基础设施、绿化等城市发展的各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在体制上政府管理与社会运作相协调，在机制上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与人才的作用，在建设中经济发展与人文环境相得益彰，是大湾区 11 个692023 年第 2 期城市中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高度开放，对外部环境变化较敏感。因此 2008 和 2012 年的金融危机对香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与耦合协调度曲线上 2008 与 2012 年的两次拐点相吻合。此外香港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大、发展空间小等因素日益凸显，有碍于城市的协调发展。自回归后，澳门在高度自治方针的引领下，经济快速发展，治安水平迅速提升，失业率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作为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单一严重制约了澳门的长远发展，因此回归后澳门逐步推动产业多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主导产业博彩业在比重降低的同时会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一定的阵痛，表现为其协调发展水平持续走低。横向对比，以广深莞为核心的珠江东岸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借助香港优势，率先发展，2000 年其协调发展水平优于珠江西岸地区。随着港珠澳大桥、深茂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东西两岸的联系日益密切。且珠江西安依托其土地、环境、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优势，承接来自东岸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大幅度地提升了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珠江东西两岸的协调发展水平日趋接近，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在研究期间有着显著提升。2 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模型选择本文采用的是由11 个城市，2000 2018 年共19 年的数据所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相比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而言，面板数据拥有降低多重共线性、控制异质性、渐近分布标准化、减少数据偏倚性等优势。非平稳数据在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为避免结果无效，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主要有 LLC 检验、IPS 检验，ADF Fisher 检验、PP Fisher 检验方法等。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选用以上四种方法，运用 Stata15.0 软件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原数据各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因此进一步对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一阶差分后，lnY、ln、lnK和 lnH 四个序列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序列平稳。表 3单位根检验结果序列检验统计量LLCIPSADF FisherPP FisherlnY3 2049 5 9136 66 526 52 4802 lnD5 3583 9 4661 98 7401 213 3623 lnK3 3153 7 1439 88 4931 88 8874 lnH4 9896 7 5037 95 9942 180 2685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以判定各数据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选用协整检验中较常用的 Pedroni 检验和 Kao 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各检验结果的 P 值均小于 0.05，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进行模型的拟合。表 4协整检验结果检验方法统计量统计量值P 值检验方法统计量统计量值P 值Pedroni检验ModifiedDickey Fuller1 75380 0397Kao 检验Modified Dickey Fuller2 05370 0200Phillips Perron2 61350 0045Dickey Fuller2 30220 0107AugmentedDickey Fuller1 62250 0452Augmented Dickey Fuller1 77900 0422Unadjusted MDF4 44460 0000Unadjusted DF3 32770 000479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三类，分别是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和混合估计的不变系数模型。首先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法初步判断模型的形式，即通过计算残差平方和以及构造 F 统计量进行判别。计算结果见表 5，其中 S1、S2、S3 分别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F1 统计量为3.726，大于其对应的临界值 1.522;F2 统计量为 21.823，大于其对应的临界值 1.476，因此根据协方差分析，确定模型形式为变系数模型。表 5协方差分析结果残差平方和(S)F 统计量F 统计量临界值*S1=3 097F1=3 7261 522S2=5 191F2=21 8231 476S3=19 518表 6Hausman 检验结果chi216 86Prob chi20 0021研究样本是19 年11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并非随机抽样所得到，无需由此推广至其他的样本，因此根据伍德里奇(Wooldridge)经验规则，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结果(表 6)来看，P 值为0.0021，拒绝了使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2)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通过前述的相关检验，本文的模型形式如下:lnYit=0+i+1ilnDit+2lnKit+3lnLit(2)将各指标数据带入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本文主要研究耦合协调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主要汇报 1i的结果。由表 7 可知，R2为 0.958，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能够较好地体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表 7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城市1i城市1i城市1i城市1iR20 958广州4 728 佛山2 438 惠州0 937 香港2 92220 469 深圳3 101 中山3 082 江门0 092 澳门6 129 30 154 珠海0 733 东莞0 269 肇庆0 404 注:、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水平下显著人力资本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 5%的显著水平下为负，绝对值较小，说明劳动力比例的提升对大湾区人均产出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是大湾区自 21 世纪以来在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已逐渐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因此技术创新与人才对湾区经济增长有着更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并非单纯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物质资本在 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且绝对值大于人力资本，说明其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影响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也与梁经伟、徐芳燕等人的研究相吻合14。除江门与肇庆外，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参数均为正，可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协调发展水平会显著地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江门和肇庆在大湾区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洼地。因此对于这两个城市来说，首要任务是加强区际联系，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大要素投入力度进而发展经济。而现阶段在民生共享、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会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香港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表明其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协调发展程度的显著影响。实际上香港社会早已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协调发展均属于大湾区最高水平，因此通过提升协调发展程892023 年第 2 期度来促进其经济增长成效已然不大。其余 8 个耦合协调度参数为正的城市中，按照参数数值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澳门、广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东莞。其中澳门的参数值为 6.129，远超过位于第二位的广州，表明澳门的协调发展水平能够很大程度上地促进经济增长。同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的经济总量较小，在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但这一点自回归以来就开始缓步调整，人均产出稳定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虽稍有下降，但降幅较小，整体也保持稳定。因此综合表现为在经济发展中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正向因素。广州、深圳、中山、佛山的参数值位于第二梯队，且四个城市的协调发展度均值也位于大湾区的中间水平，均与这四个城市在大湾区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一致。这说明当城市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提高协调发展水平能够不同程度上的促进经济增长。且广州、深圳是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其中广州有着强大的科研实力、发达的现代制造业和通达的交通网络;深圳具备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创新生态链愈加完善。中山和佛山都有着深厚的工业基础，现代制造业发达。在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的条件下，四个城市应在国家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质素的跃升。工业基础同样深厚的东莞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大湾区的中上游水平，自 21 世纪以来，东莞已经从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导发展为以化工、电子设备等中端产业为主导，不但吸纳了大量来自于深圳的产业转移，同时也孕育了大量本土优秀企业，发展道路明确。但从协调发展曲线来看，它是珠三角唯一一个波动较大，且 19 年间耦合协调度提升最小的城市，尤其在环保、民生以及科技等方面稍显不足。因此东莞应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共享等方面加大投入，提升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两个参数值低于 1 的城市是惠州和珠海，二者自 2000 年以来无论是经济规模变化还是工业化水平增速在大湾区都是处于下游位置，仅略高于江门和肇庆。惠州在大湾区扮演了生态担当的角色，珠海在民生方面更是可圈可点，从耦合协调度曲线来看，两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幅度是除深圳外最大的。因此，目前对于惠州和珠海来说，通过促进协调发展来提升城市经济增长作用不大，而是应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方式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五、结论与建议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特点，构建了城市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随后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城市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研究期内，香港、澳门的协调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 9 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2)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利于大湾区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大湾区经济发展。(3)从整体上看，协调发展水平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但对于香港来说表现并不明显。对于江门和肇庆而言，则表现出小幅度的负向影响。1 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协调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从追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逐渐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从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当前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相吻合，城市社会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研究期间广东省内 9 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大小不一，曲线走势有所不同，且影响各个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应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补足短板，进一步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两个城市，香港、澳门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有所下降。其中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较大、发展空间有限是影响香港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99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香港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内地合作，并通过宏观政策为低收入群体在居住、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更多保障。澳门也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多元的问题，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自回归以来澳门已逐步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已收到一定的成效。现阶段澳门应加快其产业结构多元化的脚步，增强经济韧性。2 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注重人才培养与科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已开启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是发展的关键，在人力资源方面需要的是质的提升而非单纯量的增长。江门、肇庆两个城市在创新方面表现羸弱，创新能力不足。应积极承接东西两岸的产业转移，明确城市定位，发展起与其他核心城市高科技产业相关联的配套产业，提升科创水平。香港、深圳创新能力强，但高房价、高地价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留不住人才、留不住企业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疏导人口的有序流动。从住房供给方面要加强土地利用配比的合理化，并适当增加公租房供给，缓解住房紧张的矛盾。整体上大湾区的 RD 水平远超全国平均线，但从企业层面来看，金融体系、市场体系对科创发展的支持仍有进步空间。应充分利用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手段，培养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从政策上减少融资约束，促进中小型科创企业的成长。从人才层面来看，要大力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尤其是高素质、高精尖的人力资源，进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真正增强大湾区的竞争力。参考文献 1 曹小曙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J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20 130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课题组，申明浩，谢观霞，杨永聪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J 广州:国际经贸探索，2019(9):105 118 3 毛艳华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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