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机制_孙晓露.pdf

孙晓露 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机制内容提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具有更强迫切性。利用 年长三角城市尺度数据，以城市群渐次扩容为基础，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一体化区域扩容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且一体化区域扩容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批次及不同区域城市的创新质量影响均存在明显差异，印证了融入一体化实现创新质量提升中政策制定、实施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一体化区域扩容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且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弱化了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负效应。因此，在以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关注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负面效应。关 键 词：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城市创新质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创新不仅表征区域发展潜力与活力，更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于中国而言，伴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期以来高速增长掩盖的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效率低下、产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日益突显，加之人口红利锐减、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全球产业竞争加剧等，迫切需要加快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精细化增长、高效化转型（闫东升等，）。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以自主可控为导向的产业创新成为国家竞争主战场。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转变，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实施更高质量创新驱动战略，以激发创新主体创新活力、提升全球竞争力，对支撑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刘斐然等，）。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创新重要性显现，创新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焦点之一（孙瑜康等，；申宇等，）。学者基于相关理论、多样化方法，发现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差异性，创新发展受要素投入、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宏观政策等驱动，并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且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创新资源集聚区（孙瑜康等，；闫东升等，）。尽管当前创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多数基于专利规模的创新水平测度、多角度研究均隐含一个重要假设，即所有创新产出均具有同等经济社会效益（黎 文 靖 和 郑 曼 妮，；申宇等，）。但中国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中美贸易冲突中产业“缺芯少屏”尴尬局面的显现，表明中国创新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诸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闫绪娴和曾强，）。另一方面，不同创新类型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差距，如技术追赶阶段低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冲击；与此相对，高质量创新日益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型优化视角”（编号：）。DOI:10.13891/ki.mer.2023.03.009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且快速增长，表征了创新水平的明显提升；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全球竞争新态势，都倒逼中国创新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攀升转型（闫绪娴和曾强，）。图一体化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机制尽管创新规模是创新质量基础，但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竞争力更取决于创新质量（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因此，提升中国创新质量、破解创新“大而不强”的窘境，成为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关键导向。学者基于多样化指标、差异化方法，发现专利规模、要素投入、基础设施、产学研合作、政府宏观政策等，都是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重要因素（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刘斐然等，）。与此同时，随着创新技术复杂度提升与技术融合性增强，强化区域合作以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成为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当前，城市群创新系统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创新系统，越来越多城市期望加入一体化区域以实现创新发展。现实中，城市群一体化演变不仅表现为纵向水平的深化，同样具有空间扩容的横向动态性，但相关研究对一体化空间扩容的重视相对欠缺，且创新规模效应关注度远高于结构效应（张学良等，；高丽娜和朱舜，）。在城市群创新地位日益提升、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这一视角是当前已有研究忽视的方面，也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之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产出快速增长与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碰撞，引发各界对创新质量的关注。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从发展空间格局看，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空间支撑。为此，考虑到中国提升创新质量的现实重要性与已有研究对区域创新质量关注相对欠缺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中国创新水平较高、一体化实践较早的长三角为例，将城市群长期、渐次的扩容过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探讨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与驱动机制。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创新研究范围，也可以为中国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提供理论借鉴。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理论分析、现实发展均表明，创新要素配置、创新主体互动等，都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孙瑜康等，；高丽娜和朱舜，；闫东升等，）。对于中国而言，城市群创新系统是重要的创新空间载体，城市群一体化的泛化、深化，通过塑造空间结构、强化要素竞争、改变创新策略等，并主要从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机制，对城市群创新规模、创新结构产生复杂影响，进而作用于城市创新质量演变，见图。一体化与城市创新质量的演变创新需要长期、持续的要素投入作为支撑，要素可获得性成为影响创新发展的关 键 因 素（申 宇 等，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 ；刘斐然等，）。在区域要素流动不畅、产业分工不足的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等理论认为，生产活动可以由“后院资本主义”小作坊独立完成，即生产、交换等活动集聚在同一区位（卞元超等，）。随着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产业分工深化、跨区域要素流动加快，多层次分工协作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跨区域联系也日益紧密。基于此，克鲁格曼等构建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验证了空间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具有知识密集、多要素投入、快速迭代等特性的创新而言，不仅需要自身创新投入强化，跨区域、多主体的创新协同同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因此，学者日益强调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也表明一体化能够通过促进政府协同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知识空间溢出等，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高丽娜和朱舜，；董春风和何骏，），如城市群一体化带来的人才流动，通过强化创新关联、增强空间溢出带来创新产出的增加。尽管创新数量是创新质量的基础，但长期以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导向，不仅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通过低端锁定制约中国创新质量提升（申宇等，；刘斐然等，）。此外，由于不同创新产出效应的显著差异，如何推动更高质量创新也成为关键问题（张杰和郑文平，）。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发展格局下，一体化演变同样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影响，分析这一问题更无法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方面，一体化带来制度对接、要素集散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间竞争强化。信息不对称的数量型考核制度牵引下，创新规模是城市向外传递发展环境优良信号、吸引要素集聚的重要抓手（张杰和郑文平，）。但在地方官员任期短期化与高质量创新投入长期化碰撞下，地方政府积极将创新资源向低成本、低质量创新方向集聚，资源竞争与错配的强化不利于创新质量提升（黎文靖和郑曼妮，；申宇等，；刘斐然等，）。典型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将专利拥有量作为获得优惠税率的门槛条件，强化了创新主体为“寻扶持”而创新的行为。另一方面，要素自由流动的强化是城市群一体化深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但在创新要素高端集聚、低端扩散的马太效应特征，以及创新空间溢出距离衰减等机制下，一体化通过提升少数发达城市创新质量与抑制多数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等带来创新发展差距的固化，中国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稳态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和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假说：在中国创新质量普遍不高、创新制度尚不完善、城市竞争明显的背景下，城市群一体化并不利于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机制对于本文而言，一体化是城市群空间范围扩大、城市间联系深化协同演变的过程，通过复杂机制作用于城市创新质量演变。基于区域一体化理论，城市群一体化能够对城市合作、要素集散等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强化更大市场规模下的创新主体合作、影响创新主体行为，在差异化创新产出中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演变（董春风和何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演变机制归纳为三类。高质量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强溢出等特征，提高了创新主体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作为创新发展支撑的市场规模扩大，不仅为创新主体提供充足创新要素，更为创新产品提供丰富的下游需求市场，通过分散创新风险、提高预期收益等，在影响 创 新 主 体 行 为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申 宇 等，）。从城市群一体化演变角度看，空间扩容带来的城市数量增加、水平深化带来的市场统一等，都显著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发挥创新需求端牵引、弱化创新要素错配等，成为支撑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董春风和何骏，）。从创新质量角度看，市场规模对高质量创新的更强牵引力，在于创新技术含量越高、投资规模越大、市场溢价越高（黎文靖和郑曼妮，）。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的市场规模越大、创新越有效率，城市创新质量也越高。此外，市场规模扩大能够提升市场主体捕捉不同专利市场价值水平，弱化政府数量型导向的负面效应（黎文靖和郑曼妮，）。特别地，一体化深化引导资本、知识等高端创新要素，积极向更高质量、契合市场需求的创新领域布局，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创新动力、通过 竞 争 效 应 倒 逼 创 新 质 量 提 升（和 ，；高丽娜和朱舜，）。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创新发展同样呈现要素驱动 特征。一体化带来的城市群边界壁垒弱化、城市分工合理化、要素集散自由化等，是城市群一体化深化的核心内涵（和 ，）。如交通设施的区域间互联互通，发挥时空压缩效应，降低要素集散成本，在强化要素集散中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演变。但要素不均衡集散背景下，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来源于城市要素集散的结构特征。一方面，一体化通过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相互关系等，提高了创新要素集散便捷度，但政治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首先要考虑自身发展质量的提升，体现为对高端创新要素流动的制约、高质量要素格局的固化，这也是区域发展格局稳态的重要因素之一（高丽娜和朱舜，）。另一方面，经典增长收敛理论等指出，自由市场中效益最大化的要素集散导向下，一体化城市因拥有较高的要素回报率，借势跨城市产业转移、更大范围要素集散等机遇，逐渐演变为城市群创新资源集聚区、中转区（高丽娜和朱舜，）。然而，尽管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实现了要素集聚能力提升，但在与发达城市激烈竞争过程中，高端要素向少数发达城市集聚、低端要素向多数城市扩散的状况，对不同城市创新质量演变带来差异化效应（闫东升等，）。典型如以产业梯次转移为核心的城市群要素流动中，边缘城市以低端环节为核心的招商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与低端锁定，成为制约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和 ，）。总体上，面对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晋升锦标赛与高端要素格局固化局面，一体化过程中要素激烈竞争与不均衡集散的双重核心边缘差距，可能成为抑制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因素之一。对于城市而言，加入一体化也必然带来城市关系演变，如要素自由集散中对高端要素的竞争明显提升。在普遍存在的数量型考核制度、城市发展现实需求作用下，如何在参与竞争中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虑（和 ，；张杰和郑文平，）。要素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优化城市发展营商环境、增强要素集聚水平，成为重要的举措之一；作为高水平产出的创新规模，成为地方政府向外释放积极信号、满足上级考核的关键指标（黎文靖和郑曼妮，；刘斐然等，）。在此过程中，毗邻城市间协调的创新扶持政策、完善的创新合作制度，通过城市间合作制度对接、弱化行政壁垒带来边界效应等，对城市创新发展行为产生影响（董春风和何骏，）。一方面，随着一体化水平深化，通过合作深化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共识（闫东升等，）。其中，专利转移是城市创新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城市通过模仿式创新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机制，如普遍存在的研发在核心、转化在边缘的创新合作模式。但在地方政府数量型创新考核制度下，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模仿式创新、专利买卖等不合理行为，也显著降低了创新主体的创新冲动（黎文靖和郑曼妮，；董春风和何骏，）。另一方面，城市融入一体化能够提升创新溢出效应，但发达城市主导一体化过程中，一体化城市承接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且高质量创新的更强距离衰减显著降低了新加入城市的创新质量提升（和 ，）。面对创新格局的固化、创新差距的固化，地方政府为增长而创新的冲动明显加强，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主体逆向选择行为，带来诸多“有数量、没质量”的骗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考核的压力，可能带来一体化城市专利数量激增与产业竞争力停滞不前的共存（黎文靖和郑曼妮，；申宇等，）。总体上，一体化带来创新合作的便利、城市竞争的压力，都增强了城市通过策略性创新提高创新规模、释放积极信号的冲动，但也导致创新竞争力的停滞不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驱动机制的研究假说：假说：城市群一体化的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假说：城市群一体化的要素竞争效应，带来城市创新质量下降。假说：城市群一体化的策略创新效应，抑制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城市发展状况的显著调节效应一体化是推动城市创新合作的重要举措，但在行政边界壁垒等制度影响下，城市间创新竞争依然显著，如高端创新要素的竞争、区域创新格局的固化，在长三角等典型城市群普遍存在。现实中，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不应完全寄托于是否加入一体化，关键在于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强化高端要素集聚水平与利用效 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率。因此，不同城市参与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这表现为受城市发展状况的显著调节。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融入一体化区域推动城市合作水平深化、创新产出增加，是有为政府的重要体现。与此相配合，市场化水平通过复杂机制作用于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且这一因素的创新发展效应得到诸多验证（黎文靖和郑曼妮，；董春风和何骏，）。具体而言：一方面，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资源错配现象越弱，市场竞争显著提高要素回报率，强化城市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提升通过捕捉不同专利市场价值、提升创新预期效益、抑制创新主体逆向选择等，更好地促进创新质量提升（申宇等，）。此外，政府宏观行为与市场化建设等都与城市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主体的竞争意识越强，加之创新主体较高的技术积累、政府完善的创新引导体系、健全的创新基础设施等，表现为城市经济越发达、高质量创新倾向 性 越 强（张 杰 和 郑 文 平，；和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低质量创新产出带来的“索洛悖论”现象日益显现，不仅难以支撑创新质量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发展，倒逼地方政府扭转不合理创新行为、加快完善市场化创新机制。总之，一体化过程中城市间发展禀赋差异导致的效应异质性，也是驱动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演变的重 要 动 力。据 此，本 文 提 出 如 下 调 节 效 应 研 究假说：假说：城市发展状况是影响一体化创新质量效应的重要因素，且表现为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 够 显 著 弱 化 一 体 化 的 城 市 创 新 质 量 负效应。三、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计量模型的构建合理界定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是科学评估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基础。长期以来，政府在推动城市群一体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张学良等，；闫东升等，）。对于长三角而言，政府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中央政府基于各类发展规划的推动，但受到城市加入、退出影响，一体化区域范围存在错乱；另一种依托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简称协调会）的扩容，通过圈层、渐进扩大到沪江浙皖全域（闫东升等，）。事实上，协调会通过地方政府间定期协商，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泛化、合作深化的同步演进。因此，地方政府主导的空间扩容作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纵向、横向协同演化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避免单一指标或多指标测度的主观偏误，也为刻画一体化现实演变提供了可行方式，也是本文界定重要基础。为获得一体化区域扩容创新质量效应，借鉴已有研究方法（等，；闫东升等，），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其中，表示第个城市第年创新质量；为解释变量，为第个城市第年是否加入协调会的虚拟变量；为若干控制变量；、分别代表空间、时间固定效应；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被解释变量。创新水平存在多样化表征指标，其中专利是最常用指标之一（孙瑜康等，）。在此基础上，学者基于多样化创新质量测度方法，如引用率、知识宽度、发明专利规模、发明专利占比等（等，；黎文靖和郑曼妮，；张杰和郑文平，）。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等，本文将发明专利视为高质量创新成果，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授权量比重表征创新质量，并从专利申请量等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董春风和何骏，），采用如下规则构建解释变量（）：城市在年是否加入协调会，若是为，否则为。（）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综合数据可得性等，选取如下控制变量：高质量创新需要大规模、持续性创新投入支撑，特别是创新人才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比重，反映创新人才投入状况（）。高质量创新要承受更高的失败风险，加之创新强溢出性、正外部性，政府资金成为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创新发展重要因素，以科学与教育财政支出 与 比 率，反 映 城 市 创 新 投 入 资 金 强 度 （）。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比重表征产业结构（）。采用进出口总额与 比率表征开放水平（）。采用客运量对数表征交通可达性（）。（）数据说明。鉴于数据可得性、双重差分模型特性等，本文以城市为研究单元，时间期限为 年。以 年行政区划为基准，数据来源于 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库等。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表变量描述统计变量名观测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表中模型），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即一体化区域扩容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尽管一体化能够加快城市创新发展（等，），但在长期以来的“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竞相陷入规模导向的“创新崇拜”，加之城市群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创新监管缺位等表征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加剧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创新导向，成为阻碍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这表明，创新视角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模型估算了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平均效应，但在此过 程 中 城 市 收 益 也 可 能 存 在 差 距（和 ，；张学良等，）。创新要素驱动阶段，人才投入强度是影响城市创新差距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探讨城市融入一体化区域过程中，不同人才投入强度城市创新质量效应差异（模型）。交互项系数的显著为正，表明创新人才投入强度越大，创新质量提升效应越明显；一体化效应由负转正门槛值约为人才投入强度达到 ，但绝大多数处理组受政策冲击时均未超过这一门槛，印证了融入协调会抑制城市创新质量的结论。这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一方面，创新成果特别是高质量产出，需要大规模创新人才持续投入，创新人才比重越高，高技术专利产生概率越大；另一方面，人才高度集聚城市具有更明显的要素集聚优势和更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且在一体化中具有更强博弈权和要素配置权。因此，提高创新人才投入强度是城市提升创新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但高端创新人才在少数城市的高度集聚，对部分中小城市创新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不利于城市群创新协同发展。作为一个渐进式过程，不同时期城市合作、要素流动等水平的差异可能带来差异化创新质量效应。加入协调会不同时长效应的对比发现（模型），随着城市加入协调会时间增长，创新质量效应呈现显著负效应向不显著正效应转变态势：显著负效应表明，加入协调会初期市场一体化等仍不完善、高质量创新协同网络尚未建立，多数城市高质量创新要素外溢、策略性创新强化等，都带来城市创新质量下降；不显著负效应、不显著正效应，表明随着城市创新规模的积累、市场一体化的完善、创新网络的深化等，一体化的高质量创新效应开始显现，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负效应。这一结果表明，城市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应过度依赖加入城市群，关键在于加强城市合作，促进一体化深化以及建立高质量创新合作网络等。异质性分析（）不同批次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空间扩容、水平深化协同演变过程中，城市数量增加带来的异质性知识、空间结构演变、空间溢出效应等，通过增加创新知识宽度、扩大市场规模等影响创新质量。研究期内一体化区域共经历次扩容，考虑到巢湖市较多区县被并入合肥市、马鞍山市，将巢湖市参与协调会时间设定为 年。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控制变量不控制部分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空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 （）（）（）（）（）观测值 统计量 注：、分别表示在、和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值。下同。进一步对比不同批次城市的创新质量效应。具体结果依次如表中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批次的创新质量效应大致呈 型差异。具体来看：对第一、第二批次城市而言，城市较高创新水平、城市间合作深化、创新水平差距相对较小带来激烈竞争等，是正效应、负效应不显著的重要原因。对第三批次城市而言，与第一、第二批次城市创新水平的明显梯度差距，为积极承接核心区城市创新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等提供了便利，但在创新重要性显现带来的较强马太效应驱动下，高端创新要素的虹吸、低端创新要素的承接，是负效应显著的重要因素。对第四批次城市而言，远离发达核心区城市带来创新交流成本增加，加之增量制度改革难度攀升、高端创新要素被虹吸等，在接受次发达城市带动下呈现不显著负效应，而这主要受一体化创新溢出效应弱化影响。总体上，差异化效应表明城市群空间范围并非越大越好，关键在于提升一体化合作质量。（）不同区域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在响应、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不同地区创新基础、地方财政及宏观政策等差异，可能带来融入一体化过程中创新表不同批次效应异质性回归结果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空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 （）（）（）（）观测值 统计量 质量效应差距。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群圈层、渐进扩容过程中，不同区域城市的创新质量效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对此，进一步对比分析沪江浙皖城市创新质量效应，具体结果依次如表中模型。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的创新质量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上海呈现显著正效应，与自身较高的创新水平、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较强的高端要素集聚能力有直接联系，在创新要素的马太效应驱动下，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要素流动自由度提升等，加之作为中国重要创 新中心的政策优势等，为进一步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推动创新质量提升等提供了可能。安徽城市创新水平普遍较低，与江浙沪城市创新梯度明显，但一体化中高端创新要素集散呈现向发达城市快速集聚特征，加之不完善的创新制度、地方政府基于创新规模的“创新崇拜”等，导致地方政府策略创新行为的强化，即较低创新水平、不利竞争地位及不完善的创新环境等带来安徽城市显著的负效应。江浙城市加入协调会能够集聚一定的高端创新要素，并加快部分产业向外转移，强化与上海市的创新联系等，但依然较低的创新人才投入强度、普遍较弱的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数量型考核制度的压力等，带来融入一体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不显著负效应。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城市越发达、创新质量效应越显著的现象，可能带来区域创新差距的固化，也是一体化深化的负面效应之一。表区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空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 （）（）（）（）观测值 统计量 稳健性检验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数据需要满足同趋势假设（张学良等，），借鉴已有研究、结合数据结构（等，；闫东升等，），采用回归法开展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发现，加入协调会前实验组、对照组创新质量演变不存在显著差距，但加入协调会后交互项系数均显 著 为 负，印 证 了 一 体 化 对 创 新 质 量 的 抑 制作用。（）准自然实验要求实验组选取接近随机，但城市发展水平是决定其能否加入协调会的关键因素。对此，采 用 两 步 法 构 建 逆 米 尔 斯 比 率（，），对地方政府加入协调会这一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发现控制地方政府自选择后，融入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依然显著为负。（）采用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量比重表征创新质量，对基准模型进行再估计，发现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效应依然显著为负。（）年以来，长三角城市高铁渐次开通，可能影响基准模型结果稳健性。控制高铁渐次开通这一冲击后，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效应依然显著为负。总体上，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本文数据适用于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分析均验证了基准模型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五、影响机制的进一步讨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本文理论分析认为，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是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演变的重要机制。借鉴已有研究（张三峰和魏下海，），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其中，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含义同式（）。（）市场规模效应。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是驱动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董春风和何骏，）。长期以来，制度驱动的显著市场分割是制约城市群统一市场形成的重要因素，即市场分割越弱，市场规模越大（张学良等，）。对此，借鉴已有研究方法（闫东升等，），采用一价法构造市场分割指数，以此表征城市创新市场规模水平（），验证市场规模在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中是否发挥中介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未列示，备索。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效应。结果表明（表）：模型中一体化区域扩容变量的系数为负并在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模型和模型中一体化区域扩容对中介变量作用显著为负，即城市融入协调会显著带来市场规模扩大。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张学良等，），即在有为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合作中，政府间宏观制度对接、边界壁垒破除与市场主体合作牵引等，都能够显著弱化市场分割。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且和的符号不一致，表明中介变量的遮掩效应显著，即市场规模对抑制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影响呈现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假说 得以验证。市场规模效应的显著中介效应，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对一体化界定的科学性，也表明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中加快推动市场对接是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市场规模效应较弱的现象，不仅与边界壁垒约束下的竞争有关，也表明当前城市群一体化仍然存在深化空间。（）要素竞争效应。要素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创新资源可获得性是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孙瑜康等，；张杰和郑文平，）。本文研究期不仅是长三角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城市竞合作用下资源快速集散的时期（和 ，）。创新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创新的根本源泉，一体化带来的城市群竞争加剧、要素集散过程中，城市若能获得创新人才的正向集聚则有利于创新质量提升，反之表现为创新质量下降。对此，借鉴已有研究（闫东升等，），测度城市创新人才的偏移增长规模，以此表征城市参与长三角竞争中的要素竞争水平（），检验融入一体化能否通过影响城市要素竞争力进而作用于城市创新质量。表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在模型和模型的检验中发现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作用呈现不显著负效应，这一现象与长三角不均衡的要素集散存在直接关联，如高端创新要素集聚、低端创新要素扩散的不均衡状况，特别是沪宁杭合等少数城市是创新人才快速集聚区，多数城市由于一体化带来的要素流动加快、核心城市虹吸效应增强，创新人才等高端要素外流。但中介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本文继而采用 法检验间接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拒绝原假设，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即一体化区域扩容通过高端创新人才溢出导致多数城市创新质量下降。同时，解释变量系数也显著为负，且和的符号一致且显著，表明要素竞争效应对降低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呈现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假说 得到验证。虽然一体化区域扩容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但在城市竞争博弈的要素不均衡集散过程中，高端创新要素集散的马太效应可能带来城市群经济增长、创新发展格局的固化，可能不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此外，这一结论也解释了相关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即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群渐次扩容，伴随着复杂因素驱动的创新人才集散格局演化，并带来城市间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状况。（）策略创新效应。对于有为政府的中国而言，在 政治晋升锦标赛、数量型考核制度牵引下，地方政府“重数量、轻质量”的资源配置规则强化了创新主体策略性创新行为，成为中国创新规模增长、质量不高并存的重要因素。本文理论分析认为，加入协调会通过加剧竞争、增强合作等，强化地方政府的策略创新行为；但科学测度创新主体的创新动机存在较大难度，而创新成果的刻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新行为。对此，将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假定为策略性创新行为（黎文靖和郑曼妮，），构建策略性创新产出的偏移增长指标（闫东升等，），以此表征地方政府的策略创新行为倾向（），检验一体化区域扩容能否通过强化城市策略创新行为影响创新质量。研究结果发现（表）：模型表明中介效应存在，模型表明一体化区域扩容显著提升了城市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可能的原因是，在高质量创新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下，一体化带来的城市间竞争强化、低质量创新互动增强等，都提升了城市为发展而创新的策略性行为。模型显示，中介变量系数为负并在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显著。同时解释变量系数也显著为负，判定城市策略创新行为在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中呈现部分中介效应，即本文的假说 得到验证。这意味着，在城市创新质量普遍不高、数量型的创新考核制度下，一方面，一体化带来的获取其他城市专利产出的便利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 市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以低质量专利为主的技术转移，难以发挥高质量创新产出中的模仿式创新效应，成为低端锁定抑制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可能因素。总体上，通过一体化区域扩容融入城市群过程中，城市应强化与发达城市、高质量创新的合作力度，借势发达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实现自身创新质 量 提 升，而 这 也 需 要 合 理 的 创 新 制 度 作 为支撑。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变量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时空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 （）（）（）（）（）（）（）（）（）观测值 统计量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的分析理论机制分析表明，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效应同样受其他因素调节。选取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二者在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中的状况。以城市私营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衡量市场化程度（），以人均 表征经济发展水平（）。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如下：（）其中，为调节变量，其余变量含义同式（）。（）市场化程度。加入调节变量及交互项后（表模型），市场化程度攀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交互项系数的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升，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负效应逐渐减弱，本文的假说得到验证。从相关机制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城市要素高端创新集聚能力越强，创新主体越理性（申宇等，），并通过发挥市场创新价值捕捉机制、推动高质量创新合作、抑制创新主体低质量创新逆向选择等，引导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黎文靖和郑曼妮，）。市场化程度的负向调节效应，表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对于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反映当前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表模型），经济发展水平攀升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质量提升，即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方政府也有充足财力优化创新环境、完善创新设施、制定创新优惠政策，加快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体化与创新质量之间负向关系具有显著的削弱或抑制效应，假说再次被验证。城市越发达，创新质量提升效应越显著，印证了高端创新要素向发达城市集聚的马太效应，这与发达城市更为完善的创新环境、城市合作中较强的谈判能力存在较强联系。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核心边缘差距格局相对稳定的状况下，这一结论同样解释了一体化区域扩容创新质量效应的时空差异。但一体化渐次扩容、逐渐深化过程中，创新要素向发达城市进一步集聚，可能带来城市群发展差距的固化、扩大，这一负向效应同样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变量模型模型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时空效应控制控制常数 （）（）观测值 统计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城市群是中国创新资源集聚区、创新驱动引领区，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新一轮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在城市群加快扩容背景下，基于长三角渐次扩容客观现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与驱动机制。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一体化区域扩容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表明当前城市群创新协作依然处于低质量阶段。但是一体化绝不是制约城市创新发展的掣肘，关键在于如何优化一体化的创新效应。对于更高层级政府而言，应优化创新顶层制度设计、突出高质量创新产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通过差异化创新产出优惠政策、高质量跨区域创新协同等，实现创新激励政策的高质量调整与转变。对于城市而言，在高端要素集散马太效应机制下，应通过创新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完善与创新网络融入等，提升自身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加快创新一体化协同等，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创新发展。第二，差异化禀赋、区位条件和交通设施等驱动下，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效应呈现时空复杂性，如人力投入强度越大创新质量正向效应越强，随加入时间增加的显著负效应向不显著正效应转变，不同批次效应的 型差异，区域城市的上海显著为正、江浙不显著负效应、安徽显著负效应等。复杂时空效应对一体化创新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时间上对比表明，加入协调会重点在于优化城市创新环境、改善城市群创新网络联系等；但不同批次、不同区域创新质量效应差异，表明城市的创新网络地位、创新质量效应等都存在明显差距，应立足城市群创新系统制定城市创新发展战略，以更好地优化创新资源空间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此外，创新发展梯度明显、资源集散马太效应显著的当下，高端创新要素向发达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带来创新资源结构性核心边缘格局固化，同样不利于城市群创新可持续发展，如何弱化负面效应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三，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机制检验发现：一方面，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是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重要机制，表明未来城市推动创新质量提升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协同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增强高端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优化城市创新行为。如人才是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一体化城市通过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提高政策支持、强化城市创新联系等，强化创新人才培养、集聚以提高创新人才集聚度，成为一体化过程中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方向之一，但这一过程是否带来新的恶性竞争、创新格局的固化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并弱化一体化对创新质量的负效应。市场化程度调节效应表明，推动城市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更强自由流动、更大溢出效应、更优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创新合作机制等，成为一体 化深化中实现创新质量提升可行举措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达地区较强要素集聚、优越创新环境、政府正向激励等有直接关联，但也进一步印证了创新发展的马太效应，可能带来一体化中发展差距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