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的程度、症候及疗法_刘泽权.pdf

2023 年 3 月第 44 卷 第 2 期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ar.2023Vol.44 No.2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的程度、症候及疗法刘泽权,孙 媛摘 要:“失语症”一词形象地反映了当前我国本土译论面临的学术话语权困境。虽然中国译论“失语”现象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失语”的程度及其具体表现却缺乏客观精准的评价。本文借鉴现行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法,以理论参引量、能见度和能见比为计算框架,以总被引频次和发文量作为基础评价指标,考察 17 个当代中外译论,测算其在 CNKI、百度学术、WOS 和谷歌学术等四大资源库中所体现的我国译论“失语”现状。数据显示:我国译论绝对能见度均值为 7.34,远低于国外理论均值 24.41;绝大多数国内译论的能见比低于其平衡值 1;国外理论套用现象严重,国内译论的应用空间被挤压。本文认为要克服我国译论的“失语症”,应遵循“坚持本位重读传统建构话语加大传播”的逻辑顺序和步骤,当务之急是加大我国译论话语体系建设。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能见度;学术话语权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23)02-0086-07Abstract:The word“aphasia”succinctly reflects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Chinese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erms of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Despite its recognition as a matter of fact,such an aphasia has not been surveyed for its accurate extent and specific symptoms.This paper designs a framework whereby the total cita-tion,visibility,and ratio of visibility of 17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can be assessed and compared.The method of survey is adapted from the academic impact evaluation,the databases from which the journal papers are accessed include Chinas CNKI,Baidu Academic,WOS(Web of Science)and Google Scholar,and the basic evaluation indices are Total Citations(TC)and Total Publications(TP).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ab-solute visibility of Chinese theories is 7.34,far lower than that of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which stands at 24.41;that the visibility ratios of most domestic theories are not up to their equilibrium value(i.e.,1);that foreign translation theo-ries appear to be misused or abused in China,resulting in the narrower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aphasia”,it is imperative to adhere to Chinese indigenous translation theories,re-read them,construct them into a system of discourse,and lose no time in pushing them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Key words: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aphasia”;visibility;academic power of discourse 1.引言“失语症”源于神经病理学术语,指“一种言语功能的缺陷或丧失,由于大脑皮质言语中枢损害,导致患者对于词(或相等于词的非言语文字性信号)的辨认或表达发生障碍”(邢成名 1997:890)。曹顺庆(1996:50)将“失语症”隐喻性地转用到中国文论话语中,指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中国自己的理论则“长期处于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失语症”不仅体现在我国文论研究中,亦体现在翻译研究中。尽管学界对中国文论、译论“失语症”的诊断切中肯綮,但多属印象式的经验言说,乏于数据观测,不免招致质疑和揣度(陶东风 2004)。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拟引入量化手段对我国本土译论“失语症”的具体程度、症候表现和治疗方法做系统诊断,尝试从量的角度对该现象做精准描述,从而深化中国译论失语研究,探寻提高我国译论能见度的可行之道。2.文献回顾 曹顺庆于 1995 年首次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后,致力于话语重建(1999)、西方文论中国化(2004、2005)、当代中国文论创新(2014)、文化自信(2018)等一系列学术主题,为中国文论的发声权、话语权苦心孤诣、孜孜以求。他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2018),确立了变异学跨越异质文明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成为中国文论话语权重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学界对文论失语的关注逐渐发展为对文化失语的关切。19 世纪末以来,汉语文化知识形态逐渐由“感悟型”转化为“理念型”,此过程中,传统文化“本身失效”,中国文化失语不可避免(张荣翼 2003:114)。曾洪伟(2006)、石志华(2013)68DOI:10.16362/61-1023/h.2023.02.015等指出了应对文化失语的策略:即强化母语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认同,“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挤压和遮蔽,遏制和消解西方文化建立的文化霸权及产生的负面影响”(曾洪伟 2006:103)。白宇新(2020)从对传统文化衰败的思考提出文学创作应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与此同时,“失语症”研究也延伸到翻译领域。学者们(张柏然、张思洁 2001;蒋天平 2004;张旭 2008;贺爱军 2008;张佩瑶 2012;马冬梅 2017;蔡静 2020 等)发现:“中国学界在与西方对话中竟拿不出自己看家的东西”(张旭 2008:94),“在全世界搞得热火朝天的译学研究中,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跟着西方理论走”(潘文国 2012:3-4),导致“长期以来,欧美翻译理论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刘泽权、朱利利 2019:103)。廿余年间,学界对我国理论和文化“失语”现象的认知逐渐深化,从早先的本体阐释上升到话语权考量。“失语症”的提法最早就旨在警醒中国学界不要一味追随西方的学术话语,要勇于创新,创建自己的理论话语(曹顺庆、邹涛 2005:47),翻译理论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学术话语权(潘文国 2012;马会娟 2019)。这种认知变化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背景下,国内外学术话语环境转变的内在需求。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译论原本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罗新璋 1984:18),“与古代传统文论息息相通”(陈福康 2000:9)。中国古代翻译史也是一部中国传统哲学、文论与译论逐渐融合的历史(单宇、范武邱 2016:108)。一些译论本身就是文论,所以不能将译论,尤其是传统译论,与文论割裂开来。无论是文论失语,还是译论失语,都是文化失语的表征,三者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可见对译论的“失语”考察,于重构中国译论、文论或文化话语权而言有着迫切需求和重要意义。3.理论能见度与理论参引量指数构建 刘泽权、朱利利(2019:111)曾用理论“能见度”指代理论的学术凸显性和渗透力。本文认为,“能见度”概念契合对学术理论凸显性的量性描写,所以本文采用“能见度”及其派生词语“能见值”“能见比”等提法。由于翻译理论失语程度无法直接测算,理论能见程度却是一个大致可估量的指标,并且“能见度”与“失语度”是一对一体两面的概念,因此用直接测算“能见度”来反观“失语度”不失为一可行办法。目前,理论能见度的评价尚无现成办法,本文借助作者和期刊影响力评价方式来对其进行考察。该评价方式基于两个学术影响力基础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和发文量,前者是衡量论文、学者或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文献指标,体现了学术界对研究成果的评议态度;后者“是指作者发表文献数量的总和,是描述作者学术产出的指标之一”(李秀霞、邵作运 2017:344)。同理,对翻译理论而言,涉及某理论的总被引频次和发文量越高,该理论的学术渗透力就越强,学术影响力也就越大,其能见度也就越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无论是总被引频次还是发文量,均不能单独完全反映某个翻译理论的学术能见度,有必要在此引入“理论参引量”概念作为表达理论能见度的基础参考指数,其计算公式为:理论参引量=理论提出者被引量+理论参考文献量 其中,“理论提出者被引量”和“理论参考文献量”是总被引频次和发文量的两个变体,前者指该理论提出者的相关成果被引用的数量,后者指参考或应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献总量。这个计算框架基本可以量化某个译论的能见度。当然,公式中的“理论提出者被引量”和该学者的总被引频次不能混为一谈。一个学者的研究主题可能不止一个,因此在计算“理论提出者被引量”时要将与被考察理论无关的被引频次排除在外。例如,钱钟书在国内学界影响巨大,CNKI 查询其总被引频次为 28022,但其译论主要出现在林纾的翻译中,该文被引频次是 885 次,该频次才是“化境说”的“理论提出者被引量”。4.研究设计 本文在理论参引量计算框架下,对当代国内外主要译论的能见度进行赋值计算,以便客观反映我国译论较之国外译论的失语程度及其症状,为重构我国译论学术话语权提供数据借鉴。本文将探寻以下 4 个问题:我国译论“失语症”的程度如何,有哪些症候表现,失语原因是什么,以及有何可行的治疗对策?4.1 研究对象结合陈福康(2000:引言)、黄忠廉(2010)、方梦之(2019:123)等对翻译理论的论述,本文将“中国译论”界定为:中国人提出来的关于翻译本体或782023 年 第 2 期者翻译研究的理论和思想。在此定义下,本文选取“化境说”“三美论”“多元互补”等 9 个国内当代主要译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动态对等”“交际翻译”等 8 个国外主要译论作为参照对象。这 17个理论在不同时期国内外翻译研究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常被学界引用,适合对其进行能见度考察,其提出者、出处及产生年代等信息见表 1。表 1.国内外 17 个译论一览表序号理论名称提出者典型著述年代1化境说钱钟书林纾的翻译19602三美理论许渊冲翻译的艺术19803多元互补论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19804译介学谢天振译介学19905变译论黄忠廉变译理论20006生态翻译论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20007推手理论张佩瑶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20008译者行为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20109变异论曹顺庆南橘北枳201010对等理论Eugene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011翻译质量评价Juliane House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197012语义/交际翻译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013目的论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199014归化/异化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015多元系统论Itamar Even-ZoharPolysystem Studies199016文化转向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199017模因论Andrew ChestermanMemes of Translation1990国外译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进入繁荣期,80 年代初被陆续引入我国,此后逐渐引发了我国译论的失语现象,因此本研究中译论考察的初始节点取 20 世纪 60 年代,故未能包括此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等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中外理论。其次,关联理论、认知翻译学虽被用于指导和解释翻译活动,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本身并不是翻译理论(赵彦春 1999:277),也不属本研究考察范围。同时,国外译论在本世纪初逐渐趋于驳杂,2010 年以后国外译学进入“后理论”时代,致力于语料库翻译学、译员培训等实践性议题(王峰、陈文 2017),因此本研究将国外译论考察截止时间界定于 20 世纪末。此外,变异学和译介学同属比较文学理论,前者强调文学在跨越异质文明过程中的变异、吸收和溶解,后者意在建立翻译文学的学科地位,二者均呈现出文学研究“翻译转向”的趋势,与王宁(2005:5)“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观点契合,说明中国文论、文化研究在谋求翻译的介入,再次印证了中国译论“失语症”的考察对中国译论、文论乃至文化研究以及话语权重构的重要意义。4.2 研究方法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百度学术、WOS(Web of Science)和谷歌学术四个大型学术资源库。这些资源库受到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可,库中数据基本保证了其广泛性和平衡性,能较客观地反映各译论的学术能见度。文献计量学是应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对文献情报进行定量分析的科学,注重通过定量手段描述各门学科的书面信息特征、发展趋势及其规律(姜振寰 1990)。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检索上述四个数据库中关于各译论的“理论提出者被引量”和“理论参考文献量”数据,然后统计、汇总,计算出各译论的“理论参引量”。我们根据参引量数据,提出“能见度”和“能见比”两个概念,以便更加直观、有效、精准地描述和探讨我国本土译论失语现象。4.2.1 能见度能见度可用来直接反观我国本土译论的失语程度。为了一目了然辨识多种情况下的不同能见度,本研究将其分为国内、国外、绝对和相对四个次级。国内、国外能见度表达了各理论在不同学术空间的影响力。绝对能见度是前二者之和,是没有考虑任何外在因素情况下的现实绝对值,相对能见度则是排除时间、语言等外部影响因素后获得的理想可比状态下的综合表达值。能见度的计算涉及到参照基准的设定,通行做法是将一组数据中的最高或最低值作为基准值,本文将参引量最低值设为参照基准。前三种能见度是对各参引量的直接转换,算法较为简单,具体如下:能见度(国内/国外/绝对)=理论参引量(国内/国外/总)参引量最低值 相对能见度的计算较为复杂,需考虑两个权重系数:文献半衰期和语言。文献半衰期是衡量文献老化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具体含义是“某学科现时正在被利用的全部文献中的一半的出版年限”(王绍平等 1990:134)。不同学科的文献半衰期时长不同,经查可知,我国语言文字学科引用半衰期为9.25 年,英语学科半衰期为9.5 年(费益佳 2014:240),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翻译学科的文献半衰期数据。一般而言,基础理论、稳定学科的文献半衰期要比处于重大变动中的学科或新兴学科要长,因此本文采用 10 年为翻译文献半衰期,即以 10 年为时间切片,自文献发表以来,每增加 10年,其能见度就减少 0.1 的权重量。另一方面,由于英语相对于汉语在国外发表中存在巨大的语言优势,为了客观反映国内、外理论的不同能见值,还需要设定语言权重参数。英语接受国为 101 个,88刘泽权 孙 媛 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的程度、症候及疗法汉语为 33 个(见 https:/ 1 和0.3,即国内外译论的绝对能见度计算后需分别乘以 1 和 0.3 得到相对能见度,算法公式如下:相对能见度=绝对能见度(1-0.12020-理论产生年代10)1(或 0.3)4.2.2 能见比能见比反映了译论国际传播中的内外平衡性,是衡量国内译论在国际语境失语程度的重要指标,具体算法为:能见比=国外能见度国内能见度 能见比的平衡值为 1。当某译论的能见比小于 1 时,其国外能见度低于国内能见度;等于 1 时,其国内外能见度一致,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大于 1时,其国外能见度高于国内。5.数据统计与分析 首先,以理论参引量公式为计算框架,可检索、统计、获得 1960 年至今四个资源库中 17 个译论的理论参引量(见表 2)。这些数据基本反映了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语境下的总体能见度。表2.国内外17 个译论参引量统计表(单位:次)序号理论名称国内外资源库理论参引量CNKI百度WOS谷歌国内国外总参引量1化境说8852659211803544118247262三美论143127565716724187172959163多元互补论521113713961165897426324译介学136556384921907003223992425变译论1301325971902456097355336生态翻译论51367945803695130813775168567推手理论80222714083024797818译者行为51316132350212635224789变异论13031291041063259210365510对等理论1026134126061572914438163353077511翻译质量评价2713652613413439274747867012语义/交际翻译11231111352175781223680992033513目的论6692288561081602355487703232414归化/异化2006128582411823814864184793334315多元系统论1202214677723417818815916文化转向13165677682646669834141011217模因论26049252593379518536388823从表 2 可见,我国译论失语程度甚为触目惊心。以 20 世纪 60 年代钱钟书的“化境说”和奈达的“对等理论”为例,前者的总参引量为 4376,后者的高达 30775,后者是前者的 7 倍之多,二者差异巨大。再看 20 世纪 90 年代谢天振的译介学和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两者的参引量也存在较大差距,分别为 9242 和 33343,后者为前者的 3.6倍。与国外理论在 CNKI 中的参引量相比,国内有的理论在 WOS 数据库中的参引量可以忽略不计。将这些数据换算成能见比和能见度,则更为直观。由于张佩瑶推手理论的参引量为各理论中最低(781 次),符合前文所确定的能见度参照基准要求,由此可得到各理论的能见比和能见度,具体见表 3。表 3.国内外 17 个译论的能见比与能见度序号国内理论能见比能见度国内国外绝对相对1化境说0.334.541.516.052.422三美论0.415.362.21 7.574.543多元互补论0.592.121.253.372.024译介学0.328.972.87 11.838.305变译论0.215.841.257.085.666生态翻译论0.2916.754.8321.5817.267推手理论1.590.390.6110.88译者行为0.172.720.453.172.859变异论0.064.170.274.684.21平均值0.445.651.697.345.34序号国外理论能见比能见度国内国外绝对相对10对等理论1.1318.4920.9239.404.7311翻译质量评价1.215.026.0811.101.6712语义/交际翻译0.6615.6710.3726.034.6913目的论0.3730.1611.2341.398.6914归化/异化1.2419.0323.6642.698.9615多元系统论22.930.4410.0110.452.1916文化转向0.518.584.3712.942.7217模因论0.706.644.6611.292.37平均值3.4012.2210.0524.414.50根据表 2、表 3,我们不仅可以认定我国本土译论失语程度相当严重,还可发现失语的具体表征及其启示。第一,我国译论国内外传播失衡。表 3 显示,国内译论除了张佩瑶的推手理论能见比为 1.59 之外,其他无一能够达到 1。这个数据虽令人遗憾但也在意料之中,说明绝大部分国内译论都在境内传播,远未能“走出去”。虽然推手理论参引量值最低,但其能见比反映出张佩瑶心怀祖国传统文论、面向国际传播的使命担当。张佩瑶东西理论平等对话的国际视野与策略,使其理论在东、西方的发文量较均衡。她深切关注中国译论的失语问题,积极推动中国译论话语系统建设,躬耕半生,为中国译论的国际推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国内翻译研究大量套用国外理论。表 3表明,并非所有国外理论的能见比都能达到平衡值 1,但它们在我国译界受到的关注却明显高于国外。例如,语义/交际翻译理论、目的论、文化转向论和模因论等译论,其能见比皆在 0.30.7 之间,高于大多数本土译论。这说明中国学者善于接受和学习“洋理论”,但却造成了国内译论成长空间被挤压的现实。由于这些“洋理论”相对比较空982023 年 第 2 期泛,实际使用门槛较低,因此不排除国内翻译研究中对它们的大量套用。第三,我国传统译论具有实践性学理开拓空间。本文中最具传统特色的两个理论当属“化境说”和“三美”论,前者出于钱钟书的“译诱媒讹化”等“虚涵数意”,指出了翻译的终极目标;后者为许渊冲所倡导的“意美、音美、形美”,是一套“完整务实又富有创造性”的译论体系(游瑞娇 2009:95),是其翻译思想的“中国之根”(祝一舒 2020),二者充满了中国学派的传统气质。根据表 3,它们的能见比分别为 0.33、0.41,高于多数国内理论,其绝对能见度也较为接近国内均值。这说明传统译论具有“实践性学理开拓”的空间(蓝红军 2013:57),其难于脱离典籍的说辞只是一种印象式的误判。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学界深入研究传统译论的勇气。第四,本土译论传播空间拓展不足。虽然本土译论的国外传播目前处于弱势,但其相对能见度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令人鼓舞。由表 3 可见,多数本土译论的相对能见度与国外译论已不差上下,生态翻译论以 17.26 高居榜首,本土译论相对能见度平均值 5.34,更是高于国外译论的 4.50。这一方面印证了英语语言的强势学术话语地位,另一方面预示着在相同的语言环境下,我国本土理论将会有相当的传播潜力。这一发现有助于提振本土理论研究与传播的信心。第五,新时期的本土译论话语活力尚未完全释放。近十年以来,除了表 1 中所列,还有“无本回译”“大易翻译学”“国家翻译实践”“象思维”等译论和思想,如雨后春笋,不断生发,既充满了本土气息,又蕴含着勃勃生机。尤其是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实践论,把翻译活动上升为国家工程,构建了本土译论的国家话语体系,既有利于“开辟新的翻译研究领域”,也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任东升、高玉霞 2015:92)。既然翻译理论的本质是话语权,是“人们必争的权力”(Fou-cault 1981:52),本土译论能否克服“失语症”也就成为了中国译学话语权复兴与重建的关键。6.“失语症”的治疗对策 上文的考察,不仅引证了“中国学者素来喜欢外来理论胜于本土理论”(罗选民 2019:96)、“过分关注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与应用”(胡开宝、辛红娟 2021:70)等观点,同时也明确了我国译论“失语症”现象并不完全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赵凤玲 2009:239)。19 世纪末以降,由于知识形态的转变和语言文化的断裂,很多当代学者本身并不了解传统译论,也阐释不清楚,面对传统译论时有心无力,其现代转换也难以推进。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文、译论大量引入,不仅“导致了中国文论的整体失语”(曹顺庆 2018:17),也导致了本土译论尤其是传统译论的失语。因此,“失语症”既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曹顺庆 1999:38),也是学界本身学术行为自我选择的结果。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克服“失语症”的具体策略应符合“坚持本位重读传统建构话语加大传播”的逻辑顺序和步骤,具体如下:第一,坚持本位立场。“意义即使用”(Witt-genstein 2009),译论的意义同样也是在使用中产生的。长久以来,由于“没有坚持中国翻译学的本体地位,我国的本位理论话语走向边缘”(贺爱军、范谊 2008:89)。当前译学研究急需提升学术勇气,大胆应用本土理论进行翻译批评实践,这是复兴本土译论的第一步。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甫一提出就臻于至善,使用研究的人多了,便赋予了理论更多系统化的概念、意义、方法等诠释。本土译论更需要在翻译批评实践中不断地被使用、被阐释、被完善。坚持本位立场,使用本土译论,在使用中构建意义,这是本土译论传播的前提。第二,重读传统译论。传统译论是我国译学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国译论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重读传统译论,不但是文化身份与学术自信的历史纵深来源,也是一种“风筝不断线”的学科发展观,顺应了“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需求(张佩瑶 2012:103)。但现实是,传统译论对于当代学者而言陌生而又疏离,不要说把它翻译成外语,即便是翻译成现代汉语,有的概念也阐释不一,群言淆乱。最为典型的是“风骨”一词,汉语阐释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不断,英语更是有“the wind and the bone”之译。因此,重读传统译论不但“是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翻译理论的一个有效途径”(张佩瑶 2012:107),更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三,构建本土译论话语体系。话语指“运用中的语言,包括表达方式和基本词汇两部分”(彭发胜 2008:7-8)。话语体系就是将这些表达方式或词汇以体系的形式系统性地呈现出来,形成学科特有的言语规范和叙述特征。比如,许渊冲把自己的翻译思想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并通过大量09刘泽权 孙 媛 中国翻译理论“失语症”的程度、症候及疗法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著述在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做着积极的贡献(李正栓、严云霞 2020:93)。目前,我国译学的话语体系构建远未完善,有些新话语新概念尚不具有良好的可传播性,没有成为译学研究的公共话语,不足以支撑学术交流和国际传播(蓝红军 2018:7)。反倒是传统译论蕴含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译学话语根基,如罗新璋提出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体现了我国翻译思想特有的从文本到美学的话语变迁趋势。因此,与其层出不穷地提出新理论,不如清晰地阐释、梳理既有理论的概念范畴,如“本”“信”“神”“境”等,丰富现有的话语内容,完善话语框架,然后再介绍出去,在国际学术语境中实现真正的对话。第四,加大国际传播力度。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是与国外同行交流最实际、便捷、有效的途径。在这方面,陈德鸿和张佩瑶堪称先驱。前者编著了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一书,“第一次用英语把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较全面地直接介绍给世界同行”(徐敏慧 2005:47);后者辑译了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论集,首次系统性地向全球推介了中国传统译论。二者的译介行为皆为“划时代”之举(王宏印 2008:20),意味着中国译论向着国际传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前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使用和接受国别数量相差三倍多,因此,撇开理论内容不论,仅英语语言载体本身的国外学术传播力至少数倍于汉语。“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王沪宁 1993:91),因此加大传播力度、获取境外能见度是克服本土译论境外失语的重要举措。7.结语 本文通过对翻译理论能见度的考察,以数据论证了我国译论失语的程度,一方面可以警醒国内学术同行的本土译论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引发对国外译论的批判性接受、思考。本文研究过程中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理论能见度考察是个复杂的过程,不能实现自动采集,而人工筛选、统计的工作量巨大,难免出现误差;本文没有专门计算译论文献的半衰期,只是引借了现成的英语学科半衰期值,这亦是须加改进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016:002),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没有形成较具影响力话语输出的情况下,我们与西方进行译学“对话”的实质是我国话语的缺席与西方话语的独白。可见消除本土译论失语、提高其能见度的当务之急是:对内不断加强我国译论话语研究,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话语体系;对外不断进行国际交流,提高学术出口,强化理论主体,积极扩大影响。这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之本,亦是中国译论话语权回归之道。“失语症”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它的消弭也非朝夕之功。可喜的是,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们笔耕不辍,或在国外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或与国外出版社签约合作推广自己的著作,呼应“话语权”建设事业,引领着中国译学研究“走出去”,铺平中国译论话语权回归之路。参考文献1 Foucault,M.The order of discourseA.In R.Young(ed.).Untying the Text:A Post Structuralist ReaderC.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1:48-78.2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Malden:Wi-ley-Blackwell,2009.3 白宇新.贾平凹与帕慕克文学创作对比研究 从传统文化衰败之思谈起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3):125-128.4 蔡 静.传统译论中“文质之争”的探本与祛魅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6-71.5 曹顺庆.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东方丛刊,1995(3):213-227.6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50-58.7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J.文艺研究,1999(4):33-35.8 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J.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8(2):1-19.9 曹顺庆,时 光.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2):1-19.10曹顺庆,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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