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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然墓文物中感受三国文化的魅力_王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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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江淮文史087JIANGHUAIWENSHI文物古迹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纺织厂在一块当地人称为马沿岗的台地施工时,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会同马鞍山市文化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墓葬早期被盗,墓室中大量的积水和淤泥,将文物包裹在泥浆之中,隔绝了空气,减缓了漆木器的氧化速度,漆器基本保存完好,漆器上色泽如新的彩绘人物故事和动植物纹图案,得以展现在世人眼前。墓 葬 清理出文物140余件(套),种类有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等。其中漆木器共约80件,有案、盘、羽觞、槅、屐、刺、谒等,在墓室泥浆上层发现14枚长条形木片,木片正面书写直行墨书,根据墨书内容得知是“木刺”,3块形制

2、大小相同的长方形木块,正面顶端墨书“谒”。木刺和谒上的墨书,记录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和官职,考古研究人员也由此判断墓主人是与三国志史书记载相印证的重要历史人物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朱然,字义封,汉丹阳故鄣人,生于东汉光和五年(182在朱然墓文物中感受三国文化的魅力王俊/文江淮文史文物古迹088JIANGHUAIWENSHI年)。朱然本姓施,是吴郡太守朱治的外甥。13岁时由孙策作主,过继给舅舅朱治。朱然与孙权同龄,他们在一起读书学习,三国志朱然传用了“同学书,结恩爱”来描述孙权和朱然深厚的友谊。孙权执掌江东后,任用19岁的朱然为余姚县长,朱然也不负孙权的重托,在三国争雄中,北抗曹魏,西拒蜀汉,

3、镇守江陵,以少胜多,遐迩闻名。夷陵之战,朱然作为急先锋,与陆逊合力“火烧连营七百里”拒蜀军。他一生征战,屡建战功,为孙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晚年生病,孙权昼为减膳、夜不能寐。三国吴赤乌十二年(249年),朱然去世,孙权为朱然素服举哀。可见朱然和孙权,从同窗到君臣,长达五十年,相知日深、感情至诚。探寻文物价值朱然墓中有许多出土文物系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文物价值很高。木刺14枚,呈长条形,形制大小相同,长24.8厘米,宽3.4厘米,厚0.5厘米。名刺行文相似,正面直行墨书隶书,内容分为三种:“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丹阳朱

4、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考古研究人员正是根据木刺上的墨书,判断出墓主人是东吴名将朱然。谒3件,长方形,形制大小相同,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谒行文相同,隶书,正面顶端中央墨书“谒”字,右起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再拜”。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六朝江淮文史089JIANGHUAIWENSHI文物古迹时期在墓中放置名刺,是当时流行的习俗,朱然墓出土的木刺虽为明器,但形制一如生前使用名刺。迄今为止,同时出土墓主人名刺和谒的六朝墓葬,也仅见朱然墓。名刺的出土,对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确切的证据,特别是朱然墓谒和名刺同时出土,不仅为史籍中关于朱然籍贯、官爵的记载提供了重要佐证,

5、而且为探讨古代研究谒、刺的使用差别和古代“名片”形制、规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朱然墓名刺和谒,虽然都作为名片使用,但在使用的对象上有所不同。朱然墓出土的“谒”,内容较名刺略为复杂些,包括官爵、籍贯、姓名、问侯语。顶端中央单独书写“谒”字,以示尊敬之意,应是下属拜谒上级所用。谒出现在何时,现在难以考证。根据文献记载,谒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秦汉时期,谒的使用已较普遍。史记中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谒书“贺万钱”娶吕后的一段故事。关于谒和名刺,史料记载:“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由此可见,从谒到刺,二者的作用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上有木刺江淮

6、文史文物古迹090JIANGHUAIWENSHI所不同。名刺和谒的使用,是来访者先将谒或刺交给侍者通报,主人阅后再决定是否接见以及若接见,用什么礼节招待。朱然墓出土的名刺、谒墨书隶体,字体多扁方形,撇捺运笔多用挑法,时长时短,笔法流畅,刺、谒上的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规范严整,又变化自如,率意而不呆板。名刺、谒的书法墨迹,为研究六朝早期书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谒刺虽小,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日本至今仍将名片称为“名刺”,每逢春夏重要节气和新年正月都有互相投寄季节问候与贺年明信片的习惯。这名刺的说法和投刺习俗应该是六朝时期随三国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的。漆木屐在朱然和他妻妾合葬

7、墓中出土,残长20.5厘米,最宽处6.2厘米。屐前后为圆头,中间略宽,呈椭圆状。髹黑红漆,每只凿有三个孔眼,屐身小巧,底施两齿,前端有一系孔,后端两侧各有圆形系孔,屐板面洒满白色、淡绿色、赭色不规则点状物。应是朱然妻妾遗物。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延熹年间,“京都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此服妖也”。由此可推测朱然墓出土的木屐在当时应是漆绘华美,五彩为系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宁波慈溪的新石器时期遗存中就出土了木屐。在长江中下游汉墓和三国吴墓中时有发现。由于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木屐在邻国日本的使用十分普遍,他们将木屐作为传统服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年轻人在成人式、结婚等人生大事中

8、都会身着和服足穿木屐,日本传统文化活动之一的夏季烟花大会及京都的花魁游街等盛大活动时,传统服饰和木屐是不可或江淮文史091JIANGHUAIWENSHI文物古迹缺的装扮。小小木屐,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彩绘神禽异兽图漆槅长25.4厘米,宽16.3厘米,高4.87厘米。呈长方形,子口,足呈壸门形。槅底部和外侧髹黑漆和红漆,绘有蔓草纹和放鹰图;内髹朱漆,分为七格,在红漆地上用金、黑漆分别绘制了神禽和神兽。槅上排三格,中间一格内绘相对的凤鸟,曲颈挺胸,展翅振尾,翩翩起舞。左右两格稍小,左边格内绘一天马,生双翅,四蹄腾空,作飞奔状。右边格内绘一文鳐,腹下有鸟足,脊上生双翼,展翅飞翔。文鳐,状如鲤鱼

9、,鱼身而鸟翼,又名飞鱼。下排四格,左右两格较大,中间两格较小。左格内 绘 麒 麟,身 似鹿,独角,脊生双翅,牛尾,前肢蹄足,后肢鸟足,作肃立状。麒麟,雄曰麒,雌曰麟,传说中的仁兽。右格内绘白虎,双翅,长尾,身体弯曲作奔跑状。白虎,西方七宿的总称,也为四神之一。古人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神。中间左格内绘飞廉,鹿首,双翅,双足,蛇尾,作飞奔状。飞廉,传说中的神禽或神兽。中间右格内绘并行的双鱼,其状如鲤,又名双鲤,象征吉祥。槅是古代盛放食物的多格盘。槅最初出土时定名不一,有漆槅江淮文史文物古迹092JIANGHUAIWENSHI称槅为“果盒”“果盘”,也有称“多子盒”。南昌孙吴墓出

10、土一件长方形漆槅,底部有漆书“吴氏槅”三字,方知在古代其名为“槅”。朱然墓出土的漆槅,不仅形制精美,纹饰动静结合,笔法灵活工整,色彩鲜明华丽,而且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漆槅的造型与漆绘纹饰既反映了东吴时期高超的漆器制作技艺和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又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习俗和时尚。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圆形,敞口,浅腹,平底,盘径14厘米,盘周有缺损。盘内图案分为三圈,外圈黑红漆地上饰云龙纹,向内一圈红漆地上饰鱼、莲蓬、水波纹,盘内中央黑红漆地上部画山峰,下部画山坡;两童子持棍对舞于山前空地上。腹底交界处有一周凸弦纹,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底部用朱红漆书“蜀郡作牢”四字铭。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出土时器型基本完

11、整,色泽如新,是三国时期难得一见的风俗画的珍品。漆盘虽构图简洁,但对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了详实的描绘,远处的山影、近处的山坡;山前空地上两童子持棍对舞。盘中人物加大了头部的比例,以符合孩童的形体特征,四肢丰腴也符合时人对儿童的审美要求,两个稚气未脱的孩童活灵活现。漆盘所绘鱼的图案用金色、灰色来表现鱼从腹到脊的色差变化,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江淮文史093JIANGHUAIWENSHI文物古迹立体感极强,将鱼儿灵动逼真的姿态呈现在眼前,甚至可以辨识其种属,达到了传神的境界。可以说整件器物从构图到上漆,精心细致,充满生活趣味。漆盘底部朱红漆铭“蜀君作牢”四字,可知漆器产地来自蜀郡。三国时,蜀郡是刘备蜀汉

12、的辖地,朱然墓出土的大量蜀郡漆器,反映了吴蜀之间的关系。早在赤壁之战前,孙刘就建立联盟,即使在夷陵之战后,孙吴、蜀汉仍积极寻求两国间的合作,“聘使往来以为常”。使臣往返,或互赠礼物,孙吴交往前后长50余年,其间虽有冲突,但总体上以联合为主,特别是孙权统治期间,吴蜀关系发展较为正常。朱然墓出土的大量漆器制品,应是孙刘联盟时的互赠礼品或双方通过长江水道贸易往来的商品。青瓷卣形壶高22.3厘米,口径11.4厘米,底径12.8厘米,通体施蟹壳青釉,釉色匀润、胎质细腻,胎釉结合紧密。椭圆口,短直颈,椭圆腹,圈足外撇。壶肩部压印连珠纹、菱形网格纹和锯齿纹,圈足两道弦纹间装饰菱形网格纹,肩部四周对称贴塑四个

13、羊形铺首。卣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一种盛酒器,多以青铜制作。其形状通常是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盂和提梁;腹部或圆或椭圆或方,也有作圆筒形的。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里常有专以卣盛“秬鬯”的说法,而秬鬯是古代用于祭祀的一种香酒,可见卣最初是作为礼器而出现的。秦汉以后,复古之风日甚,加之陶瓷工艺的成熟,人们常以陶、瓷仿制青铜制品,青瓷卣形壶便是其一,其造型典雅、端庄,器物上装饰网格和联珠纹、弦纹、组合的花纹带,再配以铺首衔环,是东吴时期典型的装饰风格,反映了南方越窑高超的制江淮文史文物古迹094JIANGHUAIWENSHI瓷工艺。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存世的青瓷卣,仅有3件,均为东吴时期不可多得的青瓷珍

14、品,而这件青瓷卣形壶形制规整、制作精美,应为当时的实用器,三国吴书曾有孙权封吴王时以卣盛香酒祭祀的记载,可见使用卣的人身份和地位均不同一般,朱然作为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以如此精美的青瓷卣陪葬,体现了其高贵的身份和地位。青铜砚滴(铜水注)黑褐色,小口,短颈,中间空心,可注入水。有盖,钮呈蒜瓣形,盖内接一吸水管,上下相通,可取出。扁圆腹,腹下三矮蹄足,腹中部对称焊接三个小圆管,肩、腹饰弦纹,整体造型美观。使用时,将腹部盛上水,食指按住吸水管口,轻轻提出,手指松开,水即可滴入砚池,这是利用了大气压的原理,类似今天的滴管控制出水量。砚滴,又称书滴、盛滴器。饮流斋说瓷:“中国古代书籍,其制甚古,蟾滴、

15、龟滴,由来已久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时有蹲龙宝象诸龟。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砚匣、压尺、笔格、砚滴在宋代是宫廷拟诏时必备的文房用具。由此可见,砚滴在我国古代文房用具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地位。汉代就出现了鱼、熊、鹿、麒麟等不同造型的砚滴,其材质或铜、或玉石、或陶瓷,不仅做工精细、造型优美,而且融实用与观赏为一体。2000多年来,砚滴以其小巧别致,造型雅趣成为文人雅士赏心悦目、助文养心的案头之玩、几案之珍。朱然墓中与砚滴相伴出土的还有一件长方形组合砚匣,匣分为四层,三盘一盖,上为笔架盘,中间做成漆砂砚面,可放置砚石、颜料等,再内嵌两条锯齿江淮文史095JIAN

16、GHUAIWENSHI文物古迹状笔架,下层是底盘,可以放置纸张。三盘均为子母口,叠放次序可随意变换。这件砚匣的出土,也佐证了砚滴是古人写字作画中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文物赴日韩参展朱然墓发掘后,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出土的漆器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十大收获之一。1984年人民中国日文版对朱然墓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漆木器作了大幅报道,在日本引起极大轰动。198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应日本三国志展执行委员会的邀请,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遴选了朱然墓出土的木刺、谒、青铜砚滴、青瓷卣形壶、漆槅(复制品)、漆木屐6件展品赴日在东京、奈良等地博物馆参展,参展消息经日本朝日

17、新闻每日新闻报道,引发日本民众的“三国热”,日本民众为一睹朱然墓出土文物的风采,在博物馆前排起了长龙。日本民众本以为木屐是他们的传统国粹,当他们看到1700年前朱然妻妾所穿的木屐与日本妇女所穿的木屐式样相差无几,以及他们依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便当盒或过年专用饭盒与朱然墓出土的漆槅是何等的相似时,不由发出感叹:“我们的根在中国”。罗贯中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就被译成日语并得以发行,是一部深受日本男女老幼喜爱的一部作品。日本学者评价此次朱然墓出土文物在日展出影响时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物大显身手的故事深入人心,朱然墓出土文物的展出,会在很大程度上把三国时代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大家眼前,让人

18、们对三国群英荟萃大背景下的历史有更多更新的认识。江淮文史文物古迹096JIANGHUAIWENSHI2019年,中日双方再次举办“大三国志展”,朱然墓出土的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铜炭炉和金钗等参展。“大三国志展”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首展,中日相关部门领导、嘉宾及各界人士近2000人参加了开幕式,第二站在九州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获奖的三国志的原画,作为辅助展品也放置在每个单元板上,展厅部分区域放置NHK三国志人偶剧,营造出隆重的三国文化氛围。展期7月至9月,当时日本正值高温酷暑,依然挡不住民众观展热情。他们边看边评述,一改日本观众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时几乎不说话的情形,可见是非常少

19、见的热情。女性观众的比例也超出了博物馆的预期。据日方统计,东京国立博物馆观众总数超过33万人次,女性观众超过13万。2001年,韩国BOB文化放送公司人员及博物馆的文物专家也慕名来到马鞍山,参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对朱然墓及其家族墓出土精美的文物赞叹不已,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作为辅助陈列的三国兵器馆,面对诸葛连弩、关公偃月刀、青铜剑等兵器,他们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都是韩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其中关公关羽,甚至同在中国一样,在韩国也成了一种民间信仰符号。他们希望中方能将这些三国英雄在冷兵器时代所用兵器的复制品作为展品赴韩参展。遴选文物时,布展人员首选了朱然墓出土的漆器。但2002年

20、国家文物局分发了关于首批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的名册,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屐和宫闱宴乐图漆案名列其中。漆器是易损品,为确保文物安全,漆器参展没有获批。2004年,作为安徽省的三国江淮文史097JIANGHUAIWENSHI文物古迹文物展品代表,朱然及其家族墓出土的青瓷镇墓兽、青瓷香薰、青铜砚滴等文物及朱然墓专题馆的辅助展品三国兵器(复制品)共计24件文物(复制品)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等地的三国文物一起赴韩参展。以“英雄时代”为题的三国文物展于2004年3月在韩国隆重开幕。随后又前往釜山等地巡回展出,历时一年。展览通过视听讲解,融合动漫、塑像等多种形式,营造了一个新颖而富有创意的三国世界,深受韩国观众的好评。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是物化的历史、文明的见证,也是沟通人类不同文化与情感最具体的桥梁。每一次文物外展的过程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外方人员对中国文物、中国文化的尊重。外展文物也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来说话,展示其特有的文化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无声胜有声、春风化雨的作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记忆视角下马鞍山朱然墓漆器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2YJA760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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