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重大委托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应急机制及对策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5·12汶川地震党报灾难报道研究分析报告
——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为例
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杨 魁 教授
二OO九年十二月
5·12汶川地震党报灾难报道研究分析报告
——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为例
【摘要】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0级地震震惊了世界各地,我国的党报媒体一改以往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态度,及时、迅速地对灾情进行了报道。本研究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出发,结合框架理论,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等四家党报媒体对“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发现:1、我国的党报改变了以前“少报、不报”的灾难新闻的处理原则,全面、细致、深入地对汶川地震进行了报道;2、四份报纸在同样的外部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力求寻找自己内部的小框架,表现出了其共性与差异性;3、作为受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我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公众意识,但由于其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
【关键词】党报 灾难报道 框架理论 分析报告
【正文】
引言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当今社会,错综复杂变化无常,危机无处不在,高风险社会真正来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卷全球的禽流感、印度洋海啸灾难、2003年的SARS危机、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及至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这一系列的危机事件超越国界,影响广泛而深刻。这类凡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对公共安全(包括事关大量民众财产和生命等)和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局部或全部的社会稳定及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等构成严重威胁的突发事件或者叫长期的危险状态都属于公共利益危机,称之为公共危机。任生德,解冰等编著:《危机处理手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版,第9-10页
公共危机,因影响范围大,需要国家和政府集中力量解决,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危机,威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在公共危机爆发的非常时期,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就是信息的获取。政府通过媒体提供信息,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客观要求,这就使对公共危机的理论解释和应对策略,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危机传播所要研究的问题。危机传播关键在于信息的处理,利用媒体传播信息是政府化解危机的关键。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就是灾难新闻。各种关于新近发生或变动的灾难性事实的信息,比如对地震、台风、水灾、早灾、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和交通、医疗事故、火灾、空难、矿难等人为灾难事实的信息,凡是妨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信息都属于灾难新闻的范畴。
一、研究缘起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的汶川县发生了8.0级的大地震,地震引发的重大灾情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在这场特大灾难面前,我国媒体表现尤其出色,成功地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
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了6分钟,比美联社早了8分钟。第一张地震图片也由是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即15时,在新闻频道口播第一条新闻;15时20分,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直播;22时,新闻频道和第一套综合频道并机直播“抗震救灾”特别节目,滚动播出抗震救灾有关消息和工作进展。同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抗震救灾前线,发回第一手信息。面对这次特大地震,我国媒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迅捷和强大,此次媒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内容视野之广阔、报道之深入,令许多国外媒体都刮目相看。
有别于以往的“少报、不报;只报救灾,不报灾情;只报政府、政党行为,少报受灾群众”等处理方式,我国党报媒体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可圈可点。从新闻学的专业角度看,此次党报的表现也大大地丰富了媒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报道呈现的研究内容,因此,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党报灾难性新闻报道进行适时的研究和思考,将对我国媒体今后的灾难性报道和我国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本研究针对的是我国党报的灾难报道,运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报道的内容呈现加以分析和解释,以期能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需要对灾难报道及新闻框架理论两方面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梳理和说明。
1.灾难报道
国内对媒体灾难性报道的研究,通过CNKI文献查阅系统,以1994年—2007年为时间界限,采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共检索出101篇关于灾难性新闻的论文,其中,期刊论文83篇,优秀硕士论文6篇,报纸文章12篇。从时间分布上看,2007年有13篇,2006年有12篇,2005年有16篇,2004年只有7篇,2003年19篇,2002年18篇,2001年9篇,2000年4篇,1999年1篇,1998年2篇。按照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对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归类和梳理。
⑴对于我国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回顾:
对我国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梳理研究主要以高校的硕(博)研究生论文为主。在CNKI上搜到最早的一篇论文是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杜娟的《解放后我国灾难报道研究》。作者将“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灾难报道的分水岭,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定性研究为主,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灾难报道”和“改革开放二十年灾难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灾难报道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正面手法处理灾难新闻、过分强调“人定胜天”的精神、重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统一口径和注重宣传价值,特别是文革时期“假大空和严重偏激化”的报道模式给国家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后“新闻政策的逐渐开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有了可喜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时效性的注重、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由盲目乐观逐渐开始理性思考,报道主体由政府行为逐渐向灾难事件本身和受灾者回归,从注重宣传功能转向注重信息传播功能等等。但是作者也清醒的指出,由于收到“国家利益”、“小集团利益”的因素的制约,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还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受阻的状况,并进一步对我国当下的灾难报道提出了建议,认为要树立正确的灾难报道理念,把灾难报道的成功与否放在事关政府形象、媒体影响力、受众知情权的高度。如何进行灾难报道,不仅是新闻业务的问题,而且是新闻理论的问题,更是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对记者长期熏陶的产物。
2005年,复旦大学的博士田中初在博士论文《当代灾难新闻研究—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后在此基础上,出版《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一文中,以国家—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将当代中国分为总体性社会和分化性社会,认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政治控制和专业控制有不同的方式和结果,灾难新闻也因此具有不同的表征。按照这种思路,作者对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流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得出结论,在灾难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因此,政府和媒体应该以公众利益为共同出发点,在灾难新闻实践中建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即:政府给与新闻媒体制度化的新闻空间,新闻媒体给与政府专业化的新闻服务。
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黎薇在毕业论文《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中,采用案例解析和对比论证的方法,主要从观念、报道、写作、机制等多重角度对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灾难报道进行了个案分析,分别总结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党报和都市报在国内外灾难新闻报道中的特点,并针对其缺陷给出了建议,着重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和“加强灾难事件预警制度的建设”。
2006年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唐文婷在毕业论文《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中,梳理了建国以来报纸媒体灾难新闻报道的发展历程,结合中国灾难新闻传播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当前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并从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质、新闻媒体报道理念、报道方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几个方面针对我国当前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⑵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
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验总结和反思:
如九八抗洪结束后,《九江日报》、《长江日报》等地方媒体就对自身的抗洪报道进行了反思,《九江日报》认为,就抗洪救灾的总体格局而言,他们报道的重点是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抗洪英雄群体,聚焦于典型人物,注重其示范效应。 洪世坤《历史空前的决战 打破常规的报道——九江日报是怎么搞好抗洪抢险报道的》,《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则认为,他们抗洪救灾的经验是:在报道策略上,重点以“典型报道”和“水情报道”两翼推进,将舆论引导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较完美地体现在版面上。在言论方面,创造了“一天一篇社论”的记录,并创造出短小精悍,论述透彻明了,富于激情,易于传播的“抗洪体”社论,在武汉新闻史上留下了新的一页。 罗建华,罗高林,刘敦潮《显示党报的强项和特色》,《新闻战线》,1998年第10期;
参与调查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在《不忘党报记者的使命和感受—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一文中,披露了他们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出色地完成了调查采写任务的经历郑盛丰、罗昌爱,庞革平,古亦忠:《不忘党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报道南丹“7.17”特大矿难的经过和感受》,《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
,他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不畏艰难、敢斗邪恶的精神,读来令人感佩不已,值得广大新闻工作者学习。与此类似的文章还有《沈阳日报》 马庆利《党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的导向作用—关于《沈阳日报在抗击非典宣传中作用的思考》,《记者摇篮》,2003年第9期;
、《河北日报》 潘贵梁《发挥党报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抗击非典提供舆论支持》,《新闻战线》,2003年第8期;
等报社总编对本报关于2003年非典报道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
②媒体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内容呈现:
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针对2004年印度海啸中中外媒体的报道进行的个案分析,如有学者对南京四家报纸对海啸报道进行了解读,认为在同质同源的信息时代,地方媒体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中开始注重个性化、差异化,本土化。 沈正斌《地方媒体如何报道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对南京四家报纸印度洋海啸报道的解读》,《新闻实践》,2005年第5期;
更多学者针对中外媒体在印度海啸报道中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相关文章有周婧《字里行间渗透着意识形态—泰晤士报对印度洋特大海啸的报道》、复旦大学胡军华、刘海贵《简析美国主流媒体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山东大学甘丹《灾难报道的震撼力——CNN网站印度海啸报道的特色浅析》等等。也有针对2005年我国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个案分析,如钟良《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中西差异—以松花江水污染报道为例》(《青年记者》,2006年第22期)
③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
有学者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难新闻的发布机制和报道机制进行了论述,认为我国90年代灾难新闻的发布与报道机制其局限性表现在:必须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限制报道范围、统一口径、国内外有别等几个方面,这一情况在90年代后期有所改进,但总体上还是限制了我国灾难报道的发展。 刘一平《试论90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
也有学者谈到了我国灾难报道的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 沈正斌《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年夏;
跟多的是论及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如张平宇的《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及报道准则》(《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景明、贾洋洋《灾难报道中的人文视角》(《新闻前哨》,2007年第10期),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朱爱敏《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等等。
④小结:我国灾难报道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灾难报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对灾难报道发展历程的回顾,这部分研究由于搜集史料、资料的难度较大,一般主要以高校的学位论文为主,这些论文大都是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沿革和灾难报道的开放程度为依据,对我国灾难报道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有些论文甚至追溯到了邸报时期的灾难报道,史料详尽,出处有据,可以说这部分的研究扎实详尽,比较完善。唯一遗憾的是,目前所搜集到的论文都是以“报纸”对灾难报道的呈现为主要研究对象,缺乏对电视、广播或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关于灾难报道的研究。二是关于灾难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部分研究可以说是良莠不齐:高校研究者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运用了框架理论、危机传播理论、新闻价值理论等新闻传播理论对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方法科学,结论严谨。而一线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本报在灾难报道中的经验总结,除了极少数之外,大都泛泛而谈,缺乏理论依据,只是感性的经验介绍。值得重视的是,“学院派”和“实践派”在有关个案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在分析我国新闻报道利弊时有理有据,但在提出建议方面就显得很空泛,缺乏可行性。三是从宏观上论述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机制、视角等,这一部分应该说是灾难新闻研究的一个弱点,虽然文章较多,但是所谓的“灾难报道方法、原则”等都是一些想当然的主观建议,缺乏实际的操作价值,并不能为我国灾难报道提供有可行的借鉴。
2.新闻框架理论
⑴渊源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于认知心理学的“基模”概念和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认为框架就是一个解释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或资料结构(data structure),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并且通过更具体的认知因素得以显现。 黄旦,《传者图象: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2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他指出,人们依赖主观认知不同面向去看事物,不同的框架会唤起受众对相关事物的不同认知。
解释真实的社会建构理论也是框架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世界是什么?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真实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主要存在客观论者和建构论者两大派别,前者认为世界乃由事实组成,而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忠实说明,只要我们具有理性,就能发现真理;后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我们接受客观知识与真理乃是不同观点的结果,知识和真理皆为创造所得,而非心灵发现之物。社会建构理论把社会真实分为“客观真实 ”、“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个层面。客观真实是指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的世界,人们无法直接认识它,必须把客观真实转化为媒介真实(符号真实)才能知晓。媒介真实指媒介所呈现出的事件情景,在理想上,媒介报道应该反映出客观真实,但基于种种因素,实际中是对客观真实进行了选择、遗漏和重组等,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或通过媒介获得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就是主观真实。媒介真实和主观真实都是对客观真实的建构。
社会建构理论对媒介真实的认识经过了早期的镜子反映论、中期的媒介模拟社会真实的类向论和再现论。镜子反映论认为,新闻媒介就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状;社会有什么,媒介就反映什么。但是,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呈现社会实践的真实,事实的纷杂无限,受众接受信息的选择性,媒介自身的有限都决定媒体挑选部分事实报道。镜子反映论粗糙的反映了媒体和社会真实的关系,而类向论认为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真实的模拟,再现论主张新闻媒体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从无数纷杂、零星的社会事件中主动加以挑选、重组与编排,以文字或图像等符号组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有意义的叙述方式。这两大理论弥补了镜子反映论的局限,指出新闻媒介通过选择和重组事实,反映社会真实,但不等于社会真实,它承认了新闻记者和编辑的主观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新闻采制过程之中,媒体反映客观真实的过程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反映,它说明新闻媒介已经成为反映社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工具。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专栏记者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指出人类“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和组合的环境。”因此“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构。” [美]李普曼 《舆论学》第10页 林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介恰好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图式,大众媒介展现的这个环境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人们更主要的是依靠拟态环境去生活,即新闻媒体塑造着人们大脑中的世界图景,人们依靠媒介真实形成主观真实去认知和行动。
新闻框架理论就是应解释大众传媒如何来构建社会真实而产生的。社会学家Tuchman(1988)曾经明示新闻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真实建构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物,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他后来在《制造新闻》(Making News)一书中指出,新闻是世界的一扇窗,透过框架(frame),使人们看到并了解自己以及周遭的世界。因此,新闻框架(news frame)的意义如同窗户、窗框的大或小会左右人们所能看到的世界,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⑵内涵
加拿大学者高夫曼(Goffman)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中开创“框架”的理论研究,所谓框架,是指“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我们能够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这是从个人认知角度出发,指出框架是个人感知外在世界的心理结构,是个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框架”一词可以追溯自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的论述,他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这一概念后来由美国学者吉特林(Gitlin) 在八十年代引用到媒介研究中。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瑞芳于2007年提交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把媒介研究学者对框架含义的界定归纳为三类,引用如下:
第一类含义的内涵由Gitlin(1980)提出,他把框架看作是一种具有规律的意义筛选手段。框架是指“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并且,Gitlin把框架和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符号处理者按照“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即框架)来组织话语。正是按照这些常规,符号处理者挑选客观现实的图像。日复一日,按部就班运转的生产程序界定了“报道”,确定了主角和观点,并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适当态度,由此一来,新闻工作者能迅速处理大量的信息,并且按新闻常规(routine)包装信息使之有效地传达给受众,本来是复杂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本来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在新闻报道中就显得和谐一致,有条不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层次的内涵侧重于传者框架。所谓传者框架主要包括传播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可能有意识、无意识(预存立场、专业化、经验地)做出一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与Goffman一样。Gitlin认为框架不是人们有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人们无意接受的。” “美国学者甘斯也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
第二类含义由最重要的框架研究学者Gamson(1989)提出,他对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不仅是筛选手段,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内容中心的组织意旨(central organizing idea),能赋予相关事件意义,藉由选择、强调、排除、细密化等方式,指出事件争论所在,并提供解释的情境。
Gamson对框架做了具体的诠释,在他看来,框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框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是指‘架构’(building frame),指涉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结,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这为我们重新理解框架提供了一个思路,对应到新闻分析上,所谓新闻框架,也应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内容的表现。这个定义侧重于新闻文本中存在的框架。文本框架主要包括内容呈现方式、一些关键字、刻板印象的用语、消息来源、新闻图式结构等。而对这部分的框架研究,可以透过内容分析法,找出文本中的框架和其意义诠释。此内涵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题和意义是如何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
第三类含义由Entman(1993)提出,Entman给框架下了定义,即“框架牵涉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件的意思是,将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媒介从业人员通过主动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或者)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让受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传播者的框架去解读新闻文本。从而“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框架(building frame)和再现一些事物来系统地影响新闻接受者对事物的理解”。这个定义侧重于新闻框架的效果,这就涉及到了受众的接受框架,以这个定义为基础的框架研究中,可以透过调查法找出受众框架在接受新闻文本后是否发生改变,以此来探讨受众框架与传者框架或文本框架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是从第二个含义出发,运用内容分析法,找出四份报纸报道汶川地震的文本框架,分析其文本的框架特征和框架形成原因。
⑶机制
新闻框架是如何形成,即框架的形成机制,钟蔚文、臧国仁等台湾学者认为是选择与重组机制。选择意指从诸多事物中撷取少数特殊项目,转换为有意义的结构,重组则是将撷取的项目按重要性排列,藉以显示重视程度。选择机制包含排除作用,显示了对事件的分类效果。重组机制则包括排序,显示对事件强调的部分。选择与重组俱为现实转换之必备手法,也是彰显社会意义的重要过程。
钟蔚文、臧国仁在《新闻媒体与消息來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一书中提到,每一种框架中都有类似结构,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组成。框架的高层次结构往往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即高夫曼(Goffman)所称谓之“这是什么事(what is it that's going here)”的东西。“高层次的意义经常以一些特定形式出现,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要件得到新闻的主题,归纳出主题框架。新闻话语的主题并非简单的事项堆砌,而是形成一种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荷兰学者Van Dijk把分析整个篇章的句法称作是图式结构,图式结构是用来限定话题或主题在实际文本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有着一系列按等级排列的不同范畴,这些范畴构成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臧国仁、钟蔚文等,1996)。其中,先前事件、历史、结果与影响属于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项,而归因与评估则可谓是主要事件的缘由与评断。此图式范畴只是在理论上全部存在,在实际分析中,许多新闻文本有其中的几种范畴,在篇幅短小而形式又完整的新闻话语中只有标题和主要事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它图式范畴可有可无。这些新闻的主要图式范畴一起限定了新闻话语采用的各种形式。对新闻图式结构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限定新闻主题实现的图式结构框架,即新闻是如何选择和重组的。新闻文本的低层次结构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如句法结构、关键词的运用。van Dijk认为,语句的用法(如用句的复杂性)以及文字的风格均可显示言说或论述对事件、人物的评价。换言之,任何文字或符号的组合与选用,其实都反映了现实世界的转换框架效果。框架的每一层次结构的转换都运用了框架的选择与重组机制。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分别从高中低三层分析框架结构特点,据此建构类目。
⑷相关研究案例概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分析,发现,以往应用框架理论对重大事件报道的媒体呈现进行分析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
1、不同性质媒体对同一议题报道框架比较。如《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框架竞合——以中国入世报道为例》、《悲剧的中国式处理与新闻的健康表达—— 以中国新闻纸对“海啸”灾难的报道为例》
2、西方媒体报道框架特征分析。如《从揭丑警犬到舆情公器—美国主流媒体“虐俘”事件报道的新闻构架与议程流变》、《局促的自由———美国媒体关于伊拉克虐囚报道的框架分析》、《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美国25家日报要闻版伊拉克战争报道新闻构架分析》、《没有硝烟的轰炸_试析西方主流媒体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报道》、《新闻构架_符码与制造同意的艺术_美国媒体_十六大_报道综合分析》、《美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特色分析_以_纽约时报_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为例》
3、中国媒体对同一议题的报道框架分析。《国内媒介对非典事件的报道》、《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差异》、《从SARS新闻报道看〈人民日报〉之媒介真实建构》、《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国内媒体非典型肺炎报道》、《析广州三大报“非典型肺炎”事件报道》、《香港中文报纸中的中国内地新闻——新闻文本的框架研究》
4、中西媒体对同一议题报道框架比较研究。《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差异》、《中西主流媒体国际灾难新闻比较——以〈文汇报〉、〈纽约时报〉关于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为例》、《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中美网络媒体对于“朝核危机”议题报道之比较研究》。
5、两岸媒体对同一议题的报道框架比较。《两岸主流媒体国际自然灾害危机报道分析——以南亚海啸危机报道为例》、《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5·20事件报道的对比分析》。
以上案例中,多是对报纸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结合框架理论解决研究假设,其中对灾难新闻报道框架研究的文献与本研究极为相似,很有借鉴意义。
三、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回顾,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理论假设:
1.假设一:
面对这次地震事件,我国的党报改变了以前“少报、不报;只报救灾、少报灾难”等灾难新闻的处理原则,全面、细致、深入地对汶川地震进行了报道,取得重大的突破,完成了一次观念和行动上的革新与突破。
2.假设二:
作为国家级党报和地震灾区的省报,四份报纸在同样的外部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力求寻找自己内部的小框架,表现出了其共性与差异性。
3.假设三:
作为受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我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文情怀和公众意识,但由于其自身定位与以往报道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
要证明以上三个理论假设,研究者明确了本次研究力求解答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报道主题结构分析。
四份党报的报道框架分别是什么?有哪些特征?
在纵向层面上,与我国以往党报的灾难报道比较,报道主题有哪些变化?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主题上,而哪些主题相对在报道的边缘。根据新闻价值理论,报道在主题的结构上存在哪些问题?
在横向层面上,《人民日报》与地方党报之间,地方党报之间对比,报道主题框架有何不同,重合度和区分度有多高?
2. 信息来源结构分析。
信息结构是否合理,信息来源是呈现出丰富多样还是趋于单一?按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要求,信息来源的结构是否做到了基本的平衡?
根据新闻把关人原理,新闻是有选择的报道,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信息来源的选择,这决定了谁能够接近媒体,谁能够在媒体上说话,话语权在哪方,报道往往就代表了说话方的利益和立场。研究需要考察:在这次地震灾难报道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力量对比呈现怎样的格局?报道理念上,宣传本位还是事实本位?
同时在新闻来源上,新闻工作者是到达灾难现场发回第一手报道,还是大量转载其他媒体,体现出新闻的真实度,权威性和独家性程度,是建立媒体的公信力的关键。在对地震灾难的报道中,对网络媒体内容的转载占多大比重,转载的议题集中在哪些?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新闻框架理论,展现新闻内容的特性与规律,籍由明显的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归类和分析,同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并且对特定文本进行定性的“细读”,以求尽可能达到研究目的。
1.选择目标媒体:
本研究选择了《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中的地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之所以选择这四份报纸,原因有二:
⑴ 相较于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报纸内容容易收集且方便查阅。同时,在国内的新闻框架研究中,多数以报纸作为内容分析对象,对于复杂性议题,报纸较能深入探讨。而且,报纸的报道详细,是其它公共传播媒介所无法比拟的,因能详尽报道,不受时间限制,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较其它媒介功能来得大。
⑵ 这四份报纸都是党报,《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党报,它所体现的报道特性可作为中国现有新闻宣传体制的样板,代表性自不必言说。而《甘肃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都是受灾地区的党报,它们对地震新闻的报道集中地体现了受灾地方的宣传政策。这四份党报在此次地震中,各有其表现特征,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影响力,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党报在此次灾难事件的关注度和关注面,产生的重大突破以及存在着的问题,同时也具有影响全国各地受众个人认知框架的可能性。
2.选择时间范围:
本研究选取了四份党报从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期间的关于汶川地震事件的相关报道为分析对象。之所以这样限定,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之后,从5月13日开始,党报媒体就将地震事件作为了首要的议题进行大规模的报道,之后的报道量逐步上升,而到5月底,随着救灾工作的结束,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各党报媒体都对该议题采取了淡化处理和话题转移。
3.具体的抽样方法:
⑴抽样方法:
本研究把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这19天期间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地震新闻报道按照地震专版前后分为两大部分来抽样:
①专版出现前采用饱和抽样,即抽取党报中所有与地震有关的报道,将每一篇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作为一个分析单位;
②专版出现后只抽取头版和专版中的所有的地震报道,将每一篇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作为一个分析单位。
之所以这样抽取只要是考虑到地震爆发后的报道高峰期,样本量过大,由于人力、时间等条件限制,无法全部采集,而通过此方法抽取的样本,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能为达到此次研究的目的而服务。
⑵抽样情况:
按照上述的抽样方法,本研究一共采集到2418个有效样本,即5月13日—5月31日四份党报中位于头版和专版的所有的地震报道。
4.类目构建:
按照新闻框架理论,类目的种类可分为“说什么”(what is said)与“如何说”(how is said)两种类目,并分属实质(substance)与形式(form)两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问题,运用第二章所述框架理论,结合所抽取的新闻报道样本,制定出主要研究类目的操作性定义及实例说明如下:
⑴“说什么”类目:
王石番指出在“说什么”类目中,共可区分为“主题类目”、“方法类目”、“特性类目”、“主角类目”、“权威类目”、“来源类目”、“目标类目”、“标准类目”、“方向类目”与“价值类目”十种类目。本研究依据问题需要,在“说什么”类目中采用“主题类目”、 “来源类目”、“方向类目”三种类目。
① 主题类目:是指建构类目时,依据传播内容的主题加以分来。本类目旨在了解党报对此次地震事件的报道是否如从前一样集中报道“救灾行为”,而对“灾难”本身呈现较少?在主题类目中,我们分为四大类,即灾情报道、救灾报道、人文主义关怀报道和灾后影响、反思、重建。然后每一大类下设置更为详细的小类目。
② 来源类目: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
③ 方向类目:主要指报道当中的倾向和舆论引导。主要包括以下类目:积极/正向/赞扬;客观/中立;消极/负向/批评。
⑵“怎么说”类目:
王石番指出在“如何说”类目中,共可区分为“传播形式或类型”、“叙述形式”、“强度类目”与“策略类目”四种类目。本研究依据要研究的问题,在“如何说”类目中采用“传播形式或类型”,即所谓“报道类型”类目,具体主要考察新闻体裁和版位。
以上各大类目下的小类目可参看附录部分的内容分析编码表中详细设置。
五、数据分析
本研究试图描述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国家党报,和以《四川日报》、《甘肃日报》、《陕西日报》这三份受灾地所在省的党报为代表的我国党报媒体,在“ 5.12”汶川大地震这一突发事件中的内容呈现状况,同时考察国家党报和地方党报在此次事件中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上的异同点,以期能验证研究初期的假设。研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采集到的2418个样本进行数据分析。以下将主要从总体概况、框架理论的“说什么”类目和“怎么说”类目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具体包括新闻报道的总量、数量分布、报道主题、新闻来源、报道体裁等。
(一) 报道总体状况分析:
1.报道总量分析:(见图1—1)
对于汶川地震这样一件影响重大、广受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四份党报的报道量都非常大,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地震的新闻“聚焦”。同时,由于受灾程度不同和各报纸的覆盖面、目标受众群的不同,各报的报道总量有所差异。
图1—1
从图1—1中可以看出,作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四川省的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这段时间的报道总量居于四家报纸之首,达到929篇,其报道量是其他几份报纸报道量的将近两倍。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性的党报,关注全国民生,引导国家舆情,在集中报道举国抗震救灾的同时,还要传达国际信息,关注即将举办的奥运,所以关于地震的报道总量相对而言较少,为472篇。
《甘肃日报》和《陕西日报》的报道总量分别为464篇和553篇。该段时间报道量最少的是《甘肃日报》。
2.四党报每日报道量对比分析:
(见图1—2,图1—3,图1—4,图1—5,图1—6)
四份报纸在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31日这个时间段内关于地震事件的报道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①总体报道数量分布概况:
图1—2
图1—2显示,四份党报对于地震的报道总量在地震发生后的前三天(5月13日——5月17日)和全国哀悼日(5月19日——5月21日)期间先后形成了两个报道的高峰,之后报道变化趋于平缓。
②每份党报每日报道数量分布特点分析:
图1—3
如图1—3所示,《四川报纸》在5月13日—5月31日期间,报道量的变化形成了一条起伏的曲线。该报在5月13日以高达48篇的高起点投入了地震报道,之后报道量逐步上升,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即5月20日达到了报道量的顶峰,报道量达到87篇,之后报道量趋向平缓。
图1—4
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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