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_张旖华.pdf

2023年第2期小桥流水，丝竹于耳，童孙也傍桑阴学种瓜，本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生活。为了了解自然，我国作家走近自然，孕育出篇秩浩繁宏富深远的生态书写文本，留下中国人与自然界相守相伴的历史长卷。1980年代末期，既是评论家亦是散文作家的王干、费振钟认为“散文已趋于解体”，当代散文“以广泛的萧条来慢待这个对文学充满厚爱的时代”，“散文作为一个文字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更有学者持“一直被误作文学的散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文化使命，它应当寿终正寝了”的观点，认为当代文学不需要散文。然而，文化大散文凭借“文以载道”的立场，其文本蕴涵的消遣愉悦特质贴合了现代都市的消费文化属性，依赖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文化大散文在1990年代获得轰动性成功。一散文热的背后：从灾难中感悟生态意识有论者指出：“90年代骤然升温的散文热，以最隐秘的社会阅读心理动机来看，是淡出政治的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规避政治话语的文学表现，是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中，国人渴求摆脱长期的精神紧张与心灵重负，寻觅生命的温馨、轻灵与圆润的一次集体尝试。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精神默契。”从学界突入散文界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在沉寂已久的散文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张旖华摘要：在1990年代纷繁的文学变更中，部分作家作者在经历痛苦转型后，更加自觉地审视和迎接现代化进程。在“散文热”语境中，知识分子以散文的形式对“生态问题”做出反思，在真实刻画与抚慰情感创伤中激发了生态追求。然而囿于灾害书写差异仍被受灾者表面化的共性所遮蔽，个体叙事与共同记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由此可见，灾害的书写需要具备主动挑战已有的生态书写的意识，更要对唱衰科技保持警惕，否则难以实现自然灾害为历史和现实提供“证词”的初衷，也会窄化“灾害书写”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散文热”；1990年代；生态意识；灾害书写146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10界掀起巨大波澜。其作品文化苦旅开创了散文新气象，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苦旅一书正是处于1992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出版，占尽天时地利，引起文坛内外重大反响。作者余秋雨散文中的精神、见识、语言水平都远超当时“积贫积弱”的散文作品。巴赫金说：“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散文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余秋雨循着文化踪迹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引起了大众的阅读回响。之后大批量“文化大散文”涌现，历史感怀、人文意识、各种文人内心深处的情绪、戏剧化的语言表达都在不断地生产。他的散文中交织着深远的历史忧患意识和生态觉醒意识。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中认为一场天灾给当时还痴迷于人为政治灾害的中国补了一课。“回乡”则是余秋雨散文叙事中的又一母题，对外部世界的无计可施和茫然失措，让作家重回温暖安和的故乡怀抱。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诠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落叶归根。”这是植根于血脉中的回乡信念和对于国家深沉的责任感，上升为家国情怀，饱含着一个人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是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自觉担当。谈论 1990 年代散文不能忽视的是汪曾祺的“草木人间”。他眼中的山水审美“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汪曾祺曾称自己对伟大的事物无法产生审美认同感，“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是有点格格不入”。这是对其个人有清晰认知下得出的结论。纵观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不难发现，他所寄情的往往是家常之物，表现他对人性自然的追求，在泰山片石一文中表明自己是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他是一个只关注人所共有的人情、人性，对于人事的考量标准不关乎名利的人。正是因为他秉持人道主义精神才会十分关切人与自然的共谱，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书写着草木虫鱼。在草木虫鱼上感知人性的力量，在同自然的平和共处中，寻求适意的生命体验。天人合一观念下的草木虫鱼。人间草木，正是大千世界的缩影，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汇集花鸟虫鱼、风土人情、民间小事的细腻观察，表现了对田园风光的眷恋，他从藏污纳垢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中精炼出人文情怀的“审美文化空间”。王尧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汪曾祺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I1始终关注自然人文的作家王英琦1997年在其愿地球无恙中感慨道：“让我们怀着虔诚之心，向地球母亲深深忏悔吧！让我们恢复对神圣的太阳、月亮星星的敬畏感吧让我们挚爱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每一条河流，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有情众生吧！”I2这是一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交织的散文，作者从住所附近一条美丽小道写起，写到当时大吃飞禽走兽之风，联想古罗马因挥霍无度骄奢淫逸所导致的灭顶之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纪警钟。作者认为现代文明使人的欲望愈加膨胀，欲望的刺激导致人要求超现代的物质享乐，这样的恶性循环致使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开发的行为更加猖狂，极目环球苍生，“愿地球无恙”应当是全人类共同心声。故而说，一旦人的精神、理念、情感转化为一种书面的存在方式，作家即可在文体中显示其生命形态。周国平是一位富含生命意识的散文家，他善于以随笔的形式用哲理性的语言夹叙述议地表述自己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说自己对于人生问题有许多迷惑，以至于执迷太深，“唯有努力用哲学的智慧，疏导生命的激情，以慧心驯化痴心，才能达到这个别人不求而自得的境界”。I3他在悲观执著超脱一文中指出：“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I4他主张用智慧去平衡生命中悲观与执著的二者关系：“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超脱。”I5其散文中透露出的人文关怀已经上升为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1472023年第2期对生命来源与归途的哲学思考。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道灾难，灾难历史都是无法绕过也无法遗忘的共同经历。面对灾难的到来，人们常以不同的反应与姿态应对。或是积极抗争，将损失降至最低；或是消极逃避，拜服于自然的威力；或生出敬畏，尊重自然，与自然共存。素来深受革命意识塑造的 1990年代作家也很难一下生成明朗坚定的生态意识，他们对于生态意识的理解模糊且朦胧。关注生态问题，他们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努力探寻危机的根源，对引发生态危机的思想和文化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创作出更具文学性的散文作品。因为生命不仅是人的本能、意志的体现，其本真是一种层次更深、更为内在、更贴近主体性的特质。二痛定思痛：生态散文中的灾害书写自然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在自然灾害肆虐下，人们对经济和科技发展过程中畸形或过渡发展、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萌生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生活受到影响，心态和意志消沉，人生价值观扭曲，巨大的灾害甚至让受灾人群生活信心受到打击。受灾群众实际上是家园重建的实施主体，因此灾后重建工作尤其需要强化自身心理，多措并举，激发自强自立的精神。灾难文学的抚慰疗救作用外向体现在受众自身，而内向上人内心的伤痛往往比现实的灾难更加难以修复。自古以来，有的灾疫记录是在史书上，有的是载于府、县志上，还有些是存在于人们不寒而栗的记忆中，灾难过后的心灵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伤痛更加折磨。在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里陆文虎阐述道：“我期望有这么一部文学作品，它描写人类的一种困境或者一次灾难，表现人间的爱与温暖，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批判人性中恶的部分，使生命重获洗礼，走向崇高；它不受意识形态和种族的局限，它在形态上是惊世骇俗、不同凡响的；它不能只停留在报道层面感动我们，它要反思，要想象，要创造，要震撼我们；它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I6书写自然灾害的生态散文作品细节真实生动，情节扣人心弦，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奏响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党和政府是救灾的主导力量，也是作者们讴歌的对象。正是因为山崩地裂的地震，山呼海啸的洪水，摧枯拉朽的风暴摧毁了我们心中美好的家园，摧残着生灵。面对灾难带来的惨象，1990年代生态散文中的灾害书写不同于早期直白的疗救话语模式，也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关于文学疗救的文字表达。其主要区别在于散文作家逐渐关心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不再是神，人要有所敬畏，有所反思，平等和善、友好地对待世间万物。这一时期文学书写形式和内容的转变并未改变文学内在的功能和价值。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正是因为散文纪实性的特点，将一件件真实而生动的事件记录下来，并将一份份感人至深的深情书写出来，从而对污染的缓解和治理有所启迪，这一时期的散文书写担负起了自身的使命。荒漠化问题在中国生态环境史上打上了烙印，林染的西北五题阐述来了他对于荒原的诗意感受。“沙漠化使一座绿荫扶疏、河水涣涣的雄伟王城越来越荒芜，骆驼城的花朵和蜥蜴们，深深追忆着昔日的泉水。”I7灾害并不能仅以自然之维度看待，自然与人为的合力会加速灾害的影响。在天灾之下，人祸不能再次发生。以徐良炎在其狂潮肆虐雷琼1980年雷州半岛台风 为例，文中描述 1980年广东省雷州半岛的一场巨大台风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I8空前的气象灾害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命的威胁，“台风大发淫威，使湛江港处于惊涛骇浪之中，海港工人无法正常作业，部分作业区不得不停产数日”。I9甚至造成整个湛江市停水、停电、交通瘫痪，由于强台风的疯狂肆意，人们的恐慌情绪也会持续，短时间内难以平复。由此可见，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甚至灾害的侵袭让诸多作家唱衰科技。自然灾害中瘟疫作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一种次生灾害，更是让人束手无策。人们不断呼吁要善待动物，保护生态平衡，轻易不要破坏大自然的既定环境和物竞天择式的循环。吴克敬生天疫将148灾害问题出在动物身上进行了质疑：“人不够理性，不够自省，追根问底下来，其实还是人的问题。”2020世纪是一个谈鼠色变的年代，中国鼠害日益增长，何德来鼠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正当人类的智慧将现代工业社会大大推向发展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亿万生命的物种被工业化带来的种种污染而一个个地绝杀。”21人类与疫疠这类次生灾害的斗争伴随着工业化和人类文明史的全进程，因为它往往比战争、暴动还要来得猛烈，直击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部分人类本身。诗经国风硕鼠 中记载了中国古代的“战鼠史”。“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硕鼠本质上是劳苦人民对奴隶主阶级贪婪本性的控诉，亦表达了民众对乐土的向往，这古今争议不大。但表面上的事实也是中国古人在 2000多年前对于鼠类所发出的痛恨与愤懑。今天，作家们称20世纪中人类与鼠类展开了历史性的大决战，“黑死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多次爆发，棘手骇人。公元1348-1350年间肆虐欧洲的鼠疫，更是给人类留下惨痛的记忆，薄伽丘的十日谈记录了这一真实惨状。当时的记载还未明确称为“鼠疫”“黑死病”，直到1894年法国生物学家耶尔森首次发现鼠疫杆菌后才将鼠疫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广为人知。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言：“人类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221991年冬天在上海，330万户居民杀灭900万只老鼠，江苏，从 1980 年代开始每年灭鼠 1000 万只，“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 先 在 东 方 地 区 开 始，夺 走 了 无 数 生 灵 性 命”23人类采用原始的和现代的手段不断向老鼠发起“进攻”，尽管如此，并没有遏制住老鼠的迅速增长，它们十倍地“回馈”人类。正是因为灾害文学大多数是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为题材，相应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主。借助细节的真实描写，往往把读者带到灾害的第一现场，目睹那些残破凌乱的水灾现场、地震废墟、鼠疫的高病死率等。鲜明的灾害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判断灾害文学的一个核心因素。1990年代的散文十分注重保留灾难发生情状，留存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强调民族一心、上下团结。谢有顺认为灾难记忆只有在它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时，才开始具有文学书写的意义：“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这种事实之间的叠加，可以强化情感的强度，但难以触及灾难背后的心灵深度；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24社会学理论中“文化镶嵌性”，探究共同体的共享符号和意义系统对于数字记忆的形塑作用，具体到灾害现象，无论是官方陈述还是民间记忆，都存在着一整套的文化创伤叙事。当群体、个人心灵感知他们经历了可怖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创伤，或将成为永久的记忆，且无可逆转，文化创伤由此诞生。然而，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坛上的灾难文学会逐渐降低影响，乃至冷寂，但是我们的作家万不可停止思考。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我们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精神世界也更加丰富饱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让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空气更清新。从生态散文的哲学意蕴而言，生态整体主义意识成为人类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人们在新的生态文明的新价值观观照之下，尊重自热规律，实现人与自热的和谐共生，均衡发展。散文作者的目光也将从灾难写实转向美好家园的实现的生动过程。三文学的“药”：回归内里的伤痛抚慰文学与医学，看似是两个毫无关系的领域，但回顾人类历史，文学与医学长久相伴共同影响身心。随着医学的发展，文学与医学在相当长的一段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1492023年第2期时间里分离开来，但到了近现代后，文学与医学的相关性才重回人们的视野。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中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25从医学角度出发，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创伤，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疼痛，有的是肉体疼痛引发的，有的则是或心理、或精神上的原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根据灾害引发的身心创伤，对疼痛进行了由表及里的描写。与以往生态散文创作中的抒情语态不同，1990年代散文作家多将热情颂扬化为不动声色冷抒情，在反思中持有强烈而自觉的生态责任意识，在他们眼中正是人类文明的步步侵蚀，才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周晓枫作为 1990年代新生代散文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之一就是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动物园不可能是动物的乐园”。动物园中的长期圈养造成的异化使人产生一种痛彻的悲凉：“熊本是相当凶猛的动物，现在它们作揖、鞠躬、旋转笨重的身体，为了赢得游人两个手指头捏住的一点点面包。”26从这里，她看到随着自然生态的坍塌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就是人类精神文明弱点的显露。“我们”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即使是以自以为的最卑微的方式，即使以最为广阔的悲悯情怀，“我们”的身上也不免沾染太多其他“子民”的血迹。周晓枫的散文创作多以生物作为书写对象，其中尤以动物散文占比最重。她本着一颗众生平等的心对自然生灵展开观察与感悟，冯牧文学奖的评语认为周晓枫的写作承续了散文的人文传统，将沉静、深微的生命体验溶于广博的知识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间，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她对散文艺术的丰富可能性，怀有活跃的探索精神。当下，我们论及生态的时候，早已不再局限于自然范畴，而是与人的生存方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等相关联。木心在九月初九中提道：“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27李存葆的鲸殇就是较为典型的示例，该作品被许多学者称为用散文写出的“绿色宣言”，同时也是一篇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错误行为的讨伐檄文。他在文中写道：“在这个由植物、微生物和动物组成的生命世界里，作为万千灵长的人类，自是无可訾议的主宰。”28当人类的欲望失去束缚，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土崩瓦解。人作为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伦理存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人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了人的复杂性。“散文热”中对灾害、对生态的书写无不体现着人性光辉，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总会提供出刻画出具备灾害意识的人物形象。传统散文中一直存在这样的基调，“物-情-理”这种构思模式实际隐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浪漫的想象更倾向于或大或小的事物，就像徐志摩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天真的预言那样，也如中国佛典所云：“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所有诗意的作家都倾向于从小见大，从不重要的事物中看到严肃的意味。地球这颗行星孕育出奇迹，催生出无数非功利性的、崇高浪漫的文字，这些文字阐述了地球上伟大而平凡的事物。概而言之，中国当代生态散文已经用创作的实绩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但不能忽视的是，与生态小说及其他散文类型相比，它尚未完全摆脱在当代文坛的边缘状态。尽管如此，生态散文仍然一直持续发挥着积极效应，以自身独特的警世话语使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以审美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真正的反思往往是在生态被破坏之后，昔日的家园变成废墟，今天的家园开始重建，惨痛的记忆仍萦绕于身心。对灾害破坏进行深度理性思考的生态散文是不多的，很多散文虽然注重叙述和抒情，然而思考的部分往往附在文后点题，却忽略了散文本身具有的深刻说理功能。生态散文繁荣的大前提是整个社会尤其是作家的生态观念、生态意识须进一步加强，在对社会文化的深入思考后下笔。对作家来说，还必须对自然生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思考，对自然有大爱，就是所谓思之深，才能爱之切，但仅凭这些不一定就能写好生态散文。150结语事实上，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生态始终是一个永恒的母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影响扩大，对于文学体裁和生态书写类型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自然生态与历史相伴随，文学和社会也是相互照应。1990年代以来，文坛对于生态的关注也逐渐进入主题多元和视角多元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对于自然界日常性描述与对于历史灾害的反思层面即生态意识的诉求两个方面，对于生态的不断书写，不仅建立在全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度认识，还立足对于人性的审视。无疑，生态已成为全球性话题。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能源、资源成为工业化的刚性需求，如何寻求有效科学的方法突破由于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困局，这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严肃课题。对文学写作而言，对照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写作、反思过程中宜从现实之思、伦理之思、未来之思等多个层面，积极建构起有关生态意识觉醒，明辨生态破坏的根源之主题。生态书写也不该追求作家统一整齐的创作模式，百花齐放。面对今天的自然生态，作家也必须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深情的家国笔触和系统的科学思维，才不会使生态文学仅仅成为一种单纯抒发或宣泄。注释：王干、费振钟：对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论报1986年7月21日。谭桂林：九十年代散文热的文化透视，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1期。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余秋雨：文化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第68页。汪曾祺：泰山片石，载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第193页，第193页。文学武：论汪曾祺散文的文化意蕴，当代文坛1996年第1期。I1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论汪曾祺的散文，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I2王英琦：愿地球无恙，载高桦主编碧蓝绿文丛散文卷愿地球无恙，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I3I4I5周国平：迷者的悟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I6陆文虎：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当代文坛2009年增刊。I7林染：西北五题，载中国西部散文（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27页。I8I921钱钢、耿庆国：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第899页，第1142页。20吴克敬：生天疫，载战疫纪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22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序，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23 意 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逯士博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24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25 美 鲁道夫阿恩海姆：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载对美术教学的意见，郭小平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26周晓枫：孔雀蓝：周晓枫散文，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27木心：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28李存葆：绿色天书，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TS079；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ERP1951）责任编辑：伍立杨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