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docx

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有条消息请大家注意：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久前启动一个“汉语人名规范系列项目”，其中主要一项“工程”叫作人名规范用字表。这份字表，国家语委已组织语言文字和公安户籍部门的专家研制，还准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然后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公布”。老百姓给孩子取名，自古皇帝不管。怎么现在突然出了乱子，要“专家研制”了“纳入法制轨道”管起来呢？原来是“有关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意见：“长期以来，由于无法可依，人名用字毫无节制，字量无限扩大”-说的是起名改名用了几个电脑字库漏收的生僻字、异体字的现象-“愈演愈烈，给户籍管理、人事、银行、保险、交通等计算机终端处理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呼吁，赶快立法，编一份法定字表，“实现人名用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还有冠冕堂皇一条理由，说是汉语大字典收单字五万六千，但专家发现，三千五百个常用字就足以覆盖%的现代出版物用字。例如毛选雄文四卷，单字不过二千九百八十一个。一九八八年，国家语委与二炮二所合作，曾就十四省市人口普查资料抽样选取五十七万条姓名，共录得四千一百四十一个人名用字，其中一千五百零五字覆盖了99%的姓名，余下二千六百三十六字，仅为抽样人口的1%所使用。而这一批“生僻”人名用字当中，超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普通级字库标准的，有五百多字，使用者不足抽样人口的%.结论：“为极少数人使用生僻字的需要去无限增大字库，是一种资源浪费”。眼光远大一点的，更进一步指出，用生僻字、异体字起名“违反了信息社会简捷、便利的特征，已经成为城市信息化进程中的瓶颈”。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明明是电脑字库太小，不好使，劳累了我们的公务员，是软件设计或采购失误的问题；却说是老百姓取错了名，浪费资源，要立法“调整”，不许从康熙字典里挑字。倘若是禁止生造汉字，还有些道理。可是官方或学术字典收录的字也不让用，就有一个干涉公民起名自由的法律问题。不是说人名用字绝对不可受限制，而是要看为什么目的，保护谁的利益。字库小了，想办法改进造字功能或扩充字库就是，顶多不过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的规模，不是什么难事。“常用字”云云，指的是老百姓日常读书看报开会学习的标准，跟专门登记公民姓名、办理身份证件的政府机关的字库标准不可同日而语，怎么能混为一谈？用了电脑，反而不会办公了。正好应了一句美国笑话：发明电脑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电脑带来的麻烦。作为民主宪政的一项原则，政府部门不能以设备不良，办公不便为由，要求老百姓放弃历来享有的权利。再说少数生僻字、异体字也可能变得常用。例如朱总理的名字，双名第一字，很多中文软件字库里都没有，所以网上常用括号金容表示。此字一般字典列为“熔”的异体字，本义“铸器之模范”或“钱模”；王力先生归于“融”的同源字，依先秦古韵，侵东通转。普通级字库固然不收，近年来却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字。要是有人用它取了名字到户籍部门登记，即使电脑无法输入，也不能说是生僻字，怪罪申请人是什么“瓶颈”。世界上立法规范人名用字的国家不多，北欧为一例外。不过他们的立法目的，不是为了将就电脑、方便管理或节省资源。我以前学习古冰岛语的班上，有个瑞典同学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拼音文字有个特点，容易吸收外来语。北欧诸国非常看重本民族的姓名传统，有意抵制新潮或强势的洋名“入侵”，政府便制订了人名词表。可是传统名字数目有限，选择范围小，容易同名同姓。所以事实上，瑞典等国对于不在词表上的德国名字，是网开一面的。除了抵制洋名，政府部门还可出于维护孩子切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名字古怪、容易引起争议而导致本人生活不便，拒绝登记，要求改名。这一以民为本、珍视传统的立法和行政方针，国家语委的官员和专家们或可参考、深思。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包括语文的规范标准，最好以倡导为主。语言文字的使用有点像穿着打扮，跟人们的习惯、个性和风气有关。随便上哪家BBS访问一下，就晓得新生“网虫”一代亦即人类的语言活力，从来是不懂“法制轨道”的。例如推广普通话，确是造福人民生活和便利族群交往的好事：语言不通，可谓中国建设“信息社会”的第一大“瓶颈”。但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仅规定普通话为机关公务和学校教育用语；服务行业说普通话，就只是“提倡”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不会说的人实在太多，法不责众。实际在不少地方，官员办公、老师上课，也往往一口方言，置国法于不顾。该法还规定，公民遇上违法说方言的情况，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好像真的会分清责任批评教育似的。再比如领导人题词写繁体字、异体字的问题。这些题词大多称不上书法作品，却是要悬挂在公共场所，展现在大众传媒的。为什么不写简体字？因为是个人书写习惯，难改。共产党的传统从毛主席开始，领导人题词不许秘书或外人代笔，亦不钤私人印章，以杜绝旧社会官场附庸风雅的陋习。故各级领导无论书法修养高低，皆亲自提笔。如此，求字的单位和个人一多，就不能勉为其难，要求领导同志写简体字了。所以法律适可而止，规定“题词和招牌”可以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即领导同志不必以身作则，写简体字。取名不用生僻字和异体字的问题，也是倡导为主、不立法管制的好，即便爱起怪名字的只占人口的%.读者或许会问，反正只是极少数人的愿望或癖好，管一管有什么关系？立法对于政府，毕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而且已有论者指出，法律本本上并无规定公民享有自由起名的权利。政府为何不能规范或取消人名用字的自由？这个说法不妥。为了某些基本宪政原则、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政府当然可以限制公民依惯例、习俗而享有的自由或权利。事实上也向来如此，“非典”期间，疫区的隔离措施即一例。但是，政府之能够规范或取消公民的一些自由，并非因为那些自由未列入宪法或法典条例；而是因为面对重大紧急的危害，利益平衡之下，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自由。须知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使的大多数自由，都不是宪法或法典条例的恩赐。早在宪法和西方式法治泊来中国之前，这些自由就“天经地义”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理想价值的一部分了，例如取名择字的自由。一个民族的生活惯例和习俗，可以说是一种跟成文法“赋予”的权利相对的衡平法上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说过，衡平的正义来自惯例，是高于成文法的正义。因为惯例“源于自然”，是自然的正义，故而作为行动指南，比起那些不时修订废止的法条来，更为经久可靠。立法干涉破坏这样的生活惯例，结果很可能是恶法。“恶法非法”，公民无信守之义务，诚如圣奥古斯丁所言。由此演变出后世天赋人权、理性至上的信条。所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把公民权利狭隘地理解成法律本本包括宪法的规定。所以上文才说，政府立法移风易俗，必须基于民主宪政的原则，维护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例如解放后废除纳妾和多妻制婚姻，就是为了实现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理想目标，而非某种经济效益核算的结论。再如男风和同性恋，中国古代如同多数传统社会，是不禁的，因为跟多妻制的道德观和财产制度并无冲突。近世西俗东渐，“馀桃断袖”之癖才在知识精英的眼里显得病态邪恶而少有公开活动了。但民众的态度仍比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要宽容得多；没有来自民间的压力，加之奉为楷模的西方传统道德也衰落了，所以现行法律并不干预。现代法治一个起码的要求，即政府尽量少干涉公民私生活的自由，包括以多数人的名义限制少数人的自由。少干涉，便意味着多尊重民间惯例和民族传统。汉族取名既然历来自由，允许用冷僻字、异体字，如果未妨害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就没有必要管它。那么，要不要规范汉语姓名的其他方面呢？比如能不能取洋名？我看也应该慎重。香港、台湾等地，有些妇女婚后在自己的姓前面冠以丈夫的姓，仿佛双姓。这是西俗；中国人的传统是女婚不易姓。汉末蔡文姬初嫁卫仲道，后归匈奴左贤王，曹操以金璧赎归，再嫁董祀，都不改姓。宋朝李清照嫁赵明诚，亦不添姓。红楼梦里，凤姐嫁到贾家，也不称贾王熙凤。但是，现在既然已有部分妇女从了西俗，婚后冠以夫姓，政府也应当尊重，不能以管理不便或浪费资源为由禁止。因为这是已成民间惯例的个人自由，丝毫不影响妇女权利、婚姻自由或任何公众利益。总之，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随时随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包括老百姓取名择字的自由和各种“怪想头”，如希望名字与众不同、显露个性、讨个好口彩之类。这些正当利益即使只涉及极少数人，政府也必须维护。投资更新设备、提高工作效率、不随便立法扰民，本是各级机关的责任。不能借口信息化法制化，动辄限制人民的权利。在怀孕生育业已不得不落入公家事务的时代，孩子起名再要立法规范，尤其应当慎重。其实，不规范人名用字，老百姓也不会“毫无节制”，怪名字越取越多。道理很简单，也是“有识之士”说的：孩子起了怪名字，除了登记姓名时会给政府部门添麻烦，更经常的，还是难为了孩子自己。我就教过几个名字略为生僻的学生，老是被人叫错，久而久之，他们只好将错就错答应了，当作绰号。有一个后来还把名字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根据前述抽样统计，只有不足%的人名用字超出了普通级字库的范围。人数那么有限，可见并未给有关部门增加多少工作量。据报道，“专家研制”中的人名规范用字表“包括三级文字”，单字总数将近一万二千，“大大超过”普通级字库的标准，“足以满足人名用字的需要”。既然已经“大大超过”而且力求“满足需要”，何妨再完善一步，把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一网打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