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与文化的追求中漫游——论王兆胜的学术研究与贡献_周海波.pdf

19文学评论家在精神与文化的追求中漫游论王兆胜的学术研究与贡献周海波2017 年，王兆胜在他的学术随笔负道抱器的“自序”中说：“我相信道，崇信在冥冥的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矣，于是追求大道藏身的人生哲学，并一直试图将道背在自己的身上，更希望能内化于心。”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器物，只要努力修炼，其中就有大道存矣。”“负道”与“抱器”是王兆胜的做人之道，也是他的治学之道。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境界，以学术为道之追求、器之修行，也是一种境界。从 1987 年在山东师大学报发表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其创作，随后又在文学评论发表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在导师朱德发影响与指导下，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此后，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数十种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林语堂研究和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风格，为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构建独特的研究视域重新回顾王兆胜步入学术界之初的几篇论文，不仅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能够从中看到他学术领域与精神世界的内在关系，更好地理解他的治学之路和学术境界。内容提要：这些年来王兆胜在林语堂研究和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风格，为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他发现的王统照创作的“美的哲学”出发，王兆胜通过林语堂研究致力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家庭文学”和“文化阐释”两个方面展示出林语堂研究的独特贡献。他在灵魂对话中的文化思考，积极回答“五四”命题，对林语堂与中国智慧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在女性崇拜与家庭文化建构中，回归中国文化的生活之道。王兆胜的散文研究是他又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究与凝聚，构成了他的研究的四个维度，即作为文学本体存在的“文的世界”，作为文学主体存在的“人的世界”，作为对象主体存在的“物的世界”和作为智慧生成的“天地大道”。关键词：王兆胜家庭文化散文研究美的哲学DOI:10.14094/37-1482/i.2023.01.01420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目前所见，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其创作是王兆胜最早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这篇论文时，他还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在这篇论文中，他立足于齐鲁文化的大地，独辟蹊径，选择了具有代表性和文学史地位的山东作家王统照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讨论的是王统照的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这篇文章不仅选题新颖，研究了一个前人很少触及的题目，而且具有地域文化意义，从一个侧面发现了王统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激情四射、浪漫青春的时代。王兆胜的这篇论文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气息，显示了他内心的温情与激情，也呈现出他的学术研究的生命哲学思辨特征。王兆胜发现，王统照从登上文坛初期到 1957 年的近四十年的文学活动时间，“自始至终对戏剧投以热情的关注，有戏剧理论的倡导,有外国剧作家及作品的译介,有对外国戏剧的评论;有对中国旧戏的探究,有对戏剧演出的注目,更有剧本的尝试”。他还发现，作为王统照戏剧观成功尝试的 死后之胜利，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戏剧突出体现了王统照创作的“美的哲学”，“美是可以用来改良人生、解救社会的”。循着这一思路，王兆胜发现，王统照的“美的哲学”表现在剧作中，就是“对社会罪恶的无情批判”以及由而表现出的“淳厚的人格美”“缠绵的抒情美”“淡雅的语言美”。这个发现是有意义的，不仅把王统照的作品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且看到了王统照与“五四”之后的时代特点与创作风格。王统照的“美的哲学”是他早期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命题，不仅具有东西方文化汇流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五四”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美的哲学”并不是王兆胜的发现，但却成为他从事学术研究最温暖的思想支撑。从阐释“美的哲学”出发，王兆胜的研究进一步向中国传统文化挺进。他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家庭文学的文化阐释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一是“家庭文学”，二是“文化阐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王兆胜早期学术研究的重要命题。在这个学术命题的建立过程中，可能融入了他个人的诸多生活感受和情感，深蕴着他对人生世事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在王兆胜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家”的文化理念建构起了他的学术体系，或者说，王兆胜是从对“家”的关注与思考走向学术研究的。“家”既是一个具体可感可知的家，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文化思考的出发和归宿。因此，我们在他发表的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中看到了他的学术思考的趋向，也看到了他对待“家”的态度方面的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在这篇文章中，王兆胜以母亲形象为聚集点，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关系及其冲突中，发现了中国文学在家庭书写方面的诸多重要问题，探究现实生活与文化象征的母亲形象，寻找理想的“贤妻良母”。他通过比较中国古代的贤妻良母和愚母恶妻两类不同的艺术形象，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层面尝试分析现代家庭文学中的贤妻良母形象，将母亲置于人道主义及其“人”的存在意义的层面，从而发掘了母亲形象与时代发展的交互关系。不同的时代对贤妻良母的理解与表现是不同的，认同或者反对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既是一种文化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此，执著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观念中的王兆胜，在对待“贤妻良母”这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呈现出矛盾的心情：“理想中的女性到底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开的谜。”这个谜折磨着写作这篇学位论文时的王兆胜，也是他后来从事相关话题研究不断讨论的一个题目。与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同一系列的论文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寒夜的爱情悲剧根源少者形象与中国旧文化的老化：兼论寒夜中的小宣形象，同样是以家庭文化为研究对象，将家21文学评论家庭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汇流与冲突的背景下，从具体的人物形象出发，分析论述贤妻良母、寡母、少儿等引人关注的艺术形象，以现代文明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从而深入剖析传统文化的肌理，对传统家庭文化进行批判。我之所以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王兆胜早期的两篇论文，不仅仅是说这两篇论文是他进入学术研究的开篇之作，具有纪念意义，而且试图说明他的学术出发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姿态，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登上一座又一座高峰奠定了基础。对家的关注，对女性的关注，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情感动力，文化的关注、美的哲学的关注，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文化的关注给予他的学术研究以使命意识，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美的哲学的关注给予他的学术活动以博爱的精神，这种学术态度和学术思想不仅支撑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且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学术领域和学术风格。从家庭文化研究出发，王兆胜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林语堂研究，一是散文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相互存在，相互说明。他由家庭文学的研究而进入林语堂研究，因林语堂研究而进入散文研究的领域，而散文研究又不断调整着他的林语堂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林语堂本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的散文创作，不仅让人们认识了一位不一样的林语堂，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散文文体。就林语堂研究而言，是王兆胜文化理念的层层思考，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密切关注点；而就他的散文研究而言，则又是他对“美的哲学”关注的理论与实践。一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在这两个学术领域中的建树，恰到好处地阐释学术研究的文化情怀。作家梅洁在评论王兆胜的学术研究时说：“兆胜无处不在地强调天地之道、自然之道、人心之道，强调的过程使其始终与博爱、仁慈、道义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兆胜的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探求，是深蕴于传统文化根底的哲学探求。目前为止，王兆胜出版过三部个人自选集，第一部为文学的命脉，第二部为温暖的锋芒，第三部是天道与人道，这三部个人自选集可以理解为王兆胜在不同时期学术追求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他个人对文学及其学术认知的总结。文学是天地自然的呈现，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写的人。在文学世界中，人生是文学价值的终极体现，这是“文学的命脉”。从对文学的关注到对人的关注，这是一个情感与理性、社会与人文、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不断融合、升华的过程，如同麦子成长，“在那尖锐的麦芒中，闪耀的是太阳的温暖与大地的金黄灿烂”，这是“温暖的锋芒”。他的这几部自选文集，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表达了他对文学、人生、社会的认识，表现出学术思考的审美趋向和理论趋向。尤其当文学落脚于人的问题时，文学的核心价值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这也就是他再三提到的文学的“天道”与“人道”的问题。在兆胜的批评理论体系中，“天道”与“人道”是研究“五四”文学的关键词，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人”的问题的属性与规范。人是人道，人道是人的属性，“人道”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文学”“人的解放”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人道”又在“天道”的制约与规范中，“天地自然对人的根本性限度，这是保证人保持谦卑、敬畏之心，不被个性与欲望异化的前提”。所以，在兆胜的文学研究中，既要大脑的主导，又有心灵的参与，既有学理的梳理，又有“温暖的锋芒”，既有“理论话语的建构”，也有“思想文化融通”和“情感生命飞扬”，在他的林语堂研究和散文研究中，“有一双慧眼，是用心和生命写成的”文字，能够感受到天地之宽、宇宙之大、人性之美、人生之趣，感受到语言文采的飞扬。22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二、寻找破解中国文化之谜的现代方案在王兆胜的学术视野中，林语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发展与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承载了诸多学术命题的复杂的存在。王兆胜早期学术研究对家庭文学的发现，对“美的哲学”的发现，奠定了他转向林语堂研究的重要基础。可以看到，林语堂的身影不时出现在这些论述家庭文化及其贤妻良母、寡妇少者的文章中。王兆胜对家庭文化的关注，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在不同研究领域进行思想文化探索的立论基点。也正是对家的发现与关注，才使他遇上了林语堂，在与林语堂的对话中，才实现了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才真正让他认识到了家的温暖与情感的温润，“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林语堂为什么歌颂母亲之伟大，也明白了林语堂的写作为什么总是心怀一腔热情，对人、对物、对四季，甚至对一草一木，他都写得那样款款深情，而且即使对坏人，林语堂也难以真正憎恨起来，因为林语堂坚信孟子的话，人性本善。”从家庭文学与家庭文化出发，他不仅在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作品中发现了现代家庭文化的所在，也发现了家庭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割断的联系。在这其中，家庭文化与人的生存问题、家庭中的女性形象问题，都成为王兆胜讨论中国文化的重点关注问题。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在对林语堂的研究中，从家庭的研究与书写，进一步发现了人类的整体性，看到了在全球大家庭中“人类共同存在的困境和伙伴关系”，看到了“在宇宙中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近年来，他已经出版了多部有关林语堂研究的著作，是林语堂研究最专注、成果最丰富的一位学者。诸如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解读林语堂经典（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林语堂大传（作家出版社，2006）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闲话林语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近年来又发表了几十多篇有关林语堂研究的论文，如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林语堂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2018 年第 1 期）林语堂的中国论文化观（东岳论丛，2009 年第 7 期）等。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有关林语堂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二是林语堂的生平传记。这两个重要的话题，一个是用谨严的学术话语论述，一个是用温情与文采并茂语言呈现，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说明，在思想文化创作的研究中有传记因素，在传记写作中又有思想文化以及创作的论评。这两个方面又都围绕着林语堂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思想的建构、林语堂思想与个性的形成等问题展开，这其中的核心理念又呈现出王兆胜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特思考。总的来看，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着重探究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灵魂对话中的文化思考，积极回答文化思考中的“五四”命题。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五四”是文化思想建构的出发点也是精神的归宿，中国现代文化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因“五四”而提出，又都可以在“五四”寻找到一定的答案。兆胜的学术研究同样聚集于“五四”及其“五四”提出来的问题上。作为“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王兆胜在已经拥有了充分的鲁迅研究资料和研究设想的前提下，却毅然以林语堂研究做博士论文选题，这个跨学术领域的选择并非是他一时的激动，而是深思熟虑并且有相当深厚基础而做出的决定。对此，他曾经说过：“我对林语堂的作品更有感觉，23文学评论家阅读中常有会心之顷！”这里是仅就他对林语堂作品的阅读感受而言，实际上，林语堂研究更有他对学术研究的新判断和构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新认知。无论鲁迅研究还是林语堂研究，都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知识背景和学术背景的。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历史过程中，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一代知识分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答着时代之问。在王兆胜看来，“五四新文学确实为中国传统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相当现代品格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存在不容置疑的缺陷，“五四”时代的文学同样无法避免，这主要表现在“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参照而导致的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以过于偏激的打倒一切的姿态”对文化整体性的伤害，“以冲突和斗争为核心的哲学必然造成对和谐、自由和真善美的表面化理解”。这些问题都有五四新文学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也正如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中所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以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基本前提的，一切激进的前驱者冲破了长期以来老大中国的中心论和优越感，代之以用世界性的眼光来剖析中国肌体内存在的痼疾和毒素，并希望给中国文化以根本的疗治，这是中国文化及其文学获得重生的新的契机。”但是，在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出现了过激性的“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起进行了否定。或者说，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没有建立起属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从学理和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是以“五四运动”“缺席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运动中的人物，他又是以错位的方式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的。林语堂的出场，是以特殊的方式对未完成的“五四”问题的深入探索和更全面完整的回答。如果说鲁迅是以批判的态度与传统文化进行对话的话，林语堂则主要以世界文化的视野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基础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由此出发，王兆胜发现了林语堂的独特价值，也从林语堂身上寻找到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某些答案。因此，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是一场又一场的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是灵魂在灵魂间的探险。在这场对话中，他发现了林语堂，也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相比，林语堂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姿态，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否定到认同弘扬的过程。在这场灵魂对话中，王兆胜不否认林语堂内心深处的矛盾。所谓文化“矛盾”是指林语堂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矛盾、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面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重建的矛盾，正是这些内在的矛盾，促成林语堂对文化问题的敏锐感受，也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呈现。当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时，他是站在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高度，去观察和思考文化问题，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以背向的思维把握东西方文化。与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相比，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是从林语堂出发对中国文化的专题研究，该著作从林语堂看中国文化，又从中国文化看林语堂，在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之间实现了完美嫁接。在林语堂身上，包含着如何认识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命题，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矛盾与困惑。也就是说，林语堂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创作了多少作品，而更在于他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的思考，他提出的诸多令人思考的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的文化思想恰恰为“五四之问”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回答。第二，对林语堂与中国智慧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以“擦亮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王兆胜认为，林语堂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重建的文化思想，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随着他24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的生活经历与生活环境的变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而改变的。王兆胜认为，正是林语堂对中国智慧的发现才使他的文化姿态真正实现转型。在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王兆胜指出，1936 年移居美国的林语堂“因环境的改变和视角的不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了新的调整，即更多地思考中国文化的优长，反思西方文化之不足”。尤其从 生活的艺术 开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则进入一个充满感性和心灵感应的阶段”，随后的苏东坡传 辉煌的北京等著作中，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崇尚和赞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一个富丽堂皇、如诗如梦的境界”。在这里，所谓中国智慧是指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底蕴的认识，对人生及其生活态度的认识。前者主要体现在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是对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古代文学艺术在内的古代文化的内在感受，对古代人生哲学与美学思想的认识与阐释，从中发现了古代文化的仁义、博爱、道德、幽默、逍遥等哲学思想。王兆胜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儒家智慧仿佛中国文化中的规矩，它给林语堂的世界人生以方圆，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高度与境界”，而在道家文化那里凝聚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获得了“博大、神秘、自由与逍遥，一种与天地大道同在的大自在、大和谐与大快乐”。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融合成为林语堂所讲究的“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这是林语堂发现的中国文化智慧的色泽与光芒。在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 闲话林语堂等著作中，王兆胜把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置于中国文化的重要位置，并尝试阐释了林语堂以智慧的方式对待人生，以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从而形成了他热爱人生、抬爱生活、崇拜女性、敬畏大自然的文化品性。幽默也是林语堂深挖中国文化寻找到的中国智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人生哲学的生命体现。王兆胜的研究从林语堂的人生境界着手，进一步探究经幽默著称的林语堂的精神世界。他认为，在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念中，无论儒道释，还是文学艺术，都不是一副“冷面孔”，而是充满了温情温度的人生智慧的表现，是近情自然的，也是幽默有趣的。王兆胜指出，“幽默是林语堂观念、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核心词”，他不仅是第一个把“humour”翻译为“幽默”的人，而且是身体力行，极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倡和传播幽默的人。正是如此，王兆胜认为林语堂是一位“心怀幽默思想及理想的人，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人”。第三，女性崇拜与家庭文化建构，回归中国文化的生活之道。1995 年底，王兆胜曾在东方论坛发表的第一篇林语堂研究论文 论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这篇研究林语堂家庭文化观的论文，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主要论述对象，阐述了林语堂在他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中所建立起来的家庭文化观，指出“家庭文化观是他的文化基础甚或根本”。这篇论文主要论述了母亲与人类之根的文化意义、老人形象与中国老人文化、妻子形象与婚姻爱情及其女性解放等问题，母亲、老人、妻子是支撑家庭的重要三角力量，在这个三角结构中，母亲与妻子的角色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王兆胜比较了鲁迅、曹禺、巴金、张爱玲等作家作品中的作为被封建文化毒害的愁眉苦脸的母亲形象，从而在林语堂作品中发现了“慈容善目的爱的象征”的母亲形象，如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姚太太、陈妈等人物，在她们身上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母亲的笑容可掬、和善亲切、宽厚仁义的爱的化身的特点。兆胜指出，“林语堂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母亲形象异化描述所留下的空白地带，亦即从母亲形象正面着眼来思考家庭文化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林语堂作品中母亲形象的伟大，还原了母亲形象的母性本能特征。25文学评论家兆胜对林语堂作品中的女性崇拜思想赞美有加，并且成为他的林语堂研究的重要精神指向。在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王兆胜从分析林语堂作品中的“迷人的女性世界”入手，着重分析探讨了林语堂作品中的女性话语和女性崇拜的原因。兆胜指出，造成林语堂女性崇拜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有林语堂个人生活经历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因。他指出，在林语堂的人生旅途中，“有好几位女性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林语堂关注女性，喜爱女性，崇拜女性的最直接的原因”。他充满深情地叙述和分析了林语堂的“春风化雨”般的母亲、“点燃了林语堂生命之灯”的二姐、“相知相识相恋的”赖柏英、“最爱的恋人”陈锦端以及“外向、沉实、守规矩、善良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廖翠凤，这些在林语堂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女性，或给予他生命，或让他认识了人生，或给予他情感的温暖，或给予他幸福的家庭，也许，正是这些伟大的女性，才成就了林语堂，因为，“林语堂周围的女性都是那么美好，或外表美丽不俗，或内心美如珍珠，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将其个性、美德渗入林语堂的灵魂，成为牵引林语堂人生的动力。”兆胜同时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也是形成林语堂女性崇拜的重要原因，那些历代创作与文化意象，都已经渗入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一种传统，影响到林语堂人生、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他的女性崇拜的最重要的成因。三、在“美的哲学”中探寻精神的文体呈现王兆胜的散文研究是他又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与林语堂研究构成了并峙的双峰。可以说，他是在对家庭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作为文学大师的林语堂，在林语堂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现代散文，而又在散文的研究中丰富了林语堂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在现代散文方面，王兆胜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如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 文学的命脉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 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 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 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文体”与“精神”两个关键词阐发现代散文的艺术建构，在散文文体的建构中发现“美的哲学”。也可以说，他的林语堂研究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回答“五四”之问，而他的现代散文研究则从文体的角度阐释“五四”命题。如果说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是通过一个特定的侧面进行文化建构的话，那么，他的散文研究与批评则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究与凝聚。王兆胜认为，20 世纪中国散文在繁荣的表象下“潜伏着较大的危机，有钙流失严重的趋势”。什么是散文中的“钙”？这就是散文创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从“五四”时期鲁迅、叶圣陶、王统照、郁达夫、林语堂一代作家那里开始形成，贯穿着 20 世纪散文流变的过程，成为散文文体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现代散文文体的“开放与包容”“大胆解构与积极建构”“实用性与艺术虚构”“陌生化与心灵对话”等文体特征，无不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体现。在此基础上，现代散文构成了一个包括四个维度在内的文体空间，一是作为文学本体存在的“文的世界”，二是作为文学主体存在的“人的世界”，三是作为对象主体存在的“物的世界”，四是智慧生成的“天地大道”。这四个维度既是散文文体的特征，也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体现，也是兆胜散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美学世界中，任何美的构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散文文体作为“美的哲学”在追求自由表达的同时，也存在文体限制的问题。在王兆胜看来，散文文体的美正来自于“自由与限制”的相互制约。散文过于自由，会造成“散文的散漫、虚脱、无骨、乏神”，而过度限制又会导致“散文越来越封闭狭隘，从而失去了气势、活力与广大读者”。如何把握散文文体的“度”，是散文创作与研究一直探26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讨和争论的问题。文体是王兆胜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散文文体的研究，形成了王兆胜散文观的几个重要特征。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是王兆胜研究现代散文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从“真诚与自由”的角度讨论现代散文的精神特征，认为这种精神的体现既是散文对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又是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美的呈现。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舍弃了用鱼叉在海中叉鱼的思潮研究法，而用文体形式这张网来打捞海中之鱼”。这张网的“纲”就是以文体作为全书研究的框架，诗的散文、小品文、随笔、杂文、忆旧散文、记游散文、书话等现代散文的重要文体类型，显然，这种方法更能捕捞到海中之鱼，因为文体是散文的根本，从文体类型和文体特征的角度探讨现代散文，无疑是把握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他在讨论“诗的散文”时，从对概念的辨析，对文体内涵的挖掘，从而对现代散文这种“最富心灵的文人表达”给予了恰当定位，把握了作家的心灵体验，也就把握了“诗的散文”的文体特征和文体变迁史，由此也就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作家心灵发展史。在考察作家的心灵体验的过程中，兆胜特别强调了“诗”与“散文”的有机融合。“诗的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有诗在”，诗“为散文增添了灵性与韵致，从而使散文品格独特”。正是这样，“诗的散文”的文体特征与作家的心灵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冰心、许地山、鲁迅、何其芳到杨朔、刘再复等，“诗的散文”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散文真诚与自由的文体风度。对现代小品文的研究也是兆胜散文研究的一个重点。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最大的特征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由表达，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小品文可以不拘题材，短小精致，独抒性灵，充分展示文人的闲适笔调，以幽默趣味呈现小品文的文体风格。应当说，兆胜在研究林语堂时已经关注到了小品文，对此有了深入的研究，把小品文视为林语堂的“心灵的对话”。为了说明小品文文体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王兆胜特别强调了小品文作为文体概念的基本含义，认为“小品文是短小精致、平淡轻松、意味隽永的散文体式”。在这方面，周作人的创作大多属于小品文范畴，包括有“注重言志的抒情散文”和“注重叙事的知识散文”，这些作品在轻松自如的书写中，“包含着现代启蒙精神”，既有“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精神的提倡”，也有“对人情事理和天地之心的感悟”以及“对人生和生命之体验”，充满了耐人品味的“趣味”和“禅的境界”。其他如叶圣陶、钟敬文、叶灵凤、丰子恺、郁达夫、老舍等作家的作品，当然，现代小品文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在小品文创作方面是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现代小品文的幽默、与性灵的文体特点，林语堂所提倡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是对明末小品文文体的继承与发展，是处于 1930 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智慧型表达和艺术表现。现代散文理论建构是王兆胜散文研究的一个新突破。“五四”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相比，散文在创作上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而理论批评却相对贫乏。即如将“essay”作为与散文将近的一个概念，也无法概括阐释中国散文的文体特征。王兆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清楚地指出，现代散文理论相对缺乏，“甚至多从小说、诗歌、戏剧中借鉴所谓的理论”，于是“理论的自主性缺乏就更加明显”。正是如此，王兆胜呼吁“散文应确立自主性，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在兆胜的散文理论话语中，清晰界定散文概念，厘清散文的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认为散文的混乱首先在概念的混乱，散文概念的杂乱、模糊导致散文创作往往以突破边界作为借口，而导致散文失去了散文的本质特征。因此界定散文概念是确立散文27文学评论家自主性的必经之路。他在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中对诗的散文、小品文、随笔、杂文等文体的论述，首先就是从概念的界定和廓清开始的，只有确定了散文及其相关类型的文化概念，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和研究散文。他认为现代散文是一个现代学科概念，“是与小说、诗歌等概念比较而言的”，既没法把古代散文中的相关概念拿来直接使用，也不可能将西方文学中的相关概念不加分析地代替中国文学中的散文概念，必须以中国散文理论话语自主性重新定义散文概念，在东西方散文理论的比较、融通、再造中，“建立起具有当下性的新的散文理论话语”。在此基础上，他最关心的莫过于散文文体的理论建构，明确提出了以“形不散神不散心散”为散文的基本特征，对传统散文理论中的“形散神不散”或“形散神也散”的观念提出质疑与修正，并引入“心散”的概念强化了散文文体的属性。在散文的审美特性与文学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东吴学术，2020 年第 1 期）散文文体：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的载体（学术研究，2015 年第 6 期）散文文体的失衡与平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 年第 5 期）等论文中，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代散文文体的特征、努力于寻找他心目中的“好散文”。这些散文理论是在他多年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写作中逐渐提炼出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上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王兆胜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贡献，通过对他早期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看到了他对于文学世界中“天道与人道”和谐自然境界的追求，看到了他在文化解构与建构的积极探索，看到了他通过对象主体所发掘阐释的人生与天地的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在“负道抱器”中的“天地人心”。在王兆胜这里，学术研究既是学术活动，又是学者心智的活动，因此要对学术、对天地自然抱有敬畏和感恩之心，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自然，拥抱人生，拥抱文学。正是这样，在他富有激情和睿智的文学研究中，展示出了一位文学守望者的坚守与情怀，体现了一位创造者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王兆胜在天地人心自序中所说：“在我看来，智慧的人生不仅仅在于理解和顺应了 天地之道，也在于他将自己的 心灵 发展和培育得臻于完美，以至于这颗心灵能够修成正果，能够面对人世间的失败、挫折与不幸，始终处于悠然自得和怡然自乐的大幸福中！”这是兆胜的做人之道，学问之道。注释：王兆胜：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其创作，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6 期。王兆胜：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寒夜的爱情悲剧根源，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2 期。王兆胜：少者形象与中国旧文化的老化：兼论寒夜中的小宣形象，山东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在家庭文化研究方面，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对家庭至上观念的省察（东方论坛，1993 年第 4 期）、鲁迅、巴金、曹禺家庭文学比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1期）、伤惋与漂移从家庭文化角度解读伤逝和围城、（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论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东方论坛，1995 年第 4 期）等论文。梅洁：与博爱和道义同行，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 4 期。王兆胜：自序，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研究反思，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王兆胜：自序，闲话林语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王兆胜：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2011 年版。王兆胜：闲话林语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3 页，第 102 页。王兆胜：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广西师范大28百家评论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62 期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8 页，第 14 页。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5 页。王兆胜：当下中国散文的软肋，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4 页。王兆胜：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东吴学术，2020 年第 1 期。王兆胜：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多维世界：以散文为中心，东吴学术，2015 年第 3 期。王兆胜：关于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温暖和锋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9 页。王兆胜：前言，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王兆胜：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王兆胜：中国散文理论话语的自主性问题，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河南大学出版社，第 6567 页。（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