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修史诏...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_操宇晴.pdf

018 2023/1 中国是史学大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反映了周王朝及各封国的史官的分工。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受到后世的敬仰。进入封建社会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甚大。秦始皇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司马迁史记也是到汉宣帝时始“遂宣布焉”；而班固得以修成汉书，也是受到汉明帝之诏才得以实现；继而，汉献帝因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撰汉纪；梁武帝敕群臣修通史；北齐文宣帝高洋命魏收修魏书；等等。以上诸多史著的修撰、史家的命运都是出自皇帝的意旨。但这些意旨大多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就目前所见，中国历史上较完整且流传至今的第一道皇帝修史诏书，当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年）的命萧等修六代史诏，距今已有1400多年，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也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文献。令狐德棻修史之议的卓识令狐德是唐初著名史学家，被当代学人誉为“唐代史学的开山”。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撰前朝史建议的史学家。旧唐书本传称：“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始也。”（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个评价，应当说是十分中肯的。令狐德是一位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史学家。他在青年时期因“博涉经史，早知名”，但“以世乱不就职”为由，拒绝在隋炀帝大业末年入仕。直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始出仕，任起居舍人。他敏锐地认识到，新皇朝建立之初，亟须收集全国各地的图书，以免战乱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修史诏书唐高祖李渊命萧等修六代史诏操宇晴 唐大诏令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书影 019 百 家 纵 横 经籍的大量散佚。因此，他向唐高祖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建议得到唐高祖批准，经过数年的努力，“群书略备”。这为后来的修史工作做了充分的文献准备。在此基础上，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进一步向唐高祖提出修前代史的建议，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按：指北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一段话，首先指出“近代”正史纂修方面的缺憾。其次认为修前朝史宜尽早着手，现在修纂梁、陈、齐、周、隋各史尚有文集、口耳相传的历史等为依据，再晚就会“事迹湮没”。同时还强调唐皇朝承周、隋而来，当为之修史，以“贻鉴今古”。令狐德提出的建议，既指出了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强调了修史的紧迫性，反映了他在史学上的卓识，不愧是“唐代史学的开山”。修六代史诏的宏大气势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的修史建议，他在武德五年（622年）下达了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道修史诏书，即命萧等修六代史诏（以下简称修六代史诏）。诏文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第一，明确指出史学的社会功用。诏书写道：“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唐高祖以前，有不少史家论史学的功用，但这是第一次在皇帝诏书里强调史书具有认识历史、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社会功用，把史学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影响都讲到了，这一见识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强调修撰前代史的必要性。在唐高祖看来，朝代史的谱系是“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同上），这是对既有史书所说的，上起传说的伏牺，下迄南朝刘宋。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同上）这是肯定东晋建立时，北魏发展起来，其后有周、隋的“禅代”，南朝则有齐、梁、陈的相继。这些朝代，都有许多可以记载的事迹！可见，肯定此前历朝历史功绩，正是修前代史的重要原因。诏 020 2023/1 文还强调唐高祖本人在修史上的历史责任：“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录，实资良直。”（同上）上文讲到最高统治者对修史的关注和重视。而李渊的这些认识，进一步表明最高统治者有一种担心历史撰述被中断的忧虑，反映历史撰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这正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第三，关于此次修前代各史人员的任命。中书令萧、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太史令唐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第四，提出了修撰前朝史的原则：“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同上）这是要求史官当认真辨析历史文献，直书其事。“书法不隐”这一史学优良传统，首次写入皇帝修史诏书，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对史学的求真做出明确的要求。史学活动中有种种曲笔污史的现象是毋庸讳言的。唐代史家刘知撰写的史通一书，其中专设直书曲笔两篇，对史学活动中敢于坚持直书的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而对史学活动中种种曲笔污史的现象予以痛斥。当然，皇帝的不当干预也易造成“曲笔”现象的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最高统治者在修史诏书中强调“书法无隐”原则，为正直史家坚持“直书”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对维护中国史学求真品格具有重要价值。唐高祖在位时期，由于当时天下初定，政局尚未安定以及修史人员相继调离或离世，未能完成修史工作。后来，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再次敕令修撰前朝史，循着唐高祖制定的基本原则，并作一定调整（因“魏史”还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朝魏澹所撰魏书，众议以为不必再修），最终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梁书 陈书 北齐书 北周书 隋书“五代史”。唐高祖时期修撰“六代史”的计划，虽为未竟之业，但是作为第一道修史诏书的修六代史诏及其所确立的宏大修史气势，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修六代史诏 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在多方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唐初修撰前代史创立了宏大格局。在令狐德的建议下，唐高祖赞同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各史，而 021 百 家 纵 横 不是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北周和隋朝的历史。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皇朝在同一时间分别修撰几个朝代的历史。这既显示了唐高祖开阔的眼界和宏大的气魄，也反映了大一统皇朝的时代要求。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开创了宏大的修史格局，为以后的“唐修八史”（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晋书和南史 北史）奠定了基础。对以后历代皇朝修撰前朝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高祖颁布修六代史诏，为的是避免前朝史事迹湮没，发挥史学“贻鉴将来”的作用。一方面，是从朝廷（官方层面）上，开创了新皇朝为前一皇朝修史的传统。另一方面，明确了皇帝在修前朝史方面的历史责任。这些都为后来的历朝统治者所继承，每在新皇朝建立伊始，皇帝即令修撰前一皇朝正史，这成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此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颁布修五代史诏。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接受大臣王鹗的建议，诏命修辽、金二史；宋亡之后，又有“通修三史”之命。但因在正统观念上一时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元初至元中期三史的纂修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不过也清晰地反映了蒙古族贵族统治者对中原皇朝修史传统的继承。直到元末顺帝下达修三史诏，确立了总的修史原则和具体措施。至正三年四年（13431344年），辽、金、宋三史先后修成，成为唐修八史后又一重大修史活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修元史诏，强调“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修明史，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这些修史诏书提出的修史观念同唐高祖修六代史诏一脉相承，也都为修史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可见唐高祖修史诏对后来皇帝修前朝史诏书的深远影响，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与此当有密切关系。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为主所建皇朝的历史，对民族交融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的修史建议中，只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李渊的诏书中增加魏史，可见他对鲜卑拓跋部贵族为主建立北魏的历史同上述“五代史”是同等看待的。修六代史诏中指出北朝魏、周，南朝梁、齐、陈，以及隋朝，都“自命正朔”。唐高祖不仅平等地看待各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对各朝的历史也给予正面的评价，显示了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开阔的历史胸襟。这种进步的民族观和历史观，是在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