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的媒介化预警_田新玲.pdf

562022/112022/1156健康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的媒介化预警 田新玲【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预警往往会因为决策与执行的矛盾导致失败，引起风险社区传播、疫情多点暴发。当今世界的媒介域正从图像域转向数字域，有效的媒介化关键在于去中心化的制度，建立主体间性的民主关系，促使协同治理的各方主体尤其是权力决策者与预警执行者之间沟通良好。在此前提下的媒介化预警实践，需要积极调整战略方向，达成数字域媒介化的共识，有效开发新的预警媒介。【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媒介化预警；数字域【作者简介】田新玲，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一带一路重大涉华突发事件传播话语噪音研究”（项目编号：18BXW025）和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突发事件风险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JK0716）的成果。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目前，社区传播研究趋向线上数字社区的空间逻辑，无论是从技术算法进行社区传播结构的变迁分析，还是针对社区信息扩散与群体特征的审视，新媒介都成为理论创新的思考视角。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媒介功能构建、城市社区媒体的优势、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等方面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对于新媒介的内涵，大多数理解为基于新技术的媒介平台或终端，外延拓展到基础设施媒介层面；有的脱离麦克卢汉“媒介是人身体延伸”的单向度关系界定，走向一种人与媒介的双向度关系1 认知，但依然停留在功能主义的工具论层面。这种逻辑的媒介化治理，落脚于“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以及技术赋能提质增效”2 等外在层面。而重大突发事件的负面力量很强大，会直接破坏城市常态的智慧媒介化设施，呈现出城市现代性脆弱幽暗的一面，暴露城市深层的治理矛盾，关键问题在于现场危机状态中预警权力关系的失衡错位。媒介研究实践范式强调，应当考察对社会行动与权力秩序起到关键结构或能动作用的多元因素与机制3。具体到突发事件预警，就是权力决策者和预警执行者的媒介化沟通，真正建构多方协同的行动者网络以期消除风险，而不仅仅嵌入社会治理的实践环节。这里的媒介化是雷吉斯德布雷提出的：不只是作为物质技术制品的被动客体，更是结构社会和文明的自主性力量4；不只是文化性符号，更是社会性572022/112022/1157健康传播机构。中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功能表述，也是此种媒介化的特征概括。在这种认知下，新的媒介化是现代社会传播、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结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5，其在城市基层社区的多点暴发与传播失控，对政府的现代治理来说可谓重大挑战。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社区传播，展现了怎样的预警权力错乱关系？如何通过新的媒介化来沟通行政决策者与预警执行者，提高协同预警效果？二、地方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介化预警（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预警2020年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发病，而这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男性送货员，是在2019年12月8日开始发热的。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病毒已通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空间渠道渗透扩散至周边社区，同时“不明肺炎”的传闻开始传播。基层政府面临双重治理：病毒未知风险的防控和现象性“噪音”的疏导。而风险识别和预警至少存在两条对应途径：社区医院及更高级别医院的垂直管理系统和社会新媒体信息平台。作为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首先上报了院感控、医务部和院长6，继而上递所在区市疾控中心和卫健委。这属于行政内部系统上报，并未做出病毒传染的判断也没向外部社会预警。另外，国家还建有一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医生直报系统），但医护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通过此渠道上报。卫生部曾制定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规定了医疗机构会诊和排查后仍不能明确诊断的，才能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这意味着直报权限被提高，也因此错失地方权威预警的窗口期。事实真相与权力的博弈最终推动网络舆情发酵，其中预警反响最大的是“8名传谣者事件”。2019年12月30日下午，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中发了一段“华南海鲜水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文字提醒大家防范。消息扩散开来后，武汉市公安局微博“平安武汉”称部分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李文亮的社会预警作为现象性噪音还是传播开来了。这种现象性噪音不具有一个足以凝聚的同一性内核，以从属方式进行抵抗，以被压制的方式呈现自身，以背景的方式施加全面渗透的作用7，可谓一种媒介化预警。媒介化，是“特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载体、关系和运输手段担保思想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8。噪音媒介化，获得了网络外部性特征，即使暂时被压制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关注。随着社区医院、区级医院、市级医院等病例的指数爆增，更多的现象性噪音向外扩散，如图1所示，“肺炎”“确诊”“隔离”“新冠肺炎”“病毒”等与疫情直接相关的词词频最高，分别为74、65、53、46、42、40，说明新型冠状肺炎谣言型噪音具有高度的疫情关联性。其次，这些词蕴含着高度的危险性，传达恐慌情绪，舆情在国家卫健委迅速委派专家组到达现场后并未平息。直到钟南山院士确定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是否传染”主题的噪音才平息下来。现象性噪音的媒介化预警，往往是新型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新冠肺炎疫情社区传播的风险识别和预警，本来由武汉各类医院专业医护人员和各级疾控中图 1 武汉疫情噪音高频词云图 582022/112022/1158健康传播心的科学研究人员来负责，但治理决策权属于各卫健委的行政部门，这些决策者又受地方上一级或国家垂直部门管辖。不同责任、利益以及风险恐慌，使疫情以噪音媒介化的传播途径督促国家权力介入。这种畸形的媒介化预警是由错乱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致使国家与地方、机构和个体难以协同应对风险。（二）西安新冠肺炎疫情预警2021年12月，西安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社区隐匿传播乃至暴发，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密不可分。2021年12月9日，西安的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经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与巴基斯坦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均为传播力强的Delta变异毒株。此患者曾去机场送子留学，确诊时已出现了新冠肺炎病毒的规模社区传播。疫情传播开来后，一些封控小区又发生了断粮、断药、断医等次生灾害。这一轮疫情与武汉2019年的不同，属于预知病毒传播，没有原发的恐慌信息疫情。社区、机场、火车站、医院、疾控中心等都可作为预警网络的执行者，重点在于有效防止扩散的决策，这需要决策者以丰富的专业知识进行政策创新。以知识传播为内容的政策创新，是行动者协同治理的成功前提。预警是治理的首要环节，不能协同预警也可选择个性化预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治理文化，同一座城市还存在不同性质的社区：商业高档小区更依赖物业公司；传统社区更依靠居委会；一些开放轻社区更倾向社会公共组织。针对不同社区实施不同的预警应急方案，会提高治理的科学性。然而，西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预警显得狼狈不堪，危机状态下的“封城”导致断裂式休克市场突然失灵。整座城市的社会经济暂停，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而执行的压力则层层向下转移到各级政府乃至社区居委会。“封城”之后，涉疫社区的行动力量（社区服务人员、下沉干部）组织志愿者，引导社区市民有序检测、上门服务，无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是一次偶然，与西安相似，武汉、上海等城市都属于上千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社区不可能面面俱到包办防疫，况且城市产业受阻、政府财政支出加大、社会服务受滞等会带来高昂成本，从传统治理转型为现代治理是大势所趋。现代治理是开放型的治理，是靠政策创新的治理，更根本地说是以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协同治理取代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治理。显然，“封城”之后暴露出来的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真实关系，构成了疫情初期协同预警的底层逻辑。协同治理的结构变化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毕竟疫情治理政策是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最基本的一种衍生物9。由此可知，地方新冠疫情的社区协同预警失败，根本上不在工具论上的媒介化失效，而在于政府权力的媒介化失当。在雷吉斯德布雷看来，地方社区治理是一种由技术配置（各种基础设施、实物、符号等）和有机配置（制度、语言、仪式等）共同创建的过程。突发公共危机摧毁了外在的技术配置，暴露出有机配置。那么，市场要在技术配置上发挥作用，而政府应着力于有机配置。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是走向现代媒介化协同预警的方向。不过，这需要一个前提媒介域的调整。三、媒介域的结构转换媒介域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介化配置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10，如逻各斯域、书写域和图像域。每个媒介域都有其中心媒介，其衰亡也意味着所培养和庇护的社会意识形态消逝。中国借鉴苏联的媒介体制和管理经验，创立了党报党刊、广播、电影厂为主的传播系统，建构了以印刷媒介为主的书写域，配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迅速以宏大叙事的逻辑巩固了国家权力，积累了工业资本，建立起较科学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以都市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592022/112022/1159健康传播体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用户的普遍选择，图像域逐渐成为媒介域的核心构成。在图像域背后，是中国参与世界体系的兴盛场景。中国媒体开始打造开放的广告市场，培育开明的舆论市场，以强大的传播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各类资源配置中，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西方发达国家，广告国际服务贸易一直顺差，影视大片、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也不断提升，中美之间贸易投资总额越来越大，实现了GDP持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快速增长11。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深度参与世界经贸体系，不仅在对外直投的资本量上不断缩小差距，而且在贸易规则制定、跨国经贸纠纷、价值链治理等方面越来越有话语权。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出口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5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直投居世界第二。可以说，自由市场、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等是图像域的结构力量。从书写域到图像域的更迭，伴随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壮大。中国各个阶层的参与发展就是媒介化实践，既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决策者、国企或私营业主、贸易与投资商、工农劳动者，也涵盖了产品服务、越来越趋向自主创新的技术客体，更容纳了现代经贸发展的经验和制度等抽象内容。如果说中国参与发展的媒介化主客体，都属其外在互动、实践辩证范畴的话，那么，抽象的劳动经验与制度体验，则是其内在精神的辩证构成。中国参与媒介化发展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行动者网络协同参与媒介域的工作生活实践，还表现在参与其渐进双规制的制度实践上。然而，中西制度存在根本差异。吉登斯认为，现代制度性四维表现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1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现代化工程，不单单由私人资本雇佣无产者劳动的资本主义阶级体系和大机器生产的商品工业组成，更有强大的监督监控力量和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其中，媒介传播系统处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监督”体系，就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异化传播，名义上鼓动政府放松管制，任其资本自由流动，实质是保障美元金融的全球循环体系。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霸权性质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与中国建构的公有制所有权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难以相容。如果中国在美国制度逻辑的媒介化国际体系中被同化，就会发生主体性危机。新的媒介域正在形成，如图2所示，高科技数字产业分工、多层次主体的民主参与、基于移动互联的新经济和数字制衡的和平军事，构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制度体系。其中，每个维度都离不开数字媒介化实践。比如，新经济是由谷歌、苹果、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引领的基于大数据云计算聚合技术的数字经济，带来新的产业竞争力。这种高科技数字产业分工正在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和新的集群以及不同国家的图 2 数字域制度配置 社交机器人、赛博格、传感行动者等新阶层 多层次的数字民主参与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和平的数字军事化 超越实体的新金融经济 媒介化 元宇宙、区块链、人民币国际化 微航母、太空军、高超音速 等制衡力量 高科技数字产业分工 星链、芯片、云轨、量子网等 602022/112022/1160健康传播竞争优势。而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人工智能、传感器、智慧器件等行动者逐渐获得合法身份，参与城乡治理。保障和平的军事力量也升级为无人机、微航母、高超音速导弹等数字制衡力量。所有这些说明，媒介域正在发生结构转换数字域成为其核心构成。四、数字域方向的社区媒介化预警不同于传统社会媒介域的建构，数字域是建立在分布式结构上的开放系统，所依托的网络社会建立在去中心化的制度体系上。通过这种制度配置和技术配置，实践新的媒介化，赋权数字行动者，自然形成扁平结构的民主治理网络。当然，各个节点之间是网络上一种对话的、主体间性的关系。政府决策网络、社会执行网络等都要嵌入这个世界数字域，构成新型权力关系。如果仅用传统思维进行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预警，就会遭遇失败。新冠肺炎病毒的媒介性质与数字域高度相关。首先，这种病毒在中国各地社区的暴发都源自一些国际传播节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等。反向推理，新冠肺炎病毒介入这些节点意味着对方也在进行媒介化，有其传播意图。其次，作为一种微型生物媒介，新冠肺炎病毒携带新的病毒信息，利用可依托的传播载体破坏生命体，致使线下隔离、社会混乱甚至停滞，反而促进了线上空间、数字社会的繁荣。显然，这种病毒媒介适宜于数字域。如图2所示，数字域的制度配置属于抽象维度，而外在维度的技术配置具有多种多样的高科技指征。例如，几纳米大小的智能探测器作为一种搜索媒介，不在人类肉眼可见范围，但也属于数字域媒介。由上可知，社区媒介化预警应该积极调整战略方向，在制度、技术、符号等对接数字域；基于智慧城市的媒介化，建立微型数字域；开发新媒介，尤其是新的纳米材料媒介、基因媒介、量子媒介等知觉能力和传播能力更强的数字域媒介；重视与生物数据库、基因数据库、社交数据库等高科技库的连接，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国家与市场的数字域方向的媒介化协同支持。注释：作者团队根据八爪鱼爬虫抽取微博及中国互联辟谣平台疫情谣言型噪音数据所得。作者提出的拓展模型。参考文献：1 吴锋,刘国强.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嵌入与价值重估J.新闻战线,2022(8).2 陈华明等.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J.新闻界,2022(4).3 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6).4 唐海江,曾君洁.作为方法论的“媒介”比较视野中麦克卢汉和德布雷的媒介研究J.现代传播,2019(1).5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EB/OL.http:/ 新京报传媒研究.武汉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失灵？EB/OL.https:/ 姜宇辉,郑艳.黑噪音、白噪音与幽灵之声德勒兹的事件理论视域中的噪音本体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6(6).8 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53.9 瑟韦斯,泰玛丽考.发展传播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50.10 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8.11 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为什么能成功？EB/OL.新华网.http:/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