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_杨威.pdf

年 月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第 期 总第 期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杨 威，侯家威（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摘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思想内核，从本质上具有导向作用，马克思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点。加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理念的活水源头，在立足传统文化民族根基、秉承中华民族协同万邦的精神品格过程中，开掘文化历史底蕴的当代价值。作为我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现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外宣实践要充分汲取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所积累的宝贵实践经验，深刻把握我国国际传播路径的时代转向，利用有效资源与时代条件探索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关键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宣传；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为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有效应对国际社会的各类声音，应对各种国际挑战提供有力保障。但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际传播的阻力依然客观存在，因此，有必要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价值，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鉴。一、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传播理论的思想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根源性的理论意义，也是指导中国国际传播的思想内核。其中，马克思交往理论从价值目标层面赋予了中国国际传播理论深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是指导国际传播工作的直接理论基础与行动准则。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充分发掘马克思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国际传播研究”（）；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的海南实践研究”（）。作者简介杨 威（），男，哲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侯家威（），男，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 年 月 日。主义相关思想资源的实践价值，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坚实理论支撑。（一）马克思交往理论昭示出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交往理论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紧密结合人类交往实践的发展轨迹，逐层阐发了人类社会在交往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逻辑与客观规律，其在承认客观发展、批判资本异化的同时，也为未来人类的世界交往发展描绘了新样态，指明了新方向。马克思交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参与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根本价值遵循。厘清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传播的价值内涵，为国际传播工作的深入推进奠定理论根基。交往的现实基础是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性源于劳动生产实践，以人为主体的一系列交往活动由社会性关系中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直观的、客体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从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不是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中加以理解与把握，这也正是交往行为实践本质的基本逻辑所在。交往的现实样态是异化交往。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时，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关系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不可避免地在异化劳动中与人的本质相异化，进而也必然延伸到交往领域，导致交往异化。“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而打通了整个世界的联系。马克思批判了资本扩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扩张，其通过使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渗透等手段使资本主义制度遍及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的一切地区在形式与实质两方面都逐渐趋于一致，各地文明逐渐丧失了独特的历史内涵。交往的现实旨归是“真正共同体”中自由人的普遍交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世界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一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世界交往变化的历史趋势，找到了其发展的正确方向。马克思提出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在普遍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交往中将彻底消除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异化，其所形成的世界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实现“真正共同体”中自由人的普遍交往才是人类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国际交往的现实目标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向相一致，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国际传播工作由此也被赋予了价值合理性，继而担负起指引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回归经典作家彼时的社会条件去理解其思想生发的逻辑起点，客观审视历史规律，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世界所处现状的本质。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由于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与丰富，在突破了部落、氏族的地域局限性后形成了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后，随着生产力爆发式增长与资本无限制扩张，一定区域、国家的范围内不足以适应发达生产力下的市场需求，世界历史由此拉开序幕。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生产力与人类价值取向的进路将最终统一于世界历史当中，这也从两个方面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逻辑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生产力的跃升首先表现为世界历史在物质层面的进步。它使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民族与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使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延续得到了保障，实现了在原有落后且具有地域局限性的社会形态中难以形成的普遍联系局面。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物质前提就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只有获得强大的国力支持才能有国际传播的充分自信与广阔空间。在此基础上，精神层面的深入理解与认同是世界历史内在维度的发展。精神层面所缔结的不断密切的联系以物质为基础，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发挥主体性进行社会实践的历史必然。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在目标是形成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共识，中国价值观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是其具有世界感染力与号召力的思想基础，其与国际传播的物质保障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在统一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明确了国际传播的行动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理应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行动的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以马克思关于新闻工作的思想为基础，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它对于指导我国统筹对内对外舆论宣传大局，应对国内外各异的思潮涌动与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廓清了新闻工作的基本立场与工作原则。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探索过程中曾多次投身报刊创办活动，总结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最早的新闻工作经验。例如，马克思在参与创办莱茵报时就曾对“报刊有机运动”进行论述，强调事实的整体性与观点表达的单一性。他于 年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认为新闻事实会表现出复杂性与多面性的特点，随着对事件持续且越发全面的真实披露，便会逐渐还原新闻事实的全貌。在创办新莱茵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又总结出要让“报纸参与社会运动，与人民发生直接联系”的实践心得。列宁在一生中将相当多精力投身于党刊的创办与编辑撰写之中。在批评由孟什维克掌控的火星报时，列宁提出了党刊党报的党性原则，并在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巩固与完善这一原则，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年，毛泽东同志在与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交流时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工作方针，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通过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增强了新闻事业的人民性与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新闻事业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江泽民同志则于 年提出“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同志则强调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闻宣传的真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王靖雨、荆昭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范式述要，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李海波：“细腻革命”：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分析，出版发行研究 年第 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实性原则、尊重规律、以人民为中心等一系列观点，党的历届领导人的思想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一以贯之，凝练为在新时代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国所奉行与倡导的国际传播理念，一直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始终倡导要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的世界共识。中国也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追求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为实践发展方向的探索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为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世界交往局面贡献中国智慧。二、文化驱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际传播理念的活水源头文化之于民族是血脉与烙印，之于国家是灵魂与根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实践中孕育出自己的精神传统，沉淀出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于世界文明的激荡中绵延千百年而不绝，推动着当代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向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必须深刻把握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立足民族根基、承继精神品格、开掘当代价值，是作为活水源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驱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一）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我国开展国际传播工作的内在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强大坚实的民族根基，其中，尚公、重礼、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遵循。“尚公，它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周朝为典型，国家的构成可被视为一个扩大的家族形态，个人的利益、发展取决于整个家族的兴衰，谋家族之兴即得个人之利，这种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文化中对“公”的推崇。封建社会所标榜的“公”，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实际上包含了对民众的压迫与对个人价值的消解，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古人在道德评判中也十分重视义与利的关系，如“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取义则为公，谋利则为私，基于“尚公”思想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传统义利观。古代先贤劝诫民众应是先义后利，合理引导民众对私利的追求统一于对公义的实现过程中。因此，“义利观”与“家天下”的观念深入民心，家国情怀正是源于这种家族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念发展至今所形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现实表达。家国情怀以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架构为依托，形成于古代社会的变迁发展实践中，又进一步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团结进取的精神标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随着历史积淀，“尚公”思想与家国情怀已成为重要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从当今全球视角来看，与每个国家发展之“私”所对应，谋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可谓之“公”，而“尚公”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则成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一系列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倡导的和平开放、互利共赢观点的思想基础。“重礼”思想同样是前人智慧的重要体现。“礼”即礼节、秩序与规范，古人很早就明白社会运转需要用秩序来规范，故设礼教以规诫民众。“礼”要求民众从衣食住行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照一定的标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页。张锡勤：尚公重礼贵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道德与文明 年第 期。准，虽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但客观上达到了缓解社会矛盾以实现平衡、稳定社会局面的治理效果，也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重礼”使中国成为“礼义之邦”，以礼相待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始终坚守的民族品格，更是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彰显诚意、表达善意，进而深入推进一系列具体工作的前提与基础。“贵和”思想“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伦理精神和传统美德。作为中国人民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智慧”，其首先追求的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和谐共处，要求人对自己在各种关系中的位置有准确认知，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贵和”与“重礼”思想紧密相关，相互贯通，“礼之用，和为贵”。社会秩序需要以“礼”来规范，最终追求的效果则是万物和谐共生。而以“贵和”思想审视民族间、国家间关系时，主张的便是和平发展。这一过程中，“礼”不仅是规范社会内部秩序的手段，更是中国以和合共生为现实旨趣与异邦进行交往的道德契约与外在表现，其强调世界的多元性与自身的包容性，追求和谐共赢的长远发展，因而“贵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之一。“尚公”“重礼”“贵和”等思想精髓对古代中国的强盛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历代先贤在历史中打磨与沉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文化印记，深刻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仍然具有意义非凡的传承价值，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碰撞中坚定文化自信最有力的精神支撑。（二）承继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精神品格中华民族自古奉行“尚公”“重礼”“贵和”等道德价值标准，在与其他国家、民族交往中显示出协和万邦的精神品格。中国古代统治阶层对于社会治理始终有着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加之“礼”对于秩序的规范与统一，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自上而下在思想与行动上有着高度统一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人主张选贤任能，为整体的发展与长远的利益考虑，看出“尚公”思想具备较强的凝聚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认同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显示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其所形成的强大聚合力也使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并获得了更优的传播效果。此外，“贵和”思想作为民族精神同样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世界各国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价值标准，古代中国在尊重他国国情的前提下与异邦互通有无，主张和合共生的和谐发展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譬如，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出中西方陆上文明通道 丝绸之路，初步搭建起汉朝同中亚各国友好往来的桥梁；唐太宗时期重新打通了中西陆路交通，使陆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其成果不仅在于物产交换、文明交流，更在于“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友好出访各国、宣扬国威，彰显大国风范。明太祖所修祖训“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也表明明朝统治者要求出访者尊重他国，平等友善待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之深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这些史实正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友好往来的历史印证，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扎根于中华民族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当今国际社会“强国必霸”等论调的有力回击。中国充分认识到尊重理解、包容互鉴、和平共赢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中华民族“尚公”“贵和”“重礼”等一系列突显协和万邦精神品格的承继与发展。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项久雨、姚兰：文化视域下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基本向度，江淮论坛 年第 期。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年 月 日。（三）开掘中华文化历史底蕴的当代价值天下一家、和合共生始终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所彰显。中国在近代百年历史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之际，带领中国人民求独立、求发展、谋富强，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才取得今日中国之成就，这正是对家国情怀注入民族灵魂、融入时代精神的最好诠释。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内核，是近代以来激励中华民族上下求索、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经历了战争与苦难的洗礼，中国更加坚定了谋求和平的态度与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主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新中国缓解国际关系压力、集中力量搞建设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探索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全新路径，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环境的同时也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当代中国，对“尚公”“重礼”“贵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承，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内在赓续与发展的价值实现，更是对国际交往所一贯秉持的精神与立场的坚守。这需要我们客观看待历史，学习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以使中国在以古鉴今的思考中不断探索、革新与自省，避免陷入“历史周期律”中，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以及中华民族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支撑。同时，也需要我们看到蕴含中华文化基因的中国智慧在国际传播中对全世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与公信力，以及不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激发每一位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家国归属感，更成为不断增进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合力的重要因素。三、实践积淀：中国共产党外宣经验是国际传播实践的现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际交往实践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为新时代不断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明确了发展方向，指引着中国国际传播踏上新征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实践中争夺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宣传，主要以华人华侨、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深入延安进行实地调查访谈进而传播至国际社会的方式为主，同时充分利用“国统区”资源与国际会议等渠道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力求实现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既要在对外宣传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要把工作做在实处，抓住合适的机会与场合充分表达。在当时国内国际局势紧张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够在外宣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为当前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经验。在对外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持实事求是。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面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舆论闭塞，难与外界取得有效沟通。而一部分反对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与外国记者突破重重阻碍来到延安探寻真相，为中国对外交流与宣传创造了难得的契机，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表达立场的重要途径。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接受采访中直面问题，如实介绍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党的工作情况，不夸大革命成果，也不掩盖存在的现实矛盾、问题与困难。毛泽东同志强调：“既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实际工作中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既要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二是实事求是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交流上，国际友人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亲身体会更具有真实性与说服力。“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的组织者、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延安的走访中，看到朱德同志与抗大学生毫无拘束、一同打球的场面感叹道：“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我是难以相信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钦佩。”来访者大多能感受到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和谐氛围，能切实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及群众基础之牢固，增强了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与信心。由此，来访者大多如实地将根据地内部的真实情况反馈给国际社会，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实效的可信度与对外界的说服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公信力。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政策的宣传。毛泽东同志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主张与方针政策，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与奋斗目标。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维持稳定的生产局面，使得根据地能在战时平稳运行、为前线持续提供物资支持，对这些政策的宣传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并产生实效的有力印证。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明确提出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得到了诸多海外爱国华人华侨的响应与支持。此外，毛泽东同志还针对中国的时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年，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介绍了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共产党即号召全国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并随之制定一系列政策，同时又向记者客观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情况与共产党总结的经验教训。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的采访时，毛泽东同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减少伤亡与战争、和平解决内战问题的态度，也明确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持是中国谋求和平的最大障碍，并表示在形势所迫之下是有必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外国记者对党内贯彻的路线方针以及毛泽东同志对时局客观分析的报道，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立场得到国内外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合理研判国际形势，重视对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宣传。在埃德加斯诺的第一次访谈中，毛泽东向斯诺询问了国际社会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并表明了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态度，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随着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问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行动与号召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通过合理研判中国在世界战争形势中承担的重要责任，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响应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贡献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及战略眼光。（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实践中提升外宣策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宣传与国际交往中更加注重结合国内外现实条件，从实际出发，将国内发展与国际交往紧密联系，通过做好对外宣传以促进国内外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并为我国后续的国际传播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基于内容与表述的分众式对外传播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外宣传的内容主要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与阶段性成果为主，并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革命人民表示支持。各类对外刊物在创办之初大多坚持“以中间阶层为主，兼顾左右的方针”，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会有相应的调整，如中国文学在 世纪 年代的受众群体为“爱好和平、愿意了解新中国的各国人民”，后转变为“以争取中间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 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涂鸣华、李彬：新中国成立 年对外传播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对外传播 年第 期。为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注重划分受众群体。因对象而异选择相适应的内容与表述，使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世界各国人民，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我国传播的内容与理念，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结合当今国际传播环境的现状，分众式的国际传播方法同样适合在新时代进行深入发掘与运用。内外有别、不强加于人的传播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世纪 年代，对外刊物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出现了一些突破内外有别原则的行为，毛泽东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纠正：“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这为此后我国对外宣传思路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时代国际传播也应当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在外宣工作中注重保持相互尊重、中肯适当的宣传态度。（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实践中拓宽外交局面改革开放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发展面临一个全新环境。邓小平同志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抓住了世界发展浪潮的机遇，并在国际交往中找到了符合现实要求的正确方向，为中国后续的国际传播工作定下基调。以倡导和平稳定作为国际交往的总基调。世纪 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局势进行客观分析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同时，在国内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引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调整心态，以投身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党在对外交往中调整了外宣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构建平等开放的外交关系。由此，我国开始在更宽广的国际视野下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进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密切往来，为我国未来发展具有更大潜力的对外交往事业打开了世界窗口。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事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对我们形成在和平中谋求共赢的国际交往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我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并发展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理论，号召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生产力水平与国际影响力。第三世界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有着发展国内经济、提升国际地位、争取更多发展空间的共同利益诉求，而单个国家的力量十分有限，难以实现快速发展。基于这一现状，邓小平同志明确表达了中国愿意加强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紧密联系的积极态度。“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彼此间发展成果与经验的交流，达成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局面是中国为共谋发展、改变国际秩序、突破当时国际环境、走出发展困境所开辟的一条新路径。继续扩大以对外经济合作带动对外宣传的有效成果。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令世界瞩目，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也影响着国际格局。中国市场对于世界各国有着强劲的吸引力，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也为中国对外宣传带来了巨大优势。中国适时地抓住这一契机，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将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积极转化为国际传播的有效动能，使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涵育与实践转向戴延年、陈日浓：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北京：新星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际传播工作更加有的放矢，以此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找到中国与世界紧密联通的契合点，增强对中国的信心。及时把握世界新变化，构建“大外宣格局”增强对外传播力度。随着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成为庞大的对外交流新兴群体，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层次。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外宣格局”成为时代任务与历史必然。要“努力展示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逐步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十一五”重大外宣项目规划制定了相应的外宣工作计划，形成了关于对外新闻报道、中外媒体交流、文化外宣、互联网新闻宣传等诸多具有切实发展意义的外宣工作机制。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要求的多主体、立体式外宣格局，正是由这一时期外宣工作的部署规划发展而来。（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践中深化文明互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更加显著。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观，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推进落实这一理念，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布局，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号召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掘元首外交的潜在能量，推介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国家元首在国际交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传递的信息与态度透露着一个国家关注的方向。近年来，从联合国到上海合作组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国际场合中一再发出倡议，充分表达我国所倡导的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的国际交往理念。这一过程中，既表达了其对全人类向往美好生活的现实观照，又展示出其高瞻远瞩的思想格局，并以中国智慧与胸怀天下的精神品格彰显其大国领袖风范，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躬亲外交事务，奔走于世界各地，使得中国的身影逐渐移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价值的光辉亦更加璀璨夺目。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文化交流，致力于实现国家间繁荣稳定发展。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文明交流互鉴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一带一路”倡议是将交流互鉴的友好交往立场贯彻到具体实践中的直接体现。一是要充分借鉴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践行文明交流互鉴观。古代丝绸之路是连结中外文明、沟通各国民心的重要渠道，其促进了历史上亚欧大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对外交往中和合共生的民族品格，从而丰富了“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因此，在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应注重通过文明间的互利共赢，交流共鉴，展现中国开放包容的友好态度，获得沿线各国各民族的尊重理解与认同，使得更多成员参与进来，取长补短，共享文明成果，从而推动实现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二是要努力彰显中华文明内涵，贡献中国智慧。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学习其他文明可取之处的同时，中国更应当重视以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合作为载体，大力弘扬中华文明；要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在发展建设、国家治理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有针对性地主动分享给沿线国家，充分发掘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第 期蔡名照：我国已逐步建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外宣格局，：。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繁荣之路。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发展、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在当前文明多元、各方利益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寻求共生之道是全世界的共同课题。构建互利共赢、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文明繁荣发展所提供的中国方案，其与文明交流互鉴观相融相通，也为新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开阔了新视野、拓宽了新思路。一是从理念上讲，对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入阐发能更加充分地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都有其独特风格与特殊印记，是其自身在历史实践中的精神写照，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历史变迁中沉淀下来的宝贵遗产，无论何种规模、何种样态的文明都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中进行交流。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之道，求同存异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的外交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承继这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作出的时代性把握。客观审视多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就是要在交流互鉴中共谋发展，而不是在高低优劣的评判与排挤中彼此消解，这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处世原则，也契合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二是从现实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观的现实推动力量，同样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层次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及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一带一路”倡议自 年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由近及远不断深化推进，更多国家感受到中国国际交往的诚意，在为实现稳定与发展的诉求中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来。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合作交流政策，包括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等。这些国家项目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政策对接，从而在响应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过程中实现了“”的效果。经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播的一系列规划布局相辅相成，取得长足发展。通过元首外交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推介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与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趋势相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在世界上由点到面，逐层拓展，越发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以文明交流互鉴观为价值纽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凝聚广泛共识的具体实践，二者与元首外交实践统一于中国国际传播的价值目标之中，有利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更深层次推进，业已成为新时代播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智慧、凝炼中国价值的重要现实依托。四、接续拓新：战略传播是国际传播路径的时代转向新时代，我国在国际传播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势下有力发声，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如何提升实力，塑造强盛文明的中国形象；如何应势而谋，抓住机遇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已成为我国当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一）战略目标：宣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