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四川汉藏民...——以川西、川东北七村为例_李静茹.pdf

176摘要：传统民居根植于其独有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形成了丰富的形制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及相关资料，基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川东汉族、川西北藏族民居在平面及立面形制、空间类型、材料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并解析其背后之地理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信仰、传统观念、移民文化等方面的成因，进而从文化传播视角发现四川境内汉族、藏族民居形态之生成与差异机制。Abstract：Traditional houses are rooted in unique natural and social background,forming rich shape,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ing high historical value.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lated information,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analy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lane and elevation shape,space types,and the materi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houses in Sichuan.Then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immigrant culture,production methods,traditional idea,reasons of cultural beliefs behind.Thus conclude how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Han nationality and Tibetan dwellings in Sichuan Province.关键词：文化传播学；川东汉居；川西藏居；差异；成因Keywords：cultural communication；Han folk houses of Eastern Sichuan；Tibetan folk houses of Western Sichuan；differences；cause文李静茹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李世芬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 授（通讯作者）况源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一卓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DOI：10.19875/ki.jzywh.2023.02.0571 研究背景及方法传统民居是其所在地域文化信息的缩影。促成民居形制生成的因素纷繁复杂，如生产生活影响着民居功能与空间；聚落形态和细部装饰则反映着使用者的情感及信仰1。四川地区所具有的自然、移民文化、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都对民居具有较大影响，使得汉、藏民居形制对比及成因尤其具有研究价值。文化传播学强调在人的行为下的文化传播及其对外部环境产生的影响。文化传播学作用于民居建筑上，即在特定自然与社会背景下，文化的碰撞融合促使当地文化进一步发展，从而民居在新老文化交融之下进一步演变。近年来，城镇化的进程使得传统建筑的历史遗存面临存在与传承两方面危机。本文以四川省内四个藏族与三个汉族村落为例（表1），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探求民居背后的文化因素，对民居文化传承提供一定参考。2 民居形制及其差异性2.1 平面形制及其对比建筑平面反映着住民的生产生活习惯。汉族民居布局多由正房、耳房、厢房、倒座、院墙中的一种或多种围合形成内院2。形制大致可分为“一”形、“L”形、“U”形、“口”形等，也有相互组合的情况（表 2）。“一”形一般为三间，中间称堂屋，是家庭集会场所；两侧作寝室，在一间寝室中分割出厨房；或一间寝室一间厨房。此类型对地形要求不高，容纳人数少，多为单家独户。“L”形是在“一”形基础上加盖偏房，作厨房、畜舍或堆放农具用，一般五间以上，并围合出院落空间。“U”形在“一”形基础上两侧加盖，形成合而不闭的三合院，俗称“撮箕口”3。“口”形即四合院或其变体，四面建房，构成封闭整体。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Han and Tibetan Dwellings in Sic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A Case of Seven Villages in Western and Northeast of Sichuan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四川汉藏民居形制差异及成因探究以川西、川东北七村为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52278007）；国家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编号：2019YFD1100801）建筑历史与理论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177227|2023|02建筑历史与理论火塘展开，按需划分，体现一定的家族凝聚力。屋顶作为晒台和神性空间，是居民应对山地中缺乏平台庭院的有效手段，同时屋顶还设有经堂、露天摆放松枝和经幡，为宗教对藏民生活的渗透。藏居平面往往村内各户形制相似（表 3），平面分起居室、卧室、牲畜圈、晒台、储藏室等功能空间和以经堂为代表的神性空间。最下层畜圈设一双扇门，人畜共用，不开窗，在高处以洞口排气。中间层的使用空间围绕2.2 立面形制及其对比立面是对气候及社会环境适应性的体现。传统汉族民居立面外封闭内开敞，下部以石基座防潮，其余部分均为木结构，屋顶多悬山式，铺小青瓦，就地取竹片夹泥作墙体，内部穿斗结构在山墙处裸露。入口设檐廊，窗花、柱础雕饰精美，木门装饰较少。整体色调宁静朴实（表 4）。藏族民居立面以石砌筑，或下石上木，外侧涂白灰或垒以漆红的木条，檐下和门窗周围以黑或红色抹灰装饰。出挑结构如屋檐、雨搭等均为木椽结构，逐层挑出，饰以藏族传统图案。窗洞下小上大，外窄内宽，呈四棱台状，门洞低矮。门窗设置均为达到防寒防御目的。建筑背面外挂木围合成旱厕。屋顶受汉穿斗式结构影响，有坡屋顶覆石盖板的做法。整体上轻下重，虚实层次分明（表 5）。2.3 空间类型及其对比汉族民居使用空间沿水平方向展开，用墙划分，一般以长一丈二宽一丈五的“间”为单位，起居空间位于当心间，重要程度由正中向两侧递减，房屋一般纵深一到两进，具有明显的对称性和向心性（表 6）。川东藏居空间布置随意，以四柱限定的单层矩形空间（俗称“空”）作为藏族建筑的基本单元，在平面上可重复拓展，空间组织上是不强调中心的单向空间结构，无空间的主从关系，但起居空间内设有中柱或火塘作为中心。竖向空间按牲-人-神的“三界”宇宙观构建，包含宗教、理性、实用等多种价值（表 7）。2.4 结构类型及其对比川东民居总体上按防水、抗压、材料自重等特性划分用途及使用部位。此外，根据高差变化或空间的需求，建筑局部还有杆栏式吊脚楼、穿斗与抬梁相结合的结构形式。藏族民居追求坚固防寒，有崩空式、墙柱混合木框架三种主要承重结构形式。其中崩空有单纯式崩空；当建筑内部空间要求划分灵活时，也存在框架式崩空，即崩空仅作外围护结构，内部以梁柱承重。其次，在盛产土石之地，以土或石筑墙，局部以梁柱支撑，安全灵活。此外，在木材丰富之处，民居纵向以梁柱的结构形式，上下重叠，形成“叠柱式”或“通柱式”等木框架结构。三种结构灵活组合，局部还存在汉化的穿斗框架等形式（表 7）。综上，川东汉族民居以宅院为主要类型，一般 1 2 层，布局灵活，外观低矮舒放。一般为青瓦土墙，以悬山屋顶、穿斗结构为主，坡地上建造的结合杆栏式结构在局部形成吊脚楼。藏居碉房多为 2 3 层，朝向正南。外观呈层层内收的阶梯锥形。屋顶铺盖石板，表 1调研落点与汉、藏村落格局（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2汉族民居平面基型及变体（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3藏族民居平面形制（表格来源：作者自绘）178绘八宝图，屋檐绘裙边，墙体绘生活图案。板墙制成条形或方格形，正门为穿斗木结构双开门，雕龙头、绘大鹏图以驱邪。室内设藏式家具，做木质地面。经堂设神台、供神灵，装饰鲜艳，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3 形制差异的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包括自然、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包括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等，以物质基础的形式满足和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是促成民居形式生成的“实体部分”。社会环境涉及经济条件、社会特质、家族礼法传统等，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民居的建造，为影响因素中的“虚体部分”。3.1 地理条件因素川东北自然环境对聚落影响深刻，地形地貌尤甚。此地以浅丘槽谷兼及平坝为主要地貌特征，地形坡度直接影响聚落形态和道路空间结构的形成4。且该地区日照较短，潮湿多雨，因此在民居建造上十分看重风水朝向，力求避风挡雨，趋阳去湿。阳宅大多择址于浅丘平坝、河谷槽沟中地势较高、空旷平坦、山南水北之处。本文选取藏族民居所在地位于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高山峡谷等地貌造就了明显的垂直气候带，具体表现为气温日差大，年变幅小，光辐射充足，风多雨少等。因此民居以石木为主，布局上注重避风保温，并争取冬季日照；又因用地紧张而对具体形态产生影响，如屋顶敞口屋、晒台等特殊形态（表7）。3.2 历史演绎因素3.2.1 移民运动与文化融合由于地处中国腹地，一旦敌兵入川便意味着朝代或政权更替，川地一直是外族入侵的最后抵抗之地，也往往发生着最为激烈的抵抗和屠杀。东汉灭蜀、蒙古灭宋、明清交替、民国抗战概莫能外。川东地区在历史上由于战争和灾荒，人口数量常急剧减少。明末清初以来，四川便有湖广填四川（图 1）等 6次大规模移民。由于厌倦流离战乱，人们在择居造房上流露出明显的求安思定倾向5。居民于易守难攻处聚族而居，建立相对封闭内向的宅院。自唐“茶马贸易”兴起，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入川藏，并与本地吐蕃藏族发生融合（图 2），如山歌中所唱“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6移民活动将各民族生活习惯和建造习俗带入藏区，加深了该地区文化的多元性。例如，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将“崇白憎黑”的装饰信仰带入，使得当地民居装饰中罕有黑色出现。抑或借鉴汉穿斗式木构架，将其应用在建筑结构或雨篷等细部之中7。3.2.2 生产方式与空间模式川东宅院可以说是体系完整、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之载体，具浓烈“安居乐业”之情结。“业”是川东人民一直以来的半封闭表 4汉族民居立面形制（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5藏族民居立面形制（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6空间类型（表格来源：作者自绘）图 1湖广填四川移民路线图（图片来源：改绘自重庆市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壁画）179227|2023|02建筑历史与理论是增加建筑数量形成院落式民居，展现家族的殷实团结。川西藏区最早以畜牧为主要产业，“联牦帐而居，逐水草而徙”，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以中柱支撑的牦牛帐篷成为了主要民居形式。自唐以来，川藏茶马古道开辟，常有商旅在沿线村落歇息过夜，促进了聚落经济的兴起，沿线形成了多民族聚居与杂居、本地牧业和传入的农耕经济互为补充的聚落，藏民的生产方式由游牧转为农耕，民居也由便于支摘的帐篷变化为坚固的碉房、崩空式木屋等。但藏民居仍具“中柱崇拜”的思想。因此，藏族民居保留着以中柱划分的平面基本单元“柱间”，并在锅庄设立柱或烟囱，以此作为家庭活动的核心空间（表 1、表 8）。3.2.3 观念、习俗与聚居模式川东居民聚族而居，有着内敛的血缘宗嗣观念。就算子女成家也常在老宅旁建房，形成合而不闭的院落，若要另建新宅，一是需要经济收入独立，第二需要生产关系独立，而这些在既定较为传统的社会制度下是较少发生的。因此家族往往三世、四世同堂，平面也就从“一”字发展为“L”“U”“口”形等等，在庭院中进行公共活动。自元代始，甘青川滇藏区均以“土司制”作为主要的地方管理机制，明清以来对此地“多封众建，尚用僧徒”8，加之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社会形态，藏族村落往往以一或多个官寨土司楼或寺庙为中心排布。以土司楼为中心的村落，往往朝向一致，建筑和道路布置较为松散随意，大体可见土司的政治领导地位。以寺庙为中心的空间往往比上一种紧凑，民居朝向寺庙建设，寺庙虽不一定位于村落平面的几何中心，但往往位于地势较高之处，形成视觉焦点并使村落整体呈现自下而上之态势，以表达与天上的趋近（表 9）。3.2.4 精神信仰川东古时为多区域文化交融之处，其古族有着各异的动物图腾与禁忌。巴岭之巴族，近水而居，崇龙、蛇，为川东土著居民。后廪君族作为氐羌之后，因游猎生活形成了崇虎信仰。巴、廪政权之争并未以灭绝对方原始图腾为后果，反而龙虎两图腾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协调9。此外也存在苗瑶族群鸡、狗崇拜现象，但川东原生的龙、蛇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居民还注重装饰内容的谐音与象征的吉祥意义，如龟象征长寿，花代表富贵。这类动物崇拜及其衍生的精神追求，往往体现在建筑门窗雕画、柱础石刻等装饰上。不同于汉族的血缘纽带，苯教“轮回”思想使得藏民重灵魂、轻血脉，作用于建筑，一是布局以寺庙为中心呈现明显的向心性朝向；二是建筑单体以“三界”划分垂直空间关系，最高等级的屋顶平台作神性空间；三是于山河路口、寺庙民居出张挂蓝、白、红、式农作和畜牧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单元和聚族而居的互助生活模式，各家庭居住在左右两侧的“间”，于中心堂屋举行聚会。在“居”方面，尽管历史上川东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营造能力有限，人们还是渴望通过修建大规模的住宅展现经济实力和地位尊卑。究其方式，一是在中心的堂屋两侧增加“柱间”使建筑横向展开，二表 7结构类型（表格来源：作者自绘）图茶马古道路线图（图片来源：改绘自四川省博物馆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联展海报）180绿、黄五色经幡，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象征各界神祇。另外，农产品作为宗教仪式中常用的供品之一，在文化意义上与屋顶空间敬奉神灵的性质具有一致性10，因而屋顶也作为农产品加工场地，既增加了山区中的平地空间11，也表现着人神合一的朴素自然观（表 10）。结语民居作为地域文化信息的载体，有着强参考文献：1范霄鹏,田红云.乡土聚落营造中的人文共识四川丹巴、道孚藏族民居研究J.华中建筑,2008(09):223-226.2李世芬,赵嘉依,杜凯鑫,等.方言分化背景下渤海北域乡村住居文化研究J.建筑学报,2021(增刊1):12-17 3 李 旭 佳.川 东 民 居 研 究 J .中 国 建 筑 装 饰 装修,2010(10):174-176.4陈秀.川东北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2019.5李天明.川东院落民居的特点及历史文化内涵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7(03):72-74.6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7杨嘉铭,杨环.四川藏区的建筑文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藏族简史M.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9王倩予.川东民间故事中的图腾信仰与古族变迁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3):38-41.10李翔宇.川藏茶马古道沿线聚落与藏族住宅研究（四川藏区）D.重庆大学,2015.11王及宏.康巴藏区碉房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2011.12李世芬,赵嘉依,杜凯鑫.基于方言分区视角的环渤海乡村住居形态研究J.新建筑,2022(01):120-125.致谢：照片及原始测绘图来源于四川农业大学第五届传统村落申报工作组，感谢李静、侯超平等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感谢胡鑫、杨野、徐娇等师兄师姐和槐菲等同学的一路陪伴！表藏族村落的两种格局（表格来源：作者自绘）表 10民居装饰与精神信仰（表格来源：作者自绘）烈的地域差异性和文化共融性1，既从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积累起经验，又寄托着建造和使用者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川东汉族因独特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形成了以汉为主、多元交融的民居形制，建筑呈土墙青瓦的合院形态。川西藏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史上特殊的社会制度，客观上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文化交融较少而呈超稳定性。而在茶马古道、民族融合等因素作用下，川西藏区形成了以藏式为基础、多元并蓄的文化形态，形成了色彩丰富的碉房、木屋等民居形式。自然及人文因素驱动下，研究区域社会观念、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密切影响着民居形态。基于文化传播学视角，可以深入探究文化生成的机制，有利于精准发掘本土文化，并结合现状给予可持续性整合与创新12。表生产方式与建筑空间（表格来源：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