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_进藤荣一.pdf

1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进藤荣一【内容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 30 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 80 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关键词】广场协议俄乌冲突日美同盟现实主义外交大变局【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章编号】1003-4048(2023)01-0001-1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ki.rbyj.2023.01.001【作者简介】进藤荣一*，日本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代表，筑波大学荣休教授【译者简介】林敏洁*，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京210023）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以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平成萧条”为起点开始了长期低迷，至今尚未完全摆脱这一状态。以经济长期停滞或低迷为核心，日本发生了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综合性的衰退，有人甚至用“没落”或“衰落”来表述日本的长期发展状况。日本最近 30 年的发展情况与此前日本的欣欣向荣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长期衰退一定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将视点聚焦于日美同盟与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上面，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分析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发生的日美经济竞争（经贸摩擦）与日本的衰退，试图揭示日本衰退的原因。第二，分析当今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重大结构变化预示着大变局世界的到来，对日本国内发展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意义重大。第三，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进藤荣一先生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多年来积极致力于推进亚洲共同体理论和建设等问题研究，长期担任日本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或理事长等职务，在日本最早创立日本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大力倡导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林敏洁教授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江苏省台联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积极与日本各界开展交流活动。本文翻译由林教授团队（包括聂渔樵、杨慧颖等）完成。日本学者论坛2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尝试分析日本面临的战略困境与未来的战略选择。一、日本衰退与日美同盟已故的森岛通夫博士（伦敦大学名誉教授）据说是日本经济学界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在晚年预见了日本未来几年的衰落，并质问“为何日本会衰落”。1甚至更早，在冷战结束时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东京分社社长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在他的著作太阳又要下落了中曾做出悲观的预言：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将会走向衰落。2后来的历史表明，森岛博士和艾默特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一直在沿着衰退和没落的道路一去不返？30 年前，曾处于世界前列被标榜为“日本第一”的国家，如今为何却在衰退的下坡路上越走越远？亚洲邻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把日本称为“年迈的金牌得主”，曾经赢得多枚金牌的日本，如今已然落入一块奖牌都拿不到的老运动员的行列。30 年前，日本自诩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 2020 年基于购买力平价的 GDP 世界排名中，中国排名第一（24.1 万亿美元），美国第二（20.8 万亿美元），印度第三（9.0 万亿美元），日本已经下降到了第四位（5.2 万亿美元）。根据瑞士国际发展研究所（IMD）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1989 年至 1992 年，日本一直位于领先行列，却在 2021 年下降至第 31 位，其中数字化的发展滞后尤为严重。2020 年日本数字化发展水平在 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62 位，位列倒数第二。表1日、美、中等国家基于购买力平价的GDP变化（单位：10亿美元）注：2027年为预测值资料来源：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Oct.2022.在被称为 21 世纪“工业之米”的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销售排名中，日本的位次发生了惊人的下滑。30 年前即 1992 年，在世界电子工业公司十强中，除了美国的英特尔排名第一，日本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名额（NEC 第二，东芝第三，日立第五，富士通第七，三菱第八，松下第十）。日本的半导体公司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了 50.3%。然而，30 年后的 2019 年，留在前十名的日本公司只剩铠侠（Kioxia，前身为东芝存储器公司）一家，且只排在第八。相比之下，韩国的三星（第一）和 SK 海力士（第三）两家公司占据了前排位置。日本半导体公司的全球份额现在已经缩减到 10%，是过去（20 世纪 80 年代）的五分之一。美国的份额反而从 36.8%上升到 50.7%，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则占到了 25.2%。与此相对，当今日本无视这种衰退倾向，高呼“美丽的日本”成了一种常态，这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行为如出一辙，靠着呼吁国民“夺回日本”，自公联合政权不断赢得选举。一方面煽动来自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威胁，另一方面跟随美国开始带头制裁它所谓的专制主义国家。然而，与“赞美日本”和“国粹式民族主义”正相反，现实中的日本正沿着衰落的道路稳步发展。当泡沫经济还在空气中徘徊，包括前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内的所谓日本研究的“菊派”还在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时候，美国两位新晋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亚瑟（Asher）和斯密瑟斯（Smithers）已经对“菊派”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并对日本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些崭露头角的日本研究者，虽然立场略有不同，但都建议转向弱化日元的政策。他们认为，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下履行“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国际承诺是造成“日本悲剧”的首要原因。一方面，亚瑟站在供应方（生产者方）的立场，建议大胆放松管制以及促进数字化，提出了一条转向弱化日元的道路；另一方面，斯密瑟斯站在需求方（消费者方）的立场，指出仓促放松管制有加剧通货紧缩漩涡的高风险存在，并建议转向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政策。亚瑟和斯密瑟斯均指出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过度升值存在的风险以及日本的出口产业已经失去相对竞争力的现实，并建议摆脱经济衰退的解决方案在于纠正3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日元升值。二人认为，在美国的霸权下，日本将受到美国式全球主义的摆布，无法摆脱长期的经济衰退，并可能因日本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其发展受挫。他们对日本未来给出了不祥且一针见血的预测：似乎是为了弥补其潜在的不满情绪，日本将开始走内向的、右倾的、权力导向和自我主张的国家道路。在预期日本的未来发展时，他们回顾了 20 世纪 30 年代战前的“日本悲剧”。当时的日本未能赶上“新国际化”的浪潮，也未能克服经济衰退昭和大萧条，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泡沫经济破灭 30 年后，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政府成为日本近代政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日本近来及以后的发展暗示了一个不祥的未来情景，即亚瑟等指出的，日本正在向一个内向的、右倾的、自我主张的国家转变。3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战败后，日本在战后新宪法下推动了“民主主义改革”，并注重发展教育和文化。作为一个和平的贸易国家，它增强了工业和公民的活力，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达到了繁荣的高峰。尽管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置于美国的“从属地位”，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获得了“日本第一”的称号。日本将巨大的美国市场作为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与美国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以其汽车和电器产品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但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导致日本的繁荣受到阻碍。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的空地上，出现了国会议员们抡锤砸碎东芝收音机的一幕。城市里也经历了日本汽车被砸的场景，似乎是为了发泄底特律汽车工业市场被日本汽车取代的不满。一股巨大的抨击日本的浪潮扑面而来。在日本崛起的背景下，1985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以日本的贸易行为“不公平”为由，通过了谴责日本的决议。为了削减日本的贸易顺差，美国拉拢英、德等发达国家，以求扭转“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的汇率变动趋势。1985 年 9 月，五个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在纽约著名的广场酒店举行五国集团会议，同意将汇率从 230 日元兑 1 美元提高到 190 日元兑 1 美元。该协议也因举行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为“广场协议”。然而，为了克服“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趋势的负面影响，日本以自身的先进工业技术作为武器，继续向巨大的美国市场发动出口攻势，输出半导体及其他先进的电器和汽车产品。此外，日本继续利用升值的日元在美国购买酒店和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再次被美国施压，其中包括应美国要求制定在日本建设高速公路网等扩大内需的政策等。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更主要反映在半导体产业。1986 年 7 月，“美日半导体协议”（第一次协议）达成。应美国要求，日本秘密承诺向美国开放其国内半导体市场。在主要协议的“附函”中，日本秘密承诺保证外国半导体公司份额至少占国内市场的 20%。1991 年 8 月，当第一份协议到期时，美国又强迫日本签订了第二份“美日半导体协议”。该协议正式允许美国将在日本生产的半导体标准调整为美国的生产标准，并将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提高到 20%。1997 年第二份半导体协议到期时，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已几乎完全失去了动力。美国在确认这一事实后，才最终认定美日半导体协议失效。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与 1988 年国际清算银行条例的修订（所谓的巴塞尔协议）相伴而生。美国表面上以伊利诺伊银行的失败为借口，在其主导下将国际清算银行（BIS）下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经营条件作了修改,把银行自有资本比率的标准从 3%提高到 8%，使得在“强势日元”支持下向海外扩展国际业务的日本各银行被迫退出国际业务，将业务范围退缩到国内贷款业务。在国际清算银行条例修订之前，在世界十大金融机构中日本的城市银行就占了八家，但条例的收紧迫使其中六家退出了国际业务。泡沫经济崩溃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被称为继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的“第二次战败”。在泡沫经济崩溃前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各种要求，日本在“忠实地”满足美帝国要求的同时，作为同盟国继续按照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国家重塑”，最终导致其走向衰退。经历了小泉内阁实施的竹中财政政策后，安倍经济学的财政政策使得日本向衰落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可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4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以说是继被标志“第二次战败”的“广场协议”和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第三次战败”。日本的衰退表现在多种社会经济指标中。首先，最突出的是日本贫困率的升高。在过去 20 年里，日本已经变为一个“有许多穷人”的国家，其贫困率明显偏高。根据经合组织 2017 年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 42 个国家和地区中，德国的贫困率为 10.46%（世界排名第 26 位）。日本贫困人口数量是德国的 1.5 倍，上升至 15.70%（世界排名第 12 位），相当于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贫困。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在发生新冠疫情的 2020 年，日本将成为西方国家中位居美国之后的贫困人口第二多的国家。2012 年日本贫困率为 16.1%，2021 年为 15.7%。其次，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储蓄率明显下降。在上述经合组织的调查中还显示，德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40699美元，在 42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四，而日本则以 29756 美元排名第十八。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果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成了“一亿总中流社会”，然而，2018 年日本的储蓄率已经缩减到2.75%，不到之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世界排名下降到第 22 位，被第 11 位的美国（7.96%）和第 5 位的德国（10.95%）甩在了后面。中国的储蓄率在1995 年为 29.61%，2018 年为 36.14%，是调查覆盖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国家之一，表明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健全和稳定。再次，表现为人力资源供给能力或高等教育水平明显下降。根据瑞士国际管理研究所的数据（2019 年），在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人力资源排名中，日本已跌至第 35 位，甚至比 2018 年的第 29 位还要低。而这背后的现实是，2017 年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大学生人均支出占 GDP 的比例）在 35 个可比国家中排名最低，位列第 35 位，仅占 GDP 的 2.8%，即8325 美元。日本的中产阶级正在弱化，正如老话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 30 年特别是过去的 20 年里，公民的活力一直在被侵蚀、弱化，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的没落，“穷国日本”也随之登场。这种没落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事实上，在小泉政府时期，竹中平藏主导的财政政策之下，非正式雇员的数量持续增加，从20 世纪 90 年代约 20提高到 2019 年 40以上。这些非正式雇员的平均年收入还不到正式雇员的65%。在过去 11 年里，地方公务员中的非正式雇员增加了 40%，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年薪为 660 万日元，而非正式雇员的平均年薪仅为 207 万日元，还不到其三分之一。战后日本的发展与冷战后的衰退，都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发生的。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显示出了结构性缺陷，或者说是陷阱，可以说是日本发生衰退的根本原因。第一，如今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以及国际社会割裂等局势变化，需要日本和日本人转变安全保障观，将安全保障的重心从医疗福利、健康、地球环境保护转移到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友好关系外交，从“人类安全保障”和“环境安全保障”转变为“多边协作型安全保障”。一方面寻求区域性外交经济合作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寻求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正是取代以军备扩张和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军事安全保障的另一种安全保障战略的核心。相反，以强化军事力量为轴心描绘日美同盟和日美安全保障的“同盟和战略做派”，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失灵了。将“日美同盟”的目标转换为“区域合作和人类与环境的安全保障”这种转换正是日本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际新形势下所需要的。第二，日美同盟中存在的“经济陷阱”是日本衰退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日美安保条约形成时期，日美同盟确实为日本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利益。实际上，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多达一半以上，美国无论在消费还是投资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多年来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正在不断减小。因此，与过去不同，以对美经济过度依赖为中心的谋求强化扩大日美同盟的道路“同盟和战略的做派”的非现实性和不合理性正日益突出。不仅是商品流通和相互依存，人员移动也是如此。中国到访日本的人数持续快速上升，中美逆转现象持续上演。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 年，访问日本的中国人为 1189 万人，而美国仅 172 万人，不到中国访日游客的七分之一。4被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5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戏称为“美国打喷嚏，日本就感冒”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相反，当下如果没有与中国和东盟特别是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和共生，日本经济将无法继续维持。第三，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来看，“日美同盟”中亦存在陷阱。在战后改革中曾被定位为日本政治制度模板的“美式民主”，现在正显露出多方面的缺陷。美国民主作为一个由“民主”和“权力”构成的系统，已经无法履行原有职能。21 世纪信息革命下的美国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正转变为一种赌场资本主义，它有益于以金融股东为中心的富人阶级。美国人口占比 1%的超级富豪掌控的资产超过了总人口占比 90%的社会底层持有的资产，变成了“超级贫富差距的社会”。这种转变是由美国政治的金权化所推动的，“金权政治”正在取代民主成为政治的主导。由“顶级富翁”操控的政治即金权政治，已经削弱了美国民主的政治理念。图1日本经济对外依赖度的变化（%）资料来源：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数据库，唱新制作。二、世界大变局进程的兴起与加速欧亚集团负责人伊恩布雷默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当天曾指出：“这次大选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画上句号。”那之后的七年里，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俄乌冲突爆发，世界局势受到重大冲击，我们再次感受到布雷默话语的分量。事实上，美国领导的全球治理“美国治下的和平”未能充分应对蔓延全球的疫情，美国是世界上新冠患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在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情况下，却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武器，创造了美国国内军工产业的历史性繁荣。毫无疑问，这将形成民主党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的优势政治局面。在“大变局的世界”中，一场“双重运动”正在开展。将世界拉回“昨日世界”的运动和将世界转变为“明日世界”的运动在相互牵制，开始孕育“亚洲治下的和平”的新世界。新冠疫情暴发以后，2021 年 6 月 G7 集团和 G20 集团会议的相互竞争反映出了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社会的新形势。2021 年6 月，美国拜登政府成功研发出了新冠疫苗，在英国南部康沃尔的 G7 峰会上，彰显了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存在感。G7 国家的领袖们在拜登的主导下，提出了“重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构想，显现了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姿态。2021 年 9 月，拜登政府与日、澳、印共同构建了“四方联盟”，并着手将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转化为战略。2021 年 12 月，拜登政府邀请 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在线参加“民主主义峰会”，提出了“民主对专制”的国际对抗概念，开始了与中国的竞争。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是世界力量格局历史性改变的结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长期延续的世界格局，而其合作的加强则预示着新的国际治理结构的呼之欲出。（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首先，北方各国（即所谓的 G7）作为掌管世界的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其经济实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凌驾于南方国家，即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以 E7 为代表，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之上，这是“南北关系的常识”。然而，2017 年起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相较于北方发生了逆转，前者开始占据优势。2019 年，G7的 GDP（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总值为 42.7370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南方国家 E7 的 GDP 总值为48.9060 万亿美元。其次，西方胜过东方的时代已然落幕，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反转。2019 年东方 24 个国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6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家的 GDP 总值为 56.1452 万亿美元（其中许多是曾经被西方国家殖民的亚洲国家），超过了西方（欧盟 27 国、美、加、澳）实际 GDP 总值，而且，亚洲国家的实际国民收入总额几乎已经增长至欧洲各国总额的两倍。东西逆转和南北逆转正在同时发生，并开启了“大变局的世界”。无论对中国持何种意见，中国在上述的双重逆转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双重逆转与中日之间和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逆转是同步进行的。首先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然后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逆转。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进行的三边逆转，是第三个逆转剧。20 世纪 80年代初，日本宣扬“日本第一”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日本为 1.0692 万亿美元，中国为 3034 亿美元。然而，自 1978 年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加速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加速的经济发展并大幅度增强了经济实力。2000年，中日之间的经济规模发生了逆转。当时日本的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34803 亿美元，中国为 36606 亿美元。二十年后也就是 2020 年，中国已达到 24.1428 万亿美元，接近日本的五倍（5.3130 万亿美元）。另外，就 GDP 而言，中国早在 2011 年就已经超过日本。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 GDP 在 2019 年也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在新冠疫情下的 2020 年，美国为 22.9027万亿美元，而中国为 24.1428 万亿美元。在 21 世纪信息革命的冲击下，中国及由其引领的亚洲开启了一个“大变局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14 亿人，是日本的十倍，美国的四倍，欧盟全境的两倍多。此外，以分散在亚洲各国的华人富豪为中心，形成了超过七千万人口的华人网络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圈”，在亚太各国以多样态发挥作用。再加上其广阔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 24 倍，几乎与美国相同。曾经有“穷人多子”一词暗示庞大人口规模被视为阻碍发展的因素，即所谓的“人口负担”。然而，在 21 世纪信息革命下，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物质、金钱、人力、信息和技术能瞬间跨越国境的世界。“模块化”是信息产业革命下的新技术方法，就像组装乐高积木一样，无论是电脑还是汽车，将其各个零件（考虑到成本最优，跨越国境）分别生产后再组装成最终成品。因此，随着跨境直接投资的激增，中国开始发挥亚洲工厂的作用。实际上，冷战结束两年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改革开放和外资引进政策，带动了亚洲经济发展，并于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 12 亿人口总收入的持续增加。在国民旺盛的购买力带动下，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并开始发挥作用。这是从人口负担到“人口红利（发展促进因素）”的结构性转变。而且，中国的广阔领土一直被陡峭的山脉、贫瘠的沙漠和广阔的河流湖沼分割。过去，它们只是阻碍发展的因素即所谓的“空间负担”。但是，信息革命促进了工程机械开发和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这些信息技术的成果，中国建设了能够容纳大型船只的港口。在广阔的国土上纵横布下的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将空间负担结构性地转变为了“空间红利”。（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兴起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开始了快速的发展。虽然印度有着超过两亿的贫困阶层，实行种姓制度，但印度经济与中国同样在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在 2019年（英国脱欧后）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据预测，在受新冠疫情影响被迫停滞发展后，印度经济将在 2026 年超过德国，2034 年超过日本。5印度尼西亚将紧随印度之后，到 2050 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规模将与日本不相上下，越南、泰国、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将紧随印度尼西亚之后。越南、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在 2007 年至 2017 年的十年间，各国的增长率都超过了 6%。不仅在亚洲，墨西哥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91 年，笔者曾在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研究生院大学墨西哥学院做了四个月的客座教授。当时墨西哥的城市非常贫穷，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地铁车厢内小贩和扒手随处可见。一小部分富豪住着豪宅，而大多数贫民在铁皮屋顶下面对面地生活着。30 年之后的今天，墨西哥的 GDP 总量在 1991 年至 2020 年期间成倍增长，在此期间，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尽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7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现象，但总体而言，墨西哥仍在稳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2006 年以来，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一职一直由墨西哥前外交部长安赫尔古里亚担任。世界金融组织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负责人也同样由墨西哥的中央银行前行长卡坦斯担任。曾经代表着南方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国际经济金融俱乐部担任要职。国际机构领导人不断变化，表明了多极化“大变局世界”的到来。亚洲各国的区域合作始于冷战时期（越南战争期间）的 1967 年，东南亚四国发布成立宣言并启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起点。2015 年 12 月，由东盟 10 个国家组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成立。大约在同一时期的2020 年 11 月，RCEP（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立。这是由东盟 10 国，加上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共 15 个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此之前的 2015 年，中国在 57 个国家的支持下成立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参与国家和地区数目前已扩大到 103 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 2015 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立。在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除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使用，开始建立一个替代美元结算系统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认为，经历了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转变。区域合作不限于亚洲且正向更宽广的领域扩展。在 21 世纪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以制造工序的模块化为基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得以延伸，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和网络型发展不断推进。以中日韩各国为中心，包含东盟、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2001 年，上海合作组织（SCO）成立，总部设在上海。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6 国加入，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伊朗、阿富汗、蒙古、白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参与了此次会议。2009 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建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总部设在印度孟买。2011年南非加入后，扩大到了 5 个国家。同年，以雷曼事件为契机，发达国家 G7 因不足以应对危机组建了 G20。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以及欧盟也加入其中。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同年 10 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提出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此外，2018 年，俄罗斯在挪威和日本的协助下，在北冰洋沿岸的亚马尔建设了巨大的 LNG 基地。北冰洋的冰层受全球变暖影响开始融化，利用这一气候变化效应，俄罗斯开辟了从亚马尔经由北冰洋、从白令海峡经由钏路港、津轻海峡到达中国沿岸的海上运输线，称之为“冰上丝绸之路”。截至 2021 年，包括陆上、海上和冰上，共有 143 个国家和 25 个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定。而且，为了应对经由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供应链网被新冠疫情切断的困境，中国于 2012 年启动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欧亚班列已满负荷运转。由此确保了电子产品、机械零件、汽车和食品等几乎所有产品与零件的销路和运输，避免了欧洲各国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后的欧洲经济复兴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欧亚班列的运行班次和集装箱数量在快速增长：2012 年为 42班次、4 千吨，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突破了 1.24 万班次、113.5 万吨大关，并在 2021 年 10 月末增加到了 121.6 万吨，与 2012 年同比增长了 20 倍，与上一年同比增长了 20%，并在持续扩大。6与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反复强调的不同，“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只在夜空中闪烁、在地面无法触及的“星宿”，也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势力范围的“红色龙爪”。“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撑和推进陆上、海上和冰上东西贸易和南北贸易的现实性倡议，是为了帮助在信息革命中落后、面临新冠疫情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倡议。它拒绝以美国为主导的通过经济制裁和核军事力量威胁干预来维持世界秩序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培育和扩大市场以及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实验。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8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三）大流行病、俄乌冲突与世界大变局进程的加速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实现了大发展，也经历了多次大动荡，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与工业革命、战争、大流行病交织在一起，显示出国际与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实现了空前的进步，英国依据自身的实力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国际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阶段。但在 1914 年，欧洲各国卷入世界大战，这场波及欧洲全境的堑壕战整整持续了四年以上。1917 年 4 月，中立国美国站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协约国”一方参与战争。次年，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出现的鼠疫病菌随着向欧洲进军的美国军队越过大西洋，在中立国西班牙登陆，并通过西班牙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当时，有 5 亿人受到感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大战结束后，病菌的传播仍持续到 1920 年 12 月。死亡人数从 1770 万人上升到 5000 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的再次重复，战争和长期的流行病促使了国际秩序的根本性重构和新时期的到来。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倡导下，和平会议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历史上首个与安全保障有关的国际协调体系“集体安全体系”得以建立，还创立了国际安全保障组织国际联盟，奏响了倡导民族自决和“民主和平”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序曲。至此，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下极尽繁荣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结束了，随后迎来了引领 20 世纪的“美国时代”。在 20 世纪工业革命推动下，以电力和汽车、美元和大规模工业生产、核武器和民主为支撑的新国际秩序逐渐降临。世界开始进入“现代”的成熟期。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同样发生国际秩序的重构和新的产业革命，开创了“美国世纪”的新阶段。二战胜利之后形成的美苏“冷战格局”在三十年前终结，世界似乎迎来繁荣发展与和平的时期，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冷战结束前后的 1990 年，美国开始军事介入科威特战争和中东地区，并且在科索沃等地与北约同盟国一起发动东欧民主革命战争，持续开展从阿富汗到叙利亚、利比亚再到波及中亚、近东和北非全境的反伊斯兰战争，即所谓的“文明冲突”战争。围绕 2001 年 9 月纽约世贸大厦倒塌的“911 事件”开展的反恐行动，现在已演变为“恐怖主义、内战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连锁反应”。这场“无解的负面连锁”波动仍在继续。冷战结束以来，“北方世界”的民主国家一直打着“为了民主”的旗号不断开展“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以中东、近东地区为轴心的“南方世界”有数百万、数千万民众死于化学武器、无人机等美帝国的尖端武器之下。此后，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只妖怪”便不断徘徊。今天，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健康危机，还进一步深化了全球性、复合性危机，给当今国际社会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新冠疫情表明了具有解决危机管理课题能力的优秀政治领导者和支撑其行动的活跃的专业团体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官民独立智库在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出优秀的指导作用；精通三国语言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其领导下拥有规范战略研究的智库，取得了良好的防疫成效；默克尔政权下的“最高科技大国”德国通过提前实施防疫政策成功抑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与其相反的是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国，为巩固“总统周边势力”而无视专业知识、排挤专业人士，将新冠疫情发生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安倍口罩论”将安倍经济学从底部层层撕裂，后安倍时代日本被擅长“揣度”的官僚和媒体包围并处于“愚昧宰相”的领导之下。由此，我们可以回想 20 世纪中叶的历史，曾经的美国拥有全球第一的政治领导权，并得到难能可贵的智库支持，因此才能克服全球经济危机，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我们从超越体制差异的视角，回想罗斯福政权下的美国，也能联想到 21 世纪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即由中国主导，以中日韩三国合作为轴心，与东盟、印度和欧盟各国进行国际协调合作的这一构想存在着巨大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与新冠疫情的世界传播并行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即仍在延续的“俄乌冲突”）。这场冲突是事关国际关系未来格局转向的重大事件。其原因复杂，更多的要在美欧体制内寻找原因。大西广认为，俄乌冲突的国际影响重大，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9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一方面导致欧洲和日本等美国盟国进一步趋向美国，另一方面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接近中国，而美国与中国的对立与竞争空前加剧，从而开始推进所谓的美中“新冷战”和国际格局的大分裂。7三、大变局之下日本的战略选择日美同盟能否持续(一)日本现实主义发展战略的产生与复兴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版图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结构。曾在肯尼迪政府（19601966 年）时期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的日本研究大家、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博士绘制了引起日本学术界关注的世界地图。1958 年，赖肖尔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准绘制了新经济地图，这张图与最近日本朝日新闻刊载的 1960年的经济地图相似。在 1960 年日本步入高速增长期前后，“富裕”的中心是北美和西欧，两者占据了世界经济地图的三分之二，赖肖尔据此向日本的知识界呼吁称这就是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在当时美苏冷战白热化的时代，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一幅非常具有冲击性的世界地图。当时，GDP 这个词本就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地图的含义是，国际关系的动态（动力机制）不取决于国土面积、人口等地形的大小亦或是战舰、核武器等军事装备的多寡，而是要对实际经济实力、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相互比较并加以考察，是对世界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写照。笔者从最初的恩师高坂正尧先生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引用了赖肖尔博士绘制的地图。8当时，老师在美国学习了国际政治学会流行的世界最前沿理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挑战了古板也可以说是“和平主义过剩”的日本外交政策讨论。在美苏冷战时期，摩根索、基辛格等人以核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均衡与遏制”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席卷了美国的外交学会和实务界，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接受美国外交学会主流理论的高坂老师挑战了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战后和平主义主流学派的言论，并且在“反对安保”论余音尤存的 60 年代，作为日美安保的倡导者成为了论坛的宠儿。其挑战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关于日本的地理定位。高坂先生认为，日本不是世界的“远东”而是“极西”，并不位于贫穷落后的亚欧大陆“东端”，而是位于富裕发达的欧美大陆“西端”，与美洲大陆相隔了广阔的太平洋。战后日本的认同感（存在方式）“日本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生存”是日本战后面临的难题，上述定位是高坂流派或现实主义者流派对这一难题给出的简洁明了的解答。第二，日本应该摆脱传统封闭的“岛国”思维。日本被广阔的海洋所包围，以海洋为“走廊”与大陆，特别是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甚至与西欧相连。高坂以这种“国际性”的日本形象为根据，将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重新定位为“海洋国家日本”这一构想，主张日本不应把过多的政策重点放在军事上，而应该关注经济实力，特别是商业活动。为此，日本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资源，再将其加工成工业产品，出口到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美国以赚取财富。这就是“加工贸易立国”之路。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应该对塑造了日本战后外交的所谓“吉田外交”进行重新评价。日本战后的富裕在于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没有在“军事防卫费用”上投入过多的资金，特别是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能够将保卫本国的任务委托给美国，由美国承担，从而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民生领域。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应囿于以“非武装中立论”和“日美安保批判论”为依据的和平主义、“容共主义”意识形态争论。国际政治的现实首先是“力与力”经济实力与最重要的军事实力的对立抗争，或者说是“攻击与遏制”，即“攻击”的或然性与对这种或然性的“抑制”，也可以说是事先抑制攻击的防御力。战略和同盟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