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索隐：从马家窑文化管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_米治鹏.pdf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0前言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是黄河上游，且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大致“以陇中大地为核心向四周辐射，东起泾渭流域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至宁夏清水河流域，南抵四川岷江流域”，这些分布区域的主要河流为黄河以及黄河的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庄浪河、祖厉河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黄河孕育了中华璀璨辉煌的史前文明，孕育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的提高，尤其体现在农业方面，驯化了多种农作物，原始先民们不但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而且也能够通过自身生产的实践经验对工具进行改进，在农业的耕作中改进了生产技术，出现了生活资料的剩余，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黄河孕育之下创造出了具有华夏特色的农业文明体系。1黄河对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的孕育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古老而深邃的文明，同样亦是马家窑文化所产生的摇篮。在黄河的上游，地表土壤肥沃，植被茂密、气候适宜，水量充足，这些优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的精神品格，催生了中华的农耕文化。“在距今大约50004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地球正处于第四纪的最后阶段，即从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开始，冰期就已经结束，全球开始变暖，在此后的几千年的时间，也就是马家窑文化存在的这段时间，尽管多次出现过冷暖波动，但是幅度并不太大，气候总体上是朝着逐渐变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距今80004000年这个时段，被称为全新世大暖期。”根据这个时段的划分，马家窑文化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得原始先民们能够扩大活动区域，从事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劳动。黄河在马家窑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前时期的原始先民们往往沿河谷地带形成聚落，集体进行渔猎和种植，黄河及其支流就成了它们的生命之源。但是黄河之所以能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为一位温柔“母亲”，与当时的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则是息息相关的。陈加良先生对当时的降水量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时的年降雨量较今天高出200300毫米。”这也就说明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生存的环境降水量充沛，植被茂盛。关于当时的气温状况，张丕远先生进行了系统研究，推测出“青海湖地区当时最热月气温较今高出2，年降水量增至500mm以上，最冷月较今高出8”，说明【作者简介】米治鹏，男，汉族，甘肃宁县人，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史。探赜索隐：从马家窑文化管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摘要：马家窑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之一，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多元有机组成，地处于黄河上游，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尤其是黄河水源源不断对原始先民的滋养，才衍生出马家窑文化所孕育的农业文明，使得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先民们能够较早地掌握培育农作物的技术。从出土的石器、骨器以及发现的粟、麦、黍、稷等多种农作物的炭化籽粒来看，显而易见，身处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已然步入了农业种植的文明时代，拥有较为成熟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方法，并且自成一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原始先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新阶段，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基础。关键词：马家窑文化；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05.026米治鹏（新疆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阿克苏 843100）110Vol.248【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黄河上游地区当时的温度适宜人类生存，同样根据在窖穴发现的粟作粮食作物来看，也说明原始先民所种植的作物都是喜温暖的。“马家窑人生活的陇西黄土高原地区，气候适宜，远比今天气候环境优越得多，马家窑彩陶能够延续数百年，显然与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充沛的降水量条件，所以使得黄河能够对原始先民温柔以待，孕育出马家窑文化中的农业文明。马家窑文化因水而生，从出土的马家窑彩陶纹饰、器形以及动植物遗迹就可以窥见原始先民对水的敬畏和依赖。马家窑出土的彩陶众多，且纹饰复杂多样，图案形状精巧绝伦，寓意别样，这些题材都来源于先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再注入先民们的构思，使得马家窑文化成为史前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马家窑彩陶中有许多与水有关的纹饰，如波浪纹和旋纹，这些纹饰的线条刻画都非常流畅，“波浪纹和旋纹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对水描绘的纹饰，特别是波浪纹是对水动态的写实风格的描写，旋纹则不断地呈现出抽象化的趋势，体现了当时河流奔腾而下的磅礴气势”，这些纹饰反映了先民们生活的环境，也流露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马家窑文化中原始先民对河水恰恰情有独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波纹以及旋涡纹彩陶，先民们在农业文明延续中使用的时间达千年之久，原始先民的生活皆是与水休戚与共，从这些与水有关的纹饰中可窥见一斑。彩陶中旋涡纹的勾勒线条极为流畅，浪花波状纹的构思特别奇特，这些流动的线条组成流动的纹饰，给人以动感美。马家窑原始先民的居住区域一般为靠近水源并且向阳的台地上，生活中离不开水，又难以理解水，畏惧水的力量，于是就产生了对水的崇拜。马家窑彩陶上的蛙形图案就充分表达了先民对能驾驭水的蛙的崇拜，史前先民对水和蛙的崇拜可以充分体现水对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的重大影响。马家窑文化中的原始先民崇拜水和蛙，在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干旱说”，另一种便是“洪涝说”，洪涝和干旱看似是相互矛盾的，实则不然，洪灾和旱灾往往交替更迭，因而洪涝说和干旱说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并且这两种观点都体现出了原始先民的精神崇拜取向。彩陶上这些“抽象的蛙人纹”，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能驾驭水的蛙的崇拜，同时笔者也认为这种崇拜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远古先民在进行社会生活实践后对大自然得出的有力认识，同样也表明了水对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的深远影响。2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的种植马家窑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农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形成聚落”，从出土的聚落遗址窖穴中残存的农作物看，有粟、稷、大麻等作物的碳化籽粒。根据考古的不断发掘，在青海乐都柳湾、甘肃永昌鸳鸯墓葬群发现了大量粟的碳化物；在东灰山遗址和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小麦的碳化籽粒；在临夏东乡县林家遗址发现了黍稷的碳化颗粒。这充分说明了那时的原始先民掌握了一些植物生长的规律，利用当时暖湿的气候和适宜的温度条件，在土壤较为肥沃、地势平坦的地带开始从事农业种植。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对农作物的栽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了长时间的生产实践，先民们才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从而尝试种植，因此原始的农业就应运而生了。农业的种植使人们开始定居，生产方式变得多样化，获得了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粮食作物的种植开启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历程。黄河上游地区的原始农业种植最多的是粟，“粟是从野生植物里最早培植出来的一种农作物，是从禾本科的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粟这一种粮食作物，对土壤的要求不高，最先是在黄土地带进行生长和培育的，之后随着培育作物品种的改善，遍布整个黄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皆以粟为主，粟对环境具有普适性，喜温、耐寒、早熟的特点决定了其必将适合在黄河流域进行种植。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粟作农业已渐趋发达，并且有很多的遗存，可见已经出现剩余，说明当时先民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柳湾马厂类型墓地中随葬的粗陶瓮内普遍装有粟，M339中4件粗陶瓮都盛满粟粒，鸳鸯池M134内一件大陶瓮中所盛的粟，按照陶瓮容积计算可达66.9公斤”，这些粟粒碳化物的出土，显示出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代替狩猎和采集，并且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家窑文化中的农业作物除了粟以外，还有麦、黍稷、大麻以及少量的高粱。对于麦的种植，考古发1112023.3（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掘得出“这些发现的小麦籽粒，可以分为大粒型、普通型和小粒型三种，它们属于人工栽培驯化的六倍体普通小麦中的圆粒小麦，栽种这些小麦的主人应是当时定居在这一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居民”，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种植小麦的历史悠久，无可争议。“黍稷也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种植的重要作物，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籽实黏性者称为黍，又称黍子、糜子，其米为黄米；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籽实不黏者称为稷，经过考古鉴定，年代最早的黍稷出土于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黍稷的出土，表明了黄河流域作物种植种类的繁多，这些作物的种植进一步丰富了马家窑原始先民们的生活物资来源。根据一些出土的彩陶纹饰看，形象地展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们进行农业耕作的场景，彩陶的图案造型，是当时人们生产活动的深刻反映。“马家窑彩陶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是与当时马家窑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彩陶的纹饰正是马家窑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出土的彩陶纹饰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少出现动物纹，较多的是植物纹，这种现象也就说明了种植农业已经代替原始的狩猎采集占据着主要地位。“到马厂晚期，彩陶上的人形图像已抽象化，甘肃永登县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器表绘有相对应的肢臂形纹，肢臂纹转折处有短线纹像人手指，空间有种形纹，好像先在播撒种子”，从这些彩陶的纹饰中可见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在半山式和马家窑式的彩陶上，常描着植物的叶子和豆荚形以及种子的图案，安排得疏落得宜，这些都是因为在当时的农耕生活中，农业的种植事业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对植物的描绘和生活场景的再现，显示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尤其在青海省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彩陶上的舞蹈纹图案反映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的精神寄托。3马家窑文化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水平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农业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成熟阶段，根据考古的发掘，马家窑文化的原始先民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以石制为主，兼有骨制、木制和陶制的农业工具，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生产力水平是历代先民历史活动的产物，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智慧结晶。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锄耕农业的经济水平，主要的生产工具有石刀、石斧、石锛、石镰、石铲和石凿等，这些石制的工具都是经过细心磨制的，因而比较锋利，硬度也较硬，便于耕作，因而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人普遍使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先民们使用的农业工具种类很多，用途也广泛。“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属于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出土刀247件，约三分之二为完整器，共中铜刀1件，石刀209件，陶刀22件，骨刀5件，可分11类。”可见，石刀应用得最为广泛，这些石刀的形式也比较多样，一面有刃，其用途是收割农作物，石刀的普遍使用是原始农业耕作中的一大进步。铲同样也作为一种翻土松土的农业工具，在原始先民的农业生产中被使用，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并不多见，其主要是“用较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或者石头稍加修整，将做刃的部分磨平，缚在柄上，通体扁薄，略呈长方形，有的稍短，体型呈桃形，使用方法与今天的铁铲相同”，可见先民们制作的工具，直到今天也被人们改进使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这些石制生产工具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磨制石器的使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有砍伐工具、起土工具、耕种工具、收获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等十几种工具配套，再加上必需的劳动生产工具磨制甚为精细，都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发展较高。马家窑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生产生活状况，农业已经成为马家窑人的支柱产业，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男女的体力差别逐步显现，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显示出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在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从而也就推动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先民在农业的种植中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农业的种植除了具备一定的气候和水源条件外，还需要土壤保持一定的肥力。原始先民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提高土壤肥力的经112Vol.248【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验，那就是用自己制造的石斧和石锛等坚硬生产工具砍伐生长在平坦土地上的树木，然后放火进行燃烧，初次燃烧后的草木灰是一种优质的肥料，便于种子的生长，保证种下的种子能够有较为可观的收获。原始先民一般在闲暇的冬季砍伐森林，晒干后等到第二年即将播种时再进行焚烧，从而保持土壤的肥力。但是连续经营一段时期后，地力渐减，收成减少，所以先民们就开始了游动撂荒，形成了砍烧游耕制。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种植农业受到土壤肥力的限制是比较大的。考古学家们基本都认为马家窑文化时期原始先民们普遍使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何柄棣研究表明：“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刀耕火种。由于黄土质地均匀，略呈碱性，土壤中矿物质一般经久不易流失，基本肥力长期不易丧失，加上亚欧风沙不断形成堆积，形成自我加肥。”笔者认为在黄河上游生活的马家窑原始先民，仅仅依靠这种自我加肥的方式肯定不足以支撑农业种植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刀耕火种依旧是这一时期增肥的主要方法。刀耕火种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进步。“在远古时期，蛮荒四野，人少林多，人类利用火种方式烧山，使猛兽出没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森林部分变成耕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是一种进步。”刀耕火种使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进一步强化了战胜外来威胁的能力，是农业文明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4结语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在黄河的孕育下不断耕耘着中华早期的农业文明，先民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集体智慧驯化并培育出粟、黍稷、麦、大麻、高粱等农业作物，在农业种植的实践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出土的石刀、石斧、石锛、石铲、石凿、石镰等磨制石器注入了原始先民为适应自然而求得更好生存的心血。为了获得更为可观的农作物收入，原始先民们在耕作中寻求方法，他们采用刀耕火种的办法增加土地肥力，改进耕作的方式，提高了生产水平。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种植种类多样，生产工具丰富，经济方式已经完全趋于多样性，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与种植经济并存，但是农业种植几乎占据着生产的主导，先民们的生活环境亦趋于安定，不再时常进行大规模迁徙。随着物质的丰富，先民的生活质量改善，食物出现了剩余，社会分工变化，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是华夏原始农业兴盛的真实写照，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基础，推动了古代农业文明向前的进一步发展。注释段小强.马家窑文化彩陶蛙形纹饰新解J.兰州学刊，2009（9）：206-210.刘光华，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26.陈加良.论六盘山的古森林及其历史启迪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74-79.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39.张多勇.论自然环境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97-101.段小强.马家窑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39.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68.陈文华.论农业考古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23.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8.李水城，莫多闻.东灰山遗址碳化小麦年代考J.考古与文物，2004（6）：51-60.张多勇，李云.从考古发现看马家窑人的生产活动J.农业考古，2012（2）：2-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彩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7.m段小强.马家窑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4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M/刘庆柱.考古学集刊：第四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25.何炳棣.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J.农业考古，1991（1）：110-113.蓝勇.刀耕火种重评：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J.学术研究，2000（1）：99-104.1132023.3（上）